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养老方式
我的老家位于安徽省西北部的一个乡村，家里四世同堂，年纪最大的是两位九十多岁的太爷爷，分别是我姥姥的父亲和姥爷的父亲。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若是有一位百岁老人，在我们这里是福气。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转变，耄耋老人的赡养问题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我的两位太爷爷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末期，姥姥的父亲共有三女四子，最大的孩子是我的姥姥，今年74岁。姥姥的父亲在老伴去世（零几年）后，和小儿子在老家上学的孙女一起生活，直至2011年孙女读大学，便开始了独居生活。这两年，随着年纪增大，行动能力渐弱，伴随一些慢性疾病加突发脑梗，意识也愈发不清晰，因此，他的儿子们便开始轮流照顾他。
姥爷的父亲童年时期经历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从河南逃荒到安徽落户扎根。育有三子一女，姥爷年纪最大，今年74岁。太爷爷的老伴在2018年去世，之后便一个人生活。但是，2020年，太爷爷在做饭时引发了火灾，皮肤大面积严重烧伤，经抢救后幸存。
家里人觉得再留他一人独居不妥，也开启儿子轮流照顾的赡养模式。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太爷爷身体一直非常硬朗，但是，2023年突发脑梗脑血栓，之后便意识不清晰，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但是大小便不能自理，身体情况愈发下降。
目前，两位太爷爷主要依靠儿子们轮流照顾。以我姥爷的父亲为例，兄弟三人轮流把太爷爷接到自己家照顾四个月，负责老人的一日三餐、衣食住行。如果老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疾病，花费较多，首先动用太爷爷的存款。
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太爷爷的存款主要是由自己多年积蓄和国家对60岁以上老人每月135元的补贴构成。但是，这几年，太爷爷因烧伤和脑梗住院，加上慢性疾病日常用药费用，大大小小好几万，自己的存款远远不够，其他费用主要是三个儿子平摊。
这种由儿子轮流赡养的模式在我的家乡乃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并不鲜见。过去的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农耕社会，家产主要由儿子继承。因此，父母由儿子养老送终，是一条默认的伦理规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出嫁后既没有父母财产的继承权，也不用承担赡养自己父母的责任，而是作为别人家的媳妇，承担起赡养丈夫父母的责任。
可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受到传统“孝”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仍然是一条铜条铁律。在轮流养老制度中，儿子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女儿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不承担或承担较少的养老责任。
城镇化给农村养老带来的冲击
在过去的农村家庭中，当子女还未结婚时，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居住，直至成家立业，则分家。但是，彼此相距不远，父母年迈后，也不会离开一辈子生活过的黄土地，最后能够落叶归根。
而随着当前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进城安家落户。特别是在我的家乡，这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教育也越来越重视，都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的学校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那么农村的老人该怎么办呢？
据我的观察，农村的老人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老人愿意和子女进城生活，他们还需要承担起照顾在县城上学的孙子孙女的责任，并需要接受离开熟悉生活环境的变化，吃力地融入城市生活秩序中，哪怕是过红绿灯、坐公交车、去医院看病这类小事，对老人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还要忍受城市钢筋水泥、人情阻隔的冷漠以及与子女、孙辈的矛盾纠纷；
第二类老人则是农村“主力军”即留守独居老人，这类老人乡土意识比较浓厚，或是子女外出务工，不便将老人带在身边照顾，他们一般身体情况尚可，具有自理能力，意识清晰，可以独立生活。子女会定时回去探望老人，经常给予老人物质上的支持；
第三类老人便是与我太爷爷相似的耄耋老人，我认为，城镇化对这类老人的冲击是最大的。
在以前，儿子之间“轮饭”最远也就在同一个村，也就是多走几步路的问题。而现在的农村子女，近一点的也在县内或省内，远一点则要跨几个省区。
以我的一位太爷爷（姥爷的父亲）为例：自从姥爷兄弟三人开启轮流照顾老父亲的养老模式之后，太爷爷就要定期去不同的地方。大儿子也就是我姥爷，住在附近的集镇上，离得不远。二儿子已经随自己的儿子去合肥居住，因此轮到他时，则是把太爷爷接到合肥照顾。小儿子年轻的时候去上海务工，目前在上海半定居，轮到他时则是把他爷爷接到上海照顾。
而我的太爷爷一辈子就是个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庄稼人，除了幼年从河南迁徙到安徽之外，所活动的范围也就是生活了七八十年的乡村，甚至没有出过县城。因此，当轮到二儿子和三儿子照顾时，由于年纪大、身体弱，需要特地包车将人接到合肥或者上海。从安徽到上海，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对一个高龄老人来说，的的确确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
老人除了长途跋涉的疲惫外，心理上也异常孤单。据我了解，村里活到这个年纪的老人数量不多，太爷爷同辈好友也都已经离世。在二儿子和三儿子家时，住的都是高层楼房，由于腿脚不便，只能每天呆在屋子里，鲜少与人沟通交流。
此外，老人虽然意识不清晰，但是能感受到子女们照顾自己时的抱怨和嫌弃，也和我说起过自己生病花了子女们几万块的担忧，并且觉得小儿子及儿媳妇受到照顾自己的拖累，不能出去工作。特别是在今年脑梗之后，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太爷爷愈发恐惧死亡。春节期间，拉着小辈说话，也绕不过一个“死”字，甚至和我说起，村里一个高龄老人“吞农药自杀”的故事。
为了减少让老人来回奔波的痛苦，并能够使轮流赡养责任在兄弟之间公平分摊，2023年全年，太爷爷都是小儿子在照顾，今年将分别在大儿子和二儿子家照顾。我也曾询问过，为何不将老人放在养老院照顾？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养老服务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在我的老家，只有一所敬老院且院内设施破旧，老人权益得不到保护。养老院的护工主要是附近街道、村子的闲职妇女，在照看老人方面不专业，经常有虐待老人的传言；
第二，老人不愿意。虽然老人能感受到子女们照顾自己的怨言，但是也情愿继续与儿女一起生活，给自己养老送终；
第三，子女不愿意。不愿意承担养老院的费用，同时，这也违背当地儿子赡养父母的传统。在村庄这样一个熟人、半熟人的社会中，伦理道德作为舆论工具对村庄成员产生影响，让乡里乡亲议论为“不孝子孙”。
新型养老困局
据调查研究统计，从2015年~2035年，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年人口从过去的2.12亿增加至4.18亿。另外，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和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21）》发布结果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2020年全国百岁老人有11.9万人，2021年人均寿命78.2岁，到2050年，8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将翻两番。
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再加上医疗水平的进步，老人的寿命普遍延长，家庭养老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了“老年子女照顾高龄父母”的局面。
依然以我一位太爷爷（姥爷的父亲）的养老问题为例：太爷爷今年91岁，大儿子（姥爷）今年74岁，二儿子68岁，小儿子58岁。当太爷爷由我姥爷照顾时，主要是我姥姥承担起照顾太爷爷日常起居的任务。而我的姥姥今年七十多岁，患有糖尿病，还要照顾上初中的孙子，觉得力不从心。
二儿子夫妇六十多，也患有一些慢性疾病，要照顾上学的外孙女。小儿子夫妇身体算得上硬朗，一直在外务工，但是由于照顾老人不能离身，还有两个孙女要照顾，便辞掉了工作，专心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
老年人自身已经处于被赡养的地位，但是还要赡养他们的高龄父母，加上高龄父母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慢性疾病，自理能力差，这就给供养者自身养老带来巨大的压力。本来是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仍然陷入“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局中。
这种“以老扶老”的养老模式有乐也有愁：乐的是，高龄老人能得到亲人的贴心照顾；愁的是，低龄老人身体吃不消，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出现心理问题。这种家庭养老模式在我的家乡很常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养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与城市同龄老人相比，农村老人经济资源缺乏、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因此更加依赖家庭养老。老年子女照顾高龄父母，除了尽到为人子女赡养父母的责任外，也是在给自己的子女打样子，终有一天自己失能时，期望得到子女同样的照顾。
老年子女照顾高龄父母，除了给供养者带来身心压力外，还有相当大的经济压力、社会压力，甚至会引发家庭冲突。在经济上，轮流照顾太爷爷，三家要均摊照顾成本，如医药费、基本生活用品费等。
此外，照顾太爷爷也间接使小儿子夫妇辞职，也算一种变相经济支出；第二，照顾者要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主要是由于照顾的频繁、繁琐占据了照顾者大量的时间，让渡了同其他社会员交往的时间。第三，这几年来由于要分散部分精力放在太爷爷的照顾上，导致隔代关怀不够，老人和自身子女爆发冲突。三个家庭也会因为赡养老人的责任和费用分配不均，爆发家庭之间的矛盾。
在乡村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老龄化日益严重、高龄化超过老龄化和未富先老并存的局面逐渐凸显，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老年子女赡养高龄父母的现象日益突出。此次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能感受到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现实转变之间的激烈碰撞，也能体会到老人面对的巨大养老压力和对老年生活的担忧。在养老问题上，农村老人在身心健康、经济保障、文化观念、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都面临诸多阻力，我国养老保障事业道阻且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陈虹（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