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叔叔（中）与护士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地医生，捷克人，当时捷克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三岁那年，父母为了给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搬离伦敦市中心，在位于英国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安了家。那里和中国一个县差不多大，几乎没有工业，到处是猪和苹果，我们居住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古老乡村庄园中。从窗户向外望去，一年四季都是绿。
9岁的我（前排中）在参加校园活动。在英国，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乡村。在我的父母看来，年轻人在生长过程中，应该拥有足够的室外活动空间以及接触自然的机会。我在英国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Millfield School上学，后来考进了牛津大学，就读现代历史和经济学专业。
在牛津大学，期末考试后，朋友们在我头上倒了一瓶香槟，给了我一根雪茄。
从牛津毕业的我（左二）与家人们 。在牛津就学期间，我通过推荐和竞聘，成为英国政治家爱德华·希斯的个人助理。他是 1970 年至 1974 年的英国首相，他任期内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推动英国进入欧盟。他很喜欢中国。从1974年第一次来中国，到2005年他离世时，他总共来了26次。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趟。
希斯给我的一封信，那天他刚刚从中国回到英国。受他的影响，我也对中国充满好奇。并开始自学中文，但仅仅是课本并不能让我学会中文。从1994年到1996年，大学毕业的我在伦敦从事金融并购和咨询的业务，并存下了为了可供自己去中国发展的资金。
1996年，我得到一份巴斯啤酒的工作，需要我到吉林的一个啤酒合资企业去。我因为这项工作能到中国，而兴奋不已。那时的我什么也不怕，虽然连中文都几乎不会，却依旧觉得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时外国人不太愿意来到中国，尤其是类似我们乡村酒厂那种地方。在他们的印象中，那种地方是偏僻且落后的。但我不这样觉得，因为希斯的影响，我深深为这里的文化和人着迷。甚至我不愿意留在大城市。如果只是在北京、上海一类的大城市生活工作，并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我很想要走到中国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城市中，就像我小时候家人选择生活在乡村一样，我觉得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才是更加真实的中国。
我（左四）和东北公司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啤酒节。我们就住在吉林的一个乡村里。上班的第一天，我去食堂吃饭，没想到食堂厨师拿了一盘蚕蛹出来。我从来没见过。问他是什么东西？他招呼我过来，给我看了厨房里面的篮子，把盖子取下来，给我看了里面正涌动的蚕蛹。我太吃惊了，往后退了两步。
要知道我前一天还在北京的酒店里吃烤面包喝着咖啡。没想到到了东北却要吃蚕蛹。厨师师傅担心我不接受，还很热心地跟我说，“不用担心，炒两下就不动了！”虽然他热心推荐，但蚕蛹依旧是我自始至终拒绝的食物。（点击这里，看主人公拍的视频）
除了这些，语言也曾给我带来些小麻烦。我上班前在北京上语言学校时，我每天一个人去楼下的小饭馆吃饭，我看不懂菜单，每次都只会点牛肉面，就这样早中晚各三顿一连吃了两个月。当有人终于教我说还有一种食物叫饺子时，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合资企业里也没几个老外，就在这样极端的语言环境中，为了合作，逼着自己去和当地村民聊天，看中文文件和报告。我用了半年时间突破了语言关。
从1996年到2000年，我在巴斯集团从品牌经理做到销售经理，我们的产品也研发成功在1999年于北京上市。
1998年我在北京。在这四年里，我不仅工作小有成就，还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遇到了我的太太，并与她恋爱结婚。
那时候，我想要招聘一位地区经理，经人介绍，联系到了当时在嘉士伯工作的我太太。她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从纺织女工一步步做起，如今成为了特步的CEO。
我为了挖她，约她出来聊天面试。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不太顺利。当时我约她在国贸酒店大堂见面。她提前10分钟便到了，我从大门口进来的时候，为了表现得阳光一点，便拎着包一路小跑过来，却没看到她跟前的台阶，我一下就“飞”了起来。
还记得那天，隔壁桌的三个人在谈国际贸易，而我这个小胖子却飞扑了两米直接停在他们脚下，整个大厅都看向了我，实在太糗了。不过我这别开生面的亮相，让她相信我是个比较可爱单纯的人。第二次与她见面时，我便心动了。那时我们一起坐在出租车里，她在和一位好朋友通电话，笑得特别可爱，整个车里都是她的笑声，我心动了。后来我总是向她提起这一幕，但她到现在都不信。
1998 年，我与当时还是女同事的太太在黄山。2000年，为了方便我的父母出席，我和妻子三月时在香港结婚，那也是我父母第二次见到我的妻子。对于这个中国儿媳妇，他们没有任何接受障碍。
我的父母不看中血缘或国籍，他们唯一希望的就是让我妻子感到自己受欢迎。一餐饭下来，大家脸上都是微笑。而且我也很幸运，岳父母那边对于我这个洋女婿和洋亲家，也给予了最热情的欢迎。他们不会说英语，但还是很热情的与我父母聊天，我便在其中做翻译。
我们家庭的气氛非常好。我们会同时过中国和英国的节日，在家里做火鸡和饺子。因为太太是武汉人，过生日时我们还会在家里做热干面当长寿面。
2001年，我离开巴斯，自己成立了投资咨询公司，承接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
我和自己咨询公司的年轻同事们在一起。2002年底开始，我开始为嘉士伯啤酒服务，与公司的华人总裁王克勤合作（实际上，最早我夫人是他介绍给我的）。那时国内的外资啤酒大概有十六家，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把啤酒销售到北上广。你只要去一家餐厅或酒吧，就会有一群促销来围住你，过度的竞争让大家都在亏损。
为了尽快盈利，我们一起在中国地图上找下一个市场。我们发现，我们被沿海市场遮住了眼睛，广大的西部市场还统统是空白。于是我便代表嘉士伯去西部做上市公司的重组，大理啤酒、拉萨啤酒、宁夏啤酒、重庆啤酒……在八年间，我们投资了中国西部80%的酒厂，这其中包括如今的夺命大乌苏。
我在大连旅游时的照片。啤酒这项产业比较特别，他们就像酒精一样，会融入人体中的每天一条毛细血管。我也就跟着啤酒路过大城市，走入中国毛细血管尖端的县城。
在云南做大理啤酒时，我们为了谈项目去到了临沧与缅甸的边界，那里的少数民族很多。当时我们一起在山头的俱乐部里居住，每天就两个活动——吃和唱歌。他们集团的员工每一位都会唱民族歌曲，他们大多皮肤黝黑，还有长长的胡子。
我的一个好朋友，看起来很有匪气，虽然他本人很温文尔雅，但不认识的人常会误以为他是流氓。有时我和他一直在村里散步，路过的人一看到我们这对由“洋鬼子”和“流氓”组成的组合，变回改道到马路的另一边，避免和我们擦肩而过。这种感觉很好笑。
2005年我在泸州老窖。2006年，我帮轩尼诗和剑南春合作文君酒。2008年，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决定投资中国的葡萄酒产业。我们为了能够找到适合葡萄生长的区域，测试了山东、云南，新疆，甘肃等13个地区的气候，同时和很多行业专家进行交流。
2011年我们和宁夏农垦合作，在贺兰山东部做了起泡酒。农垦我很熟，因为也是我们原来嘉士伯西夏啤酒的合作伙伴。但找到适合干红葡萄酒的地方难很多。
我在甘孜州得荣县考察葡萄园。最后我们从云南香格里开车14个小时，全部都是环山路，最高到海拔4400米，最终在高山上的德钦县，找到了合适的种植地。这也是全球最靠南酒葡萄地之一。
我们在德庆的合作伙伴是香格里拉葡萄酒，原华泽集团（后改名为金东集团）的一家葡萄酒酒庄。金东是一家很大的民营酒业集团，可能是中国最大的。他最有名的酒品牌是金六福。它的华致酒行现在也上市了。
2012 年，在成功完成葡萄酒项目后，我成为金东集团董事长吴向东的个人助理。帮他完成集团内部的重组工作。
2010 年，我在宁夏考察葡萄园。2014 年，金东集团的董事长吴向东因问我“敢不敢接金六福董事长的工作？因为我当时已经很了解集团，且这是一个存在多年的大企业，就算做不好，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而且我可以给这里带来一些外来的新思路。 我就同意接金六福董事长兼总裁职位，同时接了集团一系列酒厂的管理工作。
为了做酒，我跑了中国太多地方，与太多人聊过合作和投资。我接触过省市领导人、电视台台长，也接触过偏远县镇的当地代理和牧民。
在金六福的工作聚餐上。中国人的酒桌文化特别有趣，虽然大部分外国人都害怕这点，但我喜欢，尤其爱中国白酒和欧洲葡萄酒。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任何地方，能比中国人的酒桌更适合我。我就是个酒鬼，不需要人劝就主动喝很多，一般情况下我比我的中国朋友们喝得还多，而且我很少被喝倒，都说酒品即人品。在这方面，我能获得大家的信任，让我在酒桌上谈成了很多生意。在我看来中国的酒桌是个十分温暖的场合，大家一起吃喝，在酒精的作用下放下防线互相了解彼此，充满乐趣与笑声，那是生命中十分开心的时刻。
在中国做酒多年，我已经找到了与中国人做生意的诀窍，也就是感情。我刚到中国时，外国人不多，中国人对国外公司的做法完全没有概念。外国人当时的状态也是简单地看法律、看数字、看合同，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先天讲感情。实际上，他们说的是信任。
2016年，我在金六福的企业宣讲会上。尤其是酒这一行，相对比较传统。我需要一遍又一遍在酒桌上、在生活中和他们讲我的故事，讲我在二战时分崩离析的家族，讲我在中国的爱情，以及和酒的故事，让他们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我也要认真听他们说话。
有一次需要和一个县政府谈投资。为了让县里某个领导充分了解我们的意图，我每天都陪他在晚饭后一起在县城里溜达。总共 20 多个夜晚，每天一个多小时，在这30个小时里，我充分了解了他的情况，明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找到他的难点后，我再去想办法解决。
当他们发现你既能将他们的话听到心里，又能为他们考虑时，真正感情的核心才终于被建立。所以我说来中国做生意，并不是每个外国人都能做到的事。
其实，这种倾听的能力，我也修炼了很久。刚到中国时，我也和每个年轻人一样，只在乎“我要”，而不想知道“你要”。这改变发生在我有小孩之后，当我成为父亲，我才真正将自己放在了“支持别人”的位置上。
我的大女儿在2001出生、在2005年和2007年又有了二儿子和三儿子。在我退下来前，因为我和妻子都忙碌，孩子们一直在北京或上海上学读书。
2006年，父亲七十大寿时，我们一家在北京北海公园。我们俩每周会尽量挤出一天时间飞回家陪孩子。我甚至还会努力赶在9点孩子睡觉前赶回家中，躺在他们身边为他们读睡前故事。
在我任职的三年多里，我们的利润一直增长，但这一切都是以我的身体为代价的。2017 年底我的血压已经到了低压140，高压180的程度。医生和我说如果再继续干下去，命就没了。
因为金六福是一个以销售为主导的企业，如果我这个领导没法做到酒桌前谈业务，便必然被淘汰。退下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减肥，几乎不吃米面之类的碳水化合物，每天逼着自己做运动，消耗700卡。2017年1月，我的体重是110公斤，到了2018年12月，便减到90公斤。血压也回到正常值。
不过我依旧会每天在家喝些好酒，也会在有朋友时与他们畅饮。从金六福退下来，只是让我更注重健康，也让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但依旧不会让我离开酒。
2008 年和父亲、妻子孩子们拍的全家福。虽然孩子们在上海、北京上学很开心，但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总觉得孩子们应该有机会去深入了解英国文化，于是在2018年，与需要长时间留在厦门工作的太太商量后，便将三个孩子接来了英国，由我陪着他们生活。每一个月或每两个月，在中国度过一个假期。同时，我也在投资中国的新业务，基本10多天回一次中国，这样的飞行频率其实已经比我过去工作时低了很多。
每一次回来也可以和朋友同事们团聚，交流安排工作。也不至于让我和太太的感情被冷落。 2020 年初，因为疫情，我无法再回中国，在国内的销售也无法出门，我们的产品推广基本停滞。
过去结识的一位山东卫视的朋友听说我的生意停摆，便找到我说我可以做自媒体。最初，我觉得没有人会想要知道我的故事。但他说未必，“自从3月英国疫情爆发开始，很多中国人牵挂着他们在英国上学或工作的家人，我现在拍拍英国可以安慰他们。”
这是我的西瓜视频主页。于是他便每天给我打电话，“给我施压”让我从现在开始，打开手机，就去拍。他说我做了一辈子投资，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自媒体也是讲故事。我一想还真是，便开始拍西瓜视频。（点击这里，看主人公拍的视频）
2020年5月的一条视频在不同平台上总播放次数超过了500万次。我也是边学边做，一开始我就是站在摄像头前说话，后来我开始往视频里加一些需要辅助说明的老照片之类的。我现在每几个星期发一个视频，希望能让中国的大家透过我的眼睛看到我看到的一切。
其实在3月时因为疫情反扑，大家的留言都不是很正面，那时候大家压力都很大，于是有些人会在我的评论区说些很情绪化的词。但现在慢慢地我的评论区开始很温暖，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用比赞的表情。
现在在英国，我和孩子们住在英国中部的一个乡村里。为了方便我出差以及老婆过来看望我们，我们选择了一个离机场只有半小时车程的乡村。离这里三个小时车程的城市是伯明翰。 如今，老大已经在伦敦大学读书，老二老三在家附近的私立中学。
今年年初我和孩子们一起玩雪。过去曾有下属问我，说我和妻子两个人都这么忙，该如何平衡家庭，我给他的答案是“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但如今我陪在他们身边两年，才发现过去我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现在孩子们都到了青春期，不再是儿童，正是最需要知道和榜样的时候。我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需要和他们深度沟通，才能发现难题并解决。
现在我依旧与在中国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我常常对人说，“我在中国的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群好朋友。”他们遍布天南海北，有政府官员、电视台领导、地区经销商、也有县里的农民，他们真诚、友善、敢说敢做，我至今都觉得他们比我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外国人能干得多。
我还收获了一个美满的中英混血家庭，妻子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智囊团，她的判断总是对的。我的岳父岳母给与了我这个繁忙的外国人最大的包容，他们分担了孩子小时候的照顾工作，让我的孩子们茁壮成长。
如今我和孩子们在英国总是会怀念着中国的美食和热闹。但我并不会选择用地域困住他们，要求他们以后留在英国或中国。同样的，我也不愿困住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真正价值的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而是在中间做桥梁。等到孩子们学业结束，我准备飞全世界，找全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尤其是吃的，喝的，然后把它们带给我的朋友们。
我是个探索者。我要继续探索。现在我可以利用自媒体，带很多朋友跟我一起。去发现，我始终不知道下一步又会找到什么。
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