我叫 LEO,中文叫李奥(@李奥Leo在英国),1972 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我家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巨大的移民史,我的爸爸是犹太人,二次大战时从捷克逃到英国,我的妈妈来自瑞典。而我又在成年后,在遥远的中国待了22年,度过了我的青壮年,与中国姑娘结婚生子,又在中年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英国。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我觉得中国人的酒桌文化特别有趣,虽然大部分外国人都害怕这点,但我喜欢,尤其爱白酒。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任何地方,能比中国人的酒桌更适合我。我父亲的叔叔(中)与护士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地医生,捷克人,当时捷克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

三岁那年,父母为了给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搬离伦敦市中心,在位于英国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安了家。那里和中国一个县差不多大,几乎没有工业,到处是猪和苹果,我们居住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古老乡村庄园中。从窗户向外望去,一年四季都是绿。

9岁的我(前排中)在参加校园活动。

在英国,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乡村。在我的父母看来,年轻人在生长过程中,应该拥有足够的室外活动空间以及接触自然的机会。我在英国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Millfield School上学,后来考进了牛津大学,就读现代历史和经济学专业。

在牛津大学,期末考试后,朋友们在我头上倒了一瓶香槟,给了我一根雪茄。

从牛津毕业的我(左二)与家人们 。

在牛津就学期间,我通过推荐和竞聘,成为英国政治家爱德华·希斯的个人助理。他是 1970 年至 1974 年的英国首相,他任期内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推动英国进入欧盟。他很喜欢中国。从1974年第一次来中国,到2005年他离世时,他总共来了26次。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趟。

希斯给我的一封信,那天他刚刚从中国回到英国。

受他的影响,我也对中国充满好奇。并开始自学中文,但仅仅是课本并不能让我学会中文。从1994年到1996年,大学毕业的我在伦敦从事金融并购和咨询的业务,并存下了为了可供自己去中国发展的资金。

1996年,我得到一份巴斯啤酒的工作,需要我到吉林的一个啤酒合资企业去。我因为这项工作能到中国,而兴奋不已。那时的我什么也不怕,虽然连中文都几乎不会,却依旧觉得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时外国人不太愿意来到中国,尤其是类似我们乡村酒厂那种地方。在他们的印象中,那种地方是偏僻且落后的。但我不这样觉得,因为希斯的影响,我深深为这里的文化和人着迷。甚至我不愿意留在大城市。如果只是在北京、上海一类的大城市生活工作,并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我很想要走到中国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城市中,就像我小时候家人选择生活在乡村一样,我觉得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中国。

我(左四)和东北公司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啤酒节。

我们就住在吉林的一个乡村里。上班的第一天,我去食堂吃饭,没想到食堂厨师拿了一盘蚕蛹出来。我从来没见过。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招呼我过来,给我看了厨房里面的篮子,把盖子取下来,给我看了里面正涌动的蚕蛹。我太吃惊了,往后退了两步。

要知道我前一天还在北京的酒店里吃烤面包喝着咖啡。没想到到了东北却要吃蚕蛹。厨师师傅担心我不接受,还很热心地跟我说,“不用担心,炒两下就不动了!”虽然他热心推荐,但蚕蛹依旧是我自始至终拒绝的食物。(点击这里,看主人公拍的视频)

除了这些,语言也曾给我带来些小麻烦。我上班前在北京上语言学校时,我每天一个人去楼下的小饭馆吃饭,我看不懂菜单,每次都只会点牛肉面,就这样早中晚各三顿一连吃了两个月。当有人终于教我说还有一种食物叫饺子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合资企业里也没几个老外,就在这样极端的语言环境中,为了合作,逼着自己去和当地村民聊天,看中文文件和报告。我用了半年时间突破了语言关。

从1996年到2000年,我在巴斯集团从品牌经理做到销售经理,我们的产品也研发成功在1999年于北京上市。

1998年我在北京。

在这四年里,我不仅工作小有成就,还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遇到了我的太太,并与她恋爱结婚。

那时候,我想要招聘一位地区经理,经人介绍,联系到了当时在嘉士伯工作的我太太。她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从纺织女工一步步做起,如今成为了特步的CEO。

我为了挖她,约她出来聊天面试。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不太顺利。当时我约她在国贸酒店大堂见面。她提前10分钟便到了,我从大门口进来的时候,为了表现得阳光一点,便拎着包一路小跑过来,却没看到她跟前的台阶,我一下就“飞”了起来。

还记得那天,隔壁桌的三个人在谈国际贸易,而我这个小胖子却飞扑了两米直接停在他们脚下,整个大厅都看向了我,实在太糗了。不过我这别开生面的亮相,让她相信我是个比较可爱单纯的人。第二次与她见面时,我便心动了。那时我们一起坐在出租车里,她在和一位好朋友通电话,笑得特别可爱,整个车里都是她的笑声,我心动了。后来我总是向她提起这一幕,但她到现在都不信。

1998 年,我与当时还是女同事的太太在黄山。

2000年,为了方便我的父母出席,我和妻子三月时在香港结婚,那也是我父母第二次见到我的妻子。对于这个中国儿媳妇,他们没有任何接受障碍。

我的父母不看中血缘或国籍,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让我妻子感到自己受欢迎。一餐饭下来,大家脸上都是微笑。而且我也很幸运,岳父母那边对于我这个洋女婿和洋亲家,也给予了最热情的欢迎。他们不会说英语,但还是很热情的与我父母聊天,我便在其中做翻译。

我们家庭的气氛非常好。我们会同时过中国和英国的节日,在家里做火鸡和饺子。因为太太是武汉人,过生日时我们还会在家里做热干面当长寿面。

2001年,我离开巴斯,自己成立了投资咨询公司,承接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我和自己咨询公司的年轻同事们在一起。

2002年底开始,我开始为嘉士伯啤酒服务,与公司的华人总裁王克勤合作(实际上,最早我夫人是他介绍给我的)。那时国内的外资啤酒大概有十六家,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啤酒销售到北上广。你只要去一家餐厅或酒吧,就会有一群促销来围住你,过度的竞争让大家都在亏损。

为了尽快盈利,我们一起在中国地图上找下一个市场。我们发现,我们被沿海市场遮住了眼睛,广大的西部市场还统统是空白。于是我便代表嘉士伯去西部做上市公司的重组,大理啤酒、拉萨啤酒、宁夏啤酒、重庆啤酒……在八年间,我们投资了中国西部80%的酒厂,这其中包括如今的夺命大乌苏。

我在大连旅游时的照片。

啤酒这项产业比较特别,他们就像酒精一样,会融入人体中的每天一条毛细血管。我也就跟着啤酒路过大城市,走入中国毛细血管尖端的县城。

在云南做大理啤酒时,我们为了谈项目去到了临沧与缅甸的边界,那里的少数民族很多。当时我们一起在山头的俱乐部里居住,每天就两个活动——吃和唱歌。他们集团的员工每一位都会唱民族歌曲,他们大多皮肤黝黑,还有长长的胡子。

我的一个好朋友,看起来很有匪气,虽然他本人很温文尔雅,但不认识的人常会误以为他是流氓。有时我和他一直在村里散步,路过的人一看到我们这对由“洋鬼子”和“流氓”组成的组合,变回改道到马路的另一边,避免和我们擦肩而过。这种感觉很好笑。

2005年我在泸州老窖。

2006年,我帮轩尼诗和剑南春合作文君酒。2008年,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决定投资中国的葡萄酒产业。我们为了能够找到适合葡萄生长的区域,测试了山东、云南,新疆,甘肃等13个地区的气候,同时和很多行业专家进行交流。

2011年我们和宁夏农垦合作,在贺兰山东部做了起泡酒。农垦我很熟,因为也是我们原来嘉士伯西夏啤酒的合作伙伴。但找到适合干红葡萄酒的地方难很多。

我在甘孜州得荣县考察葡萄园。

最后我们从云南香格里开车14个小时,全部都是环山路,最高到海拔4400米,最终在高山上的德钦县,找到了合适的种植地。这也是全球最靠南酒葡萄地之一。

我们在德庆的合作伙伴是香格里拉葡萄酒,原华泽集团(后改名为金东集团)的一家葡萄酒酒庄。金东是一家很大的民营酒业集团,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他最有名的酒品牌是金六福。它的华致酒行现在也上市了。

2012 年,在成功完成葡萄酒项目后,我成为金东集团董事长吴向东的个人助理。帮他完成集团内部的重组工作。

2010 年,我在宁夏考察葡萄园。

2014 年,金东集团的董事长吴向东因问我“敢不敢接金六福董事长的工作?因为我当时已经很了解集团,且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大企业,就算做不好,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而且我可以给这里带来一些外来的新思路。 我就同意接金六福董事长兼总裁职位,同时接了集团一系列酒厂的管理工作。

为了做酒,我跑了中国太多地方,与太多人聊过合作和投资。我接触过省市领导人、电视台台长,也接触过偏远县镇的当地代理和牧民。

在金六福的工作聚餐上。

成为董事长后的半年,我几乎每天都要坐飞机。我经常是早上出发,中午和代理商喝酒,吃饭后接触团队开会,晚上回去和当地领导或朋友们喝酒,半年内我胖了六公斤。

中国人的酒桌文化特别有趣,虽然大部分外国人都害怕这点,但我喜欢,尤其爱中国白酒和欧洲葡萄酒。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任何地方,能比中国人的酒桌更适合我。我就是个酒鬼,不需要人劝就主动喝很多,一般情况下我比我的中国朋友们喝得还多,而且我很少被喝倒,都说酒品即人品。在这方面,我能获得大家的信任,让我在酒桌上谈成了很多生意。在我看来中国的酒桌是个十分温暖的场合,大家一起吃喝,在酒精的作用下放下防线互相了解彼此,充满乐趣与笑声,那是生命中十分开心的时刻。

在中国做酒多年,我已经找到了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诀窍,也就是感情。我刚到中国时,外国人不多,中国人对国外公司的做法完全没有概念。外国人当时的状态也是简单地看法律、看数字、看合同,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先天讲感情。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信任。

2016年,我在金六福的企业宣讲会上。

尤其是酒这一行,相对比较传统。我需要一遍又一遍在酒桌上、在生活中和他们讲我的故事,讲我在二战时分崩离析的家族,讲我在中国的爱情,以及和酒的故事,让他们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我也要认真听他们说话。

有一次需要和一个县政府谈投资。为了让县里某个领导充分了解我们的意图,我每天都陪他在晚饭后一起在县城里溜达。总共 20 多个夜晚,每天一个多小时,在这30个小时里,我充分了解了他的情况,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找到他的难点后,我再去想办法解决。

当他们发现你既能将他们的话听到心里,又能为他们考虑时,真正感情的核心才终于被建立。所以我说来中国做生意,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能做到的事。

其实,这种倾听的能力,我也修炼了很久。刚到中国时,我也和每个年轻人一样,只在乎“我要”,而不想知道“你要”。这改变发生在我有小孩之后,当我成为父亲,我才真正将自己放在了“支持别人”的位置上。

我的大女儿在2001出生、在2005年和2007年又有了二儿子和三儿子。在我退下来前,因为我和妻子都忙碌,孩子们一直在北京或上海上学读书。

2006年,父亲七十大寿时,我们一家在北京北海公园。

我们俩每周会尽量挤出一天时间飞回家陪孩子。我甚至还会努力赶在9点孩子睡觉前赶回家中,躺在他们身边为他们读睡前故事。

在我任职的三年多里,我们的利润一直增长,但这一切都是以我的身体为代价的。2017 年底我的血压已经到了低压140,高压180的程度。医生和我说如果再继续干下去,命就没了。

因为金六福是一个以销售为主导的企业,如果我这个领导没法做到酒桌前谈业务,便必然被淘汰。退下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减肥,几乎不吃米面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每天逼着自己做运动,消耗700卡。2017年1月,我的体重是110公斤,到了2018年12月,便减到90公斤。血压也回到正常值。

不过我依旧会每天在家喝些好酒,也会在有朋友时与他们畅饮。从金六福退下来,只是让我更注重健康,也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但依旧不会让我离开酒。

2008 年和父亲、妻子孩子们拍的全家福。

虽然孩子们在上海、北京上学很开心,但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总觉得孩子们应该有机会去深入了解英国文化,于是在2018年,与需要长时间留在厦门工作的太太商量后,便将三个孩子接来了英国,由我陪着他们生活。每一个月或每两个月,在中国度过一个假期。同时,我也在投资中国的新业务,基本10多天回一次中国,这样的飞行频率其实已经比我过去工作时低了很多。

每一次回来也可以和朋友同事们团聚,交流安排工作。也不至于让我和太太的感情被冷落。 2020 年初,因为疫情,我无法再回中国,在国内的销售也无法出门,我们的产品推广基本停滞。

过去结识的一位山东卫视的朋友听说我的生意停摆,便找到我说我可以做自媒体。最初,我觉得没有人会想要知道我的故事。但他说未必,“自从3月英国疫情爆发开始,很多中国人牵挂着他们在英国上学或工作的家人,我现在拍拍英国可以安慰他们。”

这是我的西瓜视频主页。

于是他便每天给我打电话,“给我施压”让我从现在开始,打开手机,就去拍。他说我做了一辈子投资,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自媒体也是讲故事。我一想还真是,便开始拍西瓜视频。(点击这里,看主人公拍的视频)

2020年5月的一条视频在不同平台上总播放次数超过了500万次。我也是边学边做,一开始我就是站在摄像头前说话,后来我开始往视频里加一些需要辅助说明的老照片之类的。我现在每几个星期发一个视频,希望能让中国的大家透过我的眼睛看到我看到的一切。

其实在3月时因为疫情反扑,大家的留言都不是很正面,那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于是有些人会在我的评论区说些很情绪化的词。但现在慢慢地我的评论区开始很温暖,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用比赞的表情。

现在在英国,我和孩子们住在英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为了方便我出差以及老婆过来看望我们,我们选择了一个离机场只有半小时车程的乡村。离这里三个小时车程的城市是伯明翰。 如今,老大已经在伦敦大学读书,老二老三在家附近的私立中学。

今年年初我和孩子们一起玩雪。

过去曾有下属问我,说我和妻子两个人都这么忙,该如何平衡家庭,我给他的答案是“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但如今我陪在他们身边两年,才发现过去我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现在孩子们都到了青春期,不再是儿童,正是最需要知道和榜样的时候。我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需要和他们深度沟通,才能发现难题并解决。

现在我依旧与在中国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我常常对人说,“我在中国的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群好朋友。”他们遍布天南海北,有政府官员、电视台领导、地区经销商、也有县里的农民,他们真诚、友善、敢说敢做,我至今都觉得他们比我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外国人能干得多。

我还收获了一个美满的中英混血家庭,妻子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智囊团,她的判断总是对的。我的岳父岳母给与了我这个繁忙的外国人最大的包容,他们分担了孩子小时候的照顾工作,让我的孩子们茁壮成长。

如今我和孩子们在英国总是会怀念着中国的美食和热闹。但我并不会选择用地域困住他们,要求他们以后留在英国或中国。同样的,我也不愿困住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真正价值的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而是在中间做桥梁。等到孩子们学业结束,我准备飞全世界,找全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尤其是吃的,喝的,然后把它们带给我的朋友们。

我是个探索者。我要继续探索。现在我可以利用自媒体,带很多朋友跟我一起。去发现,我始终不知道下一步又会找到什么。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