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厌学的青少年，正变得越来越多。
在广州，拒绝上学的中小学生占比 22.5%。整个初中阶段约 1/3 的学生有拒学行为。进入高中后，拒学行为的检出率则高达 37.6%[1]。
这篇论文有一个惊悚的开头。研究者史晓宇等人用 8 个字概括了近几年学生们不寻常的精神状态：从不想学到不想活。
国外也有类似的结论。
几个月前，英国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大流行以来，中小学生在课堂上的破坏性行为和缺勤现象“大量增长”[2]。前者包括欺凌、骚扰、贬损性语言和行为，拒绝执行老师的要求，持续低水平地干扰课堂，后者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病。
这份报告还观察到：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增加。
对青少年厌学问题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显示，缺勤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预测因素[3]。我读到一篇文献说，在国外一个大型社区样本中，存在 1/4 的拒学儿童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Egger，2003）。
当然，对厌学的病理化解读是片面的。厌学背后存在许多动因。比如同伴欺凌、与老师关系不和、对评价体系敏感，或是孩子默默使用“厌学”来应对潜在的家庭创伤。
我拿着以上这些数据，询问心理咨询师严艺家的看法。
她告诉我：拒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东亚，也并不只是中小学生，更与成绩好不好没关系。
“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即便是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每年崩溃的大一新生都很多。从东方到西方，来心理治疗室里的孩子，很多都是大众口中的好孩子。他们看起来什么都好，活动、学校、成绩样样好，可依旧会有心理状况。
我们要认清的是：一个情绪不好的孩子，完全有可能成绩非常好。因为情绪和自我功能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当然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在十几年的临床工作中，严艺家发现，“拒学不仅仅和情绪有关，也牵扯到家庭、人际互动。在更广泛的视角上，它同样是一个社会产物”。
对待不上学的孩子，我们不要习惯将之视作“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严艺家说，“孩子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人。我们要看到孩子拒学行为背后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包括家长的情感需求是什么，把作为“人”的那部分还给他们。
家长关注孩子的行为改变，这是合理的。但有时即使孩子鼓起勇气去上学了，背后的需求没有被看到，上学仍然意味着一系列问题的开始”。
对于青少年厌学，人们普遍存在哪些理解错误？我们与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赵静聊了聊。
厌学这个“大人词汇”背后，被“俯视”的青少年
生活中，当我们听说某个亲戚家的孩子“厌学”，我们可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孩子太叛逆了，孩子耐挫折能力差，孩子心理脆弱，孩子只是想引起父母的关注等等。
青少年是一群很容易被评价的人。他们所出现的任何不符合“发展逻辑”或“公序良俗”的行为，都可能被标签化个人道德或身心问题。
也许是太习惯于充当教育者和领路人的姿态，人们很少意识到，厌学也是一个带有指责和俯视意味的“大人词汇”。
心理学界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厌学、逃学、无故缺勤”这些词，暗示了青少年的自发性和有罪感，忽视了环境、贫困和精神健康的影响，且它所带来的污名化的态度不成比例地压在“弱势学生”身上，因而需要审慎使用[5]。
Kearney（1996）提出“拒绝上学行为（school refusal behavior）”这一综合性概念来指代学生上学困难或不上学现象。而 Pilkington 和 Piersel （1991）称，“拒绝上学是对不愉快、不满意甚至敌对环境的正常回避反应”。
拒绝上学有多种形式。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的副研究员陈玉霞和同事们在《拒绝上学行为概念的界定》一文中梳理了拒绝上学的各种表现：
一段时间完全不上学；
上学，但中途离开学校或缺席特定课程；
经常迟到；
上学，但伴随激烈的早晨不当行为，如发脾气或拒绝离家；
在校表现出不寻常的痛苦，以此向父母或他人请求不上学。
强调这一概念纠偏的背景是：许多家长把拒学孩子“病理化”的意识很强。
将孩子送进精神科门诊，送进心理咨询室前，家长往往带着一种预设：孩子肯定出毛病了，需要找专家修一修。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认为，必须首先不要将孩子视作一个问题。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变了。这可能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原子化的个体、更悲观的人生预期。“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研究，1000 个英国孩子里面，有超过 50% 的孩子认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不会比父母过得好”，严艺家说，“如果一个孩子每天要去学校面对他不喜欢的事，而且他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过上比父母更糟糕的生活，那他有什么动力要去学校呢”？
“孩子厌学拒学背后，存在很大的张力。并不是说我们一群大人在那琢磨孩子怎么想，怎么把他送回学校就可以。”
在临床工作中，严艺家发现很多孩子的“拒学”，存在一定的现实根基。“如果你仔细倾听一个孩子谈论自己为什么拒绝上学，你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
开学一个月后，学生的崩溃达到高峰
史晓宇等人曾访谈了 7 个拒绝上学的中学生家庭（1）。
郝平，考入区重点高中一个月后，突然跟父母说不想去上学了，想去打电竞；
高帆，因发型问题多次遭受班主任的过激言语攻击，初二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
吴佳，参加偶像练习生选拔被班主任批评，并让同学对其评价，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
王璇，初三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她出现了抑郁症状，上学困难；
马瑞，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喜欢去学校。升入初中后，学业的压力和对社交的恐惧给她带来了身心上的诸多不适，初二后开始不上学；
路依有个比她小 8 岁的妹妹。在妹妹出生一年后，路依被诊断为抑郁症。第一次不去上学是在小学五年级，初一时因受疾病影响开始间歇性不去上学；
韩凌，被同学霸凌，此后一进学校就会发怵。一个月后开始不去上学，并被诊断为抑郁症。
他们绘制了一个拒学的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认为拒学行为背后，是一整套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压力重重的校园（如课业繁重、人际霸凌）、环境糟糕的家庭（如情绪暴力、情感忽视）、外部对其利弊难辨的新事物（如电竞、偶像练习生选拔）和青少年易感特质（如抑郁、完美主义、对评价的高敏感性）。
而开头那份 UK 的报告，则更为细致地指出一些与大流行相关的外部因素。报告写道，减少学生不良行为和缺勤率的主要障碍可能是：
相对疫情之前，父母的支持变少了；
孩子们与他人互动有限。真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变少，可能引起学生的心理孤独和学业下滑；
学校未能根据学生的需求、知识和能力，进行恰当的课程设置；
学校未能教授、示范和强化积极行为的样子，以及对学生行为的低期望；
学校未能管理普通学生的焦虑，没有帮助学生获得心理健康需求支持及其他外部支持。
作为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大流行的后果有时会藏得很深。
严艺家感到，青少年们焦虑的程度在增加。“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份报告上位列第一的是焦虑，其次是抑郁”。
“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普遍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种更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感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于外部的、未来的焦虑，又有对于现在的、眼前的焦虑，还有因为天天跟爸妈生活在一起，基于过往创伤叠加产生的焦虑”，严艺家认为，疫情对青少年的影响谓之可怕。但可怕的并不只是病毒，而与青少年所处的特殊生长阶段有关。
“青少年正处于“既想出去又想回来”的生长过程，居家隔离会打乱发展的节奏。好比一只鸟本来是要朝外飞，现在只能关在笼子里。在这个时间点，他本来得跟很多别的鸟生活在一起，去学很多本领，但现在只能天天瞪着家里两只年纪大的鸟，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现在但凡见一个青少年来访，我一定会去关心那两三年他经历了什么， 这是一定要问的。”
“但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彻底认识原生家庭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看楚门的世界，你本来以为那个世界是那样的，结果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
对跟父母朝夕相处的青少年来说，原生家庭的真相可能会让他们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症状，比如强迫性思考、厌学、拒学——但必须强调：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前段时间，北医六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接受采访说：
那些心理上出了问题的孩子，家长往往只要看到他们还能去学校，就认为没什么事。孩子们也很努力想正常上学。但是开学一两周后，有些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去上学了，这时候家长们才不得不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必须带孩子去医院了。所以开学两周后，我们的门诊变得非常忙碌；开学一个月，儿童病房进入住院高峰期，很难住进去[4]。
对此我们也想补充一个数据：在简单心理的北京线下咨询中心“简单森林”，青少年的心理咨询预约量，同样在开学后一个月后达到高峰。
“开学后一个月往往也是学校月考、临近期中考试的时间段。此时孩子课业繁重，加上之前累积的情绪没有得到处理，或是寒暑假被迫参加各种活动，内心极度缺乏被支持的感觉，这时，孩子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被点爆”，简单森林专家咨询师赵静说。
在医院心理科，有 5% 的孩子因不肯上学前来就诊[1]。“许多父母直到孩子拒学或被精神科医生建议心理咨询，才意识到问题真得很麻烦，而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没法通过放假就被简单地解决了”，赵静认为。
拒绝上学是一个复杂且棘手的东西。这可能是有些家长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孩子存在情绪困难的事实。
“父母皆祸害”背后，那些“被病态化”的父母
在家庭治疗师眼中，孩子厌学也可能是为了拯救家庭。
“在儿童精神科，小小年纪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症等，这些病例中相当一部分是孩子们最极端的拯救家庭的方式。相当比例的父母关系糟糕，这时孩子突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情绪失控，上不了学，进行不了人际交往等。
一时间，拯救孩子成为父母的核心任务。父母暂时放下恩怨，全力配合救治孩子。但我们发现孩子的病症会随着父母关系的变化而反复，这个病人，不过是拯救家庭的一个工具”，心理咨询师付博文说。
家庭心理治疗师的这番论述，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视角：如果厌学的确成为了一个问题，那也不一定是小孩全责。
回顾历史，心理学家 Malmquist（1965）给出了许多类似的证据。他坚称厌学现象需要关注到家庭内部动力，并抗议人们轻视父亲的影响。
当研究者将“拒绝上学的孩子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精神检查后，他们得到了一些惊人的结果[6]：
30 个父亲中，有 11 个存在神经质症状。30 个母亲中，12 个有抑郁症（Davidson，1961）
50 个母亲中，8 个曾接受过精神治疗：5 个抑郁症，3 个歇斯底里状态（Hersov，1960）
在 18 个因强烈分离焦虑不肯上学的孩子中，10 个孩子的母亲正接受精神治疗，有 6 位母亲存在精神病性症状（Britton，1969）
去年，某医院心理科墙上张贴“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患者，父母需提前加号共同完成心理测评”的告示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共鸣。
大家纷纷代入孩子视角，想起成长中的伤痛往事，询问这是哪家医院？“实在太懂我们东亚小孩了”。
“有时我想，孩子们在替这条新闻拍手叫好的背后，是有很多无奈的。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好像被钉在了一个有病的位置上。没办法去告诉全世界，其实我受够了。只有通过给父母贴标签、下诊断的方式，才能让他们理解自己的世界是怎样的。
就好比我们有时候在亲密关系中吵架，你明明是想要对方的关心，但你会却用推开对方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不满。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方会体验到被拒绝的感觉，于是你们就在一个频道上了。
同样的道理，孩子其实是想告诉父母，我受够了，我不想被你们用一个标签去理解，我想被你们看到我是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严艺家说。
把问题完全归咎于“原生家庭”的糟糕，认为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无情的结论，也是一个“双输游戏”。
“如果诊断变成了一个终点，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严艺家的主要帮助孩子和父母看到自己情绪背后的需求，“很多时候，当孩子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带着很多焦虑，而我们的工作是去看到他们的 need（需求）的是什么，包括父母的 need（需求）是什么，进而帮助他们形成一些新的关系模式。”
“即使父母真的得到了一个诊断，我并不认为就是一条出路。现实情况是，诊断在很多孩子的脑海中是一个终点。他们常常认为，如果我有一个诊断，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一个诊断，你可以不要来要求我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没错，我们对于诊断本身是为了带来更多的理解，但对于每一个体来说，你终究还是会在一些时候需要继续探索内在与外部世界，并最终建立起一套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能够应对周围的环境和你之间的关系”，严艺家说。
对于青少年及其家庭，观察、思考和交谈的作用被低估了
心理咨询师赵静在北京工作。
回顾去年一整年的青少年来访，她看到的是：一些家长来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愧疚，觉得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但随着咨询的深入，你会发现，父母普遍“在潜意识层面抗拒改变”，内心还是不想承认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他们往往觉得，如果是我的问题，那这么多年我不是也正常过来了？我怎么没有要去精神科呢？我们愿意配合，但问题还是出在孩子身上。”
对待一个因为拒绝上学而来到心理咨询室的青少年，赵静常常发现自己需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沟通模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妈妈正在喋喋不休地控诉孩子存在的各种行为问题：你现在不形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以后怎么办……这时孩子坐不住了，开始站起来，在咨询室的角落东躲西藏，拒绝有任何回应。这时，我会帮母子共情和表达需求，帮他们看到刚才的互动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孩子会退缩和焦虑？其实往往是妈妈在表达焦虑时，孩子开始无法承接和消化这种感受，并产生了行为上的变化。”
“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绝不能仅仅通过“审判这是哪一方的问题”来解决”，赵静说。她常常需要进行整个家庭都在场的家庭咨询，遇到渴望独立的青少年，也会单独与青少年咨询，定期进行家长访谈，才可以艰难地帮助所有人制造一点点心智化空间。
严艺家有同样的感触。她说，“我接触到很多厌学拒学的孩子，他们鼓足勇气回到学校之后，依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孩子会有很强烈的焦虑感，会预设各种回校后的糟糕情形，于是反复拒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慢慢走、一步步走的方案，帮助孩子适应一个已经有些紧张和陌生的环境。这部分是需要去谈论和思考的”。
她用 OTT 这三个词来概括自己与青少年工作的方法。
“这三个词来源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这本书，意思是观察（observe）、思考（think）、交流（talk）”，即：观察孩子在经历什么，思考孩子需要什么，与孩子交谈。
“观察有很多层面。首先我们会观察当孩子来到心理治疗室时，他如何与你产生联结。比如他来的时候紧张吗？他坐在等候室里面是怎样的状态……这都是观察的范畴，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思考，就是我们不仅自己想，我们也会帮助孩子想。比如当你不去学校的时候，你在家里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或者，在你的想象中，去学校后家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你的体验是怎样的等等。交谈则意味着，你们能把它讲出来。”
“举个例子，孩子说我今天不想做作业。如果家长回应“你必须得做，因为作为学生这是你的功课”，或者“你是一个成年人，得为自己负责，你再怎么着都得打起精神去工作”——这就不是一个 OTT 过程，而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被评判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
严艺家观察到，OTT 体验在当代家庭中往往是普遍缺乏的。不仅存在当下的缺乏，也存在代际的缺乏。
由于她工作的环境非常多元，有时会接到一些经历过战争的来访。“在战乱国家，你很难想象一个父母还能有大量 OTT 空间去和孩子谈论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在想什么？他们能吃饱、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第一、二代移民没有形成那样的一种心智空间，可以去和孩子谈论这些事情，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可能也会很难提供这一部分给孩子。这个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一些沟通渠道 。”
所以心理咨询师也必须注意支持家长的情绪。
比如，“当一个妈妈本身在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一个孩子是在蓬勃向上发展的。这种落差感对一个妈妈来说也会非常强烈。如果她没有一个空间去谈论这些东西，她只会被这些情感驱使着不断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或者不停碎碎念。
心理咨询也好，第三方支持性关系也好，都是在创造一个空间，能够让那部分不舒服的感觉待在那待一会、想一想、聊一聊，让你不用把那个炸弹第一时间丢出去。或者说，你本来打算丢一个原子弹，你现在可以丢一个小小的手榴弹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如果一个父母对自己不好奇，只对孩子好奇，这也还是非常机械化的行为。
很多时候我非常愿意去做父母支持工作，这是因为我希望有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在难过之余依旧能感受到，即使我对自己的感觉不好，我依旧是可以被倾听、被好好对待、被理解、被好奇的。这种体验，会让他们长出一些新的自我功能”，严艺家说。
看见你的感受如何，是一种如此重要，又如此稀缺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如果生活中有些事情我无法选择，那至少要有人可以看见我在经历什么，我才可以安心地经历它。
比如你病了，没有灵丹妙药让你明天就好起来，但朋友、家人知道你在经历什么，知道你很难受，这就可以让你安心养病。要是周围所有人都说：你快给我好起来！但没人管你哪里难受——这种体验对于生病的人来说，可能打击更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并不是去告诉父母，你的孩子在这样、是那样，而是让父母去体验自己被听见、被看见、被允许、被接纳、被支持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需求。回到这个需求，如果这个需求不能这样满足，那么他可以怎样满足？”
在访谈的结尾，严艺家再次强调，要理解掩藏在行为背后的“需求”的必要性。
“很多父母会纠结孩子过度玩手机这个问题。虽然我也认同玩手机不可以无节制，但是，当一个孩子无节制地玩手机时，他在满足怎样的需求？如果家长仅仅是把手机拿走，或者每天只给他玩 10 分钟，那这部分需求，孩子有哪些合理的渠道去满足？
想明白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中非常紧张的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灵感和出路”。
参考文献：
[1]史晓宇，阮琳燕，何丽.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中学生拒绝上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J].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16(02):193-210.
[2]Ofsted：The Annual Report of His Majesty’s Chief Inspector of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2022/23
[3]Wood et al. 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s and youth psychopathology: structural cross-lagged regression models in three longitudinal data sets. Child Dev. 2012 Jan-Feb;83(1):351-66. DOI：10.1111/j.1467-8624.2011.01677.x.
[4]《三联生活周刊》：开学一个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
[5]Kearney et al. School attendance and school absenteeism: A primer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ory of change for the future. Front. Educ.， 07 November 2022. DOI：10.3389/feduc.2022.1044608
[6] [英]约翰•鲍尔比，《依恋三部曲：分离（第二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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