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天堂》
31年前，他也曾占领世界新闻头条，主导了一件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一职，宣布解散苏联政府。
当天傍晚，俄罗斯的三色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屋顶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一个强大的帝国消失无踪，曾经响彻世界的忠诚、信仰、力量至此戛然而止。
没有战争，没有革命，这一谢幕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但却对世界，对苏联的普通人，甚至是对那一代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个时代终结了。
在标签化的新闻报道和名词之外，解体后的生活，对于每一个亲身经历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011年，摄影师苏里于苏联解体20年之际，走访了俄罗斯8位涵盖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试图从他们的面庞和思考里窥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冲击与重塑。
不过必须要说明，原文于2011年写作，国际环境与俄罗斯局势对比文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下状况可能相去甚远，本文走访对象的年龄段与阶层也相对局限，仅作为历史切片用以观察：
当时代剧变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带来切身影响和变化时，身处其中的人会如何看待这一切？
“混乱会让我们迅速获得，然后迅速失去”
戈尔曼·斯特林格夫：苏联时代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与政界关系密切，曾倾其财力参选总统，现携妻子过着归隐田园的生活。
戈尔巴乔夫执政那年，我23岁，是个在莫斯科租房住的穷小子。我爱上了房东的女儿。记得第一次和她约会时，我对她说：“我将来会成为百万富翁！”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而我也没有食言。
那时，整个苏联暗潮涌动。我们丧失了本国货币，金融系统崩溃，美元替代了卢布。为支撑卢布，我们乘飞机地将美元运送到各地，用货柜分送出去。当卢布被清掉的时候，我丧失了一切。
当时，新事物纷纷出现，我正是趁此机会开办了苏联第一家商品原料交易所，以我家狗的名字“阿莉莎”命名。靠它，我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可以毫不隐讳地说，是苏联解体之后的混乱状况成就了我的财富。尽管解体发生时我还弄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真空状态让我在半年之内赚了百万卢布。我一下成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人。
我买了一座城堡，雇用2000名保安，他们全都是前苏联的特警。我去英国豪赌。有一次输了很多，一气之下便把赌场买了下来。
我那时资产也就两亿美元左右，在1990年代初的俄罗斯毫无疑问是超级富豪，尽管与那些欧美富翁比起来，资产只是人家的零头。
2002年，我筹备参加总统竞选。当全部竞选文件递交上时，竞选委员会突然取消了我的资格。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灾难。当时我借了很多钱，如果我能参加竞选，那么这些钱都是无偿提供的，可是在最初阶段，我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不得不变卖资产来抵债。混乱让我迅速富有，混乱也让我迅速变得一无所有。
最后，我搬出了富人区，搬到了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一片森林田野相杂之地，决定安心当一个农民。
如今，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我认为解体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神灵，社会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观，而非经济原因。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往者不可追——包括戈尔巴乔夫，他也只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决定。
我常常怀念16世纪的莫斯科公国。那是一个有着唯一语言和唯一信仰的伟大国度。现在的俄罗斯，则是一个在语言、文化、信仰上毫无关联的区域，是不同民族构成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弱国。我早已不再参与任何社会政治活动，而在东正教中寻找精神的归宿。
我曾在瑞士银行有过账户，坐在闷热的办公室里看着账户上的数字。回想起来，那时我才是贫穷的。真正的财富来自自由的农耕生活，来自清新的空气。我现在有牲畜，有房子，有土地，有新鲜羊奶。
苏联时代的大工业制造严重破坏了环境，农业生产也依靠化学产品，苏联的垮台使这些有害生产停止了，我们有了更好的环境。生态是关系到人，关系到子孙未来的事情，我们更应该通过它来审视苏联解体的价值。
我扔掉了电视，不再让孩子去学校。不过在我家小院的栏杆上，还挂着当年交易所的交易铃铛。每天早上，我都仪式般摇动铃铛，纪念那个逝去的时代。
“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
久加诺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
20岁那年，我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服役。我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而感到自豪。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我知道现在的俄罗斯不是苏联，即使有那么多的民众怀念它。
在苏联时代，我曾经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共过事。苏联解体不是剧变，而是背叛，戈尔巴乔夫背叛了亲属、朋友和人民，也背叛了社会主义，借此在西方获得了名声。叶利钦等人也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瓦解了苏联。
那时苏共是唯一的政党，但它不是单纯的政党，而是国家管理机器和组织系统，是苏联国家的支柱。当时的苏联确实有很大问题，改革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方法不对。
他本来应该本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像中国一样从经济领域开始改革，但他盲目地从政治领域和政党制度开始改革，很快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后果。
我来自奥尔洛夫州的一个农村，我的父亲在卫国战争失去了一条腿。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共产主义。在俄语里，这个词含有“人民的、社会的”意思，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利益。
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社会主义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瓦解；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正在酝酿中，终究会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俄罗斯有几十个政党，有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右翼政党，也有俄共这样的左翼政党，还有支持现政府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07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俄共在450个席位中获得57个席位，是第二大党。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没有苏共以前的负面的因素。但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对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的追求、国际主义等等。
今天，俄罗斯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很多人甚至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学者和知识分子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很多人去了西方。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民主的、代表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恢复社会的价值和公正。
俄共的注册党员目前只有16.4万名。但我们是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活动的——它不仅受到当局的压制，同时还受到了调查。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担心和恐慌——可能因加入俄共而被单位开除，也会给子女和家庭造成一定的困难和不便。
但最近，有1500万人在我们举办的活动中签名，我们的选民也不仅仅是那些领养老金的老人。所以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了。
“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简单的剧烈”
娜塔莉亚·鲍里斯诺夫娜：7个孩子的母亲，成功的商人，被誉为前苏联最富有的女人，其丈夫是军人，因故牺牲；其祖父曾经参加过卫国战争。现在俄罗斯从事经济咨询工作，住在俄罗斯富人区。
苏联解体前，我的生活很平静。丈夫是军队的工程师， 我们居住在他服役的地方。我很爱他，我们一起养育了7个孩子。1986年，他牺牲了，而我还怀着身孕。
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时，孩子降生了。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故，我需要肩负起母亲和父亲的双重责任。我需要让孩子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重新干起了记者工作。当时我是苏联时期非常有名的杂志《女工人》的记者，此外我还为《青年》《火星》等杂志撰稿。苏联解体前，我开始经商。
当一个体系解体时，会出现很多机会，我很庆幸我抓住了它，这让我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我当时做的事情，相当于帮国家追讨他国的欠款。虽然我并非金融专家，但因为我是记者，能找到接近政府圈的人。我通过各种方法，追回一部分欠款，拿到一定比例的报偿。
我一直工作到1994年，直到叶利钦政府的一个部长找到我，让我不要再插手。我感到已经有了危险，所以退出了这个行当。
对很多人来说，苏联解体是从未料到的。在苏联时代，虽然我们有很多孩子，但国家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比如每个孩子每月可以得到4卢布的补助，用于买奶粉等。另外，我们还有住房，还有各种救济和保障。
所以我一度感到很遗憾，这样庞大的联合体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很多人的命运急转直下，生活十分萧条。
幸运的是，我开始了工作，并且十分成功。记得《真理报》称我是苏联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其实，我并不需要太多的钱，我只是想让我的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充足的食物，能学习音乐。任何一个母亲希望给孩子的，我也希望能给予他们。
我感谢戈尔巴乔夫走出了改革的一步，尽管我对他并不喜欢。他有勇气进行尝试，顺应人民改革的希望，但是没有人想到改革以这样的方式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很英明，他们的改革没有搞垮国家，而是使之更强大。戈尔巴乔夫显然在有些地方犯了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8·19政变那天。当叶利钦宣布解散共产党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从来不是党员，但我们是从这样的体系下长大的。我们并不反对共产党，只是对现状不满。我认为国家应该平稳地过渡。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一旦开始剧烈变动，总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俄罗斯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简单的剧烈。所以苏联解体后不久，我就去了欧洲。
我害怕暴力革命会摧毁我的生意和生活。俄罗斯的历史告诉我，变革带来的从来不是平稳过渡，每次变革都会经过大约20年才能好转。这是我们家族的历史经验。
两年后，我重回俄罗斯，还希望从银行领到政府欠我的补助，但钱已不知去向，也没人做出解释。原本我的孩子作为军人子女可以享受免费教育，但是这样的优待也没有了，我需要自己供他们读书。
这些年，我开始做科技咨询方面的工作。我提供咨询，吸引资金。生意一直都很难，但我必须坚持。现在，我的工作重点是原子能方面的生意。
“我离开时是一个国家，回来时却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国家”
米哈伊尔·卡良金：现就任莫斯科国立大学动物博物馆馆长。该博物馆成立于1791年，是俄罗斯目前最古老的博物馆。
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85年起就职于莫斯科大学动物博物馆，现在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的博物馆是俄罗斯最古老的，成立于1791年，前身是莫斯科帝国大学自然史办公室。
记得苏联解体时，我和同事正好在西伯利亚研究野生动物。那里冰天雪地，物资缺乏。我们采样、观察、拍摄，已经整整两个月。我们与世隔绝，每天所见只有白雪和动物。我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一部无线电发报机。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只知道社会动荡，人们要求改革。在西伯利亚，改革是一个过于遥远的词。我们每天想的只是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和家人过一个温暖的节日。
但就在12月22日晚上，我们大本营的无线电通知我们，事情可能有变化，让我们做好继续留守的准备。我们一时不知所措，但还是抱着希望，以为只是科学院经费和研究进度出了问题。到25日，我们突然得到了苏联解体的消息。消息传到西伯利亚，竟让我们感觉有些失真，一度以为这一定是同事开的圣诞节玩笑。
不久，消息被证实是真的，我们三个人都感到万分震惊。我们在寒冷无人的西伯利亚苦等到1月，但无人来接我们回去。我们每天想象着莫斯科的情况，想象解体对于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可是很难想象出来。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苏联，从未意识到有一天它会不复存在。
我们受尽折磨和煎熬，甚至写好遗书。最后科学院终于派车来接我们。我们回到莫斯科，但是我回到的已经不是苏联，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我离开时是一个国家，回来时却已经成了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不能理解的。
苏联解体后，整个国家和社会陷入了低谷。有权有势的人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国家的财产变为私有，摇身一变成为寡头。但大多数的人过得十分艰难，没有了国家的分配和保障，人们对未来充满了迷惘。
我们的博物馆也受到影响，因为不再有经费分配给我们，我们勉强地维持着，心里想的是，越是在低落的时刻，人们越是希望从他们喜欢的动物身上获取慰藉。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年轻人的脸。
在解体前，我和多数搞科研学术的人差不多，本来想过同时做点小生意，但是经历了解体的动荡，我看到了太多世态炎凉，也意识到不管社会和国家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只有那些珍贵的馆藏永远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它们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价值。这样，我彻底放弃了做生意的想法。
我告诉妻子，我这辈子都只会做一个搞研究的人，踏实地做我力所能及而且喜欢的工作。一度，我们的经费很紧张，但这些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我们的科研力量也在随之加强，尽管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仍然不少。
26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从一个非常普通的讲解员开始 ，一直到今天成为馆长，我很自豪我没有离开过一步。
“每个人的生活重新建立了，这个国家也就重新建立了”
列纳特·达萨耶夫：曾与巴西的基尔玛、英格兰的班克斯和意大利的佐夫并称为世界“四大门将”。代表全盛时期的苏联足球。目前，达萨耶夫在俄罗斯从事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工作。
1988年，世界杯结束后，我就去了西班牙，我在那生活了10年。所以，苏联解体我并没有碰上。当我返回俄罗斯后，一切已经慢慢开始复苏。我和自己的朋友、亲属交谈，他们把这发生的一切事情告诉了我。
我的合同是1991年结束的，我本想返回俄罗斯，但是朋友亲戚们都建议我尽量留下来。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局势十分不稳定，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等待情况好转。
突然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到新的地方去，总是很困难的，而且在遥远的异地，我总是非常担心我的家人，听说，有人在大街上开枪，听说一切都没有规矩。我不只担心身边的人，也担心朋友，担心整个国家。
因为我离开了祖国，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我离开的那个国家，我对她感到很满意，生活安逸。我在想，将来将会怎样？俄罗斯将会怎样？我的内心十分煎熬。
解体后，所有事业，包括体育都一落千丈，一切都被破坏了，体校，体育等等。1988年，苏联国家队曾经是欧洲亚军，但之后似乎进入某个死胡同里了。这里有很多原因，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已经离开苏联，他们和外国球队签约。运动员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土壤全部被破坏了。
我无法替所有人回答，苏联解体好或者坏。在苏联时代，我拥有一切。我很满意，我有汽车，公寓，我们踢球，还给我们发钱，有很多娱乐。我们和剧院、演员关系很好。对我而言，一切都很好，当我离开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想象会发生解体。
已经发生的事情，它是现实存在，应该去适应它。我也应该去适应，我应有所准备，这就是生活。
俄罗斯足球正在慢慢复兴，有很多俄罗斯俱乐部已经在欧洲俱乐部赛中取得了胜利。国家队，已经两次打进世界杯，这也是不错的成就。破坏是容易的，建设只能一点点来，不能一蹴而就，但要一直能看到未来。
或许普通百姓根本不关心整个国家的事，他们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土壤是如何的。每个人的生活重新建立了，这个国家也就重新建立了。
“一个垮塌的时代，会带给每个人内心的崩塌”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俄罗斯著名的媒体人。
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一所高校毕业了。我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一个前苏联年轻工程师、大学毕业生、研究生。那个年代形势非常复杂，我们从一个时代走了出来，感受周围环境，给自己定位，然后发现自己处在了另一个时代，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那些年被我们称为“快速的1990年代”，国家情况十分糟糕。一方面，政府承诺我们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新的制度即将建成，我们会走向资本主义，走向市场经济，我们都对新事物充满向往。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会付出什么。
当已经适应苏联式生活的人想要去商店买牛奶、买面包、买肉时，却发现整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价格高得不可理喻，卢布的汇率让人不可理解，生活保障物资也短缺。
后来我的心情稍微有了点好转，因为在经济层面开始建立市场关系了，开始所有制的转换，开始了没有什么法律保障的社会私有化（这在我看来非常可怕）。在生活中出现了黑社会火拼的现象。
那时候的人没法指望法律的保护，警察几乎不管事，去警察局求助根本没有用，也不会有什么补偿。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依靠自己，前景一片模糊，不甚乐观。
即使在1980年代中期采取手段禁止人们离开苏联，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也会离开故乡的。我有很多同学，我们一块上学，一块玩耍，从孩提时代就成了好朋友，他们中很多人看到国家的破败情况也都出国了。
整体看来，我了解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对于90%的苏联人民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所以可以说，解体是领导层的政治意志，而苏联人民只是被动地承担了这个决定。
一个时代的倒塌当然也会导致人民命运的悲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多人就此垮掉了，没有挺住，但是庆幸的是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就我理解，根据我读过的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来看，大多数俄罗斯人希望回到苏联时代，因为人们在那个时代生活更加轻松，体系帮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担心工作，不需要担心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不用担心在商店买不到牛奶，你每年有一两次机会去黑海边度假……这是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
另一个阶层的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内，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他们独立思考自己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是的，这样的生活更困难，但是这是在困难情况下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否则就会出现停滞，就像在1950年代苏联出现的停滞时期一样。
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停滞，我们需要一直前进，一直创造或引进些什么，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家庭，为了国家。对于这种人来说，我觉得苏联解体是一件好事。
“我们至今还在寻找正确的道路”
亚历山大·拉林教授：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国问题数十年之久，现就职于俄罗斯社科院远东研究所。
解体前那段时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是个难忘的时代，我们社会的性格在这个时代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政府更迭，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有很多游行活动，出现了很多观点立场，党派林立。
我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游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厌倦了这些。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人出来向我们解释，也无法解释。所有人都在等待变化。
不能说，我们十分悲伤，因为那时（解体前）我们大家的生活并不好过。我们认为应该开始某种严肃的变革，但是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后来，戈尔巴乔夫已经明白，苏联已经不支持他了。“别洛韦日”事件后，戈尔巴乔夫显得既没有支持，又没有力量。
之后，在苏联举行了一个全民调查，即你是否希望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生活了多年，确认社会主义不能够给老百姓良好的生活，积累下了很多可怕的问题，我们已经落后于西方。
所以，任何人都不想回到过去。也不知道如何变革它，它已经不在状态。我和我的朋友寄希望于进入政权的政治力量。他们是叶利钦和盖达尔。他们开始对国家进行改革和私有化。
我是从电视上得知解体的，我和朋友们一起讨论。我们觉得不可能更坏了，我们等待国家发生变化，一切向前走。此前虽已得知政府内部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但宣布苏联解体，谁都没有料到。那意味着，双方都认为，一切都应该被全部摧毁重来。
后来渐渐披露了一些关于解体的细节。如，当时解体苏联的组织者（俄、白、乌三国首脑）在别洛韦日国家公园聚会，曾经给美国方面打了电话，并通知了此事。美国方面说，他们无法打通戈尔巴乔夫的电话。但是我不相信这些说法。因为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俄罗斯人并不喜欢美国，认为是美国在背后有所举动。
但我不这么想，因为如果我们国家自己不是那样一种状况，没有形成那些势力，任何美国人是不可能搞垮苏联的。解体是所发生一切事情的结果。
当时其实是一种迷惘，我们彼此问，是否希望苏联能够重返？没有，任何人都不希望。但是我们也不想苏联解体，因为重建国家、恢复经济困难重重。本来解体后，出现了完全崭新的社会、完全崭新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不能说，这是十分有前途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我没有看到快速的经济发展。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人民也很有才，但是发展却靠卖石油和天然气。这需要改变。但如何发展？现在依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思想。各种说法、各种判定的优势与劣势，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适应已经形成的现状。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下一次的俄罗斯解体。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无法发展教育，提升人的潜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在经历移民潮，知识分子流失海外，年轻人移民海外。国家充斥着贪污腐败。但是国家却束手无策……对这个国家来说到底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很可悲地告诉你，30年了，我们还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