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ID：story_fm），讲述者：真真，主播：@寇爱哲，文字整理：张沁萌，原文标题：《乡村支教黑暗往事：伸进我被子里的手 | 故事FM》，头图来源：《圣诞玫瑰》
我是真真，今年 30 岁，住在北京。
去年年底，我确诊了抑郁症和焦虑症。十年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但这件事是藏得最深最久的。
差不多在十年前，也就是 2012 年，我大学毕业。因为对公益事业抱有极大热忱，我选择了长期支教。
支教分团队招募和个人招募。团队招募通常会由一个组织来负责，而进行个人招募的，往往是一些更偏远的小村子，由校长个人直接招募，志愿者以个人的名义前往。
“往最艰难的地方去，这样才不虚此行。”我觉得个人招募的学校更弱势，更需要帮助，所以就冲着西南地区的一所乡村小学去了。
但之后在这个山村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直勾勾地盯着
我去的地方连很多本省人都没听说过。这里很穷，交通闭塞。
从机场出来，去汽车站排队坐车时，氛围开始变得不对劲。我发现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我，而且大部分是男性。
我低着头，不敢也不愿意和任何人对视。就这样，我来到了学校。
学校也让我非常意外，那里没有老师，只有我一个人。一周之后来了一个女老师，她以前就在这里工作过，只是比我晚到。我问她为什么路人要那样盯着我。
她说，别管他们，你当没看见就可以了。
与世隔绝的山村
村子很小，学校建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村民们分散地居住在周围。站在学校往外望，只能看到天空和大山，整个村子好像与世隔绝一样。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校长已经去城里打工了。
整个学校只有二十多个孩子，分成了两个年级，同时也是两个班，幼儿班和小学班。除了我，学校只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
这里的条件不太好，只有一排瓦房和两个木头搭的吊脚楼，其中一间就是女老师们的宿舍。宿舍连不上网，木墙还会漏风，但看到孩子们那么懂事、那么可爱，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如果一直待在学校里，我或许可以度过美好的两年，但事情就是从我走出学校之后发生的。
拉砖车的男青年
村里有一个少数民族的节日，要吃杀猪饭，即每家每户都会杀猪，然后请全村人吃流水席。我那时刚来一星期，学生家长想拉着我一起去看热闹，我也挺好奇的，就答应了。
流水席吃起来也很快。七八点时，我吃完了，就跟认识的老师一块往回走。流水席是一轮接一轮的，所以回去的路上，还能看到有些人开着车往那边去。
当时我用手机照着路，也没有往前看。那时我还有些高原反应，走得也慢，落后于其他老师一大段距离。
突然间，在一辆拉砖车从我旁边经过时，有什么拉住了我！
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没叫，毕竟前面就有我认识的人，但我一声没吭，也没有喊救命。当时，我的手机也掉了，眼前只有惨淡的月光，什么都看不清，也不知道旁边是人是鬼。我想我是太害怕，愣住了。
我一直往下蹲，试图用自重抵抗拉我的人。我能感受到有两个人想把我拉上车。我的衣服也被掀开了。凉风掠过的触感，我现在还记得。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但其实没多久，前面的男老师察觉到异样，回头看了一眼。这时，他没有说话，只是大步走过来。因为穿着登山鞋，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男老师用非常大的力气，一下就把我从那两个人手中扯走了。
他始终没说一句话。
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地方怎么了？他们怎么能这么做？但一路上我们都是沉默的。
后来，那辆车开过去，上面坐着两个男青年，一路唱着歌走了。
那天回到学校后，我的思绪很乱，不断有一些很不堪的画面浮现出来，比如被人抓去卖了，或者被拖走性侵。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没受到实质性的伤害，或许这只是个孤例。
但很快，我的想法就被推翻了。
社长
那个时候杀猪节还没结束，聚会依旧频繁，这一次轮到社长做东。
“社”是比“村”低一级的单位，整个社的长官就是“社长”，算是一个小领导。他早上来送孩子时，邀请我晚上去吃饭。
这次跟上一次不同，这次去的人都是村里孩子的家长，我都认识。于是晚上我就跟几个老师一起过去了。
固定项目——喝酒——是难免的。大家坐成一圈，围着篝火，喝酒聊天，气氛很热闹。社长是主人家，要轮着陪客。
社长有些胖，皮肤黑黑的，肚子大大的，个子不太高。到我这儿时，他突然坐到了我旁边，开始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他的眼神特别怪，让人心里发毛。
紧接着他把手搭在我的大腿上，随着歌声的节奏轻拍我的大腿。我很难受，身体使劲往另一边靠。但我没有更大的反应了，这或许只是热情好客的表现？
这时候，右边闪过一个影子，社长老婆拿着一把刀过来了。她笑着问社长，你在干什么？
趁这个机会，我赶紧站起来，走回我认识的老师那边去。
这时候社长和妻子已经打起来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因为我让他们开始打架吗？社长的孩子是我的学生，以后我该怎么面对他们？
不想卷入冲突，我和同事赶紧往回走。一路上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打骂声。妻子抡起木桩捅穿了房子的玻璃，两人打得非常激烈。
在路上，我问旁边的老师，他们常这样吗？这次是不是因为我？老师告诉我，你别管，他们都喝多了。
我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不想解决，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很担心大家会觉得我在惹麻烦。而且，村里一般有纠纷都是找社长去解决，但这次社长就是这个问题。我所在的学校本来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校，只是村小，我不能得罪村里的领导，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没办法报警。我只能说服自己，不要过度反应。
不过，我不会因此离开。我曾经给自己定下了至少服务两年的限期，不能就这样放弃。
如果一直待在学校里，应该就不会再出事了吧。
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封闭”才是一所学校安全的前提。
阿姨
我们的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志愿者流动率也很高。
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始时，原来的志愿者走了，接替他们的是两个男老师。其中一位是因为失恋避世才来的河南老师，他白白净净的，很清秀。另一位东北男老师，是带着他的母亲一起来的。阿姨非常瘦、个子也不高，但儿子却又高又壮。
因为老师宿舍一共只有两间，我就和这位老师的母亲住到了一起。
阿姨刚来时，我很高兴，因为她会做饭，我们也终于能换换口味了！
可后来有一天，我去厨房切西红柿时，发现最长的那把西瓜刀不见了。四处都没找到，我想大概是不小心掉在哪里，也就没再找。
那阵子，深更半夜阿姨经常突然出现在我床边，呢喃些我听不懂的话——“你能不能带我去北京”“你的雪花膏可以借我用吗”——她就像密室里的 NPC，说出的话总是让人脊背发凉。
有一晚，阿姨突然间钻进了我的被子。她侧着身，叫我名字。我醒来看了眼时间，凌晨一点。
你知道吗，我掌握国家机密，但我不能告诉你。阿姨一本正经地说。
当时我愣住了，枕头陷下去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当我准备做些什么时，月光从木墙的缝隙里透进来落在我和阿姨之间，照出一道冷光反射。
是那把刀？！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切想做些什么的念头瞬间都消散了，我抑制住声音的颤抖，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佯装随意实则谨慎地安慰着阿姨，不知什么时候，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那一夜，我躲在被子里不敢再动。满脑子都是那道冷光，会不会是我看花了眼？
但等到天亮之后，我果真在阿姨的枕头下发现了那把遗失的刀，以及一瓶治精神分裂的药，想起之前她儿子每天都问她，今天吃药了吗。
恍惚间，一切都对上了。
东北男老师
阿姨的儿子，那个东北籍的男老师其实有暴力倾向。
之前常有隔壁散养的鸡跑来学校，如果挡住了他的路，他都会一脚把鸡踹飞。我亲眼看过一只鸡被他踢飞后就不再动了。
还有一次，刚吃完饭，我就发现东北老师跟阿姨都不见了，这时操场旁的树林里传来争吵声，一个孩子跑来跟我说，老师在打他妈妈。我赶紧把孩子们都叫过来，让他们别靠近。后来我才发现，即便是夏天，阿姨也一直穿长袖。有时她无意间挽起袖子，可以看到胳膊上全是淤青。
因为这些原因，我不敢贸然问阿姨为什么要藏着一把刀，更不敢跟她儿子讲。我只能把这一切反映给校长，但校长远在城里，而且要马上找到新老师也不容易。一方面，我不敢随便调整宿舍；另一方面，因为之前的遭遇，我也不敢去村民家借宿。
河南来的男老师知道这件事后，提议搬过来和我一起住，这样阿姨再发作时，可以帮忙控制她。
我只能同意。当时我太害怕了，怕到我没能意识到他可能会是另一个隐患。
河南男老师
男老师搬到了我的上铺。可能他觉得大家住在一起，关系近了，之后经常借各种理由不上去，坐在我的床尾。
有一天，阿姨出去了，我还躺在床上。他突然坐在我的床上，手伸进被子里开始抓我的胸。
我的反应很大，马上裹紧被子，把他推开。
“你干嘛，不要碰我！”
但我是笑着说的。因为屋子里还住着一个要“杀”我的人，下意识里，我还需要他住在这里，我没有办法。我甚至会想，是不是住在一起的这几天，我的行为给了他“可以这样做”的错觉？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一周后，新来了一位女老师。这个男老师自然就搬回去了，之后阿姨也没再折腾我。又过了半个月，两位男老师和阿姨也都离开了。
这算好运还是歹运呢？
返乡的大专男生
新来的女老师是东莞人，算是我的半个老乡，所以我和她格外亲近。而且到了冬天，村里陆续有男青年返乡，有一位在城里读大专的男孩，也放假回来了，平时他会来学校帮忙修葺操场。他长得还挺帅，有着很典型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轮廓感。
我觉得和教育背景相近的人交流也会愉快、顺畅很多。我们常聊天，他很礼貌，从不会言语冒犯或是动手动脚。
终于有机会交到一些同龄的朋友，我很开心。
时间慢慢过去，又到了一年里吃杀猪饭的时候。
我们一群人去他家吃饭。因为大家都很熟，我喝了不少酒。那天玩得比较晚，到了十一二点才往回走。我没喝醉，但走路不太直，男生的爸爸就让他来送我们。
我们走小路，下面都是山坡。大家提议让男生背我，我也同意，因为我确实走不了。路太窄太滑，滚下去也不好。
最后男生背着我把送回学校，放在了床上。
我很困，隐约间听到他们闲聊了几句。但男生还没走，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了一只手从被子里钻进来伸上又伸下，然后再往我的裤子里面伸。我马上翻了个身，他或许是忽然良心发现，停了下来转头走了。
当时我想这个男生可能是喝多了，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我很努力地想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意外。
但是，这个男生再也没有出现过，可见当时他是清醒的，因此他也是愧疚的。他很清楚自己做错了。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我是很希望忘掉性别的，我不希望性别成为大家交朋友的限制。但这件事情之后，我开始对所有异性抱有戒备之心。在夏天，我也穿很多衣服，不想让任何人碰到我。
东莞来的女老师平时不和村里人往来，只和孩子相处。她没有带来任何麻烦，大家对她的印象只是她不爱说话。这不是坏事。所以我后来也在效仿她，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保护。
在这件事之后，我马上给孩子们加了一节性教育课，告诉孩子们哪些地方不能让别人碰，同时也不能碰别人的那个地方。看着孩子们，我选择告诉自己坚持下去：这些都是特殊案例，只要自己再注意一点，就不会发生了。
但即便我压抑了自己开朗的性格，不再单独行动，夏天也裹着外套，这样的事依然在发生。
幼儿班孩子的爸爸
不知不觉两年快过去了，等小学考试结束，我就要离开了。幼儿班早已经放假。一个周末，我和东莞的女老师一起去幼儿班的一个孩子家玩。
我们三个人在屋里看电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孩子的爸爸开着拖拉机回来了。我觉得应该去打声招呼。
出去时，我把房门关上了。
那是下午四五点钟，院子里阳光明媚，院子门也大敞着。孩子的爸爸坐在院子里一张废弃的旧沙发上。他的脸圆圆的，皮肤很黑，肚子大大的，有点像胖虎。
“你来啦。”
“嗯，我来找孩子玩。”
寒暄了几句后，我想回房间了，结果一转身，手就被拽住了。他把我拉到他的腿上，很用力地撩起我的上衣，又想扯我的裤子。我还清楚记得他身上没有酒味。
我根本挣脱不了。这个过程应该有三十秒，他一直在把我的衣服往上拉，我就把我的衣服往下拉，然后他开始弄我的裤子，我手忙脚乱地抵抗他，但是我没有发出声音。
我整个人都懵了，不停用手推，用脚踹，使了很大的劲，终于挣扎地抓到了旁边的扶手，站了起来。那时我的衣服已经被折到脖子，一边肩膀已经露在外面了。
他们在里面看电视，声音很大，大概没听到外面的响动。我赶紧整理好衣服，进去就说，我要先走。
这时孩子爸爸还问我，不留下吃饭吗？吃了晚饭再走吧。
我强装镇定，大步走到门口，然后飞跑起来。边跑，我边给另一个老师发短信：他爸爸摸我，你快回来。
这一次，我没有办法给那个人开脱了。在大白天的一个没有大门的院子，那么公开的场合，这个男人也没有喝醉，也不是太开心了，却依然敢做这种事。
我很崩溃。这个村子、这所学校也没多大，但我要避开的人太多了。频繁的神经紧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我必须走了。
我希望自己是个特例
我的支教生活终于结束了。
但在梦里，陌生的村民、有头有脸的社长、学生家长、返乡男青年和支教男同事，这些人还会接连不断的出现，而这些事也可以循环地、连续地发展下去，让人后怕。
直到两年后，我才停止梦魇。
可即便到现在，我仍然很少穿裙子，如果有人多看我一眼，我就会紧张。
我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做着和儿童支持相关的公益工作。因为乡村支教的项目一直很难招募志愿者，我担心这样的故事会让以后的情况更加艰难，所以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详细讲过这个故事。
直到前两年，我发现自己开始能够慢慢忘记当年的很多细节了，我也试着不再逼自己给出一个答案。
其实在支教这两年里，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开心，回忆起来非常美好。我还记得有些孩子的家长出去打工了，讲到关于妈妈的课文时，他们就一个人默默地流泪。这些都是孩子需要我、信任我的表现。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很重要的，我一点都不后悔。一直以来，我全部的坚持都是为了这些孩子。
我当时非常担心，跟别人说了这些细节后，他们会让我回去。我特别不想让大家有“你去帮助别人为什么还被欺负了”的感觉。我想每一个家长听到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去支教。
但我觉得支教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谨慎些是对的，但不要因为个案而害怕。
我希望自己是个特例。
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去解决当时的问题。
我不再想别人是不是在伤害我，而是去想导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毕竟他们的文化背景、权力位置、教育程度都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不再找个人原因，而是去想造成这样一个环境的原因。这样想会让我舒服一些。
我也不会再觉得是对方太坏。如果这样，我会陷到自己太可怜的想法里，我并不想成为那种“我怎么这么惨”的角色。
这些事情都有环境的原因，不怪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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