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Figure（ID：FigureVideo），作者：鲜于，编辑：许静，校对：张帅，头图来自：《残疾营地》
继《美国工厂》获得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后，奥巴马夫妇的高地制片公司出品的第二部纪录片作品《残疾营地（Crip Camp）》，又获得了同一奖项的提名。如果这部纪录片再次拿下最佳纪录片奖，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奥巴马，将创造一个属于奥斯卡的新纪录。
《残疾营地》片如其名，主角是残障人士，导演吉姆·勒布雷希特也是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片子用时间顺叙的方式，舍弃使用大量花招技巧，以历史影像和后续采访，还原了1970年代一个残障青少年夏令营——坚内德营（Jened Camp）里的生活，以及这段经历对未来的影响。
导演吉姆说：“媒体上有关残疾的故事通常遵循同一种叙事模式：残疾的悲剧。我希望能够重新构造人们对残疾和残疾人的看法……”
令人唏嘘的是，同样登录奈飞，《残疾营地》比《美国工厂》的热度差了不只一个量级。在国内，豆瓣上只有461人标记看过，373人打分。
就如吉姆所言，这个继承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精神遗产的夏令营改变了世界。它本该是个传奇，却不为人知。
成为自己
《残疾营地》是吉姆和与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们自己的故事。
吉姆活得很励志，天生患有脊柱裂的他，生下来时，医生乃至家人都以为他活不过几个小时，但吉姆顽强地努力“活更久一点”，独立一点，哪怕下半身毫无知觉。
“一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我被允许试验性地就读公立学校，他们（决策者）想看看是否可行——在当时，许多情况跟我一样的孩子，被送去了特殊机构。”吉姆说，“我爸以前常对我说：‘吉米（吉姆的爱称），你必须非常外向，你必须主动向别人介绍自己，因为他们不会主动来找你。’”
但阻碍无处不在，即便吉姆热爱音乐，充满幻想，渴望着友谊，努力去融入他人，融入这个世界，但他感受不到认同，找不到同类。
偶然的机会，吉姆听说了一个由嬉皮士们管理的夏令营，“向残障人士开放”，距离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地不远。“有人还说，‘你也许会跟辅导员一起抽xx。’我说，‘我要报名！’（大笑）”
1971年，吉姆和其他残障者们一起，坐了三小时大客车从曼哈顿来到山区里的坚内德夏令营。“那地方有很多嬉皮士，其中一些样子相当古怪。我不确定哪些是辅导员，哪些是参加夏令营的人。”
事实上，当时来迎接吉姆们的辅导员心里也很慌：“我完全没有与残障人士相处的经验，我一个残疾人都不认识。”辅导员乔·奥康纳尔回忆说：“我站在客车前面，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人生第一次在同一时间看到这么多的残障人士。我当场僵住了，因为害怕而动弹不得。”
但彼此间的陌生感、隔阂很快消融。从很多方面看，坚内德营和其他夏令营没什么不同，环境宜人，食宿不错——虽然就餐时总有人抱怨饭菜——但是对于许多露营者甚至是营内辅导员来说，这里是可以与其他残障人士自由生活的地方，彼此建立的友谊增进了他们的信心。
“感觉很不寻常。”脑瘫患者、营友丹妮丝·谢勒·雅克布森回忆说，“坚内德是个乌托邦。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外面的世界似乎不存在。在我家乡，有些人将残障分了等级，最高等级的是小儿麻痹，因为看起来更像正常人，而脑性瘫痪者则在最底层。可在坚内德营，你不过是个小孩。”
在坚内德营里，患有小儿麻痹、智力障碍、脑瘫、半身瘫痪等的残障青少年们聚在一起，即便表达困难也能大声唱歌，就算在轮椅上也可以用力跳舞。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尝试各种体育运动和手工创作，一起做饭，一起游戏。很多人在夏令营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心动，第一个吻，第一场约会……
“我来到坚内德营的第一年，一位女辅导员，给我上了一堂课，教我如何接吻。这是我接受过的，最棒的物理治疗。”尼尔·雅克布森笑着说，他是丹妮丝的丈夫，同样也是位脑瘫患者，两人是在坚内德营认识的。“我们决定结婚时，我妈妈对我说：‘我明白你为什么想娶一个残疾女孩，但你就不能找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吗？’”
在一段历史影像中，营长拉里·阿里森介绍：“夏令营始于1950年代。进入1970年代后，我们尝试提供某种环境，让营地里的青少年能发挥天性，不受任何刻板印象及标签的束缚。这是那个时代的副产品，是社会实验的副产品。”
这些年轻的残障者，在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同时，也一起参与到严肃的对话和讨论中去：关于他们作为残障者在美国的现状，以及想要的未来。
“与我每天在家里自怨自艾的庸常生活相比，那里的生活更自由与开放。”辅导员朱迪·赫曼说。她多次来过坚内德，从营友做成了辅导员。她回忆道，当年“我们不仅开始考虑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开始考虑我们有责任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几年后因为资金原因倒闭的夏令营，在不知不觉中为当代美国残障者历史的改写做好了铺垫——尽管当时没人意识到。
“残障人士在行动”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历史记录中、文学和电影作品中，充斥着“被误解的怪兽般的生物”，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残障人士一直被视作令人感到可怜、恐惧、厌恶的对象，对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种误解。
“作为残障者，一直以来我必须努力适应，必须融入这个并非为我建构的世界。我从未想过，世界可以并且将会改变。”吉姆说，“我们在那个营所见的是，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好。事实上，如果你未曾感受过自由、美好，又怎么可能明白为什么值得去争取？”
在《残疾营地》中，丹妮丝回忆了自己的遭遇。大学毕业后，她不得不回到家中，与世隔绝。但她心中也有正常人的欲望，于是在NGO组织实习时，丹妮丝迈出“大胆的一步”，跟一个客车司机有了私情：“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不想到死都还是个virgin。”
有天晚上，她的腹部剧痛，接诊的外科医生诊断她患了阑尾炎，但手术后，取出的阑尾并没有问题。“我的医生进来，对我进行了骨盆检查，他说，‘我认为你可能得了淋病。’在那么短暂的一刻，我感到非常自豪（笑）。后来我又有些伤心：那场误诊完全是因为，我怎么可能会有性生活。我是说，看着我，谁会想跟我上床？”
“残障人士成长过程中，事实上不会被视为男人或女人，甚至不会被认为能建立任何恋爱关系。你只会被视为残疾，次等且无性向。”1972年，坚内德营的辅导员朱迪成为残障人士政治组织“残障人士在行动”的主席，她公开发声：“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残障感到羞愧，我更深刻的感受是排斥。坚内德营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我们能以帮助彼此而获得力量。”
“民权运动正在进行，当时有机会谈论为什么我们残障者会被排斥，以及我们需要什么。”当时的美国，在联邦法层面还并没有反歧视法，朱迪和她的同伴发现，国会1972年通过的《康复法案》（关于建立职业康复项目）是个突破口，“该法案的第504条，是一项反歧视法规，即接受联邦资助的任何人、医院、教育机构、交通系统等，都不得存在歧视现象。”
但时任总统尼克松拒绝签署《康复法案》，理由是花费太大。政府官员的说法更加直接：“这将能真正服务多少人？”
“残障人士在行动”决定在纽约组织游行示威。在街上静坐，阻断交通。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残障者“开始组织起来并积极参与政治”。
“警察拿我们没办法，因为没有那么多可以装下轮椅的车把我们拉走。”作为行动组织者，朱迪笑着回忆。
最终，迫于各种压力，尼克松签署了《康复法案》——但政府官员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实施“504条款”。这意味着，残疾人权斗士还需继续斗争。
“我是有价值的”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约瑟夫·加里法诺想方设法继续削弱拖延“504条款”的实施。
“说客们不断进出政府大楼，希望改动那些法规——学校和大学，甚至医院，不想花钱让他们的建筑变得更方便让残障者进出——所以我们觉得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朱迪说。
她随后在卫生教育福利部驻旧金山办公楼，领导了一场为期25天的占领示威。《残疾营地》集合珍贵的影像资料，还原了那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这栋大楼里从未有过这么多坐在轮椅上的截瘫患者、智力障碍者、失聪者、失明者……事实上，示威者也毫无准备，连牙刷都没有带。
占领比想象中还要艰难。官方虽然没有动用武力强制将他们驱逐，但也搞了不少小动作，比如切断热水，电话也被FBI切断了。“他们说让我们不能对外有任何联络。失聪人士举起手表示‘我们知道怎么办’。他们站在窗口对外打手语——我们就这样跟大楼外的人互相交流。”
“我们获得的支持，远远超出了残障群体的范围，还有工会成员及其他民权组织。”来自坚内德营的人成了主力，营友、辅导员、残障人士、非残障人士……设法进了那栋楼，“你无法想象504静坐的场面，像坚内德营地一样，我们在营里所学的一切，都运用在了那里。”
占领大楼15天后，25名代表离开旧金山，乘飞机前往首都华盛顿，希望在那里直接向加里法诺部长和卡特总统提出他们的诉求。
到达华盛顿特区已经是深夜，但朱迪他们决定不做休息。“去加里法诺家门口坐着，要让他知道，为了“504条款”我们来到了这里。”
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无障碍交通设施。支持抗议者的机械师工会，别出心裁地租来一辆搬家卡车，残障人士们就乘着这俩卡车在特区各处移动。
在加里法诺家的门口，抗议者点起蜡烛彻底静坐，警察就守在路对面。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朱迪和记者去敲加里法诺家的门，可没有人应答，有人说部长从后门离开了。
总统一家也是从后门离开了常去礼拜的教堂，以避开正门外静坐轮椅上示威的20名残障人士——白宫外的百名残障人士示威，卡特同样选择视而不见。
在旧金山，对继续坚守的占领者们的骚扰加剧。大楼在凌晨3点传出火灾警报，占领者们还收到了炸弹恐吓——解决问题，不如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政府的套路早已有之。
但这场考验耐性的拉锯战，残障者们坚持了下来。
占领第24天，加里法诺部长签署了文件，同意“残障人士在行动”的诉求。事先没有让媒体知道，也没有告诉示威的人们。
“504静坐让我明白，我是有价值的，那是一种觉悟。”朱迪在演讲中说，“我为身为这个社群的一分子而感到非常骄傲——我们赢了！我们显示了力量、勇气，能量与决心！我们这些被禁闭的人、被排斥的人、被隐藏的人，被认为脆弱、软弱的人——我们可以向最高层的政府开战，并胜出！”
因为“504条款”的实施，残障者所遇到的物质障碍越来越少。在交通、保健、教育及就业机会方面，1980年代的美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必须让建筑楼及设施对残障人士无障碍，并为失聪、失明人士提供翻译及读物；所有联邦资金资助的住宅项目及公共大楼，必须让坐轮椅者出入无障碍……”
由轮椅使用者设计的路缘坡道，让截瘫者们几乎能去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新开的剧院有了无障碍设施，吉姆得以找到一份音响师的工作，过起独立、成功的新生活。
朱迪为斗争的胜利成果感到很高兴，但她也对同伴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厌倦了感激无障碍洗手间……我觉得，如果仅仅有了无障碍洗手间就需要心怀感激，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人群中获得真正的平等？”
“504条款”只涉及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而私人企业并不受限，至于物质之外的歧视，也不在条款管辖范围内。
“我们需要一部我们自己的民权法，确保残障美国人过上普通的日常生活，确保拥有非残障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坐客车或火车的权利，有资格竞争任何工作的权利，进入任何一家剧院、餐厅或公共住宿设施的权利。这个里程碑式的法规将清楚表明，我们的政府将不再允许美国最大的少数群体被剥夺平等机会。做得不够是不道德的。”
1990年7月26日，时任总统老布什签署《美国残疾人法案》，“让见证排挤的耻辱墙最终轰然倒塌。”坚内德营影响的人们，最终取得了一个奇迹般的成就。
历史再一次证明，一点微小的火星也能引发一次事情的变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残疾营地》讲述了美国残障者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现实故事，但现实中，还有许多被排斥和沉默的声音，需要被放大。而且如朱迪在片中所说：“法律可以被通过，但在社会的态度、认知改变之前，（纸面上的）法律不会有太大意义。”
权利与尊重，是靠主动争取，而不是靠被动等待施舍。这一点，时下的美国亚裔人群可能更有切身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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