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发表Eleni Schirmer撰写的万字长文,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麦当劳里一位底层经理的故事,呈现了疫情期间快餐业从业者超负荷工作,却不受尊重,甚至工资无法满足温饱的遭遇。尽管拜登政府提出了最低时薪15美元的计划,疫情也为全美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的抗争运动带来了新的意义,但面对大企业的强势,底层员工的权益仍然无法完全获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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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母亲节过后没几天,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麦当劳里,炒鸡蛋和收据打印纸在假日抢购狂潮中都用完了。幸运的是,城市里的另一家麦当劳存货充足,总经理让值班经理去取货,但是那位值班经理拒绝了。总经理接着要求第二位和第三位值班经理,当问到第四位值班经理克里斯蒂安·卡多纳(Cristian Cardona)时,他叹了口气,答应了这个差事,他误以为这是他必须做的工作。

当卡多纳开车回店里时,一辆卡车撞上了他的副驾驶座。他受伤并不重,但他的车坏了。卡多纳回到工作岗位,递上一盒盒炒蛋,把收据纸放进收银机,完成了他的工作。当天晚上,他提交了一份事故报告,打算以此要求赔偿他的修车费用。几个月过去了,他的雇主没有给任何说法,卡多纳只好贷款一万五千美元买了一辆新车。在我们最早的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我现在不能离开麦当劳,因为如果我离开,我就没有钱来偿还因此带来的债务。”(卡多纳说,大约一年后,麦当劳赔偿了他。)

我于2020年3月通过电话认识了卡多纳,当时我在紧急工作场所组织委员会(Emergency Workplace Organizing Committee,下文简称EWOC)做志愿者,该委员会旨在支持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在面临与疫情相关的安全威胁时规范自己所在的工作环境。EWOC是由美国电力工人联合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牵头的,该组织的许多组织者在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表现活跃(桑德斯是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是美国国会史上任期最长的无党派独立议员。他于2019年2月宣布参选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他的政治主张偏左,支持平价医疗法案并重视工人权益)。

随着竞选活动的热度渐渐消退,这些组织者打算进行重新调整,利用其组织架构来支持推动桑德斯竞选的关键问题:工人权利和医疗保障。他们召集了数百名志愿者,培训他们领导组织对话,并部署他们与数千名工人联系,这些工人请求让他们在工作场所得到足够的防疫措施保护。卡多纳是写信给EWOC的工人之一,而我是回应的志愿者之一。

虽然卡多纳对组织活动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了,疫情加剧了他的紧迫感。他工作的麦当劳就在一家医院附近,疫情期间里面总是挤满了员工和病人,卡多纳和他的同事们很紧张,顾客对他们来说有潜在的健康威胁。服务员工国际工会对800多名麦当劳员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很少有麦当劳员工获得了口罩、洗手液或肥皂等防疫物资,也没有接受过保持社交距离的培训。

麦当劳告诉我,该公司从疫情爆发之初就遵守了疾控中心所有的指导方针,只是和许多公司一样,由于全球供应短缺,其一开始很难采购到口罩。一位发言人说:“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已经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所有餐厅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防护和福利。”但卡多纳明白,他和他的同事们必须自我保护。他告诉我:“我想加入EWOC,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一、从哥伦比亚移民,却并未实现美国梦

卡多纳今年21岁,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麦当劳工作。他目前每小时挣11.3美元。他与父母和妹妹住在奥兰多。他的母亲是一家银行的清洁工。他的父亲是一名酒店接送司机,但疫情摧毁了旅游业,他失去了工作,从那以后,他就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卡多纳的父母每人每小时挣不到12美元。卡多纳九岁时,为了躲避暴力和帮派活动,他们一家从哥伦比亚搬到了奥兰多。

他告诉我:“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和很多人一样,为了寻求更美好的东西。但美国梦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喘息的机会。”卡多纳想上大学,但他负担不起学费,所以他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麦当劳工作。如今,他在奥兰多的许多朋友都住在无家可归者的帐篷里,没有食物保障。卡多纳说:“明明房子比无家可归的人多,但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给他们住房。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当他谈到这些不公正的对待时,一种克制的愤怒在他身上蔓延开来,虽然尖锐但很温暖。

卡多纳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历史书籍和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将当下与历史上正义斗争联系起来的声音。他告诉我:“我喜欢关注那些讲述自己如何把周围的人组织起来的人。”他也是一个狂热的园丁。让他的父母一开始感到郁闷的是,他把家里的小后院变成了一块园地,在那里,秋葵和黑豌豆在木屑堆里茁壮成长。他希望有一天能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的家人,最终养活整个社区。

他告诉我:“解放我的人民、我的社区、我的家庭是我的梦想,我想要一大块地。我想种我需要的一切,食物、药物,甚至所有的东西。我不想做一份给店主打工的工作,他赚足了钱,而我只能得到九牛一毛。”

去年11月,超过600万佛罗里达州人通过了一项投票倡议,到2026年将该州的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虽然这一增长将惠及卡多纳和他的家人,但这并不足以让他获得自己的住所或实现他的社区园地的梦想。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步子还是太小,而且来得太晚。他说:“我们不想再过5年才获得15美元的最低工资,我们现在就需要。2012年,当这场争吵开始时,他们就要求每小时15美元,但现在已经不够了。等我们拿到15美元时,就更加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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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多纳深受同事的喜爱和信任。有人告诉我,他是少数几个可以胜任餐厅任何工作的员工之一,从负责烧烤到接电话。工作一年后,卡多纳被提升为机动经理,级别低于总经理,但高于主管。尽管得到了晋升,他还是被工作环境所困扰,他手臂上有烧伤疤痕,下班后累到瘫倒,每周辞职的同事名单无不诉说他的难处。

他说:“很少有人愿意忍受在麦当劳的工作,他们几乎是最绝望的人。”麦当劳首席餐厅官梅森·斯穆特(Mason Smoot)表示,公司对卡多纳的遭遇感到“失望”,因为“这并不能反映出麦当劳和特许经销商为员工营造的积极和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不是我们希望麦当劳餐厅的员工所经历的,(我们)正在进一步调查此事。”

卡多纳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他还没有离开麦当劳。然后他又想了想,自我剖析了留下来的原因:“我真的很喜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都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根据国家的说法,提供一项每天为1000人提供食物的快餐服务是一份有效且必要的工作。没必要因为这是麦当劳而感到羞愧。”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是负责人应该感到羞愧,他们会压榨处于绝境中的人。”

二、麦当劳一边靠政府放水赚翻,一边报复要求最低时薪的员工

像数以百万计的雇员一样,卡多纳也被债务束缚着,得益于过去十年的财政政策,他的雇主倒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公司一样,已经获得了解放。大萧条之后,美联储为经济复苏降低了利率。包括麦当劳在内的企业,把借贷额拉到了最大。

《福布斯》的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至2019年期间,标普500 指数名单上的公司债务几乎增加了两倍,在此期间,麦当劳持有的债务从91亿美元增加到331亿美元。(麦当劳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没有提供其他数字。)

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大放水,麦当劳让股东们挣得盆满钵满。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麦当劳回购了350亿美元的股票,推高了股价,而其股东则赚了至少500亿美元。(麦当劳于2020年3月暂停股票回购。)在经济衰退之后,事实证明,麦当劳的公司结构不仅能够挺过衰退,而且能够从中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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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当劳员工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为争取工作场所尊严的斗争带来了新的活力。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同年威斯康星州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激励下,快餐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进行了精辟的注解,而快餐工人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们要求时薪15美元,并组建工会。

2012年11月29日,纽约市估计有200名快餐工人罢工。从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快餐工人领导了罢工、抗议和集会,他们的信息已经成为一场成熟的运动:为15美元的时薪而战。本周二,美国15个城市的快餐工人将在“黑人历史月”(每年2月)期间举行罢工,要求获得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国会正在考虑将该措施纳入新冠肺炎救助计划。

已经有至少9个州和几个大城市已经通过了法律,设立了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但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向雇主施压,让他们更好地对待工人,选举政客制定工资法是次要的。作为全球最大的雇主之一,麦当劳一直是他们运动的主要目标,改变该公司的做法不仅会为快餐业,也会为整个低薪工作树立新的标准。

2019年,该公司同意停止游说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立法。但麦当劳员工称,公司也以报复的方式回应了抗议活动。数百名工人报告说,他们参与了“为15美元而战”的抗议、行动和会议,回来后发现自己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工资减少了,工作日程也改变了,还有人发现自己被降职了,有些甚至被开除了。

雇员们报告说,他们因为“为15美元而战”的活动而被骚扰、监视和审问,这违反了联邦劳动法。(麦当劳表示不会容忍报复行为。)2012年至2014年间,麦当劳员工向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下文简称NLRB)提出了291项侵犯员工权利的指控,称员工因参与工作场所的抗议活动而面临雇主的非法报复。

作为回应,麦当劳声称,应该由那些特许经营权雇主而不是直营公司对此负责。2019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法律拖延之后,特朗普任命的NLRB成员做出了有利于该公司的裁决,即绝大多数麦当劳员工都不是麦当劳直接雇佣的。(该公司表示,NLRB案件并没有指控麦当劳美国公司违反了劳动法,和解结束时,所有指控都得到了充分赔偿。)

卡多纳说,2018年,“为15美元而战”的组织者来到他的店里,在卫生间张贴有关工人权利的海报,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和其他商店经理必须每小时向最高管理层报告一次,确认组织者没有再来。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不允许进入大厅,以防组织者向他们提出试探性的问题,比如“工作进展如何?”

卡多纳告诉我:“感觉就像我们被控制了整整一周。”在此期间,他通过Twitter联系了奥兰多争取15美元的活动,提出可以在他的经理换班期间偷偷把这些组织者带到店里。但他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在他的店里,工人待遇和工资问题已经搁置了好几个月,直到疫情的到来。

2019年春天,就在卡多纳贷款数万美元购买新车的几个月前,麦当劳的首席执行官向公司股东吹嘘了今年的强劲表现。他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写道:“麦当劳的业务继续产生大量现金流,使我们能够对业务进行再投资,以实现未来的增长。”11个月后,疫情威胁到企业借款人高涨的信心,但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相反,在3月底,美联储对公司债券市场进行了干预,罕见地向非金融企业提供贷款,并在其历史上首次直接购买公司债券。

突然之间,许多公司,不管它们在新冠疫情之前的财务状况稳定性如何,都获得了一条新的生命线。多亏美联储的干预,麦当劳获得了65亿美元的债务融资,其中超过600万美元来自美联储。当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人、住房和薪水慢慢地溜走时,麦当劳却发现自己的基础异常稳固。

三、员工防护不足、超负荷工作、收入不足以温饱

与此同时,卡多纳知道他店里的人患上新冠只是时间问题。3月中旬,麦当劳高层与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快餐业老板通了电话,用特朗普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大公司”。这些老板希望政府保证,在疫情封锁期间,快餐将被指定为一项基本服务得以继续营业。这位著名的快餐爱好者总统欣然同意。

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肯定了该行业的必要性,纽约州最大的医疗服务机构和私人雇主Northwell Health的一位急诊医生也这么认为。他告诉《商业内幕》:“记住,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医务工作者要轮班,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做饭,这段时间可能要依赖于餐馆来维持生活。”一种新的常识正在逐渐形成:快餐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养活了维持国家生存的必要工作者。

但是快餐员工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麦当劳的态度更为矛盾。5%的麦当劳门店,包括卡多纳工作的门店在内,都是公司制,并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在另外95%的情况下,病假取决于当地法规或特许经营雇主的心血来潮。(麦当劳表示,许多特许经营店都提供带薪病假,但没有给出具体数字。)

根据2020年4月1日生效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Families First Coronavirus Response Act,旨在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影响的法案,该法案免费为冠状病毒检测提供资金,为受疫情影响的美国工人提供14天带薪休假,并提高食品券的金额),特许经营店被要求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但该要求已于去年12月31日到期。考虑到所有的顾虑:流感、胃病,甚至是没有阳性检测结果的冠状病毒感染,大多数员工必须在带病上班和放弃工资之间做出选择。

去年3月20日至3月31日,数百名麦当劳和其他快餐员工分别在罗利、达勒姆、洛杉矶、坦帕、圣路易斯和孟菲斯等全国各地发起了为期一天的罢工,抗议缺乏手套、口罩、危险津贴和病假。4月1日,麦当劳同意向员工提供口罩和洗手液等个人防护设备。该公司表示,它从3月份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但是,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些努力太迟了,而且远远不够。

当麦当劳推出“感谢餐”(注:麦当劳在疫情期间为感谢医务工作者而推出的免费套餐)时,卡多纳所在门店的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在两周内,任何想吃麦当劳蛋松饼或麦乐鸡的医护人员、消防员或警察都可以通过免下车订餐通道获得“感谢餐”。麦当劳美国公司总裁乔·厄林格对公司为表彰国家英雄所做的努力感到十分自豪。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公司、加盟商和供应商合作伙伴团结起来,回馈那些为我们的国家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们,对此我感到无比自豪。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麦当劳系统。”

但是,对于卡多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麦当劳的系统最麦当劳化的表现,即最大限度地压榨员工,同时尽可能少地补偿他们,并要求他们保持微笑。感谢餐一宣布,卡多纳的店就被雪片般的订单给淹没了,操作人员严重不足。卡多纳告诉我:“我们大概需要五六个人,但实际只有三个。感谢餐由多种物品组成,包括饮料、薯条、感谢便条和三明治,装起来很费时间。一份包含几份感谢餐的订单可能需要5分钟才能做好,比常规套餐的准备时间多了3分钟。工作人员拼命追赶进度:“当我们人手不足的时候,我们会一人身兼多职,但我们可没拿到三个人的薪水。”(麦当劳反驳了这一说法,称当时卡多纳的人员配置是足够的。)

无论从天气还是餐厅的工作环境来说,气温都在急剧上升。店里的烤架、烤面包机和炸锅都在全速运转,佛罗里达的夏天也来临了。卡多纳说,过度使用的空调有时会出故障。(该公司表示,空调系统没有问题。)卡多纳说:“持续跟不上订单“会让你的头脑混乱,比如,要做很多人的工作,每一个订单都跟不上进度,8个小时怎么坚持得下来呢?”顾客们也到了忍受的极限:服务缓慢,套餐出错率高。作为回应,管理层宣布,未来再有客户投诉将导致工人停职。卡多纳告诉我:“我们担心,如果我们的速度不够快,顾客会很生气,我们会被停职。工人们靠这些工资过活。如果被停职,他们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房子。”

在感谢餐期间一次特别劳累的轮班之后,一位工作了23年工龄的员工(我叫她查丽丝)正在想晚上带点什么给她的家人吃,过去几周家里的食物很短缺。卡多纳为她的点单收钱,她要了个双层鳕鱼堡,这是她当班时的员工餐;还点了两份足三两汉堡给她儿子,但第二份汉堡卡多纳没有收她钱。麦当劳正在给其他的必要工作者发放数百美元的免费食物,他们真的会拒给自己的员工免单一顿4.79美元的饭吗?

事实证明,是的。第二天,总经理把查丽丝和卡多纳拉到一边,告诉他们两人,他们因为偷食物本来应该被解雇的,但是她决定原谅他们。但卡多纳怀疑,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在这种累人的日子里解雇两名最优秀的员工。几周前,一位新经理上任第二天就辞职了。(麦当劳称这种说法“不准确”,并表示,在门店,员工在工作时可以享受免费餐食,工作时间外可以享受半价餐食。)

麦当劳发放了数千份餐点,以表彰“前线英雄”拯救生命的努力,而麦当劳的员工却在危险的环境中加倍努力地工作着,他们觉得自己得到的认可或奖励很少。卡多纳店的九名经理获得了一笔一次性奖金,卡多纳记得税前收到了大约100美元。(麦当劳表示,该店的几名员工在6月份再次获得了奖金。)店长在招牌上印上了麦当劳大叔的照片,并用草体写着:“对顾客来说,你就是McHappy”(注:麦当劳的微笑商标),‘我们感谢你!’”并把这个标语贴在了店内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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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总经理从棒约翰那里为工作人员订了一堆披萨。卡多纳告诉我他当时说:“我很感激你的心意,但这不足以支付我们的账单,如果我们能多赚一美元,我们可以自己买这该死的披萨。”卡多纳的一位同事说得更直白:“如果你想死,那就一了百了,但是,如果你想活下去,你还是得付房租。”

四、底层工作者长期被忽视

在今天的美国,工人和工人是有区别的。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白人男性养家糊口的论调初现端倪,唐纳德·特朗普大声宣告他拯救煤矿工作的计划,但他既没有提出给出任何说法,也没有提出任何政策来承认在麦当劳工作的80多万员工所面临的困境。一些基本护理工作,包括喂食、教育、护理、治疗、照料、洗涤、抚慰等,长期以来都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工作是什么,以及是谁在做。虽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不依赖这些护理工作,它是生活所必需的,但实际上,为工资而做这份工作的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工资低、福利少,社会尊重几乎不存在。

在这个过度劳累的社会,快餐已经成为了国民厨房。在任何一天,美国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靠吃快餐过日子。任何的工作人员在时间紧张的时候,都能通过快餐店获得廉价的卡路里,这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的薪水。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期,许多人减少了高档餐饮,于是快餐消费增加了,尤其是在职单亲父母。

如今,快餐销售正在稳步上升,即使疫情导致整个餐饮业崩溃,到2020年底,美国已经有数以万计的餐厅永久关闭,但麦当劳却实现了连续六年的销售增长。然而,快餐店的工人却在艰难度日,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近一半是有色人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快餐店工作的370万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依靠公共福利生存。如今,麦当劳是全职员工靠食品券和医疗补助计划生活的五大雇主之一。

我们既依赖于这些给我们提供衣食住行便利的服务,但又否定其价值,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女权主义理论家南希·弗雷泽将其称之为服务危机。但危机并不等同于灾难,一场灾难,就像一颗行星撞向我们的命运,只留下绝望的陨石坑。相比之下,危机是需要判断力的时刻,是引发艰难决策的岔路口。灾难使我们无助,但危机赋予我们选择的权利。

新冠疫情就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它迫使世界正视维持我们生存的力量,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劳动。危机虽然迫使我们做出艰难抉择,但它不能保证我们能做出明智的行动。

与此同时,情况仍然很糟糕。去年夏天,全国各地的麦当劳员工组织了又一轮的罢工,抗议他们的雇主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不力。当奥克兰的多名员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时,33名店员进行了近三周的罢工,抗议老板未能保护员工。

大约在那个时候,卡多纳告诉我,他店里的四名员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不过只有一个病例向所有员工公布了。他说,这家店从来没有为了清洁消毒而暂停营业过,只有一次,一位总经理拿着喷雾器在店里走来走去,擦拭桌面。(麦当劳驳斥了这一说法,称麦当劳的协议保证,一旦发生事故,该餐厅会立即关闭,进行通宵清洁。)卡多纳还讲述了他的一个同事在上班时出现了呕吐和腹泻。卡多纳叫他回家休息,但同事拒绝了。卡多纳说:“很多时候,人们会牺牲健康而选择薪水,因为他们不想无家可归。他们不想挨饿,也许他们还有需要照顾的人。”

我与卡多纳的多次通话,横跨数千英里,发生于不同的城市,既没有阻止疫情,也没有提高工人的工资。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听他倾诉,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麦当劳做低级经理是什么感觉。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他,最需要我为你做的是什么。他轻轻地笑了,他说:“我们的声音和故事能够被听到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我皱了皱眉,难道不是一项具体的活动计划,或一项企业研究活动,或与当地组织者的联系更有物质上的益处吗?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意识到,卡多纳想要的是他的雇主和他选出的领导人拒绝给他的东西:被重视,这被认为是无可替代的珍宝。毕竟,他和他的同事们知道他们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被说服的是整个世界。

在灾难中,我们需要英雄来保护我们。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这是一场危机,珍视我们所依赖的劳动,而不是简单地赞美它,将保全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