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可以称得上是那座最大的围城。当人们坚定认为一线城市才是实现主体价值的选择时，却有另一群年轻人选择回到小城。抛开“不上进”这样的标签，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多元人生的选择，以及互联网语境下的多种可能。毕竟，人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作者：徐黛茜，编辑：杨迪，原文标题：《在最好的年纪选择安逸，一波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小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晚上去十八总嗦粉啰！”墙上电子表的数字跳到17:50:00，詹妮已经和朋友约好了晚饭的去处。
十八总米粉店，是湘潭一家很有名老字号米粉店，在湘江边上的一条老街上。平日詹妮不会特意跑那么远“嗦粉”，可是今年湖南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节后气温一度攀升至25度。道路两侧的树全发出了嫩绿色新叶，阳光穿过嫩芽，走在树下的人，头发也晒出了春天的颜色。下午坐在银行玻璃窗后的柜台里，詹妮便想着下班后也要去江边吹吹温暖的春风。
距离下班还有十分钟，她便开始收拾起来，把桌上的纸张垒好摆在左侧，水杯和护手霜收进柜子，眼睛瞟一眼时钟，时间才过去三分钟，继续坐着假装翻阅桌上的一摞文件。18:00:00，数字跳到下班时间的第一秒，她就蹭地站起身、换下古板的银行制服，迅速离开了工位。
25 岁的詹妮，硕士毕业刚刚两年，她的生活已经安顿好了：稳定的银行工作，如果不自己主动离职，大概率会一直做到退休。一辆三十万的奔驰小轿车，即将在市中心拥有一套z三室一厅的房子。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一线城市、互联网大厂、高薪+996，这些曾经令人挤破头往里钻的名词，吸引力在慢慢褪去。
BOSS直聘发布的《2020年三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中显示，一线城市人才的净流出率为0.36%，高于二季度，也高于2019年同期（0.21%）。除了新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外，离开一线城市的职场人开始将更多城市作为目的地。
期刊《湖北社会科学》中有篇文章，《青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文章基于北京 2017 年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心理、文化、经济、行为四个方面对流动人口进行了分析，得出当前青年流动人口对于城市融入整体水平偏低的结论。研究认为，青年在心理和文化融入状况相对更好，但行为和经济又导致这些青年无法真的融入快节奏的一线城市。除此之外，互联网的发展，也在隐隐推动一些新的变化。
“我可吃不了这苦”
白色的奔驰小车，带着詹妮和朋友一起从桥上垮过湘江，奔向河西老街。桥是 1961年建成的，桥下方连着八个拱状的半圆，夜晚桥身亮上灯，远处看像是八座小桥，双向四车道，桥头桥尾连接着医院和商场。桥上的车总是不少，詹妮开得缓慢，温暖的风夹裹着湘江水的湿气，吹在她脸上，这个时刻，她觉得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到这座小城，“是自己做的正确的决定。”
25岁的詹妮头发是天生的栗色，眼睛圆圆的，皮肤白里透粉，两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稚嫩一些，像是在读的大学生。
两年前，詹妮刚从英国拿到国际商务硕士学位，回国时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面临着去一线大城市还是回到家乡的选择。身边的同学大多选择了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家里的亲戚问她，“要不要来看看上海？许多留学生都喜欢这儿。”她在网上随便投了几份简历，市场推广、互联网运营、客户执行……后来她又去了一趟上海，在朋友的合租房里住了两天。可是，她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出门一趟，半个小时起步。房间只有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是全部的生活空间。
厕所是和室友公用的，水池、壁沿和地上总是有着水渍。上厕所时，她要拿着纸巾垫在马桶盖上，开关门都用纸隔着手。更让她觉得可怕的是，朋友有一天在公司赶项目，一直工作到早上六点钟。
上海的找工作之旅只持续了三天，她就下定了决心，“回家去，我可吃不了这苦。”
从小到大，詹妮的生活都是优渥而舒适的。小时候，爸爸在国有食品厂做工人，妈妈是小学老师，后来食品厂因为经营不善要转卖，爸爸便借了钱把厂子盘了下来，妈妈也辞职一起帮忙。厂子不大，只有三十几个工人，产品也只面向本地的超市销售，但一年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一家三口的生活。他们一直坚持“女儿要富养”，觉得女儿享受到了好的生活品质，以后才会有更高的追求。
“被富养的”詹妮对自己的要求从来都不高，初中时，爸妈把她送到县城里读寄宿中学，那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很高，市里的联考每年都是第一。与此同时，这个学校也以管理严格而著名。每周只有一天假期，周日傍晚必须返校。返校时，年级主任会走进教室，检查每个同学的发型，长发要扎整齐，短发不能超过耳鬓。在校的时间表都有严格规定，从早上六点早操，到晚上九点晚自习结束，连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人在宿舍走廊上巡逻，确保每一个人都安静地躺在床上，宿舍里哪怕有一点塑料袋的声音，宿管老师都会趴在门洞上向里张望。
但考高中时，詹妮没有考上本校直升的高中，爸妈想托关系给她搞一个名额，她不喜欢，“管理太严了，一点儿都不好玩。” 她选择回市里读高中，可以住在家里。大学也是考到长沙的一个普通一本，妈妈帮忙选的财务管理专业。
本科快毕业时，詹妮 22 岁，她始终没想好要去哪工作，身边的同学泡在图书馆里考研，每天重复的早出晚归，让她都没有尝试的念头，另外一些同学去公司里做财务和会计，她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不想这么早就进入单调的工作环境。
“出国，再去玩一年。”她想得很简单，英国对于她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求低，时间短。一个雅思成绩，出去只一年，还能去更远的地方多看看。
小城的“铁饭碗”
詹妮从上海回到老家的时候，秋招已经接近尾声，她开始觉得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没有限定职业，把所有的能看到的岗位都投了。
这几年湘潭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湖南省排名前五，能够提供给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也在增多。在高新开发区，有吉利汽车这样的大型工厂。在市中心，随处可见服务业的正在崛起，湖南省线下连锁商业龙头企业——步步高商场总部就在这里。另外，腾讯联手京东，也开始投资入股湘潭的企业，进行产业布局。
这是地缘决定的，因湖南紧邻广东，腾讯系在线下要迈出广东向全国扩张，进军中原腹地，必然以湖南为踏板，而湘潭紧邻省会长沙，距离黄花国际机场一小时路程，京港澳高速和沪昆高速交汇在此，都使得湘潭成为腾讯系的最佳落脚点。
但是在湘潭的就业金字塔上，近几年本地人更向往的是一个“铁饭碗”，比如公务员，或者是事业编制。2020 年本地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总计为4376人，整体竞争比例为14.98:1。最热门的岗位竞争比例达到99:1。
詹妮的初中同学曹佑鑫，在北方一所211大学上学。毕业时大城市留给他的选择不是很多，要么去二线城市、要么去一线城市的郊区。他不想去郊区工作，在大三时，学校组织去郊区的厂里实习，坐在仪器前记录数字、整理报告，曹佑鑫做起这些事情来不紧不慢。唯一让他感到不适的，是上班的地点很偏远，回到学校天都黑了。
妈妈打电话过来说不如回家里这边来，环境比较熟悉，有什么事情也能找到人提携一把。他便决定回家了。湘潭电力局，事业编制，一切都”稳稳当当”。现在，他时常带着轻巧的口吻调侃，“就按部就班地往上走就是了。”
总有朋友劝他一起去北京或者上海工作。他在本地关系稍近一点的同学基本都出去了，高中睡上下铺的兄弟从澳洲留学回来后呆在上海做咨询，周末一起打游戏时，朋友认真地说，“你明明可以来和我一起，我们还可以一起租房，你干嘛留在那？”
曹佑鑫懒得争辩，他想了想自己的年纪，25 岁，离而立之年还差 5 年，“在那里，车和房怎么立得起？”
詹妮并没有曹佑鑫这样顺利拿到事业编制。她得到的工作是一家城市银行工作，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编，不过属于银行编制内的正式员工。应届生进去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坐柜（银行内部对于柜台工作的称呼），制度里说时间是 2 到 3 年，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整天坐在窗口前，来的人办的业务大致相同，詹妮感到枯燥无聊，每天盯着时间倒数下班。不过，她盘算着，两年后就能从柜员转去银行的中后台工作，不用干坐在玻璃后，也不用做一些打电话营销的事情，虽然工资没有出去做业务的同事那么多，但简单、轻松。
银行的柜员除了日常的窗口工作，还有其他的绩效考核，要完成150万纳储指标以及推销办信用卡。詹妮不喜欢与人打交道。150万的纳储指标都是靠着父母介绍的朋友完成的，信用卡则迫不得已需要联系朋友，帮忙完成，但这时常让她感到尴尬。
有一次，一个朋友答应帮她办30张卡，并且拉着她，和潜在办卡的人一起吃饭聚会，她始终不肯。最终，只办下来10张，可她觉得这就够了，“完成任务了。”与她同一期的柜员基本都会达标，但是银行里有一个同事，家里条件不太好，给不了太多助力，完不成业绩，就会在午休的时候，跑到写字楼去办信用卡。她觉得自己不可能做这件事，“我不需要那么努力。”
不去想银行卡余额
平常的日子里，詹妮下班后就会去步步高商场逛逛。这里离她家很近，开车不过十分钟的路程。
作为本地最大型的连锁商超，步步高是本地年轻人最常去的地方，一到下午六点，路口就堵得看不见地面的行车线。这是2009年建成的，一共有七层，一切都是按照一线城市的大型shoppingmall布局的，地下一层是超市，一层到四层是购物，五层以上是饭店和电影院。
但里头的店铺毫无新意，新增的服装类商铺像是地下通道的牌子，名字都没听过，每层楼的扶梯口挤满了零食小铺，前几年卖得火的牛乳冰淇淋的复制品、在密闭空间味道久久不能散去的卤味鸡爪、模仿网红店布置的奶茶铺……
詹妮来这儿，基本都是去全国连锁店里尝尝新，三楼新开的西贝莜面村、五楼的全聚德和日式烤肉，开业时通常也需要排上一个小时。不过她很少在这里购物消费，”一点都不实惠。”一件像样的大衣动辄上千，普通的卫衣摆进亮堂的店里顿时升了值，要卖 500 元。
她更喜欢拉着朋友去长沙逛街，因为那儿有奢侈品店。上个月，工资和绩效发下来一共有一万元，她便在长沙买了一个Prada的包。踩在奢侈品店松软的地毯上，销售弓着背陪她试包，一个巴掌大的黑布袋，上面镶着金色的品牌标，售价 9000 多，五分钟内，她便刷卡买了下来。
大部分的购物她都在手机上完成，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城市间消费的差距正逐步消弭。詹妮喜欢在淘宝上逛那种精品女装店，带点设计感，质感也不错。复古风的萝卜裤、阔腿裤、oversize款的毛衣，一切审美都和一线大城市没有两样。
到了“双11”，她赶着潮流看直播，下班时，点上外卖去朋友家里，两人横躺在沙发上云购物，蹲在直播间等着晚上八点开播。商品一上线迅速下单。护肤品的消费上她毫不吝啬，一瓶 SKII 神仙水加上精华，抵去了她六分之一的月工资，“但可以用三个月啊，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了，要用好一点的了。”
在这个三线的小城，城镇平均工资是 5777 元，如果是刚毕业的学生，起薪平均在4000 左右。在银行，一个月 7000 左右的工资，在当地都算得上“相当舒服”。花钱付款时，詹妮一般就瞄一眼，不用计算卡里还剩多少钱，“反正也花不了太多，也不用交房租和存钱。”
只有到月底刷卡显示金额不足时，詹妮才会粗略想想钱花哪儿去了。一周七天的晚饭通常都在外解决，冬天约上朋友去吃火锅，夏天去大排档里吃口味虾，新上的电影，她很少错过。每周一、三、五，吃完饭就去健身房，半年卡是 600 元，比一线城市便宜了近 9 成，她转账出去时，心里想着，太划算了。然后是美甲卡充值 1000 元，一月一次，健身私教课花费 1500 元，三个月还没用完，车的油钱是 400 元，每个月还会固定消费两次足浴按摩，又是好几百。
对于生活在小城的年轻人来说，攒钱似乎没有必要的，家里吃住都包了，就算是有了买房的计划，也没什么压力，5000元一平米的均价，已经维持了好几年。住建局在 2019 年公布，上半年整个城镇成交面积为 168 万平方米，比起上一年下降约30%，楼盘的数量也一直以 3% 的数据逐年增加，新楼盘不断出现，营销中心的广告在出租车顶的显示屏上轮番滚动，但更多的房子还是空在那儿。
詹妮也不急着买房，感觉住家里也挺好。但父母总想着，孩子们大了，该置业了。一套房算下来首付不过二三十万，是现在城市普通家庭拿得出的数额。他们选定的房子，就在市中心，这里的楼盘均价比其他地段高上一千，詹妮觉得没必要，”去远一点的地段，买个小的两房一厅就行，反正我就自己住。”但她父母想着家里不差这一点钱，最多也就多出十万块，一次性买好省心。
一家三口跑去市中心靠江边的楼盘里看房，接待厅里有人闲聊，自家的女儿在上海做律师，说话的人皱着眉头，“这要是在上海，怕是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么大的房子。”楼盘里展示的房子差不多都在 150 平，三室两厅，四面都有窗。小区人车分离，路旁种满了各种花果，春天有花，秋天有果。看房的那天，詹妮爸爸看到小区树上结了柚子，有人拿根竹竿摘柚子，他便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和她女儿匹配的“世外桃源”。
最后他们买了一套三室一厅，一百五十平米，无论是孩子成家，还是他们来一起住，都足够了。
挣一线的工资
互联网消弭的城市界限，除了消费，还有办公方式。尤其疫情袭来，远程办公的工具开发与技术，正在撬动传统的办公模式。最终是否逐渐会改变城市空间的变化，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已经有人开始尝试，在四线城镇里，干着一线城市的活。
安徽的蔡佐如今在家乡，就通过远程办公，承接了一项海外的游戏开发项目。接单、沟通、交付，一切都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线上沟通app完成，项目完成结算时，也是美金计价。他算是实现了“赚美金在中国生活”的模式。
事实上，这样的全新模式对于蔡佐来说，也是一个意外。
2019 年大学毕业时，蔡佐原本是留在了杭州。班上一共三十位同学，超过半数以上的同学都选择在杭州发展，专业是计算机，在杭州一步步成为一座被互联网包围的城市时，蔡佐也觉得在杭州的互联网大厂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蔡佐从小学时，家里就装了台式电脑。那时，点开一个图标，出现一个框，胡乱输入几个字母，又有新的东西出现，他感到新奇，慢慢长大，对电脑的兴趣也越来越高。高中毕业填志愿时，他直接选择了“计算机”。
在招聘网站的统计中，2019 年杭州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工资为 5662 元，蔡佐的同学们在互联网的红利下工资是平均基础的三倍。这比起老家安徽的县城，这儿的财富翻了几番，没什么好选择的，他和这一大半同学一起留在了杭州。
与朋友合租在公司附近，每月的房租是 1700元，吃饭也在附近，和许多在杭州工作的互联网人一样，他的衣食住行都被公司包围了。刚开始工作时，到了七点的下班时间，坐旁边的同事一动不动，眼睛直盯着面前的电脑，他也继续干活，肚子饿就吃零食先填几口，到了九点多，大家陆续离开公司，他下班回到房间里，点个外卖，到了睡觉的时间又被撑得难受。
在杭州工作的时候，他感觉一天都是黑夜。早上十点坐在工位上，简单处理些杂事，再做一会儿工作，一抬头，窗外就是黑的了。有时项目急，加班被延长到零点，回家的路上，两旁的商铺都打烊了，他一个人慢悠悠走，盘算着一周还剩下几天。第二天起早，又是重复过度劳动的一天，时间被切割成睡觉和工作。他想起小学时踩着夕阳的光线回家玩电脑的时光，现在这种工作状态与他喜欢的计算机生活大不相同。
工作半年后，他皮肤上逐渐冒出许多红点，还比之前胖了十几斤，医生说这是生活不规律造成的。早一年入职的学长和蔡佐抱怨房价，“工资的涨幅根本赶不上房子。”杭州的限购令一出，买房子都要碰运气。从医院回来后，蔡佐越来越想不通，“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
医生建议他多休养，他索性辞了职，没有目的地，先回家呆着。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他早上早起下楼买个包点，顺便把午饭的菜买回来，捡起毕业时没做完的课外项目，遵从朝九晚五的时间点，在家给自己上班。
蔡佐回老家后只闲了一个月的时间，学长就给他介绍远程项目承包的工作。这一年里，在电脑里他列好了清晰的时间表，一方面完成海外项目的工作，另一方面，还在做一个自己的游戏开发，如果成了，就可以算作一个创业项目。不行，就算作自己的一段经历。
游戏的设计与开发，他一个人揽下来，其余的活他用自己存的钱去请人，他预计游戏在今年年中上线，至于以后到底呆在哪，他还不确定，只不过，“不会再去快节奏的城市了。”老家的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蔡佐成为大家眼中的“无业游民”。过年家庭聚会，亲戚朋友们问他的工作是什么，他回答，在家反正能挣到钱就是了。
在腾讯研究院发起的一次关于“远程办公能否打破城市空间边界？”的对谈中，其中嘉宾提到远程办公会让通勤与支出平衡的问题得到解决，出现一种新的办公模式。甚至是，有些个人会通过这种模式与网络工具实现时间与地域上的自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蔡佐回想起在杭州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租的房子附近有几个 24 小时便利店，加班到很晚时，他也可以随时买一大袋零食回家吃，那的确给过他温暖的感受。不过，那些都是旅人的驿站罢了，如今在这县城里，他已经不再需要便利店了。
舀一勺剁辣椒浇在米粉的汤头上，配一碗甜酒冲蛋，几个小碗挤在小桌上，詹妮和朋友就着春风和马路上的喇叭声吃了起来。 相比长沙的米粉，詹妮觉得这里的粉更加绵一点，也扁一点 ，包着汤汁，吃起来非常爽滑。
最近这一年，她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健身计划表，一、三、五学习，二、四、六去健身。“不去大城市也不意味着不上进，我保持自律、学习和健康，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她吸溜着米粉，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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