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厌学的青少年,正变得越来越多。


在广州,拒绝上学的中小学生占比 22.5%。整个初中阶段约 1/3 的学生有拒学行为。进入高中后,拒学行为的检出率则高达 37.6%[1]


这篇论文有一个惊悚的开头。研究者史晓宇等人用 8 个字概括了近几年学生们不寻常的精神状态:从不想学到不想活。


国外也有类似的结论。


几个月前,英国的一份报告显示:自大流行以来,中小学生在课堂上的破坏性行为和缺勤现象“大量增长”[2]。前者包括欺凌、骚扰、贬损性语言和行为,拒绝执行老师的要求,持续低水平地干扰课堂,后者的主要原因就是生病。


这份报告还观察到: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有所增加。


对青少年厌学问题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显示,缺勤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预测因素[3]。我读到一篇文献说,在国外一个大型社区样本中,存在 1/4 的拒学儿童符合 DSM-IV 诊断标准(Egger,2003)


当然,对厌学的病理化解读是片面的。厌学背后存在许多动因。比如同伴欺凌、与老师关系不和、对评价体系敏感,或是孩子默默使用“厌学”来应对潜在的家庭创伤。


我拿着以上这些数据,询问心理咨询师严艺家的看法。


她告诉我:拒学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东亚,也并不只是中小学生,更与成绩好不好没关系。


“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即便是在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每年崩溃的大一新生都很多。从东方到西方,来心理治疗室里的孩子,很多都是大众口中的好孩子。他们看起来什么都好,活动、学校、成绩样样好,可依旧会有心理状况。


我们要认清的是:一个情绪不好的孩子,完全有可能成绩非常好。因为情绪和自我功能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当然它们是互相影响的”。


在十几年的临床工作中,严艺家发现,“拒学不仅仅和情绪有关,也牵扯到家庭、人际互动。在更广泛的视角上,它同样是一个社会产物”。


对待不上学的孩子,我们不要习惯将之视作“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严艺家说,“孩子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人。我们要看到孩子拒学行为背后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包括家长的情感需求是什么,把作为“人”的那部分还给他们。


家长关注孩子的行为改变,这是合理的。但有时即使孩子鼓起勇气去上学了,背后的需求没有被看到,上学仍然意味着一系列问题的开始”。


对于青少年厌学,人们普遍存在哪些理解错误?我们与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赵静聊了聊。


厌学这个“大人词汇”背后,被“俯视”的青少年


生活中,当我们听说某个亲戚家的孩子“厌学”,我们可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孩子太叛逆了,孩子耐挫折能力差,孩子心理脆弱,孩子只是想引起父母的关注等等。


青少年是一群很容易被评价的人。他们所出现的任何不符合“发展逻辑”或“公序良俗”的行为,都可能被标签化个人道德或身心问题。


也许是太习惯于充当教育者和领路人的姿态,人们很少意识到,厌学也是一个带有指责和俯视意味的“大人词汇”。


心理学界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厌学、逃学、无故缺勤”这些词,暗示了青少年的自发性和有罪感,忽视了环境、贫困和精神健康的影响,且它所带来的污名化的态度不成比例地压在“弱势学生”身上,因而需要审慎使用[5]


Kearney(1996)提出“拒绝上学行为(school refusal behavior)”这一综合性概念来指代学生上学困难或不上学现象。而 Pilkington 和 Piersel (1991)称,“拒绝上学是对不愉快、不满意甚至敌对环境的正常回避反应”。


拒绝上学有多种形式。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的副研究员陈玉霞和同事们在《拒绝上学行为概念的界定》一文中梳理了拒绝上学的各种表现:


  • 一段时间完全不上学;


  • 上学,但中途离开学校或缺席特定课程;


  • 经常迟到;


  • 上学,但伴随激烈的早晨不当行为,如发脾气或拒绝离家;


  • 在校表现出不寻常的痛苦,以此向父母或他人请求不上学。


强调这一概念纠偏的背景是:许多家长把拒学孩子“病理化”的意识很强。


将孩子送进精神科门诊,送进心理咨询室前,家长往往带着一种预设:孩子肯定出毛病了,需要找专家修一修。


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严艺家认为,必须首先不要将孩子视作一个问题。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环境变了。这可能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更原子化的个体、更悲观的人生预期。“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研究,1000 个英国孩子里面,有超过 50% 的孩子认为自己未来的生活不会比父母过得好”,严艺家说,“如果一个孩子每天要去学校面对他不喜欢的事,而且他知道这么做的结果是过上比父母更糟糕的生活,那他有什么动力要去学校呢”?


“孩子厌学拒学背后,存在很大的张力。并不是说我们一群大人在那琢磨孩子怎么想,怎么把他送回学校就可以。”


在临床工作中,严艺家发现很多孩子的“拒学”,存在一定的现实根基。“如果你仔细倾听一个孩子谈论自己为什么拒绝上学,你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


开学一个月后,学生的崩溃达到高峰


史晓宇等人曾访谈了 7 个拒绝上学的中学生家庭(1)。



  • 郝平,考入区重点高中一个月后,突然跟父母说不想去上学了,想去打电竞;


  • 高帆,因发型问题多次遭受班主任的过激言语攻击,初二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


  • 吴佳,参加偶像练习生选拔被班主任批评,并让同学对其评价,开学一周后不再上学;


  • 王璇,初三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她出现了抑郁症状,上学困难;


  • 马瑞,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喜欢去学校。升入初中后,学业的压力和对社交的恐惧给她带来了身心上的诸多不适,初二后开始不上学;


  • 路依有个比她小 8 岁的妹妹。在妹妹出生一年后,路依被诊断为抑郁症。第一次不去上学是在小学五年级,初一时因受疾病影响开始间歇性不去上学;


  • 韩凌,被同学霸凌,此后一进学校就会发怵。一个月后开始不去上学,并被诊断为抑郁症。


他们绘制了一个拒学的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认为拒学行为背后,是一整套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压力重重的校园(如课业繁重、人际霸凌)、环境糟糕的家庭(如情绪暴力、情感忽视)、外部对其利弊难辨的新事物(如电竞、偶像练习生选拔)和青少年易感特质(如抑郁、完美主义、对评价的高敏感性)



而开头那份 UK 的报告,则更为细致地指出一些与大流行相关的外部因素。报告写道,减少学生不良行为和缺勤率的主要障碍可能是:


  • 相对疫情之前,父母的支持变少了;


  • 孩子们与他人互动有限。真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变少,可能引起学生的心理孤独和学业下滑;


  • 学校未能根据学生的需求、知识和能力,进行恰当的课程设置;


  • 学校未能教授、示范和强化积极行为的样子,以及对学生行为的低期望;


  • 学校未能管理普通学生的焦虑,没有帮助学生获得心理健康需求支持及其他外部支持。


作为一场持续近三年的公共卫生危机,新冠大流行的后果有时会藏得很深。


严艺家感到,青少年们焦虑的程度在增加。“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份报告上位列第一的是焦虑,其次是抑郁”。


“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普遍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种更大的焦虑。这种焦虑感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于外部的、未来的焦虑,又有对于现在的、眼前的焦虑,还有因为天天跟爸妈生活在一起,基于过往创伤叠加产生的焦虑”,严艺家认为,疫情对青少年的影响谓之可怕。但可怕的并不只是病毒,而与青少年所处的特殊生长阶段有关。


“青少年正处于“既想出去又想回来”的生长过程,居家隔离会打乱发展的节奏。好比一只鸟本来是要朝外飞,现在只能关在笼子里。在这个时间点,他本来得跟很多别的鸟生活在一起,去学很多本领,但现在只能天天瞪着家里两只年纪大的鸟,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现在但凡见一个青少年来访,我一定会去关心那两三年他经历了什么, 这是一定要问的。”


“但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彻底认识原生家庭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在看楚门的世界,你本来以为那个世界是那样的,结果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


对跟父母朝夕相处的青少年来说,原生家庭的真相可能会让他们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症状,比如强迫性思考、厌学、拒学——但必须强调: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前段时间,北医六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接受采访说:


那些心理上出了问题的孩子,家长往往只要看到他们还能去学校,就认为没什么事。孩子们也很努力想正常上学。但是开学一两周后,有些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去上学了,这时候家长们才不得不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必须带孩子去医院了。所以开学两周后,我们的门诊变得非常忙碌;开学一个月,儿童病房进入住院高峰期,很难住进去[4]


对此我们也想补充一个数据:在简单心理的北京线下咨询中心“简单森林”,青少年的心理咨询预约量,同样在开学后一个月后达到高峰。


“开学后一个月往往也是学校月考、临近期中考试的时间段。此时孩子课业繁重,加上之前累积的情绪没有得到处理,或是寒暑假被迫参加各种活动,内心极度缺乏被支持的感觉,这时,孩子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被点爆”,简单森林专家咨询师赵静说。


在医院心理科,有 5% 的孩子因不肯上学前来就诊[1]。“许多父母直到孩子拒学或被精神科医生建议心理咨询,才意识到问题真得很麻烦,而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没法通过放假就被简单地解决了”,赵静认为。


拒绝上学是一个复杂且棘手的东西。这可能是有些家长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孩子存在情绪困难的事实。


“父母皆祸害”背后,那些“被病态化”的父母


在家庭治疗师眼中,孩子厌学也可能是为了拯救家庭。


“在儿童精神科,小小年纪就被诊断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症等,这些病例中相当一部分是孩子们最极端的拯救家庭的方式。相当比例的父母关系糟糕,这时孩子突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情绪失控,上不了学,进行不了人际交往等。


一时间,拯救孩子成为父母的核心任务。父母暂时放下恩怨,全力配合救治孩子。但我们发现孩子的病症会随着父母关系的变化而反复,这个病人,不过是拯救家庭的一个工具”,心理咨询师付博文说。


家庭心理治疗师的这番论述,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视角:如果厌学的确成为了一个问题,那也不一定是小孩全责。


回顾历史,心理学家 Malmquist(1965)给出了许多类似的证据。他坚称厌学现象需要关注到家庭内部动力,并抗议人们轻视父亲的影响。


当研究者将“拒绝上学的孩子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精神检查后,他们得到了一些惊人的结果[6]


  • 30 个父亲中,有 11 个存在神经质症状。30 个母亲中,12 个有抑郁症(Davidson,1961)


  • 50 个母亲中,8 个曾接受过精神治疗:5 个抑郁症,3 个歇斯底里状态(Hersov,1960)


  • 在 18 个因强烈分离焦虑不肯上学的孩子中,10 个孩子的母亲正接受精神治疗,有 6 位母亲存在精神病性症状(Britton,1969)


去年,某医院心理科墙上张贴“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患者,父母需提前加号共同完成心理测评”的告示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共鸣。


大家纷纷代入孩子视角,想起成长中的伤痛往事,询问这是哪家医院?“实在太懂我们东亚小孩了”。



“有时我想,孩子们在替这条新闻拍手叫好的背后,是有很多无奈的。因为有很多孩子,他好像被钉在了一个有病的位置上。没办法去告诉全世界,其实我受够了。只有通过给父母贴标签、下诊断的方式,才能让他们理解自己的世界是怎样的。


就好比我们有时候在亲密关系中吵架,你明明是想要对方的关心,但你会却用推开对方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不满。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方会体验到被拒绝的感觉,于是你们就在一个频道上了。


同样的道理,孩子其实是想告诉父母,我受够了,我不想被你们用一个标签去理解,我想被你们看到我是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严艺家说。


把问题完全归咎于“原生家庭”的糟糕,认为父母皆祸害,这是一个无情的结论,也是一个“双输游戏”。


“如果诊断变成了一个终点,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严艺家的主要帮助孩子和父母看到自己情绪背后的需求,“很多时候,当孩子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带着很多焦虑,而我们的工作是去看到他们的 need(需求)的是什么,包括父母的 need(需求)是什么,进而帮助他们形成一些新的关系模式。”


“即使父母真的得到了一个诊断,我并不认为就是一条出路。现实情况是,诊断在很多孩子的脑海中是一个终点。他们常常认为,如果我有一个诊断,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一个诊断,你可以不要来要求我怎么怎么样。


当然这没错,我们对于诊断本身是为了带来更多的理解,但对于每一个体来说,你终究还是会在一些时候需要继续探索内在与外部世界,并最终建立起一套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能够应对周围的环境和你之间的关系”,严艺家说。


对于青少年及其家庭,观察、思考和交谈的作用被低估了


心理咨询师赵静在北京工作。


回顾去年一整年的青少年来访,她看到的是:一些家长来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愧疚,觉得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但随着咨询的深入,你会发现,父母普遍“在潜意识层面抗拒改变”,内心还是不想承认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


“他们往往觉得,如果是我的问题,那这么多年我不是也正常过来了?我怎么没有要去精神科呢?我们愿意配合,但问题还是出在孩子身上。”


对待一个因为拒绝上学而来到心理咨询室的青少年,赵静常常发现自己需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沟通模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妈妈正在喋喋不休地控诉孩子存在的各种行为问题:你现在不形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以后怎么办……这时孩子坐不住了,开始站起来,在咨询室的角落东躲西藏,拒绝有任何回应。这时,我会帮母子共情和表达需求,帮他们看到刚才的互动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孩子会退缩和焦虑?其实往往是妈妈在表达焦虑时,孩子开始无法承接和消化这种感受,并产生了行为上的变化。”


“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它绝不能仅仅通过“审判这是哪一方的问题”来解决”,赵静说。她常常需要进行整个家庭都在场的家庭咨询,遇到渴望独立的青少年,也会单独与青少年咨询,定期进行家长访谈,才可以艰难地帮助所有人制造一点点心智化空间。


严艺家有同样的感触。她说,“我接触到很多厌学拒学的孩子,他们鼓足勇气回到学校之后,依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孩子会有很强烈的焦虑感,会预设各种回校后的糟糕情形,于是反复拒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慢慢走、一步步走的方案,帮助孩子适应一个已经有些紧张和陌生的环境。这部分是需要去谈论和思考的”。


她用 OTT 这三个词来概括自己与青少年工作的方法。


“这三个词来源于《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这本书,意思是观察(observe)、思考(think)、交流(talk)”,即:观察孩子在经历什么,思考孩子需要什么,与孩子交谈。



“观察有很多层面。首先我们会观察当孩子来到心理治疗室时,他如何与你产生联结。比如他来的时候紧张吗?他坐在等候室里面是怎样的状态……这都是观察的范畴,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思考,就是我们不仅自己想,我们也会帮助孩子想。比如当你不去学校的时候,你在家里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可以得到什么东西?或者,在你的想象中,去学校后家里可能会发生什么?你的体验是怎样的等等。交谈则意味着,你们能把它讲出来。”


“举个例子,孩子说我今天不想做作业。如果家长回应“你必须得做,因为作为学生这是你的功课”,或者“你是一个成年人,得为自己负责,你再怎么着都得打起精神去工作”——这就不是一个 OTT 过程,而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被评判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


严艺家观察到,OTT 体验在当代家庭中往往是普遍缺乏的。不仅存在当下的缺乏,也存在代际的缺乏。


由于她工作的环境非常多元,有时会接到一些经历过战争的来访。“在战乱国家,你很难想象一个父母还能有大量 OTT 空间去和孩子谈论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在想什么?他们能吃饱、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第一、二代移民没有形成那样的一种心智空间,可以去和孩子谈论这些事情,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可能也会很难提供这一部分给孩子。这个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起一些沟通渠道 。”


所以心理咨询师也必须注意支持家长的情绪。


比如,“当一个妈妈本身在失去很多东西的时候,一个孩子是在蓬勃向上发展的。这种落差感对一个妈妈来说也会非常强烈。如果她没有一个空间去谈论这些东西,她只会被这些情感驱使着不断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或者不停碎碎念。


心理咨询也好,第三方支持性关系也好,都是在创造一个空间,能够让那部分不舒服的感觉待在那待一会、想一想、聊一聊,让你不用把那个炸弹第一时间丢出去。或者说,你本来打算丢一个原子弹,你现在可以丢一个小小的手榴弹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如果一个父母对自己不好奇,只对孩子好奇,这也还是非常机械化的行为。


很多时候我非常愿意去做父母支持工作,这是因为我希望有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在难过之余依旧能感受到,即使我对自己的感觉不好,我依旧是可以被倾听、被好好对待、被理解、被好奇的。这种体验,会让他们长出一些新的自我功能”,严艺家说。


看见你的感受如何,是一种如此重要,又如此稀缺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如果生活中有些事情我无法选择,那至少要有人可以看见我在经历什么,我才可以安心地经历它。


比如你病了,没有灵丹妙药让你明天就好起来,但朋友、家人知道你在经历什么,知道你很难受,这就可以让你安心养病。要是周围所有人都说:你快给我好起来!但没人管你哪里难受——这种体验对于生病的人来说,可能打击更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并不是去告诉父母,你的孩子在这样、是那样,而是让父母去体验自己被听见、被看见、被允许、被接纳、被支持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每一种行为背后都有需求。回到这个需求,如果这个需求不能这样满足,那么他可以怎样满足?”


在访谈的结尾,严艺家再次强调,要理解掩藏在行为背后的“需求”的必要性。


“很多父母会纠结孩子过度玩手机这个问题。虽然我也认同玩手机不可以无节制,但是,当一个孩子无节制地玩手机时,他在满足怎样的需求?如果家长仅仅是把手机拿走,或者每天只给他玩 10 分钟,那这部分需求,孩子有哪些合理的渠道去满足?


想明白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中非常紧张的议题,可能就会有新的灵感和出路”。


参考文献:

[1]史晓宇,阮琳燕,何丽.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中学生拒绝上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J].社区心理学研究,2023,16(02):193-210.

[2]Ofsted:The Annual Report of His Majesty’s Chief Inspector of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 2022/23

[3]Wood et al. School attendance problems and youth psychopathology: structural cross-lagged regression models in three longitudinal data sets. Child Dev. 2012 Jan-Feb;83(1):351-66. DOI:10.1111/j.1467-8624.2011.01677.x.

[4]《三联生活周刊》:开学一个多月后,儿童精神科爆满

[5]Kearney et al. School attendance and school absenteeism: A primer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ory of change for the future.   Front. Educ., 07 November 2022. DOI:10.3389/feduc.2022.1044608

[6] [英]约翰•鲍尔比,《依恋三部曲:分离(第二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6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江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