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姚家怡、党元悦，头图来源：IC photo
大海从桌上放着的红双喜香烟盒里抽出一根，吸了一口，缓缓靠向椅背。他坐着的这家咖啡馆露天茶座不远处，是内环路高架桥。车流声持续不断地传来。
咖啡馆距离广州小北地铁站步行约五分钟，价格低廉，是大海平时和别人“谈事情”的地方。
“事情”多数时候指的是生意。“Fishing”，短暂停顿后，他蹦出了这个词，随后又用中文“捕鱼”解释了一遍——这是他看到的新商机，然而受疫情影响，他几乎一整年都没有工作了。
大海来自索马里，那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在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他的真名叫Dahir，当察觉到自己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不好发音后，他干脆取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中文名。
今年是Dahir住在广州的第16个年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主要工作是给非洲商人做翻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一带逐渐形成非裔商贸社区，据多年研究广州非裔社区的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估算，顶峰时，在穗非洲人人数在1.5万至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据去年4月12日广州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信息，2019年年末时，跟Dahir一样的在穗非洲人的常态数据是13652人，而疫情出现后，2020年4月的统计人数仅为4553人。
做服装批发的中国商人Linda曾见证三元里的鼎盛，她告诉全现在，“以前商贸城里，黑压压一片，全是黑人，要不然怎么叫巧克力城？”“巧克力城”是中国人对三元里、小北一带的昵称，以巧克力的颜色来形容黑人聚集。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的非裔商贸社区自2008年起渐渐进入退潮期。Linda也感觉到，非洲商人逐年减少，疫情之后，由于不少非洲商人无法到广州，外贸城更显冷清。
赚钱
媒体和学者常常用“淘金”和“追梦”来描述来穗经商的非洲人。Dahir说得更为直白——赚钱。
Dahir出生于索马里的中产家庭，30多年前到北京留学时还不会说汉语。从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回国后，正赶上索马里内战，他长期没能找到发展机会。2005年前后，他再次到中国，这次的目的地是广州。
但他“来得太晚了”，彼时已经有不少非洲商人占了“先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非洲商人转移至广州的关键契机——受金融危机影响，那些原本在东南亚和香港的非洲商人，转向中国大陆寻找新商机。而彼时的广东省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省会广州自然成了他们的落脚地。1997年之后，广州的非洲商人呈现爆炸性增长，而他们在广州最早的聚集地，便是Dahir现居的小北。
在早期规划里，广州的对外商贸中心应是名为“淘金”的商圈，那里坐落着白云宾馆、花园酒店、友谊商店等亮丽的城市“门面”；而在广州火车站到“淘金”之间，则计划发展出广交会商圈。然而，广州火车站到“淘金”有四公里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两点之间还有大片待开发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设计的广交会商圈演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商圈——“淘金”的高端国际商圈，和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中低端服装批发商圈。
小北正好地处上述两点之间。上世纪90年代，小北一带陆续建起酒店、商务大楼、批发城等商贸功能建筑，但在地理位置上，它仍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且不在市政发展的重点范围，因而形成了低物价、人流杂乱的区域。
此外，当时香港至广州的广九线终点站就是广州火车站，对于香港北上的非洲商人来说，已有一定规模的广州火车站服装批发商圈自然是方便的选项，而距离火车站只有两公里远、又物价低廉的小北地区，便成为广州最早的非洲商人聚集地。
“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勇敢。”Dahir口中的“我们”，指的是非洲大陆。在他看来，不同于被保护得好好的中国年轻人，十几岁的非洲少年只要看到机会，便敢于到世界各处去。即便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仍有非洲商人愿意到中国寻找商机。
Boniface来自尼日利亚。2020年2月，中国疫情稍有缓和的时候，他就独自到中国买货——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5月，广州某高校一个叫二糖的大学生，拍摄了尼日利亚班机撤侨的纪录片，记录了Boinface的这段经历。
根据二糖的介绍及Boniface的访谈影片，25岁的Boniface理着一个平头，体型健硕，会说流利的英文，做皮革材料采购生意。他本来盘算的是，材料会因疫情而变得便宜，是一个值得冒险到中国入货的时机。然而到中国后他发现，疫情供应短缺反而让材料涨价了。
他在纪录片中如此描述这趟经商旅程：对自己失望、愤怒，继而很伤感。2020年4月，广州市针对外籍人士的疫情防控加强，他需要进行自费的集中隔离，隔离结束后便要准备回国。他没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材料，最终也未能以心仪价格购入货物。
“就像你口袋里原本有1000美元，而现在你没有了。”即将离开中国时，Boniface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Boniface的类型属于短期商人，他们还有一个形象的代称——候鸟商人，在广州非洲商人的群体中占比最大。
候鸟商人通常会在广州以低价购入商品，再卖给非洲商家，从中赚取差价。他们每次来广州，一般停留十几天至数月，完成进货后便离开，像候鸟一样定期往返非洲大陆和广州。据广州市政府统计的市内各口岸数据，2017年至2019年，非洲国家出、入境的人次均超过32万人次，且呈增长趋势。
同样来自尼日利亚的青年Lawson也是一名候鸟商人。他在2018年年底初次到广州，做鞋类买卖，如今已经是一名老练的买手，每周到商贸城选货两到三次。
1月中旬的一天，Lawson在三元里的通通商贸城拿货。他能说流利的英语，但中文则只会最常用的词，例如“小北”——那是他住的地方。不过，这不妨碍他和中国老板讨价还价，用着“Colour”等简单的英文单词，配上手部和眼部动作，似乎就足够理解彼此的意思。
买卖最初没有谈成。Lawson转身走出店门，开始打包已经买好的货。过了一阵，老板又走过来，他朝Lawson瞪眼，又用手指指了几处，两人来回“谈”了一会，最后老板让步了。当Lawson再走回店里时，门口已经摆好两箱货，等着他拿走。
采购很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Lawson已经买下五六袋货，它们装在绿色编织袋里，堆起来比他还高。“如果没有疫情，我现在可能在非洲，但现在我只能留在中国。”Lawson说着，用油性笔在编织袋上写下收件人信息。
“一年零六个月。”他清楚地算出无法回家的日子。
2020年受疫情影响，尼日利亚直到8月底才恢复国际商业航班，彼时想要回国的尼日利亚商人只能搭乘撤侨班机。在二糖拍摄的尼日利亚人撤侨影像资料中，撤侨航班一度延期。她的一名拍摄对象在航班计划起飞当日才接到通知赶往机场。
机场里，有人带着编织袋包裹的货物，有人在候机时和家人视频。“他们都很开心，终于能回家了的样子。”二糖对全现在回忆。
外贸城停滞的一年
搭乘撤侨航班回国的大多是Boniface这样的短期商人，他们本身没有常驻广州的打算，而且手持的签证时间比较短。
但随着广州非裔商圈的发展，相当一部分非洲人也在外贸城中开店，成为固定在穗的商人。武汉大学教授李志刚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外贸城中的非裔批发商店通常扮演着双重角色，店主在自己国家也有店面，又通过在广州开店与中国商家建立联系进货，同时熟悉整个流程，可以为其他非裔行商牵线。
非洲商人到来后，广州火车站服装批发商圈衍生出专门为非洲商贸服务的外贸城，而非洲商人的聚集地也延展至火车站北面，广园西路沿线交通便利的三元里。直至现在，小北和三元里仍是他们的主要聚集地，被俗称为“巧克力城”。
“巧克力城”的外贸城开业于2005年前后，在2007年达到了非裔经济的鼎盛发展期。
这里的格局大多相近——底层有大片空地，方便货物装卸；高层则是酒店，候鸟商人们进货时可以就近入住。商铺招牌常常混合着不同颜色，店门资料和联系方式多是英文。非洲商人的采购范围很广，从门窗五金到汽车零件都有涉及，同时也衍生出专门服务非洲人的理发店、餐馆等。
2021年1月，全现在在广园西路沿线的外贸城走访时发现，仍在开业的商铺不足四分之一，部分仅作仓库用，有的外贸城已全面停业或装修。大部分楼内里贴有“减租”告示，告示多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开头，有的商铺门口还遗留着去年的催租通知。
Lawson进货的通通商贸城，是三元里的老牌外贸城。据去年4月15日的通报，通通商贸城有两名零工工人被确诊为新冠患者，该商贸城也被认定为高风险场所。现时的通通商贸城，一层仍在开店营业的商铺不足十家，二层的鞋城同样冷清，一家鞋店整个下午的客人不足20人。
乌干达商人Joe在通通商贸城做批发生意。他告诉全现在，整个2020年，由非洲到中国采购的商人很少，以致他们难以拓展新客户，生意只能依靠原本熟悉的客户维持，用电话或网络完成交易。据他透露，这一年的利润下降了40%。
少了来采购的候鸟商人，店主们的营业额随之下滑不少，一些人逐渐把生意转到了线上。一名在通通商贸城开店的非洲老板向全现在展示了他目前的工作模式——把一组商品图上传给客户，客户再挑选合适的。这个下午，他坐在商贸城空荡荡的走廊上，对着手机回了两个多小时信息。
商贸城外墙是一张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广告，配图则是亚非欧区域地图，地图的中心点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广州则是另一个被特别标注的点。亚非大陆之间，有四架飞机的图标及数条虚线，显示两地有密集的航班往来。正是交通上的便利，使得这种被学者称为“低端全球化”的非洲商人经商模式得以实现，然而由于疫情，过去畅通的交通几乎停摆。
Dahir认为，有些非洲商人在疫情后不再到中国做生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机票票价和物流价格上涨；二是入境后的隔离政策——两者都让经商成本倍数增加。
长期在广州非裔商贸社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冯启迪告诉全现在，每年春节是非洲商人回家休息的时期，2020年疫情爆发，部分在去年提前回国的非洲商人，至今仍未能回到广州，因此，外贸城里一些空置的商铺里至今还存有货物。
Dahir最近常常收到这类非洲老板的信息，向他打听广州现状。“别回来，”Dahir告诉他们，“回来也没有生意。”他指了一下身后，示意周边很多商铺已经倒闭。
目前仍留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则不敢回家，比如Lawson。广州飞尼日利亚的航班已经重启，但他担心回去之后，便再难回中国。“回去可能是容易的，但再回来就很难了。”乌干达商人Joe也有一整年没有回家。他不担心签证和航班的问题，但乌干达仍有新冠新增病例，他害怕再次入境时遇到困难。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但在受访过程中，这些仍在广州的非洲商人均表达出和Joe类似的担忧。人类学家麦高登对全现在分析，这和疫情期间本身的不确定性有关，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的限制措施也在随时变化。
不过在疫情之前，政策因素也影响着非洲人到中国的经商意愿。《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一书的合著者杨旸向全现在透露，她所认识的一些非洲商人在2015年后陆续离开了广州。除经济原因外，签证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签证时间缩短后，他们就需要离开或者转型。
暨南大学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博士后牛冬及教授张振江在《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中发表的一篇分析提到，以2013年7月和9月开始实施的《出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为契机，广州非洲人在华签证续签难度有所提高，在涉及违法犯罪时所面临的处罚力度增加，体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管理、规训与惩罚。
学者李志刚和杜枫在期刊《人文地理》发表的论文中分析，2008年以来“巧克力城”的发展转向衰落，与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新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包括：宏观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大事件下的国家签证控制、地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本地政府管制的强化。
论文中举例提到：“2008年奥运会从三个方面客观影响经济区的发展，一是签证困难，阻碍了部分黑人到广州经商，人流减少；二是取得签证的商人在广州停留时间缩短，来回成本高，挫伤其积极性；三是已到广州的黑人由于签证过期变成三非人员，成为警察的严控对象，他们的经济在逃逸中进行，经济质量下降。”其后，2010年广州亚运会前后，也出现过一轮签证严查。
一部分人非洲商人也格外关心政策变化和时政新闻——Dahir经常转发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视频；不常发朋友圈的Joe会特意转发世贸组织任命非裔女性为总干事的消息；Lawson则会在国庆节时发带有中国国旗的朋友圈庆祝。
广州过客
大多数来“淘金”的非洲人，并没有打算定居于此。
外贸城的一些短期商人直接否认自己“住在广州”，哪怕他们已经住了好几个月。冯启迪在田野研究过程中也注意到，不少非洲商人只把这里作为“工作场所”或短暂停留的地方。而包括Lawson和Joe在内，相当一部分非洲商人长期住在酒店里。
Joe对此解释说，他到中国是要做生意的，因此必须选最舒适和省心的住所，才有精力赚钱。而且作为一个外国人，住酒店能省去很多麻烦。
“从非洲到广州来，他并不是想留下来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先赚钱，赚钱之后，往发达国家跑，比如加拿大、美国或者南非（编注：不属于发达国家，但在非洲大陆经济发展水平高）、欧洲。很多时候，他们把中国，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当做一个跳板、中间站。”袁丁告诉全现在。
袁丁是人类学博士，从事非洲研究多年，他进入该领域的契机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当时，中国张开国门，欢迎世界各国的来宾。“要找非洲人最容易的办法，就是世博会期间，非洲馆里，基本上各个非洲国家的人都能找到。”
他用“过客”的概念来理解这些非洲商人，“过”既包含来来往往的意思，隐含流动的意味，同时它在中文里又有“过错”的意思，意味着一种“危险性”——频繁的流动性与强调稳定的中国社会文化不同，自然会引起当地人的防备心态。
既然不寻求定居，那么就有相当一部分非洲商人不会主动学中文。尼日利亚商人Jason在广州住了九年，也没学到几句中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并没有兴趣闲逛，每日生活就是起床、工作、回家、睡觉。对他而言，这个城市无异于一个大型办公室。
对于未来，Jason没有明确计划，能明确的，就是不可能定居广州。他把手举到眉毛的位置，示意着在广州买一套房的钱，已经够在他家乡买一栋楼。按照他的“计划”，赚够钱了就会回家，只是这项“计划”既没有具体日期，也没有具体金额。
Dahir也处在这种状态。在广州十几年，他用“一半一半”来描述自己目标的达成程度。他回答不出赚到多少钱才算得100%完成，而是反问道：“有谁会说钱赚够了？”
Jason的朋友Inno是一个想主动融入广州的人。两年前，他来到广州做服贸生意，如今已经能说不少中文，还会主动跟中国女性搭讪。“我就要留在广州，我喜欢广州。”Inno指着地板，用普通话说。喜欢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能让他赚钱的好地方。
但要以不同的肤色融入到这个城市里，也并不容易。
Dahir说起，有时他用普通话问路，路人却说听不懂。他也听到过有人议论他的肤色。在他看来，这算不上歧视，更多是不了解或者好奇。
袁丁透露，实际上，在广州的日本人、韩国人这些亚裔群体，数量上多于非洲人。然而受到社会关注的却是非洲群体最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具有“可见性”的他者。
“非洲群体大多数都是比较深色的皮肤或者黑皮肤的，你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个他者，是生活在你周边的不一样的人。”袁丁说。十多年前，国内学界对广州非洲人群体的研究还很少，而在2008年之后，开始有西方学者关注到这一群体。这些研究被引介入国内后，国内的学者和媒体纷至沓来，“正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发现，以及后来被关注到了，所以才成为了一个（研究）问题。”
还有一部分非洲男性商人会与中国女性结婚。据《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一书中讲述，非洲男性商人认为，中国女性在生意上更能帮助他们，且婚后在中国活动会更加方便。在外贸城里，时常能看到这种组合家庭的混血小孩在玩耍。
北京人Linda的丈夫就是尼日利亚人，十多年前因为读大专而来到广州，两人结识后，一起经营服装批发。Linda告诉全现在，她知道社会上不少人对非洲人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也会波及到他们这种组合家庭。“出去吃饭时，有人会用那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感觉好像你图他们（非洲人）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嘛。”她侧着头，瞪了下眼睛，斜看着右前方，做出“歧视的眼神”。
另一个让Dahir不能理解的场景是，经常有人跟他说，今天见到你的一个“老乡”，其实那个所谓的“老乡”只是同样有着黑肤色的非洲人。“他的语言我不懂，我们的文化也完全不一样的。”Dahir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很多中国人看到黑人就觉得都是一样的，“其实非洲很大，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人们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袁丁透露，非洲大陆内部是比较复杂的，不同国家间也有复杂的历史关系，例如在广州，最大的非裔社群是尼日利亚人，但有很多非洲其他国家的人会刻意与他们区分开来。
不过在外贸城的小圈子里，肤色的特殊性会被日常冲淡，黑皮肤的非洲商人也不过是普通的“老板”。大多数在外贸城工作的中国人不会以“黑人”来称呼非洲人，而是叫他们“老外”。一个广州本地人店主发现，这些“老外”并不想被别人注意到，只想在中国安静地过日子。
登峰街道是小北最有生活气息的非洲人聚集地，不同于白天的外贸城——那里的非洲人总是提着包行色匆匆，登峰一带的非洲人则经常三三两两地走着，在水果摊、杂货铺里选上一袋食物，路上看到有相似肤色的人经过时，他们会主动放缓脚步，打量一下是不是熟人。相熟的人会站在路边，聊上一会儿再回到各自的酒店或出租屋里。
疫情以来，Jason的生意变得很差。无事可做时，他会坐在电脑椅上发呆，偶尔用手机和朋友语音聊天，脚边的CD机放着歌。来串门的保安会用他听得懂的中文词和他调侃，例如“有麻烦”、“老板”等，中国商家则会用英文拜托他代看一下货物。
“非洲人。”一个中国小孩踩着滑板车经过，冲着Jason喊。Jason抱了小孩一把，用普通话回了一句“非洲人”，小孩哈哈大笑。
（感谢田蔚琪为本文提供帮助。如无特别说明，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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