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狂花》
近些年，互联网上出现了“服美役”这样的流行表达，意指女性为了满足主流审美标准，在外貌和身体管理等方面付出巨量的时间、金钱及心理成本，这种“美貌劳动”已成为一种“劳役”。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们开始意识到并反抗外貌规训，掀起了一场对“服美役”的拒绝，即“脱美役”。
我们时常可以在相关讨论下，看到女孩子的前后对比照，以前的照片往往妆容一丝不苟，且紧跟时尚潮流，姿态是柔美但紧绷的。“脱美役”后的照片则是素面朝天，头发剪成短发或者剔成寸头，衣着宽松舒适，姿态舒展自由。
但关于“脱美役”的讨论，也出现了一些胶着之处：“美”对女性是否只能是规训，打扮自己是否就是服美役？对“不化妆的自由”的追求，是否形成了新的规范，让女性失去了化妆的自由？
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性别研究学者Alexwood将从“服美役”出发，阐述“美”对女性的规训和压力，以及年轻女性对此的抵抗。
01.
美如何成为一种劳役？
美国作家内奥米·沃尔夫在《美貌的神话》中指出，“美”成为一个女性在所在的性别文化中以为自己必须追求的神话，其实际作用是通过分散女性的精力和时间，让女性无暇去追求性别平等，男性主导的社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加强。
美不仅是“神话”，还是一个“监狱”。意大利学者毛拉·甘奇塔诺在《墙上的镜子：美丽的监狱》中描绘了理想女性形象是如何成为一种控制手段，像监狱一样让女性困于其中，无法自由展开自己的主体性。
而这本书的中译本《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则直接使用了“服美役”这个流行词，很到位地传译了原本“监狱”的压迫性。要特别指出的是，“压迫”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压力，而是一整个网络。
“服美役”，是指以主流社会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以至于“美”成为一种劳役。主流社会将不切实际的美貌标准设定为审美标准，让女性在不断升级和翻新的目标下施加自我规训，再为注定的失败感到无尽的焦虑和羞耻，进而投入到更多的“美貌劳动”中。
“脱美役”，是指脱离社会标准的压力，不再在修饰、美化自己外表上花费精力、时间和金钱，这可能体现为不化妆、摆脱身材焦虑，也包括减少所谓“女性商品”的消费，拒绝“粉红税”。
消费，是对女性的外貌规训直接体现之一。新的需求和欲望不断被制造出来，经由女性的消费行为发展成“行业”。从服装、高跟鞋、护肤品、化妆品，到减肥、仪态管理、美容美发，无不如是。而这些消费行为从各个层面上被鼓励，还被视为“她经济”崛起和女性经济能力提升的证明。
医美是中国大陆近几年最新的女性消费趋势。根据德勤（Deloitte）公司2022年的统计，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医美市场之一。2022年，医美平台更美APP发布的《更美2021医美行业白皮书》显示，60%的医美消费者是90后，19%是00后，消费者男女比为1:9。医美客群呈现年轻化、全龄化趋势。
但这些数据背后更真实的画面是：大量年轻女性在经济下滑、甚至是经济寒冬的时期，在自己收入有限、还没有足够积累的人生阶段，以投资自我、悦己消费观等话术自洽着一些并不需要的消费行为。
事实上，那些市场报告中的“医美支付人群扩大、支付意愿增强”等说辞，翻译过来就是“让本来不需要的人变得需要，让没有缺陷的人感到缺陷”。
《破产姐妹》
女性主义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念曾从“匮乏”的角度分析过女性的性别化消费行为：“消费快感，无节制的买买买，就涉及欲望的最后层面——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无数的商业机构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们假装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从自拍行为、购物行为、整形行为来看，完美是不可能的，完善是不可能的。”
与此形成互文的是，去年TikTok推出了名为“肆意魅力”（Bold Glamour）的美颜滤镜，它极其逼真、服帖，不会对五官进行移位，只通过微微的调整和加强，就能让用户在手机里看到更美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美得很像自己。
这个滤镜让很多用户有了强烈的整形冲动，因为它让人终于看到“完美”和“完善”的自己，看到了自己想要成为并且似乎真的有机会成为的样子。
古希腊语中的“欲望”一词暗含着欲望对象是缺失的、得不到的，也就是说，“欲望”就是一种永恒的匮乏。而我们的资本主义世界对此充分洞悉，唤起欲望的营销手段，正是通过唤起这种匮乏感、缺失感、不完整感。
也因此，对女性的审美标准要不断迭代升级——已经被满足的“欲望”就不能再刺激消费，资本主义要制造新的“缺失”，才有新的“欲望”，要创造新的问题，才能贩售“解决方案”。
美颜滤镜让我们看到自己可以如何变美，也就因此看到自己的“待完善”，创造出了的缺陷和焦虑，也就成为了美容和整形行业的供应上游。
《狼狈》
02.
美貌是资本，该用就用？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凯瑟琳·哈基姆（ Catherine Hakim）在2011年提出了“色情资本”理论，即人拥有一种特定的色情资本，类似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用来实现个人和职业的成功。色情资本不限于外貌，还包括性魅力、社交能力、活力、个人展示，以及性能力。
哈基姆认为，色情资本是一种强大的、但常被忽视的资源，在现代媒体如此饱和的社会中，形象和魅力往往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作为女性，当我们处于社会的劣势，我们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利用色情资本，来获得经济和社会收益。
如哈基姆所说，“男人利用起自己的优势可是从不手软，全力以赴。因为性别歧视，女性在色情资本上本来就没有得到和男性同样的经济回报，所以女性应该努力赶上。”
“色情资本”理论招致众多学者的批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教授认为，哈基姆的理论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和角色，鼓励女性利用她们的性感和外表来成功，而不是挑战关于歧视的系统性障碍。这有风险地延续了一个观念，即女性的价值主要或显著地由她的外表和性吸引力决定。
另外，这一理论也促进了女性身体和性的商品化，依赖色情资本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而不是赋予女性权力。在鼓励或期望色情资本的环境中，可能会出现剥削和骚扰。
除此之外的批评还包括：哈基姆的理论过分强调个人在利用色情资本方面的能动性，忽视了结构性和社会性约束。这种观点可能忽视了阻止许多个人（特别是来自边缘化群体的个人）从色情资本中获益的系统性障碍。
因为照哈基姆的说法，这种色情资本需要培养和投资，而投资方式就是我们当前消费社会中女性在花钱做的“自我美化”，但不是所有人都有钱做这种“投资”。
《穿普拉达的女王》
哈基姆的观点提醒我们，服美役不一定有奖励，但是不服美役一定有惩罚。另一方面，她将美的劳动从“沉重的劳役”重新定位成“投资”，将女人经由这种劳动要争取和维持的“美”从“负担”改写成“优势”，似乎只需一转念，被动“劳役”就成了主动“选择”，似乎只要是我们有意识的利用，为美付出的劳役就不再是压迫，而是我们能动性的体现。
除此之外，“色情资本”理论还让美貌劳动有了“奖赏”——有付出就有“收获”，美貌甚至能够成为文凭及其他资本的替代品。
但正如奥加德教授的批评指出，这个系统正是利用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衡和看似得益，巩固着结构化的不平等和对女性自由的压制。这种红利，是一种虚假的红利，这种看似的自我选择，其实是因为别无选择。
微博博主@鬼怪认为，“美貌红利”的本质，就是女性通过外貌劳役，让自己变得“养眼”而为对方提供情绪价值，从而交换到自己本应得的、但因女性气质而失去的那部分服务。
为了自己而追求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美，这其中最大的陷阱就是，我们的美役看似得到了“回报”，但我们总会忘记这本就是我们应得的，是本应属于我们但被剥夺的。
我们会忘记，本该要争取的是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因为成功取悦了游戏规则设定者而得到的“奖励”或“赏赐”。我们应得的，是不玩这个游戏的自由，或者共同设计这个游戏的权利。
《律政俏佳人》
03.
脱美役：摆脱“美”的牢笼
事实上，“服美役”是一整套系统，每一个看似独立的“求美”动作其实都互相关联，共同构成系统，并牵扯着精巧的惩罚机制。没有A4腰意味着“不够”瘦，而做到了A4腰的女性，又会发现自己没有直角肩，有直角肩的发现自己没有欧美翘臀，总之女性总会找到下一个自己不够完美的证据。
在这个“美”的笼子里，对错是以分毫为计量单位的，而所谓“对”的范围也只如一根钢丝，失之一厘，惩罚机制就会启动。虽然“完美”并不存在，但“不够完美”却足以被作为自己生活其他任何方面不尽如人意的归因，没得到工作、没赢得青睐、被人轻视都是因为不够漂亮。
我们在“美貌劳动”上的不断“进取”，其实并无法换来真正的奖励和成功，不过是为了减少或者避免因为“不够美”导致的失败而已。
“服美役”这个概念最准确的地方，就在于它准确捕捉了这一点——美如同服役，是责任是负担，不服不行，不服会有惩罚，但服了也只是避免惩罚，也并没有真正的奖励。
《狼狈》
如上述种种，如果我们想摆脱“美役”，需要摆脱的是这一整套内嵌紧密的系统和网络，一整套父权文化培育下养成的性别观念和认知模式。如果只是部分脱离，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仍会像磁石一样对我们施加作用力，把我们吸回去。
“脱美役”，或者说“拒服美役”，是对于审美劳动的拒绝、对男性凝视的拒绝，更是对于父权系统对于女性的支配的拒绝。这种拒绝是非常有力的，事实上，“拒服美役”也是“大拒绝”的组成部分。
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提出“大拒绝”概念，是指对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一种全面拒绝，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反抗和超越那些限制人类自由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个人的解放、多维度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变革。
“大拒绝”原本是针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果把它挪用到性别实践上，父权系统产生的性别规范以及规训机制，抑制着女性的自由和发展，因为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范围已经被这些既有秩序和规则限制束缚着，我们必须要拒绝既有秩序。
这种拒绝是生产性的，虽然“拒绝”听起来像是消极的抵抗，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建设性的行动，是对自己的重塑，比如“脱美役”的实践往往就是通过某种外型重塑表现出来的。
女孩子们将“脱美役”的改变描述为“自我解放”、“勇气与突破”、“真实做自己”，甚至有人发出感叹：“原来男人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轻松吗？”这些女孩忽然发现，原来脱离男性的凝视目光，不再以此作为审视自己价值的标准之后，感觉是如此轻松和自由。
但事实上，这种感觉其实就是一切本该的样子，是一个人拥有对自己身体的自决和自主的感觉。
《穿普拉达的女王》
“脱美役”这一概念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时代性。一方面，是社会对女性审美规训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女权主义的理念冲击，和女性意识的整体提升。
“脱美役”的话语内涵比“容貌焦虑”更为丰富，如界面文化上的一篇评论指出：它“指向的不仅仅是女性外貌，也是更全方位排斥男性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脱美役与不恋爱不结婚一样，都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完全脱离男性的话语空间，试图通过祛除自己的女性气质，逃逸出男性凝视的视线。”
“脱美役”这个中文词汇虽然来源不详，但可以肯定它与韩国近些年来的6b4t运动共享一些文化脉络。6b4t是指六个不——不结婚、不生育、不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行为、不购买厌女产品和单身女性互助；四个脱——脱束身衣（即隐喻不再遵从主流对女性的外貌标准）、脱宗教、脱御宅文化和脱偶像。
作为难得具有东亚地域性的女权主义理念，6b4t传入中国后触发了群体共鸣。“脱美役”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6b4t的系统性“大拒绝”，是以脱离外貌规训为一个切入口，以“不服从”、“不参与”的方式，开启对父权社会一整套性别规训的抗议和挑战。
因为也只有如此，只有尽可能彻底地脱离系统，我们才可能摆脱镶嵌在系统中的“美”的牢笼。
04.
化妆的我，是不是不够女权？
那么，除了劳役，美可以是纯粹的享受吗？“美”对女性是否只能是规训？取悦自己的美法，真的存在吗？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香港大学组织的线上对谈中，曾被问到“女性该不该化妆？”这一问题。她的回答是：“我为自己而非男人化妆，‘女权原教旨主义者’觉得我们不应该做这做那，但纵观人类历史，人们会打扮自己，希望变美变可爱，所以何错之有？”
这样的答案，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在特定圈层里，肯定是会被抨击的。反对者们会认为，女性打扮自己就等同于媚男，等同于“向下的自由”。“美是取悦自己”必然是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如此发言的人暴露了自己的女权主义失格，要么是性别意识浅薄、觉醒不到位，要么是自欺欺人的伪善。
《新乌龙女校》
“美”作为父权社会施加给女性的标准和劳役，与“美”作为一个女性关于“我是谁”的表达，两者皆成立、都存在，但也彼此有矛盾性。因为“美”本来就是一套选择，一套关于“我为什么+想让谁看到+自己呈现的什么模样”的选择。
这里的“为什么”，可能是哈基姆教授所说的为了“向前一步”，但也可以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自己”。这里的“想让谁看到”，可能是普通男人，可能是你想取悦的一个无论什么性别的对象，但也可以是“自己”。
而根据这些变量的不同选择，最后一个元素“自己呈现的样子”，可能是一个主流标准下的美女，可以是主流标准的相反，也可以是任何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或者符合你这套目标的模样。就是在这些选择的动态中，我们有机会去体会和探索“美对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最终拿回自己对“美”的定义。
如果我们认定“美”只能是父权的压迫和控制，那么一切追求美的动作都成了屈从和服役。如果我们因为反对“美”被父权赋予的定义，而拒绝探寻“美”本身更宽广的意涵，那难道不是默认了父权对“美”的定义的垄断？
如果我们以父权对“美”的视角去解释一切追求美的行为，否定一切可能的良好动机，那难道不是对女性能动性的剥夺和否认吗？
如果仅仅以男性的欲望为参考，再往相反方向走，那我们的身体和存在就仍然是被男性的欲望塑造着。我们不应该以自己反对的东西定义自己，因为那样我们的存在仍然只能是相对性的，而不是主体性的。
《致命女人》
“脱美役”这个话语，本有破除规训的强大力量。但如今却成了女性内部个体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并且自身又成为一种行为规范，一个“女权”标准，让明明都拥抱女权主义的女性们完全无法对话，针锋相对，甚至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这种模式不停在性别话题上重演，可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父权社会的长期规训，我们对于不被父权支配的存在样态，缺少足够的想象。
面对我们所见的世界，很多人只能用“父权”和“非父权”的二元体系去理解和解读，而“非父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模糊不明，我们又只能用“父权”作为反面参考。
脱离“服美役”的父权框架，有主体性的“美”是什么样子？我们缺少模版和榜样。当一个女人说“我为了自己而美”，这句话的正当性总是受到严厉的挑战，诚实性受到怀疑。因为当我们生活在父权体系下，我们难以识别看到的“美”是否能脱离这个生态。
但事实上，上野千鹤子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女性主义者，在充分理解父权标准下的美貌劳动是劳役的前提下，一个女人仍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审美，尽可能独立于父权标准，去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样，即使这种模样并非一定看起来与主流审美背道而驰才是解放性的。
将“化妆打扮”等同为“未觉醒”，并分解为“服美役”和“脱美役”两种阵营，这种思维并不符合女权主义理想中多样、多元、多彩的女性未来。“脱美役”最大的意义，在于“不为美的牢笼所挟持”这种动机，在于“拒绝别人对我们身体的审视和要求”这种态度，在于身体自主性的争取。
二是，当我们对其她女性缺少宽容，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在“脱美役”相关的争吵中，就连“姐妹情谊”也无法弥合立场的不同。我们一边抗议雌竞、强调团结，一边却将立场不同的“姐妹”当作敌人一样攻击和批判。这种种令人遗憾又不解的场面，或许还是有父权的毒性作祟。
父权系统长期割裂了女性们的团结抵抗，而如今我们对“姐妹情谊”有意识的实践，其实相对而言时日尚浅、范围有限。对于如何容纳差异、斗而不破，我们的经验也有限。
更重要的是，因为父权规训和历史，每个女性都带着或许难以觉察的性别创伤，这使我们对于从其他群体成员得到情感验证的期望更高。尤其是对于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我们可能更需要通过其她女性的认同和接纳，来证实自己不是一个人，来对抗性别意识觉醒带来的离群孤独和自我怀疑。
这种创伤导致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感，令我们更追求情感上的抱团，从而难以在性别话题上处理需要求同存异的局面，或者更可能因为某些观念不一致而感到情感背叛。
最后，在个人层面，我们的创伤也令我们对自己缺少宽容。
我们对其她女性的点评、苛责、嘲讽，无非都是对自己的不满的投射，是厌女毒素的变相体现。父权文化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强大，让我们充满内在矛盾、不甘、愤懑，这令我们也难以忍受其她女性在我们眼中的“弱”。
女性社群如何讨论、互动和沟通，是一个需要培养和训练的过程，也是我们缺少的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当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足够壮大，我们就可以允许和接受彼此的不同。当我们不再用父权的视线审视、分解、贬低自己，我们也就会更宽容地看待其他女性。
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真正的工作，是拿回并扩展对“美”的话语权和实践权，而不是夺走或贬低其她女性对“美”的理解和表达。女权主义的理想目标，永远是扩大，而不是约束限制女性的选择，是为了让女性的路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芭比》
尾声.
当没有“不美的自由”，
女性难追求“美的自由”
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几乎全部的社会化过程，都在教我们如何“合格”地操演我们的性别。经过几十年的训练，我们很熟悉这个奖惩系统。期待所有女性都能为了一个未知的后父权未来，放弃这个熟悉的现有秩序和已知规则，这并不现实。
就算对于想去那个未来的女性们，我们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女性在发展自主审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父权环境的挟制和影响。在没有充足模版和榜样的条件下，我们探索脱离父权的“美”，必须不断试错。
从“被凝视的客体”，到“美的主体”，从“满足社会对自己的期待”，到“忠实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从“执着于被喜欢”，到“追求被尊重”，如何完成这些转换，甚至要首先看到这些转换路径，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大量的学习、思考、体验，而且几乎没有人能够教我们。
女性对于自己的性别可以如何操演，没有绝对之规。只要我们开始看到了性别不是天然的，性别规范是人工建构的，我们对性别的解构也就开始了。
在各种尝试中，我们会不断扩展女性的自我表达空间和存在可能性。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一种方式做女性，除此之外皆是错，这同样是一种父权思维。
《末路狂花》
的确，当我们还没有“不美的自由”，女性很难追求真正的“美的自由”。当“美”被一个狭隘的、单一的主流审美支配，女性追求这种“美”的动作并不是自我表达，并不是自由。这就是“脱美役”的价值所在。只有脱离这个父权视线中主流审美的牢笼，我们才有机会发现真正的美。
女权主义要争取的，除了消极自由，还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freedom from），指个体免受外在约束和干涉的自由，不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freedom to），是指个体实现主体性的自由，去做什么的自由。
“脱美役”帮我们实现了消极自由，即“不化妆的自由”，而在此之后，我们还需要探索和实现积极自由。“脱美役”本身并不是最后的目标，更重要的工作从这里才刚刚开启。拒绝之后，我们还要创建，还要发展，还要培养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一切健康生态的标志。
如毛拉·甘奇塔诺所写：“夺回对‘美’的解释权，重新赋予它意义非常重要。美的神话掠夺了一种理想，使其为市场法则服务。我们应该夺回那个理想，恢复它那种崇高的、无法解释的感觉，重构历史上被人类称为‘美’的那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