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这里，俱为客途。
只要你下了飞机火车知道要去哪，就不算漂泊。
到了一个城市先要找酒店宾馆，
才算仓惶“做客”。
有自己气息和痕迹的地方，像一条城市里的动线。
你到站就知道要去几单元哪间。
——白玉，北漂七年
在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上输入“离开北京”，点开电子橱窗里的旧物，就能穿越到许多租客的北漂岁月：大到SUV越野车、未满租期的次卧，小到绿植、水杯、雨伞；只要四五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电炖锅，附带紫砂锅和两个炖盅，也可以添置一个单人沙发矮凳或者五层收纳橱；性价比最高的可能是一个30块的黑色格兰仕烤箱，那是卖家离京前出售的最后一样商品，“不想便宜房东”。
一只玳瑁田园猫的主人即将离京，实用物件清仓完毕，猫咪和100块出头的金黄色吉他仍在等待交易。一盆今年刚开过花的仙人球养了十多年，主人离开上海前，因为太重不好拿，100块托付给朋友卖掉。一个离开广州的男生希望把仓鼠转卖给“有缘人”，19块，灰色小耗子还在橱窗里没人买，35块的旧麻将先卖了出去。
无论买时多精心挑选，饲养时多用心培育，离开时“交易成功、尽快”才最重要。一只英短蓝白的主人要回成都，只有两天时间搬走，新公司临时培训不能请假，四五年的杂物一时堆满合租的次卧，猫最难带走，发在了闲鱼上，“不是为了卖钱，着急走想给毛孩子找个靠谱的家！”一天改了三次价格仍无人问津，主人无奈下架，打算先找个朋友家寄养，再研究怎么让猫南下；长租公寓忽然爆雷，一个山东女孩来不及挂闲鱼，行李一夜间塞进大包小袋，剩下的全甩给了邻居奶奶；卫生棉条也被挂出来，有人评论“离开北京棉条也不要了？”
某种意义上，二手交易抹掉了他们留在一座城市的最后印记。用一段人生苦心经营属于自己的小窝后，他们在2020这个动荡之年，决定彻底割舍掉奋斗过的北上广。曾经生活的具象与残片都成了严实的大小箱子和二手商品——票已订好，东西清空房子退租，再回这里，俱为客途。
一个女孩离京时打包的旧物。
一
请收养
白玉是厦门人，今年33岁，个子不高，南方湿润气候温养出的白皙面孔，戴副黑框眼镜，善于计算价值。两个多月前国庆，他的打印机出现在闲鱼橱窗里，售价三百块，离京日子逼近，降了一百，仍没人买。那是他最好的工作伙伴，七年前来北京时买的，他称之为效率先锋——“关键着急的时候，在北京四处找打印店麻烦还巨贵。”
临行前，他怕中途寄坏又不想卖掉，推荐给在北京的朋友：“不怎么需要组装，半分钟就能换好硒鼓，还有个没拆封的硒鼓和两包纸一并送了。”可朋友嫌麻烦，还是挂上了闲鱼。
这台黑色惠普跟着白玉在北京搬了六次家，横跨海淀、昌平、东城、朝阳四个区，最远两处相隔40多公里，最豪华的是三层带地下室的联排别墅，最舒心的是南北通透的两居室，最终腾挪到海淀月泉路的老小区。
白玉的黑色惠普打印机。
那是他租过最破的房子：三楼一居室没电梯，去年四月，白玉一进屋，到处是前租客留下的污渍，最受不了沙发，粉色碎花老土还有油痕，折叠处也被弄坏。他决心修整一番，让房东封了厨房，扔了旧炉灶，又在闲鱼相中一个三连坐灰白色整体沙发，只要50块，上门自提。白玉和货拉拉师傅一起扛上楼，坐下去十分绵软，再铺上自带的灰白地毯，墙上挂块布装饰，客厅有了模样。随他来北京奋斗的黑色“青蛙包”一放下，白玉才觉得这是“自己的住处”。
临走时，他想留给下任租客一个完整的客厅，沙发和一应装饰都留了下来，希望“别人能看到这个沙发决定租这里”。
许多在一线城市奋斗打拼的租客走得比白玉仓促。住在魏公村的一个男生离京前卖掉了沙发，橘黄色布艺四座L型，还画了专业的平面设计图，标明尺寸大小，价格只有1分钱，“爽快地送个凳子，仅限自提！”
26岁的福建男孩卖了宜家的桌子，25块，这最后一桩交易让他感受到了“北京的神奇”：买家看着五六十岁，穿身深蓝色运动装，一脚油门从三里屯赶来望京，还开了辆宝马SUV。北京大叔的操作让男孩不能理解：“25块的东西，还不够油钱，回去还给我特意写了25字的评论——今天交易让我很开心，沟通融洽，交易环节连贯……——大概人家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也有些卖家嫌麻烦，只挑能卖上价的几件。杨桦在豆瓣卖的是一台佳能60D，他今年27岁，大学在东北老家一所二本读中文系，相机是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上学时就跟着他扫街。五年前毕业来北京，相机也是最贵重的行李之一，里面曾有张刚来北京时和哥们的合影，那是杨桦第一次去后海，为了民谣去“朝圣”。舞台上，一个声线沙哑的姑娘弹吉他唱情歌，看上去叛逆又自由，杨桦被这样的北京迷住了。
但往后几年，相机的使用频率迅速降低。“打工人的生活你懂的。”杨桦自嘲道，60D只在同学来时拍过几张合影，之后就变成角落塑料箱里一块精心收好的黑疙瘩，如果不是要走了，可能都想不起来。
承载过主人生活记忆的物品，很多成了最后离开时的阻碍，难舍又难安置。温州女孩张晴卖的是一人高左右的穿衣镜，在淘宝辛苦挑选，买了还不到一年，“女孩子怎么能没有穿衣镜呢！” 但离京时，邮寄性价比太低，张晴选择20块卖掉。买家是两个年轻男生，今年4月初，因为疫情，他们只能到小区门口等。张晴戴着口罩，一个人扛镜子下楼，天下起了小雨，“虽然它把我照的有点矮胖，但我还是很喜欢它。希望这两个男生能好好爱惜。”
让张晴更放心不下的是盆绿箩。她读本科时就养在寝室里，中途一度有些“萎靡”，坚持浇水后，竟然又活了过来。单论价格，一盆普通绿箩几乎没有买家费心上门自提；张晴本来想让北京的亲戚带走，但对方事忙抽不开身。思来想去，她决定托付给小区里的邻居。
小区平日遛弯儿的老人很多，张晴觉得“他们会好好养着”。4月26日早上，天气晴好，去机场前，她把绿箩放在单元门口水泥台阶上，枝叶在初春翠意盎然，白色花盆上，张晴用黑色签字笔写上：请收养。后面画了个小太阳。
“希望有个好心人能替我照顾你。” 张晴向它与北京告别。
张晴留在北京的绿箩。
二
窗内，窗外
“房是租的，但生活不是”，可以精准描述白玉的北漂岁月。前半段时光，他意气风发，深夜开着公司的越野车在环路上游荡。起初住在亚运宾馆附近的公寓楼，窗外就是“鸟巢”；一年后搬到未来广场对面，卧室对着北四环主路，夜晚时有车流，白玉听着，觉得自己“像北四环上的一辆车”；他也住过城里东花市的老小区，夏日窗外荷叶田田，北京在一方碧池里慢了下来。
但北京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白玉从北京回到厦门老家，顺利考上公务员，日子平静如浸泡干花残留的废水，偶尔的涟漪是官场饭局上的察言观色与情商周旋，秘诀是“少说话、谨慎再谨慎”，肚子也慢慢凸起。一年多后，白玉想清楚了：今后的十年、二十年，日子不过是一天天复制粘贴，一次次整理好的表格和会议纪要，一场又一场的酒桌声色。
他决定放弃许多人“削尖脑袋挤进去”的公务员。2013年8月，白玉背着个黑色“青蛙包”，只带了几件衣服，从厦门又回到北京，在一家朋友介绍的石油企业做行政经理。每搬到一个新住处，他都先拆下纱窗清洗一遍：“上一户的烟火和慵懒不配享受‘乍现’的北京。”
第四次搬家，2017年秋天，白玉租在昌平平西府，一间南北通透的北欧风两居室。小区“像个空中花园”，从4层往上绿植和各色花儿环绕，他住的20层窗外，蟒山影绰相迎。清晨远郊农民们来卖长条袋装的鲜牛奶，白玉喜欢去“蹲他们”，还特意买了个乳色奶锅，一天就从厨房的奶香里彻底醒来。
大多数北漂的起点远不如白玉。合租最糟心，女孩子受不了陌生男租客赤裸上身，在屋里走来走去；爱干净的受不了室友的外卖垃圾，疫情回来后竟然还在。而27岁的杨桦对租房的奢求只是“卧室要有窗”，但直到离开北京也没能实现。
刚来时，他和大学同系的哥们加两个陌生租客合租，南五环内，每月1100块押一付一，是客厅隔出来的一小间，只够放张铁丝单人床、一个折叠简易布面衣柜。他也曾看过公司附近的房子，便宜的大多是没电梯的老小区，有窗的次卧得要一多半工资。最接近心理预期的一次，他换到百子湾的娱乐公司做宣发场务，附近有套十几平小公寓开间，近两千块，床边就有明亮的窗户——不久后，父亲为他在老家买了一套小复式，每月2000多贷款得杨桦自己还，于是他放弃了那扇窗。
所幸房子之外的北京能弥补他的窘迫。
故宫和美术馆的展览、电竞比赛的现场、后海边上的小酒馆，各处定位常出现在杨桦的朋友圈，比起还没通地铁的老家，首都精彩又便利，让他着迷。有同学来旅游，杨桦带他们去三里屯附近吃港式餐厅，同学抱怨“你们北京太大了”，他熟悉地介绍起地铁线路：“习惯就好了。”
但他从没邀请同事同学来过出租屋，只拿窗外的繁华和朋友分享，并说服自己向室内的昏暗、简陋的物件妥协；不止杨桦一个人喜欢拍卧室窗外广阔的视野，他们保持默契：合租的小空间“永远不会发朋友圈”。
沪漂李聪最初的房租预算在每月一千块以内，2014年刚毕业时，他从老家合肥一心奔着上海，刚租房那阵，他曾住过上海本地的朋友家周转，虹口一套近90平的两居室，两个男生窝在宽敞客厅的大沙发上，面前是游戏机和零食烧烤，“简直是神仙房子。” 李聪手里握着朋友的钥匙，梦想“什么时候自己能有250万买”，等今年离开上海时，这套房已经涨到了600万。第一次租房，李聪睡在一个小阳台，大概三四平方，整间房睡了七八个人，逼仄压抑，有时为了不回去就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第二天直接去上班。
阳台方寸之地外的上海是他金色的梦。摩天大楼连成片，巨大的落地玻璃闪着光，东方明珠近在眼前，李聪感觉“站在了长三角中心”，当时立下豪言壮语要“吃遍南京西路”。刚来时，他背一个5D2相机扫街，街头精致时髦的上海姑娘，灯火辉映的外滩都在镜头里，“上海滩的未来是我们的！” 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每天在浦东浦西间往返穿梭，李聪总结，能留这里打拼的年轻人的标签是Passion（激情）和Power（能量），他早上7点出门，晚上10点多才下班，有时加班到半夜；他也很少休假，经常周末出差后又接上工作日。
在李聪眼里，魔都的生活从夜晚才真正开始。那是只属于他的私人时间，每次走进全家便利店，欢迎音乐开始温柔催眠——李聪捎上瓶牛奶，在楼下的小烧烤摊点几个肉串和馒头片，和异地恋的女友视频夜宵：“今晚的串儿又大又圆。” 他和大约2500万人的上海一起在夜色中喘息。
李聪四年前终于租到有厨房的房子，添置餐具厨具开始做饭。
三
两千个秘密
离开上海前，李聪卖掉了一款发烧友级别的耳机，买时正沉迷“听最好品质的音乐”。他经常周末出差，平日往返公司和租处两点一线，耳机是给自己奔疲后的奖励，花了5000多块，是初到上海四五个月的房租。但热乎劲过去，耳机一直在杂物里吃灰，走时半价卖了。
决意离开的卖家们都为生活精心打算过，二手商品堆里还能淘到提升生活品质的洗碗机、“续命”的电暖器、一起漂泊的电动车，养生的过膝高深泡脚蒸桶……但盲盒手办往往能逃过主人的舍弃。在北京石榴庄租房的张晴抽过一个Molly，“买来给玩偶作伴。” 她从上大学开始在北京七年多，钟爱飘窗，铺一条白色小毯，一张小桌子，疫情时整日躲在上面看电影看书，这套“装备”后来平移到上海的一间合租房里，继续陪她在大城市打拼。
已经在上海拼了六年多的李聪也带走了所有二次元手办，全是他爱的动漫和游戏周边，有的“都包浆了”，那里曾躲着一个离家贪玩的大男孩。他最后租的是间毛坯，两年前在远郊租的70平左右一居室，是在上海奋斗四年多的体面。它最特别，因为“没有别人生活过的痕迹”，“在房子里打下第一颗钉，有半个家的感觉。” 李聪把它装成工业风，添置了桌椅厨具，偶尔叫朋友到家里吃饭。他也想过付首付，当时总价大概350万，但房子手续不全，李聪一直犹豫，直到女友研究生毕业回老家，工作稳定下来，开始频繁催他回去。
“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契机……工作也不合适。”
类似对话经常成为异地恋争吵的导火索，长久拉扯下来，做梦的少年陷入疲惫。
关于归期，李聪曾对女友食言了很多次，之前对方在另一座城市读研时，他就争取每月飞过去一次，“就是硬聊，彼此生活根本没什么交集。” 两三年前，李聪在老家合肥交了婚房首付，但女友仍不放心，“上面又没我的名字。” 这些最终成了催他离开上海的计时器，今年疫情之后，他终于说服自己：30岁的目标就是成家立业。
李聪离开上海前在南京东路最后一次扫街。
而对33岁的白玉来说，留京完成工作容易，想创业却十分艰难。在石油企业做项目，除了勘探、地质考察等专业知识，要重新学习的还有商务应酬：以前在老家体制内，别人向他敬酒十分尊重；而在北京，饭桌主位和副陪都几乎轮不到这个刚入行的晚辈，他要起身按顺序“打圈”敬酒，最先学的是如何区分“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能办成事的人就是“令狐冲”——“拎着壶（分酒器）冲过去”，表现自己实在。
他认识一个砸了几千万的老板，从创业到公司倒闭只有半年。“想入局的人太多了”，白玉说，每个人身份都似乎很神秘，攒饭局容易，但一办事都在互相指望。
饭桌上，曾有朋友开玩笑说“哪怕嫁个二流子也要想尽办法留在北京”，白玉尽量不让自己陷入这种焦虑。“来的时候就想好不会留在北京”，他启动了价值计算开关，“一千万可能是一间小两居学区房的起步价，如果想留下，一开始就要计算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但或许一生都无法实现。”
白玉也试过与这个城市热切相融：他可以为了一顿炒肝或驴火奔赴鼓楼，吃遍各个驻京办，也爱悦宾饭店“八九十年代的烧菜手法”，它们弥合改变了一个南方人的胃。他坚持每年去雍和宫和故宫，也常爬香山，迷恋秋日北京金黄的银杏；他看过五月天和林肯公园的演唱会，也西装革履参加过当时流行的创业路演。
但生活中病痛难免，白玉在北京第一次就诊是2016年初，回家过年前，下午五点多肚子疼，想去社区服务站打针，但到那儿已经关门了。晚高峰再去医院急诊，挂号排队都要一个人，他强忍到第二天坐飞机回厦门，母亲赶紧介绍他去附近诊所，还和医生打了招呼，很快被诊断为急性肠胃炎。输液时，白玉忽然感到故乡熟人圈带来的安全。
而在北漂青年杨桦眼里，白玉已经是“成功人士”了，这些拥有精致生活的人们会把自己从都市繁华里猛然敲醒。有次在世贸天阶附近办活动，公司请了些“十八线”小艺人，他负责整理物料，忙到深夜，带了两瓶嘉宾没开封的矿泉水回家。那是他从没喝过的玻璃瓶包装，顺手一查，法国进口一瓶25块。六箱水约等于他一个月房贷，杨桦感觉自己在“喝金水”，回家后瓶子也舍不得扔，插了两束干树枝。
他是二本中文系毕业，“什么都能干，哪儿都不想要。”最开始，杨桦在东三环一家小广告公司做策划，工资到手4000块出头，为了避开地铁早高峰，他每天7点就起来，早餐最常吃烤冷面和手抓饼，到公司前还来得及买杯咖啡。
去年夏天，加班到深夜没地铁，杨桦在公司附近和朋友吃完宵夜，趁着醉意酒热，想走回大概10公里外租住的小房间。三环辅路上，他穿着灰色短袖，越走越清醒——“公司新人很多是研究生，自己根本没竞争资本，学历是硬伤。” 他晃悠了两三个小时，听宋冬野的民谣，歌词有句“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杨桦从没和人提过生活辛苦和工作“横向努力的无力”，这是个孤独的秘密。
回小区时，保安大爷来开门，嘟囔着“这么晚嘛去了？” 那是杨桦在北京第一次被人“像父亲一样问”。酒醒的代价是一场感冒，他没请病假照常上班，但心里已经决定，房子租期到了就辞职考研。
杨桦最后的房子租在南三环外，离火车站近，方便出差。仓储改的卧室依旧没窗，窗户的位置被盲盒代替，他被同事桌上的小人儿吸引，原来“几十块就能给自己个惊喜”。杨桦常看新款，但只抽过两个眼睛好看的，抽之前那种不确定感带来的兴奋，是“唯一在北京能给自己的期待”。
白玉的贴身玩偶是一个麦当劳海贼王手办和路飞闹钟，时间久到忘了何时购买，但每搬到一处，它们都会出现在主人最常呆的区域。北京西站是白玉的灯塔，他经常出差，满身疲惫出站换乘，然后奔向在北京住过的七个房子。他觉得，到了一个城市先要找酒店宾馆，才算“做客”，“只要你下了飞机火车知道要去哪，就不算漂泊。” 海贼王手办和闹钟就像定位坐标，白玉把它们摆在每个租处等自己回去。
不过，他始终不肯把老家厦门之外的任何一处住所叫家。“回房子”、“回住处”成了下意识、最坚硬的防御外壳。饭局应酬无论喝多少，白玉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必须回到住处才能醉。去年八月回厦门和发小喝酒，白玉在饭馆就倒了，那是“多年来久违地放心喝醉”。
白玉的海贼王手办。
四
新坐标
又是北京西站。
武汉开来的Z38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白玉到站了。今年国庆前，白玉最后一次回到北京的租处——十四年前，白玉也拎着个黑色行李箱，装满衣物用品和高中女友的信，从这里下车。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高考填志愿时没多想，只因“学校是中字头的听着牛X。” 大一新生白玉没想到，未来会留给这个城市人生中最好的七年。
从想离开到真正搬走，白玉拉扯了近三年。2017年和同学承包工程，白玉一头扎进湖北恩施的贫困县，饭桌上的酒从茅台换成了朴素的苞谷酒，县城结构不复杂，席上各位很容易打听清楚背景，也没有掮客白吃白喝“画饼吹牛”。项目做成后，白玉开始谋划着离开北京的时机。去年他把工作重心挪到武汉，后来赶上疫情，拖到今年国庆，他才有时间回京搬家。
心爱的打印机始终没卖出去，白玉为它买了保险运到武汉。海贼王手办闹钟的包裹也比他先到，成为新城市的坐标，白玉摆在客厅办公区，“一抬头就能看见。”
他像感知北京那样体贴武汉，在热干面店拍一个小孩吃早餐：吃着吃着想睡觉，头一顿一顿，醒过来接着吃，吃腻了就走神观察来往的行人。“这种生活节奏在北京太难找到了。” 白玉说，在北京看不见“人”，大家五分钟十分钟吃完早饭就匆匆而行。奋斗至而立之年，他已经不像当年放弃铁饭碗北上时那样敢于面对挑战。北漂七年交换来的是稳定的事业和收入，白玉计算过，哪怕是武汉学区房自己也能负担得起。
选择面对现实的还有从上海回到合肥的李聪。刚回家时吃什么他都觉得太咸，夜晚能独处的便利店和烧烤摊也消失了；有时他会想念上海的姑娘，“几乎每个地铁车厢，都能见到一个JK制服女孩，后来浓度增加到两个”，而合肥地铁很难见到。医疗资源也没法比，之前爷爷在老家被告知无法救治，但去了上海顺利做了手术。李聪还羡慕过上海地铁里一个弹吉他的帅哥，游走一个车厢就能赚150块，那是上海的魔力，“只要想留下就有无限的可能。”
但上海无时无刻都在博弈。常在外面跑的白玉曾在地铁里观察过：两个人对向迎面走，北京两人会同时退一下，而上海一定会有一个人先退，另一人顺利通行。李聪的上海朋友三四年前赌上身家，在直播行业创业，李聪觉得太冒险，后来赶上风口，朋友实现了财务自由。“我是攒老婆本那种踏实的。” 李聪知道自己骨子里没有那种赌性，父母都是小城市本分的双职工，从小生长在稳定安逸里，如今回去做教育培训创业，更适合自己。他不后悔离开上海，就算在那里买房也只是开始，后面还有负担下一代教育等各种博弈，“不是上海留不下我，是我选择离开它。”
上海是李聪醒了的梦，而北京是山东姑娘李寒“一直在做的梦”。去年毕业将近，她想去北京闯荡，“哪怕见见世面再回来。” 但朋友和家人都不看好，觉得房租贵、生活成本高，李寒憋着劲儿，考上了北京通州区的公务员，跟父母显摆，“过去就能住单位宿舍。”
执拗的李寒没说出自己的担心：草根出身，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对这个陌生的一线大都市就像“游戏里新手村没装备的小白”。她只是单纯喜欢这里的文化，在故宫，李寒近乎贪婪地看着那些玉器名画、宫墙石雕，觉得这就是梦想中的城市，大气壮观、丰富包容。但她也知道，想买房留下来几乎不可能，“只能靠结婚了吧？” 李寒开玩笑说，倔劲又再次上来，“谁说租房就不能在北京待一辈子呢？”
同样选择再搏一次的还有杨桦，他离开北京已经四个多月，在上海复习考研，寄宿在叔叔家的次卧，有了扇铝合金的新窗。
南方冬日湿冷刺骨，没暖气，父亲从东北寄了厚厚的羊毛毡毯子给他。杨桦从没想过回老家，他讨厌“过年出门吃饭总能碰到认识的同学老师”。11月中旬，莫奈传世名作《日出·印象》在上海展出，主办方为这幅1872年的名画过148岁生日，杨桦去看展了，“你能想象《日出》在三线县城过生日吗？” 在北京时，他常去今日美术馆，附近有家咖啡厅名字叫“路上”，一杯拿铁就能在二层坐一下午。就算以后一直在路上，有精神食粮伴随，才是杨桦认为“生活该有的样子”。
离京时，他没什么重要行李，盲盒也在匆忙中丢失，但北京留下的印记还在。他已经习惯了儿化音，也像串胡同一样穿过上海的弄堂，见到鸽子盘旋，偶尔还有在北京的错觉。
杨桦今年秋初离开北京时的南站。
直到收拾完东西最后两天，白玉才决定和北京好好告别。临行前，他到鼓楼吃了次炒肝，特意坐公交车一路向北，想再看一次夜晚的北京。在车上，他回想住的每个房子，鸟巢、北四环主路、回龙观的明澈天空、东花市的荷花、平西府的“空中花园”、西小口的盒马生鲜和月泉路的沙发。换乘时，公交站大概20米外，一个穿风衣的中年男人喝醉了，白玉看过去，“怎么没人管他呢？”——他一直戒备应酬，就是担心自己在他乡酒醉后如此，他没什么北京朋友，和本地人的交集不过是“跟楼下小孩倒一脚球”。走的时候最初背来的黑色“青蛙包”忘了带，“可能是命中注定，就让它替我留下吧。” 白玉说。
搬到武汉快两个月，白玉依然留着所有北京的租房合同，它们是在那里“生活过的证据”。一切旧物早已归置妥当，但时间越久回忆越涌，从模糊到明晰：北京有家朝鲜餐厅，能看到“八十年代的天然美”；奥森拍过的小彩虹、慕田峪长城的野草、潭柘寺和法华寺总是突然就跳出来。白玉越想越纳闷：“来的第一天就知道会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失落。”
最后一次回程还是在北京西站，G555次列车，四个半小时就能到武汉汉口。随行一个包两个行李袋，一个黑行李箱，装了易碎和贵重的旧物。车一开动，白玉戴上耳机，耳边放的是最近新听就爱上的《仙人指路》：
……
不带走一粒尘土随身后
三旬酒
有飘飘然自由
天亮后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