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Danya Glabau，编辑：陈小树，翻译：Dora，原文标题：《那个不被生理和本性所限制的未来世界》，头图来自：《银翼杀手2049》
如果说，化学发展带给了20世纪的人们更好的生活，那么在21世纪，便是数字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然而，如今我们所真正拥有的，不是重力飞船、全像甲板娱乐设备、三录仪（《星际迷航》中的一种科技设备）、各性别及其各种族间彻底的平等，而是刺激我们不理智消费的语音助手、因科技技术而滋生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一个帮助特朗普成为总统的公司所运作的虚拟现实平台（Facebook）。
数字科技的发展似乎已然带来了种种社会糟粕，我们却对此束手无策。在如今四处可见的“科技演化”这个说法面前，这种无能为力的感受尤为明显，因为这个比喻将疯狂发展、摇摇欲坠的科技经济产业视为自然规律驱使下的产物，不容得人类插手阻止。
不过，在虚构的故事世界中，我们对科技有着绝对的掌控权。虽然科幻作品曾为现实中的科技人员们提供了不少蓝图、帮助他们创造出了令人失望的未来，但它们同时也在对抗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体能歧视、阶层歧视、仇外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认知意义上的作用。
它们促使我们思考当下社会运作的机制，启发我们将这些机制本身视为一个并不绝对存在的人造产物。科幻作品向我们揭示，很多人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社会事实——如心理性别、种族、生理性别、阶级、以及被有些人解释为“人性本能”的掌控欲——并不是永远正确的概念，甚至可能在未来根本不存在。
在一些故事里，科技发展也可以在无阶级的社会经济中得到普及；而另外一些科幻作品则详尽地想象和刻画能够帮助扶持各种不同身体的科技，并以此向读者展示，当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不由其的生理特质决定时，社会是如何可持续发展的。
如今的科幻剧作，常常会延续一些论调，将人类的本性总结为唯利是图、暴力和贪婪。例如，《西部世界》（Westworld）中近未来主题乐园内的AI机器人，就被塑造成了用来释放人类本能欲望的工具，这些本能包括强奸和谋杀。《碳变》（Altered Carbon）中，在保持自我意识和身份的情况下进行身体对换，则成为了躲避性侵创伤的一种方式。
从“方舟天使”到“为国所恨”，《黑镜》（Black Mirror）的多个故事中描述的新科技仿佛都在遵循一模一样的剧本——科技公司会利用其创造出来的新科技产品，进一步监视公民、摄取自然资源。然而，科幻作品对于未来的想象远远不只如此。上述这些对未来科技的设想其实是十分保守的：他们将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设立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不论新科技存在与否，我们都无法改变、无法摆脱它们。
可是，如今的科幻流派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反乌托邦大杂烩了。从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和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再度兴起，到电视台Hulu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同名小说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再到包括玛咖·欧德（Malka Older）和安娜利·尼维兹（Annalee Niewitz）在内的众多女性及酷儿科幻作家的增多，科幻小说已渐渐成为了一个平台，供我们尽情想象不再被生理和“本性”所限制的未来世界。
现如今，许多设计师、教师和技术专家都开始从科幻小说中寻找灵感，来重新定义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社会与自然现实的关系。由推想小说（科幻、奇幻及恐怖小说的总成）所启发的推理设计会议，意在讨论“所有人的未来”究竟可以是什么样子。
社会科学期刊们则组织辩论会，研讨将“推想”作为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并应用在人类学等领域。人类学家伊丽莎白·琴（Elizabeth Chin）的推想民族学实验室，便利用推想研究指出，一些人们所认定的社会“事实”其实并不植根于无法撼动的自然法则，而是殖民主义的遗孤。
在这些例子里，科幻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畅想未来的通道，更是一个帮助人们将生理本性与社会文化分离开的框架。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笼罩下，种族、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等概念将人分门别类，好似不可撼动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处。
拿社会性别这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来说，社会中的刻板印象将男性视为程序员、工人、养家糊口的人，将女性视为秘书、护工、照料家庭的人。这些对于性别角色的既定期待，甚至可以通过人们展现自己的方式被体现出来：男人会蓄起胡子、女人则会穿上裙子。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形中，任何试图跨越性别二元规则、挑战自己被给予的性别角色的人，都会被惩戒。
在很多人眼里，诸如“社会性别”等社会类别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事实、甚至是自然的产物，这样的认知来源于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的科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试图用生物学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几个世纪都处于资本主义的环境之中，且我们的语言习惯也处处刻印着这些社会类别，这些都在促使我们将这些定义内化为自然而然的东西。
尽管如此，社会科学家们早已在尝试让社会摆脱自然法则的枷锁。出版于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论》（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便是一个较为早期的例子，在这本书中，作者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社会事实”定义为：“固定或非固定的、能够对个体施加外部约束的任何一种行为方式；或者：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常规，在被个体演绎的同时独立存在”。
换句话说，“社会事实”不依附于人类而独立存在，并且指引着人类以特定的方式生活，不论这种生活的终点是好是坏。它们裹挟着人们在社会中的生活，塑造着人们与各类公共机构（如学校或宗教信仰）和各种人（如同事或家人）的交互。
看似是依个人自由选择所作出的行动——如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早上要做的事——实则都是社会环境的各个面潜移默化间塑成的条件反射，包括做出行为者所处的社会阶层、其社会性别、其家庭、其国籍等。在处于这些“社会事实”之中的人们眼里，这些“事实”是毋庸置疑、不可避免的，某种程度上因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大环境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这些“事实”的影响之下。
不过，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看作是社会的产物，而非来源于生理或其他外界因素。尽管看起来像是“事实”，但它们在且只有在创造了它们的环境中才是正确的。涂尔干在展开他对社会的分析时多次将社会事实与生物生理作类比，但他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将二者完全地分离开。
哪怕当时的种族科学和人种优生学正大行其道，将生物学宣扬为至高无上的“自然真理”、并用生物学合理化各类社会阶级和社会糟粕，涂尔干所追求的，是发展出另一种、用特定社会阶层中的规则和限制来理解社会运作的理论方法。
然而，涂尔干所追求的“社会事实”与“生理事实”的绝对分离，时至今日也并未如愿成真。“自然法则”的概念一直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准则的理解。或许连涂尔干本人也预料不到，自然法则已渐渐被广泛接受为解释社会事实的基本原理。
近几年死灰复燃的种族科学便是一个例子，这门“科学”的鼓吹者们——比如查理斯·穆雷（Charles Murray）——声称，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差别，如个人成就、健康状况、生活目标等，都是由于不同种族之间与生俱来的智力差异、自控能力差异、和生理代谢能力差异。
这种逻辑无处不在，即使是在公共卫生学这种意在服务大众的“好”学科里，也会有看似更加温和、实则逻辑相同的论调。比如：美国黑人孩子们的低成就率和高犯罪率，是由于暴露于带铅的环境之中。这个观点将社会问题归因为纯粹的生理现象，在无形之中减轻了当权者的责任，进而使决策者更少关注受到压迫的黑人群体。
除此之外，从籍籍无名的程序员（如谷歌低级员工詹姆斯·达摩尔[James Damore]）、到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们（如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总有人将有关性别的社会现象生物化，试图用生理结构上的差别来为“女性更不擅长数学和理工”这种言论开脱。
对于上述这些人们来说，当今社会体制中比比皆是的性别问题仅仅是生理事实的体现。
生理性别——尽管其本身十分流动、没有固定定义——被奉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圭臬。依循他们的逻辑，既然我们的社会现象全部都是出于不会改变的自然规律，那么在理工和数学等学科教育女性还有什么意义？扶持女性打破性别天花板又有什么意义？
其实，就连“自然规律”这个概念本身都是一个社会产物。不论是在性别分类还是在其他话题中，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便是人类生理特征本身的易变性，以及科技进步为其带来的更多变化的可能。我们用一些生理特征定位所谓的“生理性别”，可是这些生理特征其实并不像我们所一直以为的那样、能够被区分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男或女），而是在内在基因和外在表征上都有着极高的多样性。
不仅如此，从由来已久的化妆品、束胸，到现代的变性手术，人们可以依自己意愿用不同手段改变或强调自己的性别——起码，对于足够富有、处于包容的环境之中、并且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生的人来说，确是如此。不管这世上的皮特森们、达摩尔们、萨默斯们、穆雷们怎么说，自然规律并不代表着命定的结果，哪怕人类社会可能会阻碍我们超越自然规律。
在重新诠释自己的身体时，我们同时也为社会事实的革新创造了空间。新的社会事实，比如“生物特征是可塑的”或者“生物特征并不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可以给人更多喘息的空间，更多从社会分层的压迫中解脱的机会。
既然生理性别决定不了心理性别、自然决定不了命运，那么，曾在过去的种种压迫中为虎作伥的各式社会类别也不应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许多其他社会事实，也可从被自然化的状态下解离出来，比如种族、社会阶级、职业、受教育程度、国籍、身心缺陷等。
若是进一步思考，“社会事实”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像是“社会幻想”。换句话说，比起“无可争议的事实”或者“人类的自然本质”，它们更像是人类文化的造物，只在狭窄的先决条件之中有意义。在很多人眼中理所应当的社会事实——甚至是那些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像是生理性别二元论和其所促成的心理性别二元论——其实是可变的。
在科技的帮助下，它们的可变性甚至会更高。虽然社会事实常常被压迫感十足地强加于人，只要认识到它们的“幻想”性质，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灵活自如地畅想未来社会的样貌。将这些“社会事实”改写为“社会幻想”并不会将其从历史、空间和环境之中剥离开来。但意识到生活中这些社会幻想——而不是社会事实——的局限性，则会给我们一个乌托邦式的承诺，让我们觉得可以掌控自己的未来。
科幻作品常常会挑战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理所当然接受的“事实”，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作品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在她的想象里，生物和经济原理不再是永恒不变的圭臬，而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社会事实也随之彻底改变。
她的作品《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将故事设定在一个名为格森的星球上，在这里，人类的性别并不固定、也并不只有男女之分。每个月仅有两天，格森人的身体会表现出明显的性征、变得能够生育；就连他们的性欲，也只会在这两天里出现（在别的时间段里表现出‘性趣’被视为堕落的象征）。
而在她的另一篇作品《失去一切的人》（The Dispossessed）中，读者们得以一窥一个名为阿纳瑞斯（Anarres）的星球，在这里，经济制度改变了家庭的概念。和地球相似，阿纳瑞斯的人在生物概念上被分为男人和女人，可以交配并生下孩子。
然而，一个没有流通货币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代替了地球上最常见的家庭概念：出生的孩子们被集体抚养成人，他们的父母们也并不被一夫一妻制所强制约束。在这样的设定中，二元化的性别概念同样丧失了很多社会重要性，就连它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也被极大程度地折损了。
这两部小说为常规的概念/社会事实（如生物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和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提供了其他可能性，探讨了这些概念在生物、政治、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被重置时可能会发生的改变。在勒古恩的作品中，自然和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变革可以成为革新社会事实的基础，带来政治、情感、科技等方面水到渠成的变化。她的剧情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马尔卡·奥德（Malka Older）所描述的、对当今世界自然化阶级制度和压迫体制的一种推想式的反抗。
不过，这些推想之中的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乌托邦。同样地，它们也不是《黑镜》里随处可见的数字监控系统、《西部世界》里被嵌入人类暴力欲望的AI等这些情节的更好版本。用勒古恩的作品举例来说，它们的设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人类本性”的具体需求和特质，并以此为基底，构建出未来世界。
科技总归是围绕着社会发展的，应该回应人类新的需求和问题、而不是被仅仅用来传承一些老旧而又弊病多端的处事之道。《黑暗的左手》中，哪怕一些常见问题——比如将生理性别自然化为社会性别和社会角色——完全不存在，世界也并不完美。
格森星球上的国家间剑拔弩张、处于战争爆发的边缘，为资源分配而争论不休，将间谍送往不同的地区，并且为了星际外通讯交流权的分配争夺得头破血流。尽管性别概念的消弭重构了生殖、爱情和家庭结构，它并不能创造出一个安静祥和的世界。
换句话说，勒古恩推想中的多星球未来告诉我们，要想在幻想中构建出新的社会可能性，就必须要对当今的现实世界足够熟悉、了解人类的想法如何影响科技和社会结构的发展。科技和社会可以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可塑多变，但同时，它们也可以比想象中更加顽固不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巨头们开始想着建立火星上的殖民地、以逃离地球上的麻烦和问题，对勒古恩等作家笔下的乌托邦的误解也随之而来，引发着“在新大陆上建立新家园”这种美好而又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在不久前，对于美国拓荒者的美好幻想便给了殖民者们“在新大陆重新来过”的错觉。在他们的设想中，来到新大陆可以让他们摆脱故土的阶层、建立起新的制度和新的社会。然而到头来，这个幻想成为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被用来强调殖民者的性别、家庭结构和种族差异，并被拿来为杀害百万原住民、夺取他们领土的行为开脱。
在我们想要构建的未来中——不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别处——管理层的人必须抵抗住让社会“自然”发展的诱惑，去追寻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能够自下而上重塑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东西。无论何时，自然化社会事实所造成的压迫都应当被修正。
勒古恩和其他科幻作家的作品便是如此，通过修正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引导读者将生物特征（例如生理性别）看作是历史的偶然结果、将社会事实（例如社会性别、家庭结构、或是资本主义）看作是可以被改变的东西。科幻作品赋予科技产品社会意义，并创造出一个沙盒世界，在其中探索科技如何用与现实不同的方式连接生物和社会。
在这个过程之中，科幻作品们成为了全新社会概念的温床，并用这些新的社会概念取缔当今现实生活中被奉为圭臬的“社会事实”。扎根于（尚且）不存在的世界、摆脱了骑着电子滑行车的科技发烧友、抛开了自然宿命论，同样的科技也可以被用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因此，在一个安全地、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距离，科幻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本性”被改变的可能性，并给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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