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经过几轮笔试和面试后，考入了X国驻华使馆的移民部门，正式成为一名签证官。
每天8点钟，使领馆和签证中心外会排起长长的队伍，旅行、家庭团聚、留学、经商、永久居留……人们抱着各自的目的，把材料递过签证窗口，等待着一场“审判”。
5年间，我近距离接触了数万件申请案，申请材料里，是形形色色的秘密与欲望、谎言与真相。
一纸签证背后，藏着中国人真实而隐秘的角落。
北京美国大使馆前，排队签证的人们。图源 / 东方IC（图文无关）
01
“咱们的工作，实质就是打假”
头一回来到移民部的办公室，我被一排又一排的书架震撼到了，大半个办公室被占去，上面堆满了案卷，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供人行走。
“放心吧，不只你身边堆满案卷，你脚下踩的也是案卷，”吉姆指了指地板，“就连地下室里也堆满了案卷。”吉姆是移民部的资深签证官，也是我的辅导员（Mentor）。每个新人加入移民部时，都有一个辅导员带着熟悉工作。
使馆把最大的办公楼分配给我们，结果还是挤成这样，吉姆有点无奈：“咱们这里除了人就是案卷，案卷里装的还是人。”
我被他逗笑了，移民部光员工就有近百人，而“签证申请者”们更是数不清，他们的信息被封印在案卷里：家庭信息表、工作与教育信息表、婚姻与旅行史信息表、身份证、银行账单、户口本、工作证明，甚至有人将房产证、出生证、结婚证、全家福照片也一并递交，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真实情况。
作为签证官，我的工作就是审查他们的情况，确定他们是否符合签证类型对应的条件。
我曾在北京三里屯使馆区工作过1年多，后调任广州。
上班第一天，我就发现事情不简单。
有个案子是这样的：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人申请旅游签，称自己月入5万，家庭美满，太太50多岁，有两个已成年的孩子。可我看了材料，发现有的信息明显前后矛盾。
申请人的“全家福”里没有孩子，只有他和太太两人；太太看起来很年轻，不像50多岁；银行账单上显示，他的工资和“月入5万”有很大差距。于是我向吉姆反映，“这份申请很奇怪。”
吉姆不以为然，“这太正常了。你接的每个案子都会很奇怪，遍地是骗局，从来没有真相，只有表演给你看的真相。咱们的工作，实质就是打假。”
原来是我少见多怪了。
坐落在高档写字楼里的签证申请中心。
真正的骗局还在后面。
入职前，我听说“福建人很难获得外国签证”，网上也有说法称，福建的某些地方有移民海外的传统，一个人出国后会带走一家，继而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的人，形成连锁反应。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广东、广西等省份。
这是个已成规模的移民诈骗产业链，也是存在已久的灰色地带。
这点移民局当然也注意到了，还列出了一份“重点打假地区黑名单”，每当申请者来自这些地区，同事就会提醒我把案子挑出来，重点查证。
2019年，中国是全球第三大移民来源国。来源：World Migration Report infographics，联合国移民署
此外还有一批造假者，通过移民诈骗中介伪造资料，企图蒙混过关。
有次，我接到一个某南方省份的案子，申请人是女性。打开案卷，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年龄和职业：她59岁了，职业是“深圳某科技公司销售总监”。我觉得蹊跷，于是继续翻阅了她的资料。
在“教育与职业经历信息表”中，她自称是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户籍所在村一家饭馆当过洗碗工，后来出任过省会某互联网企业的高管。按照正常的职业发展逻辑，从洗碗工一跃成为互联网企业高管，显然不合常理；如果不是经历了重大变故，第一批大学高材生在村里的饭馆洗碗20多年，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最抓人眼球的还是她提供的全家福——照片是她和老伴、儿子儿媳以及孙子的合影，一家人坐在一栋水泥平房前，身上都穿着劣质棉袄，脸蛋冻得皲裂通红，我猜大概是拍摄时是冬天的原因。申请人和老伴坐在最中央，眼神呆滞，目视前方，后面的儿孙们脸上挂在疲惫和不悦。
总之，照片中这个看起来忧心忡忡的农村家庭，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公司高管形象的确相去甚远。
排队申请签证的人们
我拨打了那家深圳公司的电话，是空号；又拨通了这位女性申请人的电话，接听的是个男人，得知我是使馆工作人员后，他赶紧把电话交给了另一个女人。
“请回答您所在公司的名字、地址和担任职务。”我循例问道。
她答不上来。我隐约听见电话那头有人压低声音教她说话。
我又问：“您毕业于哪所大学？什么时候毕业？”
“我忘了大学名字。”她支支吾吾道。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陆续发现了3起和此案高度相似的案子：申请人户籍相同，都自称是大学生或科技公司总监，就连工作证明的排版都一样。最离奇的是一张张来自不同家庭、但又高度雷同的全家福：一律是破败的房子、萧条的院落、捉襟见肘的穿着，以及呆滞、不悦甚至写满愤怒的脸。接受电调时，当事人回答问题的反应也几乎都一模一样。
——所有资料都是假的。电话里教他们说话的人，正是移民诈骗中介。
弄清真相后，我仍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诈骗中介都喜欢让申请者拍一张全家福？
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证明申请者家庭美满、人丁兴旺，在中国有亲戚、有牵挂，不会“黑”在国外吗？
但所谓“越是缺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经济状态，只是当事人往往意识不到，自以为的“完美”证据，在签证官眼中意味着什么。
移民局的相关主题讲座。
后来我陆续接手了许多相似的案件：申请者都是贫困地区的村民，中青年，经济条件差，没受过多少教育，从未出过国，都想通过旅游签“黑”在国外。
他们委托的移民诈骗公司各有风格：有的在虚假工作证明上下功夫，有的专门制作假护照，还有的让他们穿一样的西服、打一样的领带，装出“社会精英”的模样。申请者为此缴纳了大笔费用，相信去国外就能打工发财。
可惜，造假手段过于拙劣了。
2018年，排名前5的侨汇汇入国依次是：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埃及，其中汇入印度和中国的数额远超过其他国家。数据来源：《世界移民报告2020》
我当然也遇到过手段更“高明”的申请者，他们的目的往往不是“打黑工”那么简单。
几年前，一批情况十分相似的女性当事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的申请在同一周内陆续送到移民部，年龄不一，20到40多岁都有，有人单身，有人已婚育，分别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的公司工作；中介机构也是同一家，且每个人都是单独申请，没有和家人一起的。
籍贯不同，所在城市和工作领域也不同，按理说，她们互相应该是不认识的，为什么要集体出国旅游呢？我起了疑心，决定先从工作证明查起，便打到公司查证，发现确有其人。
工作证明真实有效，没有造假。难道这些申请者同时申请，真的只是巧合？直到翻阅了她们的护照，我才发现其中的玄机：出入境记录显示，她们在过去几年内屡次于相同时间，出入相同的国家，包括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甚至伊拉克，且每次都会停留几个月。在其中两位申请人的证件照上，她们都戴着中东样式的帽子和头巾，眼神涣散迷离。
为什么要集体去中东呢？为了解开疑团，我请了其中一人来使馆做面签。
北京三里屯东5街上的外国大使馆标识。图源：Sipa
“为什么要去中东？”我问。
“嗯……去挖煤。”对方眼神闪烁。
去中东开采石油倒有可能，去“挖煤”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再说，即使是“挖煤”，有必要雇佣20到40岁的中国女性吗？而且还是几个月的短期工。
我和团队调查了这批案子，发现当事人籍贯大多来自四川、湖南、广西、江西、东北等省份，大部分是农业户籍。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们过去频繁出入中东是为了什么，但说去中东“挖煤”，显然对中东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并不了解，不可能是产业劳动者。
考虑到这些女性的年龄段、单独出行和短期停留情况，以及中东劳动力结构中男多女少的特点，签证官们共同推断——她们是去提供性服务的。
这次集体出国，可能是境外卖淫集团组织的。通过性服务，她们可能获得报酬，但也不排除一种更恶劣的可能：她们是被黑社会绑架或贩卖的受害者。
无论如何，这些申请一律都被拒签了。
CTDC（全球首个人口贩卖数据中心）在2016-2017年新登记的案例显示，人口贩卖受害者来自147个国家和地区，从被剥削类别看，近30%的受害者被贩卖为强迫劳工，47%因性剥削目的被贩卖，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来源：《世界移民报告2020》
吉姆还给我讲过一个被移民部作为“指导性案例”的诈骗案：一名外籍女性和4名中国男性分别结婚，男人们借助婚姻获得了外国永居权，和他们结婚的女人是华人，获得外国国籍后做起了假结婚的生意。
十几年后，外国执法部门才破获了这起移民诈骗案。女人被判重婚罪，而和她假结婚的男人们则被逐一找出，遣返回国。至于还有没有未被发现的男人，这就不得而知了。
类似这样各式各样的打假就是我们的日常。
02
中产隐秘的角落
每天早8点上班，我总会经过使馆正门的签发室，这里每天都会收到大量信件：使馆间的往来文件、外交官的包裹、工作人员的私人信件等。
还有一些写明要“移民部收”，其中大多是举报信。
有人举报某申请者是卷钱跑路的罪犯，恳求签证官严查；还有老夫妇举报自己的儿子，说儿子正在遗弃他们，请签证官不要放他去国外……总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如果说哪个职业能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目，那么毫无疑问就是签证官了。
毕竟，撒谎会遭到拒签，甚至面临永久禁止申请的风险，大部分人都不敢隐瞒事实，包括不愿被人知道的事实。
签证官为听众讲解投资移民政策。
在签证申请人里，中产群体无疑是最多的，大约占总数的90%。他们的情况都很类似：教育良好、工作稳定、收入体面、生活在大城市，生活看似美满稳定。
但其中隐秘的一面，大概只有签证官能看到。
一个现象曾令我的外籍同事们讶异不已：“有着儒学传统的中国社会，离婚率居然这么高！”
粗略估算，几乎每3到4个中产成年人申请者中，就有1个在“配偶”一栏填“无”、在“子女”一栏填写“有”，大多数是离异，少数是婚外生育或丧偶。还有人特意把离婚证和法院判决书交给签证官，这颠覆了签证官们对“东方古国”的固有印象。
而在离异的申请人中，单身母亲又占了多数，这侧面说明了中国女性对出国的兴趣远高于男性。
在所有签证类型中，旅游签最为常见，大约占3/4。有种情况经常令签证官们议论纷纷。
我就遇到过一对男女一起申请签证。男申请人是“已婚”，妻子居住在浙江老家；女申请人则是“未婚”，但有一个小孩。仔细一看，原来是她和男人在美国的私生子。护照显示他们曾共同出入过很多国家，这段婚外情大概也维持了很多年。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维持这种关系的人包括律所合伙人和助理、男老板和秘书、大学毕业生和已婚学长。
每当遇到这种案子，外籍签证官们都会惊讶于中国人的秘密，而判断却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是个人自由，没理由拒签；有人注重家庭价值——特别是女签证官，对婚外情厌恶至极，会狠狠拒签。
移民局不定期会举办移民政策讲座，几乎场场爆满。
在申请档案里，秘密是藏不住的。
阅读材料时，我常常猜想背后的故事。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一对老夫妇，衣着讲究，气质出众，丈夫是著名大学医学院教授和主治医师，妻子是医学专家。
俩人有个29岁的儿子，个人状态一栏写着“死亡”，日期是半年前，原因是“病死”。唯一的孩子被疾病折磨，作为医学权威的父母却束手无策。翻着厚厚的材料，我难以想象那种痛苦。
丧子半年后，老夫妇希望能一起出国旅行，签证申请很快就通过了。
学生签是旅游签之外最常见的类型之一。但收到一位女士的申请时，我还是吃了一惊。她45岁，是一位母亲，资料显示她曾被拒签过，这是第二次申请学生签证。为此她附带了一封个人陈述：
“亲爱的签证官，在我提笔写这封陈述时，我非常紧张。您可能觉得奇怪，一个45岁、孩子都上高中的中年人，为何偏要留学，因为我有苦衷。”
外国留学教育宣传会上，前来为孩子咨询留学的家长们。
她在信中写到，自己已失业3年，女儿患有抑郁症。
3年前她辞去银行副行长的工作，打算一心一意陪女儿治病。以前自己争强好胜，和先生一起扑在事业上，没时间陪孩子，等赚够了钱，俩人就把16岁的女儿送去国外读高中，以为这是为女儿好，其实也是全了自己的私心——孩子能出国留学，作为父母更有面子。
但女儿并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留学不到一年就得了抑郁症。这几年她不断寻医问药，攒起了一大摞精神诊断报告，但病还是没治好。
眼看着马上又要开学，可女儿的精神情况堪忧，她心一横，干脆自己也留学，一边当挂名学生，一边照顾女儿。
“恳请您体谅我，给我发学生签证吧，现在的情况，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使馆里也有供外交官家长阅读的亲子杂志，为他们挑选国际学校提供建议。
我理解这位母亲的初衷。
在移民局工作，我见过很多把“出国”当解药的人，很多中产奋斗一辈子，为的就是获得国外永久居民身份，这样的申请大约占所有类型的5%。但费尽心思投身国外，换来的却未必是更满意的生活。
我的朋友小李就是一个例子。得知我在使馆工作，私下里他向我咨询过几次关于移民的事。后来我听说他放弃了大学实验室的工作，和一名外籍华人女士结了婚。获得了永居权后，父老乡亲们无不欢天喜地，以为从此升入天堂。
结果到了国外，小李却傻了眼：他英语不好，无法融入社会，找不到实验室的工作，只能在一家餐厅打工。2年过去，他还是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开始频频和妻子、老丈人发生口角。
老丈人一家悔不当初：“早知这样，女儿就应该找个在国外站稳了脚跟的男人结婚。”家乡父老则抱怨：“出国2年了，什么都没得到，没工作，没孙子。”
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移民的前20大目的地国家。来源：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在X国，永居移民纸到期时需要办理续签，从申请人填写的个人情况来看，除了一小部分社会上层和下层之外，大部分处于社会中层的申请者，出国后的生活都不太如愿。
上层资产自由，出国可以获得新的红利；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在国外是稀缺岗位，工资也高，部分下层通过出国打工，也能获得更好的生活——住家保姆就是一个很吃香的例子。
亚洲女性保姆勤奋吃苦，擅长烹饪，在海外颇受欢迎。我见过一位来自县城的中年妇女，通过自考家庭护理资格证，去国外当居家保姆5年后，把在国内当厨师的老公和还在读书的女儿都移民到了海外。
这样的结果，正是许多中产们向往的。
位于北京使馆区的高级公寓。
相较而言，中产们的处境更尴尬。
他们在中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在国外却不一定；脏活累活不愿干，竞争力和可替代性可能还不如体力或技术性劳动者；而面对海外高企的房价，他们也没有上层的资产能力。
因此，焦虑者比比皆是。
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处境，一些人试图通过代际努力来改善。
我曾经遇到过一小群中国人，几乎都来自广东台山、开平和恩平等地，他们手里拿着墨西哥、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中美国家的护照，正筹划着二次移民。
“千里迢迢去这种国家拿护照，图个啥？”一位中国同事感叹，言下之意，他大概觉得这些国家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然是赚钱，人家过得好着呢。”另一位同事说。
事实上，这些申请人已经是移民二代、三代。
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早年离开了农村前往中美洲打拼，开饭馆、开杂货铺，初时很辛苦，可到了他们这一辈，很多人已经是贸易公司的企业主。有人在中国开工厂，把中国制造卖到拉美，再把拉美的产品倒卖回中国。
眼下，他们正筹划着向欧美转移。这种财富和阶层的上升历经两到四代人，时间非常漫长。
至于值得与否，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03
打假也是业绩
2017年，我从北京使馆调任至广州领事馆，5年里接手了数万件移民案，其中70%左右的申请者都会符合资格并获得签证。
当然，也有非常有能力的人要为签证伤脑筋，我常常为他们感到惋惜。
比如这位深圳创业者——她来自农村，学历不高，从工厂打工妹奋斗成企业女老板，希望能去国外办企业。
在广州领区，来自深圳的申请者数量庞大，很多有代表性的案子（申请人通常是富豪或创业者）都出自这里。图为我拍下的深圳夜色。
她在材料里附了厚厚一摞商业企划书，是关于创立3D打印技术公司的策划案。然而，负责审核她的签证官对3D打印技术一知半解，如果换一个懂行的人来评估，或许目标国就多了一位能创造就业的外国投资人了。
但可惜，她被屡次拒签了。
可能比起企划案，签证官们的关注重点落在了其他要素上：这位当事人是单身女性。
遇到单身女性，签证官们往往会提高警惕。
毕竟通过婚恋达到移民目的的人太常见了，为了证明自己和外籍男友的“爱情”，有人甚至提交了长达几百页的微信聊天记录，情话连篇、十分肉麻，还附带了一叠“床照”，看得签证官万分尴尬，感叹“在中国真是大开眼界”。
因此签证官“宁错杀不放过”，对单身女性申请者格外苛刻。
还有一种怪象最初我无法理解：同样是一家人，父母和子女团聚普遍易获签；微妙的是夫妻——丈夫在国外、妻子想去团聚却容易遭拒。
我曾经见过一对跨国夫妻，结婚十几年，两个混血孩子都快上中学了，可中国母亲仍然屡次被拒签。
后来我才明白，在签证官眼中，血缘是永恒的，婚姻是脆弱的，前者是无条件的付出与爱，后者是讲条件的利益关系，具有目的性，替代性强。
外国签证官们居住的外交公寓
当然，男性申请人也常常受到偏见。
“在中国，豪门千金会嫁给打工仔吗？”签证官卡罗尔问我。那天，她递给我一个案子，怀疑当事人造假。那是一对夫妻，妻子美丽自信、生活富足，年纪轻轻就担任深圳某集团股东，家住别墅。她的活期银行账户上有1000多万存款，是日常零花钱。
“有人会把1000万当零花钱吗？如果真有，这些财富和头衔肯定是从她父亲那继承的，我不信是她自己赚的。”卡罗尔断定。
而她的丈夫是某外企的经理人，工资不低，但和妻子比，也只能算是“打工仔”。卡罗尔认为他们不可信，准备拒签。后来经过“打假小组”核查，俩人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至于那些财富究竟怎么得来的，无从查证。
卡罗尔无奈地撇撇嘴，不愿意承认现实似的：“好吧，中国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燕莎友谊商厦，曾经是专供外国人购物的场所。
如此富有的申请人比例极小，他们移居国外也相当容易，签证只是程序，不是门槛。
然而批准这些富人去海外的签证官们只是拿固定工资的工薪族，收入比不上他们的零头，遇到这种申请人，心理自然会不平衡，就像面对财富超乎想象的“千金”时，流露嫉妒之心的卡罗尔。
“这个国家的中产真的这么有钱吗？”面对大多数申请人比自己工资高的事实，签证官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
“不可能，一定有假，一查一个准，你们去查吧！”每遇蹊跷，移民部的领导就会给我们下命令。
查证工资真伪是件很难办的事。申请人往往会把工资往高了写，尤其在中小私企，只要稍微疏通“关系”就能开具虚假证明，若申请人自己就是老板，那就更好办了。
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想找，总能找到。毕竟，打假也是业绩，为了打假而打假的事常常发生，只要发挥想象，总能自圆其说。
是做一个追求业绩和升迁的机器，还是当一个真正体会当事人处境、人性化地实践移民法的签证官，我想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圣诞节，使馆举办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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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递交到移民局的各类申请总量呈逐年下滑态势，加上多年来薪资冻涨，不少同事选择离开。
去年，我也向上司卡洛斯递交了辞呈。
“申请量变少了，不然咱们部门会有很多有意思的案子和项目给你做。但很遗憾，现在没有……祝你有更好的发展。”卡洛斯对我说，我感谢了他的鼓励。不过他好像突然意识到说错了什么，又补充道：“这只是暂时的，疫情过后，咱们的申请量会迎来大涨的！”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就好像连他自己也不确定，这种预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