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Steve Paulson，译者：巴圆儿，校对、编辑：杨银烛，原文标题：《创造战争，人类越来越得心应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91年，两名徒步登山者在位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意外发现了一具埋在冰下的木乃伊。结果发现，这位“冰哥们儿”死于五千多年前。考古学家起初认为他是从暴风雪中滑落被冻死的，然后他们发现他身上有各种伤口和淤青，肩膀上还嵌着一个箭头。他们还在他携带的石刀上发现了血迹——这哥们儿很有可能死于战斗。
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把这个冰哥儿视为我们暴力本性的象征。我们这群善辩的人类有着发动战争的特殊才能。在她的《战争：冲突是怎么塑造我们的》（War：How Conflict Shaped Us）一书中，她认为正是因为战争在人类历史中根深蒂固，我们才几乎意识不到它的连锁反应。
这些后果有些显而易见，例如国家兴衰。但另一些后果却在人们意料之外。尽管我们珍视和平，但不可否认的是，战争也激发了社会政治变革，有时这些变革能让社会变得更好，或者带来科技进步。
麦克米兰的几部战争与和平史备受推崇，她对这门学科的兴趣也有个人因素。她的父亲、祖父与外祖父都曾参战，曾祖父为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英国首相。不过她说自己的家族史并没有那么不同寻常。她告诉我：“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大部分同龄人的家人要么参加过一战或二战，要么认识些参战的人。”
从战场报道到战争理论，麦克米兰整合了大量文献，并展示出新技术和武器是如何一次次改变历史进程的。在交谈中我发现，她对自己在著作开头提出的问题特别感兴趣：“战争究竟是展现出了人类野蛮的一面，还是最好的一面？”
Q：您认为人类天生就是残暴的吗？
A：我会倾向于认为我们并非天生残暴，但演化使我们有暴力倾向。当我们害怕时，我们倾向于猛烈攻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定是残暴的。我们经常看到利他主义或和谐共处的例子。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人类战斗——我指的是战争，而不是一对一打斗——是出于组织、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原因。不幸的是，我们越有组织性，就似乎越善于战斗。战争是非常富于组织性的。它既不是酒吧外的斗殴，也不是你面对害怕的某人时可能遭受的暴力。
Q：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人类不像从前那样暴力了，特别是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你怎么看待他的论点？
A：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点，他用了大量证据和精妙的解释。我们不再有战斗至死的荣誉战争，也不再有公开处决。在大部分发达社会和许多发展中社会里，杀人率已经下降了许多——除了美国，它是个例外。平克认为国内社会变得更加和平，我觉得这说得对，但这并不是战争。战争是另一回事。
理查德·兰厄（Richard Wrangham）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驳，叫作“善良悖论”（The goodness paradox），他认为我们作为个体，确实更友善，没那么暴力了。我们通过配偶的选择淘汰掉特别暴力的人，或者杀死周围最暴力的人，以达到驯化自己的目的，就像狼被驯化成坐在你腿上的乖巧狗崽一样。虽然我们作为个体可能变得更加友善，但我们也更善于组织并使用有目的性的暴力——这就是悖论。就算我们都成为了善良的个体，这并不妨碍我们更善于发动战争的事实。
Q：在动物界，发动战争不是很少见吗？
A：我们的表亲黑猩猩，似乎确实会发动战争。黑猩猩会划定自己的领地，雄性黑猩猩会成群结队地出去巡逻。如果一只来自其他领地的不幸的黑猩猩无意闯入了那片领地，黑猩猩们就会一拥而上并杀死入侵者。但我们在动物界的另一位近亲，倭黑猩猩，却能共处于融洽的环境中，也不会以暴力对待外来的倭黑猩猩。这可能是由于黑猩猩有天敌，而倭黑猩猩因为地理原因没有天敌。
值得注意的是，倭黑猩猩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而黑猩猩却由体型较大的雄性主导。
这会导向一个非常有趣的推测：男性会更容易打架吗？难道他们天生就更好斗，而女性是天生的和平缔造者？我认为不是。当然，历史上绝大部分的社会都是父权制的，但当你让女性掌权时，她们的好斗性似乎丝毫不逊于男性。想想看叶卡捷琳娜大帝、玛利亚·特蕾莎或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吧，这些女人都很有能力把自己的国家送上战场。
Q：如果发动战争是一种刻在DNA里的自然倾向，这揭示了关于人性的哪些方面呢？
A：我可不太确定战争是否在我们的DNA中——我们对暴力的倾向也许在DNA里，但战争往往伴随着社会组织而来。战争有目的性且充满算计，人们不会仓促忙乱地投入战争。人们思考它，计划它，为此训练，这往往需要大量的努力。军方知道这一点，为了让那些不想杀人或不愿冒生命危险的人变成愿意战斗的人，他们没少训练。
所以，我们发动战争的倾向与我们不断发展的社会组织是一致的。如果你是游牧民族，你可以迁移到未被占领的空间以远离那些威胁你的人。但一旦你定居下来并成为以农业为生的人，你就很难移动了，因为你有东西要捍卫。另外，你会拥有更多别人也想要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们越富于组织性，我们就越善于互相争斗。
Q：但是社会性组织的主要目的不是保护人民吗？
A：即使是保护人民，你也可能不得不发动战争。战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对他人之物的贪婪，与之相伴的是对有人试图夺走你拥有之物、或者摧毁你所在社会的恐惧。在不同的社会之间建立信任通常很困难，我们更倾向于互相猜疑。世界上有些地方的邻里之间能和谐共处，但这种关系永远存在破裂的危险。
Q：归根结底，这是否与部族主义有关呢？你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外人，而我们对“他者”总会产生固有的不信任和恐惧。
A：这个问题似乎贯穿了人类社会，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克服的。你可以建立使我们更愿意信任彼此的制度和价值观：宗教能将人们纳入更大的群体，并使我们坚持将他人当做人类同胞来对待。我觉得欧盟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展现了那些过去互不信任、相互开战的国家现在是如何学会合作的。但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同时也能看到社会是多么容易相互对立。
Q：你说到一旦人们安定下来并组织成更大的团体，战争就会成为更严重的问题。但许多人类学证据显示，即使在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也很好战。
A：我们总觉得过去存在一个更好更温柔的世界，而那时是“人人安居乐业天下大同”的图景。但证据表明，暴力和战争是从很早前就开始的，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也有很高的有组织犯罪率和死亡率。
Q：这不是卢梭和霍布斯间的老争论吗？
A：卢梭认为问题在于，社会组织会让我们更加彼此对抗；而霍布斯却提出在古代世界或原始世界里你会发现它也很凶恶，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存在，也没有其它手段控制人们彼此争斗的原始冲动。对霍布斯来说，社会组织是一件好事。大国的发展，即利维坦，有着垄断性的力量以维持其领土秩序并保护人民免受试图摧毁社会秩序的人的侵害。
Q：您认为霍布斯说得对吗？
A：我觉得他比较悲观的倾向有一定道理，但他的错误之处在于，他认为国际秩序将永远处于”狗咬狗“的无政府状态。关于如何构建国际制度及规范以摆脱战争的需要，我们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回到欧盟的例子上来，一百年前谁又会料到从前英法德这三个昔日的敌人如今会和谐共处并紧密合作呢？在法庭、仲裁、制裁等方式的帮助下，寻求非战争关系是解决国家分歧的一种可行方式。
Q：但愿意发动战争的群体往往会变得富足起来。
A：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经常卷入战争，但这也会使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战争帮助建立了更大的国家，并使生活在其境内的人受益，是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罗马帝国是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但帝国居民却享受了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道路和海洋都很安全，居民们可以自由出行。由于帝国提供了安全保障，罗马领土上的贸易活动也很畅通。
所以其实很神奇，人们都想搬到罗马去而不是逃离，就因为帝国内的生活更好。罗马人对宗教信仰非常宽容，但他们也希望人们尊敬皇帝，并遵守某些习俗和法律。所以，武力不是罗马帝国成功的唯一秘诀。
Q：那么大部分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呢？
A：原因五花八门：有人侮辱某人，有人嫁娶，有些错误发生。但我倾向于认为祸根是贪婪——你拥有别人想要的东西：也许是领土，也许是银子或金子，或者他们想奴役你的人民；你也可能因为害怕有人要攻击你，为了生存而先开战；最后一类是我们所信仰的思想和意识形态。
宗教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想在人间建造天堂或者在永恒中获得救赎，你就可能会参与战争，因为你不会那么害怕死亡，你成为了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是类似的道理。你会为国家而战，为国家而死，因为你在为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情而战；又或者，你会参与内战，因为你对谁应该控制社会和社会应该走向何方有不同的看法。
Q：内战应当是最血腥的战争吧？
A：无论是在人间建立社会主义还是搭建来世的天堂，它们是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往往是最糟糕的。消灭任何反对你的人几乎是一种道德命令，因为他们阻碍了人类更大的福祉。你将他们从地球上除掉时并不觉得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战争是如此残酷。在内战中，你不仅仅是在战场上与那些士兵作战，而且是在和你眼中整个“错误的”社会抗争，就连孩子们也有错，老人亦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Q：你还写到了战争中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一位特定的人物成为领袖或者一场意外都能引发战争。
A：许多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认为意外和偶发事件在历史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拿破仑·波拿巴只是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年轻人，家境并不显赫，就读于一所军事学院。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他绝不可能有望成为一名杰出的将军。那场革命扫除了旧秩序，所以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得到了他在其它任何时间或地点都得不到的机会。
意外也是如此。我的结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914年之前，欧洲国家曾爆发过数次危机并扬言要相互对抗，结果都退缩了。1914年，这种状况本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我认为他们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让事情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了。因此奥地利人决定试图摧毁塞尔维亚，俄罗斯决定保卫塞尔维亚，德国则决定站在奥匈帝国这一边。直到此时他们还觉得情况可控，因为过去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然而那一次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情况上升到了民族自尊的问题，于是场面变得极其危险。
Q：这些年我们有临近那种战争的时候吗？
A：我觉得我们在冷战时就接近这种战争状态了。我们谈论核武器如何在美苏之间保持了“恐怖平衡”（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但实际上对我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战结束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差点儿用核武器互相攻击的那一刻。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离战争的爆发只差一根头发丝儿：当时一艘俄罗斯潜艇舰长已经有权发射核弹，但有人劝他不要那么做；有几次，技术人员输入了错误的训练录像带；还有几次，双方都在雷达上看到一群鸟，并以为是来袭的导弹或飞机。
Q：我们一直在谈论战争的恐怖，但你也提到战争同样带来了科学进步，有时还促进了社会平等。您认为这个论点在多大程度上有道理？
A：历史上有一点很明显，即我们有时需要一个巨大的挑战或重大的危机才能集体去做一些在正常时期不会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太昂贵，太困难，或者太有破坏性。战争就是这些挑战之一，流行病也是如此。最近你可以看到，一直在谈论紧缩政策的政府突然肆无忌惮地花钱，因为这对维持社会运转是绝对必要的。战争也能做到这一点。
许多医学进步都是战争的结果。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现的青霉素一开始被认为生产成本太高，后来二战爆发，而当你想让那些为你而战的人活下来时，突然间你就不觉得青霉素的生产太贵了。
Q：现代计算机革命不也是来自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研究吗？
A：在冷战期间，实际上也在二战期间，大量研究导致了美国科学技术的繁荣。互联网确实是美国大学所资助的研究产物，硅谷的大量成功都是基于政府在冷战期间出于自身目的资助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在后来的和平年代也得到了实际应用。
战争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当男人们奔赴战场，女性在后方也不再疲于操劳琐碎事务，这导致了政治变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国家的女性都在争取投票权。当时反对她们的理由是女性在社会中不像男性那样有利害关系，所以女性应该待在家里。一战对男性参军的需求很大，而女人发现自己开始参与以前人们认为她们没有能力做的工作：在农场上开拖拉机，在装配线上或者在爆炸工厂工作。英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承认女性为战争做出了贡献，于是，拒绝她们投票的理由真的不再站得住脚了。
Q：由于技术更加危险致命，现代战争也越来越致命。未来的战争将加强运用人工智能，你甚至能想象到杀人机器消灭大量人群的场景。你担心未来的战争吗？
A：我很担心，我觉得高科技武器非常可怕。越来越多的自主武器被开发出来——这些武器可以自己做决定，而且似乎不需要任何人为控制。谁将最终控制这类武器呢？它们能造成的破坏也在增加。我们担心核战争，但近几十年来，就连普通炸药的威力都已经变得强大得多。随着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全新的战争领域开始出现，这可能会威胁到一个国家的整个基础设施。
Q：既然人类似乎有发动战争的倾向，我们能克服我们内在的这种固有倾向吗？
A：我认为我们能克服它们。我对德国的变化感到震惊。这是一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充斥着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军队曾经是这个国家最高贵、最好的部分，但现在这种价值倾向已经完全消失了。德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社会，一个不同的国家。瑞典是另一个例子。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但凡有人听到瑞典士兵靠近都会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太暴力，太无情了。现在瑞典也变得不一样了，成为了一个致力于维持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新国家。
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摒弃了军国主义价值观，也不再认为战争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今时今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与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确实认为克服人类好战的本性是很有可能的，进入一个不把战争当作理所应当的社会也很有希望。
原文：http://nautil.us/issue/94/evolving/humans-have-gotten-nicer-and-better-at-making-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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