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小林的时候,她正在小红书上,顶着“XXXX”的名字做直播。一个耶鲁硕士做网红,不算新鲜;但是一个耶鲁硕士,靠自己的失败出名,就显得十分意外。

为什么想做“名校废物”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申博失败,分享自己的求职简历大多石沉大海,接连被十几家公司拒绝,分享拿到的唯一一个offer又被毁约……“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名校生活,还有名校文科生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小林说。

三年前,小林收到耶鲁的全奖录取通知书,主攻文学。她计划在耶鲁先拿到硕士学位,再读博士,毕业后做大学老师,一辈子在校园里与文学梦想“死磕”。

经历了两次申博失败、求职屡屡受挫之后,小林一度怀疑世界已经抛弃了文学,也放弃了自己,“瞎折腾一圈,还没有个正经工作”。想开了之后,她觉得瞎折腾也挺好,毕竟那是钱也换不来的人生体验。

毕业后这一年,她做过塔罗店小黑工,还一直在探索自媒体,“这些经历可比死读书好太多了。我毕业后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比在耶鲁学的知识更鲜活、更有价值,有了这些丰富的阅历,才能产出‘活的’文学”。

目前,小林正在办理签证,准备去美国求职。对于职业选择,她有了新的理解——能延续文学追求的职业,不止是体面稳定的大学老师,“我做自媒体,成为失业博主,每天找选题、做策划,写文案,这不也是文学专业的老本行吗?”

“我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至少可以让大家不那么焦虑,在人生选择这个命题上,或许还能给别人一些启发。哪天运气来了,我真成了知名博主,搞不好还能年薪百万”,她以一贯的轻松口吻,描述着自己的“另一种”选择。



耶鲁大学食堂(小林供图)

找不到工作

2021年夏天,当我来到耶鲁开始读研时,我并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还会为找工作的事情困扰。

我读的是文科硕士,研究方向是日本文学,按照那时规划,读上两年书,先取得硕士学位,然后继续读博,等熬上几年找一个教职,就可以一辈子待在校园里和心爱的文学死磕。想一想,都觉得幸福。

可生活呢,有时就像一部推理小说,离奇曲折,扑朔迷离,谁也猜不透下一步要奔向哪一个方向。

我以为我会在耶鲁顺风顺水,每天上课、学习,生活两点一线,简单得像个乒乓球。可没料到,接下来,日子突然一下子变得离谱。

我本科教育一直和日本文学有关,申请硕士也理应是日本文学方向,结果刚一入学,耶鲁没给我分配研究日本文学的导师,却给我分配了一个研究日本电影的导师。研究电影就研究电影吧,我一边跟他做研究,一边到处去蹭日本文学课程,可没想到的是,第一个学期末,书还没读完,这个导师忽然宣布退休了。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小林供图)


错愕之余,我不得不调头跟着一名大学讲师学习;结果学着学着,等到第二个学期结束,这名讲师也没了——毫无征兆,他被学校下了解聘通知。这可苦了我这个留学生了,跟个无依无靠的流浪汉一样,只好硬着头皮跑到一名访问学者手下。可访问学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满打满算也只在耶鲁待五个月。五个月一过,我又必须换教授。

幸运的是,最后这名教授研究的是文学方向,而且命硬得很,没有“中道崩殂”;但不幸的是,她博士才毕业,资历尚浅,水平跟我半斤八两——她懂的,我都懂;我不懂的,她也不懂。

读了两年书,换了四个导师,比“渣男”换女友还勤快。明明我的目的是来耶鲁来学习,结果学习生涯却变得好像“自学”一样——换一个导师,就换一个研究方向,想做出成绩,就只能一个人坐在图书馆,准备好几百页的阅读资料,打印成厚厚一摞,从早坐到晚,咀嚼着纸张上那些拗口的字符。

有钱人家的孩子在忙着吃喝玩乐,而我,形如孤独面壁的苦行僧。

好在这样面壁两年,学业成果还不错,也如愿以偿冠上了硕士头衔,但频繁更换导师,却让读博之路越发困难。因为耶鲁里找不到能够帮助我的导师,研二时,我只好申请其他学校的博士;可是导师变来变去,又没有办法得到一封强有力的推荐信。

接连申请了8所顶尖高校,最后无一例外全部失败了。

一个留学生给我出主意,说:“小林啊小林,大不了跟我一样,再去读个硕士呗,一个不行,就读两个,两个不行,那就再读一个。反正一边读一边申博,一直耗下去,最后怎么也能读上博士。”

我礼貌地点头,面带微笑,望着他登上跑车,一挥手,扬长而去。空气中飘满了汽油的味道。

这真是个好主意,除了没用。他来自大富之家,不缺钱,家中早给他花了几百万办好了投资移民,还买好了房子;而我不是他,没钱为梦想买单。唯一的办法只能放下书本,将自己从虚构的文字间抽离而出,凝望着现实世界,思考着如何才能“活下去”。



耶鲁大学science hill(中文译“科学山”)(小林供图)


可到底要如何“活下去”,却是个让人费劲的难题。文学就如同一枚漂亮的琥珀,从小到大,将我团团包围,让我不被世俗的烦恼侵扰,也与外界隔绝。除了做研究以外,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工作。那些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被我视若珍宝;可是在现实世界里,这些珍宝与钞票相比,又无足轻重,狗屁不是。

工作是不得不去找的。

美国政府规定,对于文科毕业的留学生,只留出短短五个月的求职时间,也就是OPT签证。

签证期限一到,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卷铺盖滚蛋。回国是一个选项,可我不愿回国;何况男友就在美国读博,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可不愿意像牛郎织女那样,聚少离多,日子过得苦哈哈。

这样一来,我必须争分夺秒了,于是几乎日日泡在电脑前,一看到公司的招聘广告,管它什么职位,跟见到救命稻草一样,默念一句去他妈的,立马轻点鼠标,将求职信发送。

最后倒是换来了十几个面试机会,有美国公司,有中国公司,也有日本公司。无论哪一个公司,面试问题全部大同小异,不是聊能力,就是聊规划。我如同一个早已设定好的聊天工具,乖乖坐在镜头前,别人问一句,我就滔滔不绝,一遍一遍重复着提前准备好的答案。

可饶是对答如流,失败的结果依然接踵而至。如果单单因为专业上的限制,倒也就罢了;居然还有公司嫌弃起我的学历来了。

在面试一家小公司时,对方主管问了我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果要你去打推销电话,你乐意吗?”

“当然。”我脱口而出。

“客户回访电话,你也愿意?”

“没问题。”

“难道你不觉得,你毕业于耶鲁,在我们这里大材小用。就算你来到我们这里工作,用不了多久,也要去更大的企业的,对吧?”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盯着我,明显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最后,因为耶鲁名头太响,他们将我拒之门外。

我不由得想起了网上的一个笑话:一本科毕业生,去应聘一份月薪六千的工作,结果迟迟没有下文;他不得已,将简历上的学历改成大专,结果第二天,立马接到了面试通知。

学历太高。所以找不到工作。我那时只当是一个笑话,没想到,这个笑话有朝一日,还真能应验到自己身上。

原来这个世界不需要文学,也容不下读书太多的人。

呵,真是荒谬。

存在的意义

现在想来,我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从十几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2013年,我中考发挥失常,以全校排名第八百的成绩,考入了无锡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至于那一届的录取学生数,恰恰好,也是八百。就这样,顶着倒数第一的名头,我花了一年时间奋起直追,爬到了班级前十。

成绩进步,父母露出笑容,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只觉得压抑。

这种感觉从入学伊始便诞生了。为了方便管理,学校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每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半。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闹钟如同冲锋号,每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洗漱十分钟,早饭十分钟,然后抱着课本一路疾步,说笑也顾不得,只为了赶在早上六点半,在教室坐好。

早自习向来安静,听不到半点喧哗,每一张桌子上面,全堆着小山一般的教辅材料,学生们埋在教辅里,垂着头,专心致志地在习题册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公式和化学符号。连绵不绝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动静,细小的,尖利的,像钢锯,又像是白蚁无休无止地啃食着木头。

来来回回刷题,来来回回寻找着正确答案,机械地熬着光阴,让人没有时间思辨。

日日忙到晚上十点,迎着明月返回宿舍,黑暗中,每个人举着手电筒,追着光,默背着老师们画下的一段一段重点。斑斑点点的光芒在夜色中,仿佛是一枚一枚明亮的蜡烛;可是这些蜡烛再明亮,也没有温度,在我心里面,就什么也温暖不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读书,更像是一个又一个囚徒。老师们也只会谈论着考试成绩和排名,仿佛人都成了不需要感情的机器,除了分数,个体的存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

我感到迷茫,无法像大多数人那般对此安之若素,整日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后来,便开始读小说,试图通过文学著作,去找到问题的答案。起初是加缪和存在主义,后来又迷上了日本文学,读太宰治、林芙美子,还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独特的美学和细腻的心理描述让人迷恋,他们不像是远在天边的作家,更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通过文字,小心地朝我陈述着自己的际遇和苦恼。有了这些作家的陪伴,那段灰暗且孤独的日子,也因此变得多了一丝明亮的色彩。

就这样,三年里,

当身边每个人都只顾着把自己逼成一台考试机器时,我偷偷地读完了上百本日本小说。渐渐,世界观变得清晰——如果未来只是一份体面工作,为了金钱暗无天日,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更希望像他们一样,和文字一起,自由地存在于世间。

可作家始终是一个高危行业。太宰治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好像“自杀”是作家的宿命,如果不“自杀”,那就不是“好作家”。我不想死,更不想自杀而死,便想到了如果自己去研究文学,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大学里任教,安安全全,不失为另一种选择。

然而成为文学评论家却并不容易。首当其冲,便是来自于家人的反对。父亲说你学文有什么用,你要学金融,学了金融以后才能赚大钱。我不愿屈服于世俗观念,讨厌他的虚荣,可最后不得不屈服,因为衣食住行离不开父母。我需要钱,离不开父母的钱。

十几岁的年纪,总是人微言轻的。

面对父母的否定,那时我只能绝望地读着波德莱尔的诗句,“一旦堕入笑骂由人的尘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却寸步难行。”心中渴望逃离到最远的远方去,找一个书斋,过着近乎出家的生活。

命运最终还是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垂青于我。高考时,我再一次发挥失常,面对着不甚理想的分数,父母心目中的南京大学成了泡影,学金融的梦想也随之幻灭。我让母亲随便给我报一个大学,只求早日解脱,但这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行径,却换来意想不到的结局:我被一所北京的知名大学录取了,专业是日语,与我朝思暮想去研究日本小说的念头不谋而合。

对于这个成绩班主任自然十分惋惜,他觉得我没有全力以赴,在学业上,只拿出了60%的精力。我始终没有告诉她,

我并不会后悔,虽然那40%他无法认同,可在我心中,那却是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

幻灭

2016年夏天,我离开了多雨的家乡,来到了干燥的北方。大学里没有围困人的高墙,生活上是自由的,轻松的。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似乎依然无法摆脱那种与世俗观念格格不入的感觉。

大学是一所文科院校,然而并没有多少人文气息。聊起未来的出路,同学们要么想要从政,要么想要经商,学习日语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这两条道路上,获得一个更好的前程。

一听到我说自己想要研究日本文学,很多人马上投来诧异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为什么,文学很赚钱吗?

我意识到,原来在本质上,大学与高中并没有任何不同。学习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来换取物质的筹码,既不纯粹,也没人热爱。

结果,莫名其妙地,我就成了班上最刻苦学生。别人忙着社交,忙着为前途铺路,我却像个离群索居的隐士,一个人抱着书,静静地,对着日语所构建出来的世界,一坐一整天。与其说是自己不想清闲,倒不如说那时的自己不知道如何清闲。对于高中,虽然心中怨恨,可是身体上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的生活惯性。

这种矛盾感贯穿了整个大学时代。

大三时,因为要去早稻田大学做交换生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我迎来了去往日本的机会。飞机渐渐远离地面,脚下的土地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八千英尺高空之上,厚厚的云层在视野里,好像川端康成笔下那个一尘不染的雪国。我仿佛正踏着雪,一步一步,走向那些文豪们的故土,形如朝圣。

可是这段朝圣之旅,一样被现实的矛盾所纠葛。诚然,早稻田大学的人文气息要浓厚不少,但与此同时,压抑的氛围却比国内更甚。

有个严肃的日本老太婆,时时刻刻板着脸,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见到学生就骂。一次课上,我和同学一起做了关于川上未映子的作品分析,他不由分说,立马发火:“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解读,你们知不知道,要是川上未映子本人在,一定要被你们的话活活笑死!”

心情顿时跌到谷底。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一部作品,一经完成,就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另外一种存在。作者怎么看待并不重要,毕竟文学是自由的,又不是数学题,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答案呢?尤其在很多年后,这部害我被痛骂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在耶鲁的日本电影课上被提及。偏偏导演的解读方式,与我的看法一模一样,真是让人想骂娘!

那一天,这个日本老太婆就像条疯狗,将所有小组全给骂了个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心中积攒了无数的怨气,只知道如果自己到日本读书,落在了这么一个导师手上,将必死无疑。

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个学长的印证。那时他正在东京大学读博,见到我,立马说:“你千万不要来日本读书。”

“为什么?”我问。

“你不知道么?日本就这样,导师跟皇帝一样,跟着他们读博,还不如做奴隶。”

他告诉我,认识的一个女学生被导师性骚扰,因为不愿意就范,最后没有办法,不得不退学;还有一个人,天天被导师辱骂,就算什么错误没有,也要被骂做“废物”,忍气吞声了七八年,最后还是不得不中断学业。

“就不能举报吗?”我傻傻地问。

他摇了摇头:“日本就这样,举报有什么用。而且,就算你能忍,忍到博士毕业,做博士后,有什么用?学问再大,学校不请你,也只能做‘非常勤’讲师,也就是临时工,拿着低廉的收入,被学校当使唤丫头。”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早稻田大学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他们做了半辈子文学研究,却换不来一份终身教职,只能拿着微薄的薪资,做着非全职工作,还要在正职教授面前忍气吞声,甘愿被剥削。

一刹那间,我对日本的好感全部幻灭了。我理解了那些日本作家们——他们选择写作,是因为心向自由,可是主流社会容不下他们的自由,他们便只能沦为社会的边缘人。难怪那些文字总是绮丽中透着绝望,难怪他们要自杀。

一年的交换生结束了,我回到国内,心情沉重。

我依然爱日本文学,可连日本社会都容不下日本文学。

回归现实,或许按照父母的期许,考研,换一个多金的专业,才是人生的不二选择。但文学就在那里,仿佛毛姆笔下的那轮明月,总是让我固执地仰望,无法顺从地低下头颅。

既然东方解决不了我的困惑,那就去西方吧。我想,或许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就在那个更为遥远的地方。

成为耶鲁女孩

父母对我去美国留学的想法感到震惊。他们威逼利诱,说:“你要是出了国,可就没嫁妆了。”见我不为所动,又说:“只要不去美国,就给你买保时捷。”可惜费尽了口舌,他们也不会明白,自己口中的这些理由,却是我一直想要逃离的。

我们不停争吵,激烈的博弈,不分胜负,换来的结果,只好相互妥协。父母同意我去国外,我则接受了所有附加条件:

他们说,你必须读名校,最差也必须是常春藤院校。否则,不要指望我们出一分钱。

他们还说,不光要读名校,还要拿全额奖学金。因为你读文学,赚不到钱,那么高的学费打水漂,永远回不了本!

我明白话中的意图,在现实世界里,投资关系着回报,商品标有价格。我想起过去,母亲经常带着我,孜孜不倦地去见一些久未谋面的富豪朋友,然后自然而然地套近乎:“忘了么,我女儿还在你家尿床了呢!”她乐此不疲,并为自己处在这个小小的社交圈里沾沾自喜,也努力地试图将我推入其中。

然而我不愿成为一个商品,更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文学的清高,却依旧摆脱不了铜臭的侵扰,听了父母的话,我就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彼岸,把奖学金和录取函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每天挣扎在压力下,像是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疲惫,无可奈何。

后来,我病了,病得很严重。整夜蜷缩在被窝,翻来覆去,无法入梦,睁眼也不是,闭眼也不是,瞧着窗外的世界从安宁到喧闹,从昏沉变得光明。接下来的几日,日日如此,直到医院下了诊断书——抑郁症,中度。

美国大部分高校的申请截止日期在年底,因为抑郁症,我错过了2019年年底的硕士申请。好在,芝加哥大学允许学生在次年四五月再次申请,2020年4月,我向芝加哥大学递交了申请材料,最终等来了录取函。芝加哥大学是名校,有奖学金,可也只有三分之一。

父母不愿松口,我去不了美国,只能企盼着来年。彼时外面病毒肆虐,坏消息像尘埃四下浮动,出不去门,干脆将自己放逐到了书卷之中,小小的房间便如同一个封闭的港口,我变成一艘静泊的舟,沉迷于网络,与许多的人一起,读米歇尔·福柯的《性经验史》和柏拉图的《会饮篇》,聊人类性观念的形成以及古希腊的爱情。

一年时间,这场文化沙龙从十几人的密会,变成了数百人的盛宴。我也发现了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就算世上充满了世俗,可文学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像一朵远离人烟的花,就算无法吸引到大多人的目光,依然有人在探寻着它的香气。

也正是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耶鲁硕士的申请。在文书中,我提到了太宰治为鲁迅作的传记《惜别》。虽然无数人用太宰治的名言“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装逼,也虽然这本书以“自我意识过剩”为由被评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但我却对太宰治极其共情:

在高考工厂和无聊的大学里,我所坚守的,那一点小小的“自我”弥足珍贵。

这一次,我拿到了耶鲁的录取函,也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父母无话可说,我则像是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战斗,脸上的喜悦关乎胜利,但更多的是解脱。

我一定要离开,如果不离开,我知道,自己迟早会变得平庸,余下的人生陷落在物质的阴沟里面,犹如自己曾鄙视的人那样,不停盘算着自己的阶层,一边求上不得,一边朝着下方面露虚伪的笑。

2021年夏天,坐在飞往美国的航班。我想,我就这样离开,再也不要回来了。

妥协

耶鲁毕业后,接连被十几家公司拒绝,终于有一家日本公司,给我发来了录用函。三轮面试,让人精疲力竭,不过至少,容身的地方有了。

不过现实很像一部拙劣的戏剧,2023年9月,正当我准备搬往纽约时,这家公司却忽然把录用函撤回了。

原因在于签证。

外国人要在美国工作,离不开H1B工作签证。这个签证由雇主办理,几千美金的律师费,换来一年抽签一次的机会,中签几率只有25%。换而言之,就算雇佣了我,最后我能不能工作,依然是听天由命的玄学,而且很大概率还是要滚蛋。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德国男友在美国读博,如果我们结婚了,就能拿到五年的J2签证。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HR开始不厌其烦地追问着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婚,话里话外,巴不得我立马原地登记拉倒。我明白,明智的选择,当然是乖乖就范;然而在心里面,爱情始终是爱情,如果只为了工作,那不等于被现实强奸了吗?

不愿意妥协的结果,便是无业。陌生的国度,只有男友的安慰带来了一阵暖意,他说:“小林,没有工作,这一年我可以养你。”

但我在美国是待不了一年的。半年OPT签证期限临近,时间一到,人就必须要离开。面对着困境,再不甘心,也只能选择与现实妥协。

十月份,我们登记成为夫妻。

一个礼拜后,OPT签证到期,我和他在机场离别,独自登上了回国的客机。

不过人回到了国内,心依然在美国飘着。我放不下文学的梦,没有着急准备J2签证,先忙着去申请读博。这一次父母倒是对我听之任之,任我随便申请。于是我把全美有日本文学和日本电影专业的大部分大学全申了一遍,从哈佛,到全球排名500的普通学校。不求名分,只求生存。

自信满满,迎来的却只是一记耳光。每一次教授都说欢迎申请,到最后却只发来了回绝信,告诉我很遗憾,今年不招学生。

不招学生,那还让我申请干嘛?我气得直骂人。

一个朋友给出了答案。原来在美国大学,只要有人申请做自己的博士生,教授们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申请费,申得人越多,钱自然也越多。所以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都欢迎。没有诚意,只有套路。

我彻底失望了。搞了半天,原来我的热爱,在别人眼里的最大价值,也只是拿来换取钞票而已。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不需要文学。研究文学注定死路一条。

到了2024年春节结束,我彻底放弃了和日本文学死磕一生的念头,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小说被束之高阁。我没有那些作家们的勇气,就只能收起羽翼吧,变成尘世的一部分吧。

第二次申博失败后,我开始参加国内的春招。我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就投入了春招的大军,只求简历上的gap时间短一点,让我看起来不那么像个“废物”。

因为不是应届生,互联网的实习机会与我无缘。加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我又不愿远离家乡。后来找了数日,只有一家外包企业愿意给我面试。

几个人,身着正装,像审讯犯人一样,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就算我故意活跃气氛,也巍然不动。过程还是老一套,我聊着市场前景、个人能力,最后发誓会“好好工作”。

不过其中也有插曲。

听到我曾经创办读书沙龙,几个人便轮番问起了细节。我老老实实复述完毕,有人忽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曾经创业过,而且还成功了,会不会忍受不了给别人打工?”

我说不会。

可他还是说:“我觉得你太优秀了。”

我愣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原来创业在对方眼中,并非优势,而是污点。

面试最终失败。不久后,在小红书上,我刷到了HR发出的面试笔记。其中一句话让人印象格外深刻——这个人太随性。

想一想也是可笑,我竭尽全力,去让自己符合世俗的眼光,结果再怎么努力,还是被人一眼看穿。

自我

到头来,能够容纳这种随性的,只有一家塔罗牌店的老板。

电话中,她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恭喜,你被录用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好处:包吃包住。坏处:月薪三千。

月薪三千,我也干。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来,人已经麻木了,什么耶鲁,什么狗屁职业规划,管他呢。

工作地点在上海,只有三个人。两个人做客服,一个人做老板,兼职算命。来咨询的客人大多在夜间出没,被感情所困,纠结于“他到底爱不爱我”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这些永恒的话题中。我一边看聊天记录,一边从只言片语里,寻找蛛丝马迹,分析着爱恨情仇的本源,并提出建议。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倒很像是在研究文学作品,自己一身学问,也算有了用武的地方。

但天天聊宿命,人也不免会陷入到宿命论的观念。尤其夜深人静,各种情绪爆发,聊着聊着客户,最后就聊到自己的人生际遇上。

老板四十几岁,她说自己早年间曾在日企里面做高管,不过做高管也没什么意思,后来便毅然放弃了高薪,做起了塔罗牌。我就想,

自己就算找一份体面工作,也许也会和她一样,熬到了三四十岁,在企业里混个一官半职,可然后依然觉得上班不怎么样,干脆利落地辞职拉倒。

不同的是,她掌握了“算命”这项核心技能,可以开工作室。我的核心技能换不来金钱,最多陪人聊天解闷。

我告诉她我很迷茫,因为就算回到美国,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了,为了钱,不情不愿。

然而她却有不同的见解。她告诉我,小林,你一定要回到美国。

“如果你没有被挫折打倒,你现在就应该在美国,而不是在我这里躺着。失败了,可以休息,但绝不能躺在原地等死。

“我知道,你觉得打工受气还不如在家收租。但你要明白,工作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健全你的人格。失败了,那就反击呗。跟中年后还要被爸妈养活的巨婴相比,你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话像“轰隆隆”地火车,碾压着我的思维。我承认,我一直在试图构建出一个巨大的肥皂泡,让自己永远的生活在里面,逃避开外界的血雨腥风。随着这个肥皂泡的破灭,我的身心也碎了,因为害怕伤害,所以一直在逃避伤害。

但我终归还是我,是那个十几岁时,偷偷捧着日本小说,研究着存在主义,试图对抗着束缚,要展开翅膀,不停寻找着自我价值的女孩。

在塔罗牌店待了一个礼拜后,我离开上海,回到家中,不再纠结于工作,一边开始认真准备起了J2签证,一边在小红书上写下了一段一段文字,正如四年前,自己禁闭在房间里,孤独地创办读书沙龙。

我也开始认真规划起了去往美国后的生活。

我不打算沉寂在无聊的办公室里,准备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一个平凡的群众演员,就算薪水微薄,就算要到餐厅端盘子维持生计也无所谓。

人生即文学。这么多的跌宕起伏,我意识到文学不光在学院内,也在学院之外,在生活处处,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也许我已经放弃了文学,可是文学从没有放弃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