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继美国财长耶伦、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4月24日至26日来华访问。美德两国高层频繁来访可以看出他们希望保持与中国的合作。自改革开放、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担心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这也是美国现在对中国发展不断阻遏、打压和制裁的深层原因。
2. 张燕生认为，面对美国多方面的对华实质性“脱钩”举动，中国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能关起门发展，更不能放慢前进的脚步。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较量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中国能扛住美国的阻遏和制裁，最终中美还是会走向合作。
3. 尽管美国做出了不“脱钩”的承诺，但实际行动与其承诺并不相符，这是因为中美之间缺失战略互信，因此中美在各个层面上都需要一个“负反馈”的刹车机制，通过沟通和对话解决冲突和对抗。除此之外，两国的年轻人、工商界、学者也应该有更多的人文往来，让民众相互了解信任。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號，我是陈笺。继美国财长耶伦、德国总理朔尔茨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会在4月24到26日来华访问。在此前的访问中，耶伦为什么一方面表示不愿和中国脱钩，一方面又说中国目前是在向世界倾销“新三样”？在美国国内流行”去全球化“思潮、地区冲突时有发生的局势下，中国应如何与世界相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将如何践行？相关话题今天陈笺请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一起来分析探讨一下。
美国、德国发展离不开中国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燕生老师，您好！您如何评价耶伦和朔尔茨这次访华目的和成效？这是否说明了美国、德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呢？
张燕生：我们这里头有一个主题词，也就是说美国和德国能够“离开”中国吗？那么这个实际上“离不开”是什么含义？
首先，中国、美国、德国，我们都存在于同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那么“离不开”也就是意味着中国、美国、德国这些大国的负责人，他们相互往来、沟通、协调，最终的目的还是管控危机和风险。因为“离得开”就意味着大国之间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的风险就会明显上升。这样的话，对各个国家和世界来讲都是非常有害的。
▎德国总理朔尔茨于4月14日至4月16 日率领大型经济代表团访 华。
因此，耶伦来华实际上还是想推动对话机制和美国的利益关系。而朔尔茨来华，重要的还是经贸和产业关系，因为现在确实是存在着一个“脱钩”的问题、“去风险化”的问题、“经济安全保障”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正在形成的两大平行体系里，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德国，多数的工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保持这种相互的合作。
2035年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今年我去了第135届广交会，我看到外国人是明显地增多了，但是，我也观察到，来自于美国和德国的参展人员，比疫情前还是有着明显地下降。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赴华旅行的警告，还是在继续生效。因此这个警告对来自于美国和德国的朋友们，他们还是很担心的。甚至我们会遇到世界500强的企业老板到北京以后会问中国的同行，“晚上我出去安全吗”？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推动大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往来和推动社会各界的人员往来，包括推动签证的便利，航班的便利，网络的便利等等，我觉得对下一步各个国家和世界都是非常重要。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中国刚加入WTO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工厂，为世界输送了很多价廉物美的产品。 那么为什么耶伦她这一次来，一方面表示了不想和中国“脱钩”，但又说中国现在在向世界在倾销“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以前这个世界很需要中国制造，而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呢？
张燕生：首先来讲，刚才你讲的很对，中国加入WTO，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世界，都非常欢迎中国加入WTO。
但是，在欢迎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十年，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间，美国的GDP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中国增加了6万多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增加了8万多亿美元。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此次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应当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参与WTO和融入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反过来对美国朋友、德国朋友，他们可能会对中国这么快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担心。
我们跟美国朋友对话的时候，美国朋友就非常明确地讲，中美的战略竞争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阻遏、打压和制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在中美的金融和货币、技术和贸易、制造和产业进步，这些方面都构造了“小院高墙”，而且正在往“大院高墙”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对美国、对欧洲来讲，包括我们跟美国朋友对话的时候，美国朋友也讲，他说我们相信中国所宣称的永不称霸，但是我们非常担心如果霸权转移到中国头上，中国会做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可能还需要有一个适应中国的过程。中国也会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处理中国、西方和世界发展的问题。双方可能都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期吧。
中国仍在大国学习期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看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国从受欢迎的世界工厂到出现了被实施贸易制裁，您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转变？
张燕生：我个人觉得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到2021年这30年，日本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了31个百分点，德国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过去的30年，德国和日本，欧洲和亚洲的模范生，比起美国都是被甩得很远。但是中国的GDP占美国GDP的比例上升了71个百分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为了维护它永远做霸权国家，是不能够允许有哪一个国家有威胁到美国全球霸权的可能。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日，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在招待会上祝酒。
中美建交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人们所讲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候没有完全改变，就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破冰之旅和建交和友好。 所以， 确确实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5年，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讲，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候，182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是1.8%，现在中国占世界比重是32.9%。英国人后来也后悔，如果那个时候摁住美国就摁住了，可能今天的美国也就是当年的13个州的那么一个规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894年美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因此，现在的中美关系，其中最敏感的是人工智能、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那么下一步有可能是生物医药和清洁能源。
我们可以看去年纽约时报7月13号刊登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记者在采访美国官员的时候，美国的官员说了这么一句话：芯片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因此美国会用它一切在技术和产业方面的优势作为武器来阻击中国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美之间会经过一段实力的较量。我个人相信中国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合作仍然是中美两个大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相信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较量，最后只要中国能扛住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阻遏和制裁的话，我觉得最终中美还是会走向合作。
▎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财政部部长耶伦于4月5日至6日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认为中美两个国家最终走向合作是大势所趋，尽管现阶段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美国说不和中国“脱钩”，但是却保持如此的距离感或可见的“脱钩”，那如果美国持续打压中国，我们拥有这样一个13亿人口市场的大国是不是足以让我们自给自足、独立发展？
张燕生：我们不能听美国的政治家说什么，我们要看美国正在做什么。
美国现在应当讲，在技术上的“脱钩”，贸易上的“脱钩”，产业上的“脱钩”，恐怕是一个事实和趋势。比如说中间品贸易，2018年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占美国的比重是18.5，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上半年已经下降到11.4，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其实中间品贸易的比重下降，很大程度是“脱钩”的一个事实。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国家是日本。其实中国和欧洲，包括英国、德国、法国，中间品贸易都是上升的，也就是仍然是保持着一个相互依存。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其实真正是用一种战争的方式对待中国，也就是把所有的优势都变成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涉及到“中国怎么办”？
另外一个方面，2010年以来，整个西方，包括美国，它的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政府干预是大幅度上升，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产业政策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的34项增加到2021年的1394项，到现在接近3000项。 排第一的是德国，排第二的是日本，排第三的是巴西，排第四的是美国，中国排在第十一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觉得中国人的想法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不管美国怎么做，西方怎么做，世界怎么做？出现了一战前的情况，全球化已经退步，然后双方大国之间的这种“脱钩”、“去风险”和强调“经济安全保障”。
我觉得中国人仍然会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法制建设。 因为中国人非常明白一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关起门来发展，就是第二个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放慢前进的步伐，就会成为第二个日本。
所以，我相信中国人是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开放会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因此，我自己看中美关系，我其实是看三个指标，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GDP占美国GDP的比重，第二个就是中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TFP的比例比重，第三个就是中国的RE（收益性支出）在美国RE的比重。这三个指标其实我们不用嘴巴说话，而是看事实。
▎2023年8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参观了波音上海工厂。
中国的GDP在未来的十年，占美国GDP的比例是上升？还是停滞？还是下降？这就说明了我们中国在发展总体经济，管控通胀、管控人民币汇率方面，是不是比过去做得更好。 第二个问题其实主要是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主要还是资源再配置的效率的提升， 教育和开放、创新改革和规模效应，是不是比过去40年做得更好？ 第三个就是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相比， 中国企业能不能在更挣钱的综合能力方面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十年，长一点就看30年，我相信中国仍然会像过去的45年那样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会继续走下去。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我们确实是看到外资有撤离，尤其我在香港，外资离开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何撇开外界的言论，我们自己好好发展，可以做些什么？
张燕生：中华民族遇到中美之间目前的地缘政治，应该讲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但美国比中国的经验要丰富得多。
刚才我讲到了美国在1894年就已经是第一工业强国，然后从1894年到1945年，你看这50年美国的表现是顺周期，在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以后，美国有50年都没有意识到它是世界老大，其实它仍然扮演的是当时的老大英国的跟班。因此，你可以看到美国从1894到1945年，它是学习了50年，而且在这50年中间应当讲英国人生病，美国人吃药，确实也是伤痕累累。但是美国确实在这50年学到了很多，我们不说它学到了什么，光是时间都能够使它慢慢地从经验教训中间悟出一些。
按美国朋友的话来讲，美国也不想称霸，但是霸权转移到了美国头上，那是在1945年，美国开始真正扮演霸权国家的角色。在美国扮演霸权国家的70年，它同样是经历了冷战，也经历了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也经历了过很多风风雨雨，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成为老大以后，他是学习成长了100多年，从1894年到现在。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时任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和罗伯特·杜尔 （Robert Dole）联合提出的 《杜拜法案》，此举加快了当时美国的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了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经济繁荣。
因此，美国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包括它的法制建设，包括它的大学和教育，也包括它的科学技术。美国也经历了1945年要把科学搞上去，也就是科学无尽的前沿，和1979年美国发现尖端技术落后苏联以后，通过国防部和能源部，通过中央政府的方式把科学搞上去，把技术搞上去。还包括了1980年，美国发现联邦政府投钱所产生的科技成果都是束之高阁，因此出台了《杜拜法案》。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100多年的学习成长，而中国，如果假定按照经济学家们过去的预测，说2035年中国有可能GDP超过美国，如果我们用2035或者2038年为起点，也就是2035或者2038年才是相当于美国的1894年，也就是100年的大国的博弈才真正拉开序幕。
所以，今天这样的、那样其实都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100多年大国的学习成长和博弈。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非常感谢美国的。因为美国现在跟中国的战略竞争，对中国的打压阻遏和制裁，其实它就像一个师傅一样，会用100多年，伴随着中华复兴走过一层又一层，是吧？
当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不值得焦虑，因为这都是我们今后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2050年中国是要把经济搞上去，2078年中国是要把治理搞上去，2120年中国是要把自己的综合能力搞上去。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地实践与探索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那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中国长远的发展过程中，香港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张燕生：因此对香港来讲，我们始终有一句话叫香港是个宝，中华复兴是不可能离得了的。
香港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好比说大量的外资撤出，大量的专才移民等等，我们还是会非常坚定地在未来进一步推动香港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一国两制的这个方向，都是会继续坚持下去的。
现在对我们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从内地来讲，确确实实真正入木三分，懂香港的人太少了，好比说我们说十八届四中全会讲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我自己现在在做调查研究和关注香港和美国的差距是什么？深圳和香港的差距是什么？那么下一步也就是，“法定责任必须为”，怎么能够建提升香港的法治水平和能力？推动内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我相信虽然我们经过风风雨雨，但这个方向它会继续走下去的。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像您这样的专家其实对香港就有非常深的研究和了解，我记得20多年我邀请您来香港论坛演讲，当时就给香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目前我们外部的局势可能没办法去改变它，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升级。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将如何发展尤为重要。我们要拥抱世界，还要专注自身发展，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以实现刚刚您所说的愿景？
张燕生：实际上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回到了1978年。在1978年那一年我们做了哪些事？第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社会各界和每一个中国人在1978年都有很强烈的愿望，睁眼看世界。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赴美访问。
所以，邓小平曾经说过，1978年是他一生出国次数最多的。当时派出去的第一个代表团，就是谷牧带去西欧访问的代表团。当时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听谷牧的介绍是听到深更半夜没有一个人离开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后面45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件事，我们始终讲，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是1978年7月在东莞，也就是港商在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代工厂，“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的工厂就是太平手袋厂。8月在顺德建立了第一个生产牛仔裤的代工厂，“三来一补”的代工厂是大进制衣厂。一旦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每一个人就动起来，你去看一看广东，你会发现在转型，它不是说一声号令整个国家转型，实际上则是每一个中国人就开始行动了。
▎1978年7月，港商在内地的第一个代工厂太平手袋厂在东莞成立。
第三件事，就是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动起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但是全国正式动起来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发展是硬道理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年底的这次会。
因此，我觉得今年就很像1978年，你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开始要思索未来怎么做？第一件事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很像1978年讲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
这次讲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从上到下有一点共识，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怎么搞？要用高质量方式搞上去，什么叫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未来高质量发展成为硬道理的理念。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主导，然后推动下一步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个人觉得，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把经济搞上去，这个我相信将会坚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
第二个，今年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我觉得它的核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重点就是要从过去45年靠规模、靠低成本、靠要素投入增长实现的经济增长，要转变到靠教育、靠创新、靠改革开放、靠生产率增长来推动我们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发改委非常明确，重点就是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放在十五五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三个，今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首先先动起来了。看经济你要到底层去，你可以看到最活跃的是中国的底层经济，最先恢复的是中国的文旅经济。而你到底层去，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2024年很像1978年，你可以看到今后一定会有上上下下、风风雨雨，前进和后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思索和探索过程中，其实是在探索未来发展之路究竟是什么？未来中美关系的相处之道究竟是什么？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很像1978年，1978年当时市场经济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观的规律是广为接受的。因此重要的不是词、不是概念，重要的是从上到下来寻求，怎么能够把经济搞上去，怎么能够把老百姓的生活搞上去，怎么能够把国家的复兴之路搞上去。
现在这个时间，它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这中间确确实实很多东西都是看不准的，很多东西都是要在实践当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特朗普上台不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耐心和定力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从历史的回顾和与当下中国现状的对比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展望都是给人以信心的。其实现在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说美国是不是对中国继续打压？比如说美国大选年如果特朗普上台，那么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来推动的中美关系是不是又会发生转变？我们要不要那么在意美国当局的对华政策呢？
张燕生：首先从美国当局对华政策，你可以看到它是多层面的，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之间的会晤和通话，传递的第一个信息就是不打仗。在旧金山的会晤，我觉得是个总基调，就是两个大国不打仗。而且两岸关系要稳定下来，而且东亚和世界，中美的责任都是要使它稳定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两国领导人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共识。
那么这个共识能持续多久？实际上这取决于美国的大选，它取决于世界70多个国家的大选，它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把两国元首的共识能够落实下来，就是执行层面上怎么能够管控好危机和冲突。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国会晤和通话的时候，拜登是做出了一系列承诺，也就是说不“脱钩”，不支持“台独”等等，不影响中华的复兴等等，这些共识我们能够理解为在宏观层面、战略层面上美国做出了这些承诺，但是中美两个大国确实存在着这种战略互信的缺失，战略互信的缺失就会形成两国领导人所作出的共识，在执行层面上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的现象。
这些矛盾的现象包括说我们说两个国家不“脱钩”，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新三样”所采取的措施，应当讲它就是“脱钩”的行动。 中国的20个电动车厂，到墨西哥去销售，美国就会对墨西哥施加巨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不能够对中国的电动车在墨西哥的商业存在给予支持和便利。
美国是世界上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他现在做的每一个行动，它还是符合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规律吗？其实都是不相符合的。
怎么看待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现阶段就是表现出像美国朋友就是逢中必反。两个国家之间，我们有个概念叫“负反馈”，两国元首的共识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行动上就是非常快地在经济、技术、贸易、包括军事和安全，都是滑向冲突和对抗。
▎2023年7月，基辛格在度过百岁生日后再次访华。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在各个层面上，怎么能够有一个刹车机制，刹住“负反馈”？因为“负反馈”走得最远和走得最不好的，其实就是很有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中美会发生正面冲突。最后基辛格老先生，百岁老人，都要飞到北京来传递信息，就是中美一定要要走出“负反馈”机制的这个困境。我们可以看到，比起那个时候正面冲突的风险，双方都还是在进行沟通和对话来进行着管控。
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不好的还是把这个价值观影响，就是“安全泛化”影响到了民众。包括现在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人到中国来说所发出的这种警告，影响到美国朋友来中国，我觉得这些方面中美之间都应该进行这种对话、沟通交流，尽可能不做出这种直接危害两国人民交往的行动。
因此，我认为双方都需要思考怎么来管控好风险？中美之间确确实实不仅仅需要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对话，需要有包括军事的对话，而且我觉得还要叫中美的年轻人、中美的工商界、中美的学者，让中国和世界能够恢复到这种正常的人文往来。
中国到墨西哥投资会出现美国的干扰，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这样一来的话，“安全泛化”已经对两个国家的交往产生了太多的“失”，使大部分人都非常的担心，这么走下去还能走远吗？因此我觉得两个国家还是要建立起这种“负反馈”的刹车机制和管控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使中美能够回到这种理性的沟通交流的那么轨道上来。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的建议是非常的重要。刚刚您回顾了中美元首最近通话见面都表现出了彼此都希望合作共赢而非冲突的意愿。但是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特朗普上任也有可能性，那么他的美国优先论会否进一步影响中美关系？中国自身的发展会受到美国政党轮替的影响吗？
张燕生：我个人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还在学习期。 1894到1945年，美国有50年的学习期。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还没有成为老大，所以说中国还是属于这种预学习期。还没有到说中国GDP超过美国以后，正式进入的50年的学习期，那么在预学习期中间，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历史的耐心，我们总是讲风物长宜放眼量，也就是从长计议，就不要受到一时一事短期现象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去调查研究，国内、国际，调查研究以后，我就发现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和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能够听到他们最后归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就“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
因此对中国来讲就是坚定不移地把经济搞上去，坚定不移地把新质生产力搞上去，包括自己的科学技术，包括自己的人才和研究型大学，包括自己的现代金融多层资本市场，包括自己的法治、制度性开放和法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方面把它做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当中国的发展它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引擎和机遇的时候，脱钩在现实上就会碰壁。
第三个，无论国际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无论地缘政治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中国还都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往前走，坚定地践行。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关键核心技术，还是政府采购，还是方方面面的领域，我觉得全方位国际合作和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并举是最重要 。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非常感谢燕生老师深刻的分析和见解，让我们温故而知新。我相信如果我们此时真的像78年一样，国人都希望看到世界，开始找出差距，提升自己，发展经济。只要我们坚信“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那眼前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正如您所说外资只要看到我们中国经济有发展前景了，资本也自然会回流。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