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安，作家，原名夏龙龙，1989年出生，南京市高淳区古柏人。2016年10月，虫安在网易人间发了第一篇文学作品《刑期已满，我投奔了狱中大哥》。今年1月，虫安的文学短篇集《刑期已满》出版，收录了他的第一篇作品。
虫安出版的书籍。（图/受访者供图）
19岁时，虫安卷入一桩抢劫案中，获刑十年半，服刑过程中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提前释放，结束了七年的牢狱生活。
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帮扶、安置出狱人员的政策，但社会对于这类人员的包容度仍然相对有限。在就业、生活、婚嫁等各个方面，刑满释放人员仍然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幸运的是，虫安出狱后，靠着写作，过得还不错。“我十八九岁就关在里面了，有时间看书，又有点爱写东西的天赋，出来了正好赶上写作热潮。”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虫安一样，脱离了人生的至暗时刻，还能迎来高光。对于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而言，生存下去，就是最大的挑战。
为了写《刑期已满》，虫安采访了几十个狱友，还建了狱友群，群里的人境况各有不同。
现实，对于他们来说十分沉重。很多人在“里面”的时候离了婚，出来以后想结婚，房子和彩礼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朋友在里面踩缝纫机，出来以后又找了一个踩缝纫机的工作。没多久他就发现，靠着踩缝纫机完全没办法解决现实问题。他就在家里搞了一个棋牌室，有客人欠钱不还，这一两千块钱就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这位出来没多久的狱友把欠钱不还的人砍了一刀，再次入狱。
另一位狱友出来以后想送外卖，注册的时候往系统里输入身份证号，发现通过不了。还有一次，虫安和一个狱友想租车，结果工作人员一扫身份证就显示出犯罪记录，“人家把合同当着我们面撕了”。
“很多服刑人员出来以后，就会发现现实世界对他们还是有一些‘拒绝’的。”虫安说，“在这之前，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挣扎和尝试的时间。”
“刑满释放人员”的标签，他们很难彻底摘除。即使是虫安，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2019年我拿了一个文学奖，回家的头一天，被社区工作人员喊去签署不再违法犯罪承诺书，一手拿着奖杯，一手签字摁拇指印。社区里很多人一下就知道了，咱们这里住着一个劳改犯，没人在乎你是不是作家。”
虫安的作品《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短篇获真故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二等奖。后来，这篇文章被改编为电影《朝云暮雨》。（图/受访者供图）
是文学打捞了他，让他成为了一名全职写作者。以下是新周刊对虫安的采访。
新周刊：你曾经表示对犯罪人员有自己的一种看法和价值观，是什么？
虫安：首先，罪恶肯定要受到惩处。其次，我们一般会对底层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说，一个底层人如果不干活、去赌博，人们就说这个人没出息。
我一直觉得，能进去的大多都是很普通的人。我也一直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人同时又是被环境塑造和改造的。成长环境不同，人的命运和试错成本可能就不一样。
新周刊：你出狱之后还和很多之前的狱友继续打交道，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吗？因为有很多人一出狱，就希望和过去一刀两断。
虫安：我在监狱里的位置比较特殊，是特岗犯，负责监狱内部的报纸《心泉报》。犯人们写东西会交给我，一旦刊登就能拿几十块稿费，而且还能加分，一加分就可以减刑，所以我在里面结识的狱友特别多。
所以我后来写书，就找到曾经这些狱友，他们也很愿意和我聊聊自己现在的情况。
狱友群。（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在你的观察中，刑满释放人员找工作会碰见什么问题？
虫安：我有一个狱友两次坐牢，他这个人不坏，但从小就喜欢跟人瞎起哄，第一次是去和人一起偷变压器，他觉得好玩，就像恶作剧一样，结果一审判了十年。出来了没半年又去跟人起哄，干了一个盗窃，又判了十年。加起来等于他其实从没进入过社会。
所以他再出来以后，只能去大城市会展中心之类的地方干一些苦力活，包工头“帮”他管钱，但又没把钱给他。没拿到工钱，他又进了一个搞印刷的小作坊，结果在里面废了脚，对方也没给他赔偿，只答应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不撑死、不饿死的这种。
新周刊：所以出狱以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虫安：还是解决生存问题。
我那时候也是尝试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在一个咖啡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因为会画画，开始做一些手绘T恤，在当地的商贸城开了个铺面，结果一开店，一件都没卖掉，就关门了。后来就开始写作了。
新周刊：有没有狱友看过你的书？他们会不会不希望你写他们的事情？
虫安：大部分狱友还是很喜欢看的，尤其是我出了书以后，都想要一本在朋友圈发一发。这些人没有地方表达自己，现在有个人能写写他们，都是很高兴的，他们是很渴望被书写的。
新周刊：你怎么采访你那些狱友的？
虫安：我不会用“采访”这个词，我就是招待他们，毕竟有些哥们日子过得苦哈哈，我拿了稿费，那咱们就边吃边喝边聊天。听见能感染到我的，我就会当成写作素材。有时候他们也吹牛，但我相信他吹的牛，因为他既然能把牛吹得这么好，那这哥们也算自洽了，而且“吹牛”本身对他而言也是有意义的。
新周刊：你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虫安：本质上我写书，还是一个自我的取悦，我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而且，十恶不赦的坏人是少数，这类人我也不关注，我只关注更普遍的现象和人，因为我是写给大部分人看的。
新周刊：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有所反思吗？
虫安：肯定会反思。还是那句话，你犯罪了肯定要惩罚你，但是惩罚完之后，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公道地看待一下每个人的命运？如果换位思考，把你放在他的处境下，你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如果你可以，那说明你的人格很高尚。
坐牢的确会让人悔改，最起码坐过牢的人还是很害怕再进去的，失去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狱友住在简陋的工厂宿舍。（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服刑人员和家里人一般是什么样的关系？
虫安：每种都不一样。家庭底子好一点的，一般和家人关系会比较和谐。但是我前面说的那个进去两次的狱友，他几十年都在监狱里待着，这种人就没有家人。像他这样的，出来以后很渴望亲情，他曾带着打工赚来的两万块钱去找到他的兄弟姐妹，结果弟弟要买拖拉机，啪一下拿走一万块，然后又带着几个侄子外甥过来拜年，每个人都包红包，结果不仅赚的钱没了，自己还欠了几万块，家里人反而都在吸他的血。
新周刊：你在书里写过一个叫“大圣”的，你叫他“三无人员”，你写道“这种犯人是最蹩脚的”，是什么意思？
虫安：就是在里面大家最看不起、地位最低的。“里面”和“外面”一样，你进去了以后，你家里人来得勤，你账上的钱多，就说明你有人惦记，有人关心。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人也没有，关系也没有，你就混得最差。
新周刊：你在书里写，“和所有囚犯一样，总是幻想着出狱以后找到一条迅速致富的道路来补偿自己”。但迅速致富一般都有风险，为什么不会想着出来以后慢慢积累财富，找个普普通通的活干着？
虫安：这里面有阶级壁垒的问题。我十几岁那会儿，就觉得我要当一个狠人、当一个能人。因为那时，底层的孩子脑子里面会认为，所谓混得好，就得混社会。大家似乎从来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套逻辑，比如受教育、上大学，好好经营一个店，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东西。但你是一个中产阶层的小孩，你就会按照你们的思路去思考。
新周刊：你在书里写道，只有宽容，才有可能让一个犯罪人员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说的“宽容”指什么？
虫安：在刑满释放人员承受完自己的罪责、悔过自新的意愿又比较强烈的前提下，要给他们归正的机会，或者说至少让他回到社会以后，就业能够容易一点，不要让他很容易就无路可走。我的写作也是有这样的初心。
我一直认为，有些群体是失声的。其实有很多处于底层的女性，经历过被性骚扰和侵害的经历，但她们并不会发出声音，也不知道怎么发出声音，所以这些年，社会对于这类事件就会有诸多报道，替她们发声。所以我的写作，也是希望通过某种渠道替我们这个群体发声。
新周刊：那有过得很好的吗？
虫安：基本没有过得很好的，只能说算比较安稳那种。更多是过得稀碎，哪怕突然赚了钱，在手里也很难握得久。
虫安的狱友大圣在街边开了一个烧烤摊。（图/受访者供图）
新周刊：你会觉得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什么性格上的共性吗？
虫安：他们都有赌徒心态。这些人都喜欢买彩票，喜欢赌博，很难安安分分过日子。因为有一些事情你一旦经历过，就回不去了。除此以外，他们唯一想的就是搞钱，弥补一下自己曾经的缺憾。他们会有一些朴素的愿望，比如买套房子结婚之类的。但即便是普通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都要翻几座大山，对于他们而言，肯定更困难。
新周刊：你希望社会大众如何看待刑满释放人员？
虫安：希望社会更宽容吧。那些犯了大错的人除外，其他出狱的人至少能够在社会上找一份正常工作，比如至少让他可以做个外卖员不要处处受到歧视。
新周刊：你在监狱这么多年，对你的处世方式有什么改变？
虫安：要说性格的塑造，我觉得其实是写作带来的。我写了这么多狱友，其实写别人就是看自己，天天照镜子，在这个过程中有了一些比较通透的感悟。
新周刊：你如何形容你现在的性格？
虫安：我现在很稳、很包容，最起码我没那么多戾气。
虫安养的猫。（图/受访者供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惊蛰青年（ID：wakinglism），作者：匹诺曹，编辑：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