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A虽然生长于我所居住的县域，但自20多年前便搬至省会城市居住，是生意人，在当地建立了完整的交际圈子，甚至连口音也基本改变。亲戚B现已50多岁，长期居住在乡镇，换过不少工作，基本都是力气活。二人与我父亲是多年好友，过年期间才难得一聚。聊天中，A与B就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了些许冲突。
A认为应当给予子女更好的生活环境与教育环境，作为父母，需要为子女的前途进行长远的规划和谨慎的考量，特别是在学习上，必须竭尽所能提供最好的资源。为此，A竭力搞好与老师们的关系，并且担任家委会的会长，一来让孩子在校能够得到老师们更多的关照，二来让自己了解，并能够干预孩子在校的状况。
A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作为家委会会长的便利，他可以获得所有学生的成绩单，其他家长则没有，这让A方便对孩子的成绩进行干预。第二个例子则是A的儿子在初一时出现早恋倾向，当时的班主任与A商议后，直接将此事告诉了女生的家长，称其女儿的成绩确实太差，目前来看可能考不上高中，建议对方让女儿去另一个初中（该女生的父亲在该校担任校长）就读，方便管教，该女生的父母采纳了班主任的建议，早恋的苗头也就被掐死在摇篮里了。
A认为如果自己与老师的关系不够密切，便无法获得此种便利。在此前的交流中，A透露在儿子上高中的一年半中，仅英语一科的补课费就达到3万元，课时费800元/小时，就在我们见面的大年初三，他的儿子正在补课，所以没能一同前来。据我们所知，A的儿子自初中时便开始补课，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期间甚至也在补课。在生活上，A也尽力满足儿子，比如他表示，家中一千多块的鞋子有好几双，孩子想打篮球，也会全力支持，送儿子去上专业的篮球课。
B却认为A的做法就像拼命“拖着驴走”，不仅自己辛苦，孩子也辛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B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探索，对于他们的学业并不过多干预，属于“放养”，认为儿子混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方面，B在教育理念上仍保持着上一辈的粗放式教养法，另一方面，B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也搞不清楚孩子们到底在干什么。他的小儿子正在等待考研成绩，但由于搞不清楚其中的流程，也不懂孩子到底在学什么，所以他对于孩子考试的情况并没有多问，也不清楚出成绩的时间。
A的做法是典型的鸡娃，同时也是城市中产教育内卷的真实缩影，教育占据了家庭的大半支出，家长的精力几乎完全消耗在孩子身上，家庭的运转完全围绕孩子。然而，虽然B口口声声说对孩子“放养”，实际上不过是其对孩子的要求并不在此。
首先，A和B所处的生活环境存在差异。当前的教育极度关注教育的结果，为了完成升学目标有时甚至不惜采取近乎偏执的教育方法，而社会对此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学校作为教育的场所，虽然学生是教育的核心角色，但是由于其心智尚未成熟，所以此种教育内卷的焦虑往往由家长直接承担，即便老师不主动提出，家长也会急切地承担起加强内卷的角色。
城市在教育上往往更加强势，有着更好的教育资源，同时对教育内卷的感受最为强烈。而A长期生活在省会城市，如其所言，他所接触的家长在教育上投资比他更多的人比比皆是，长期处于对教育高度期待的环境中，他很难不被裹挟其中。而B则长期生活在乡镇中，乡镇虽然同样重视教育，但是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城市，更重要的是乡镇的观念比较保守，成家立业才是人生大事。
至少在我的家乡，不少人认为，读那么多书还不如赶紧找一份过得去的工作，趁早结婚，让父母少操心。一旦某家的孩子结婚，特别是有了后代，周围人便会向父母祝贺“上坎了”，即父母的终极任务完成了。B的大儿子正与女朋友商量婚期，小儿子的学业相比此事自然不那么重要。
其次，家庭资本影响家庭对孩子的投入。所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将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产生作用。家庭的经济实力将直接制约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家庭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营造好的学习环境，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激发学习动机；而社会资本则主要以父母的人际关系网络对孩子产生托举作用。A的经济资本比B更强，本身便具有进行高额教育投资的资本，同时A的文化水平比B更高，更加重视教育。
“子不教，父之过”，孩子的成长如果未能满足社会规训的要求，父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前“父母应当持证上岗”的话题一度火热，面对部分父母粗暴的教养方式，不少网友表示应当让父母在养育孩子前进行学习并考试，获得证书才能生养小孩。尽管此种论调不过是气急下的斥责，但是此番言论体现了社会对于父母的新要求，父母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来保障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特别是心理健康，而非继续依照过去粗放式的教养方法。
也就是说，社会大众认为，父母素养的提升将对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长起到关键性作用。虽然国家尚未明确规定“父母持证上岗”的有关条例，但是对于父母素养和教育理念更新的重视不断提升，特别是面对当前新生人口减少和国家转型期的压力，新一代人口素养的提升尤为重要。
因而父母的教育焦虑情绪越发突显，“鸡娃”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现象，并且此种焦虑情绪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快速蔓延，在新鲜信息接受度最强的年轻一代父母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所接触的父母中，有的孩子刚刚出生，有的孩子开始上小学，有的孩子已经步入初中或是高中。但无一例外，不管孩子处在哪一个年龄段，父母均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当前的教育焦虑呈现出从城市蔓延至乡镇，从年轻一代传递至老一辈的路径。
我小学和初一在乡镇就读，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乡镇父母多与亲戚B的思想一致，虽然认为学习重要，但是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所以仍将教育孩子的主要希望寄托于老师，很少听说哪一位同学在补课，可以说，当时的乡镇小孩几乎完全凭借自身天赋和自制力来学习，县城孩子的情况也相差不大。
不过今年过年期间，据一位住在县城的亲戚C所言，她的女儿正在上初一，虽然没达到亲戚A的儿子的补课频率，但她的女儿的补课强度也不低，不仅有面对面的补课，她同时还报了网上的直播课程，当提到直播课程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年轻父母也对此如数家珍，称自己还去试听过，直播讲课的老师确实讲得很好，只是课程太贵了，有的课程要价8000元。
亲戚C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女儿接受教育的机会，即使碰见了一个高中老师，她也希望让初一的女儿去听一听。被问及为什么要如此拼命时，亲戚C表示班里的其他孩子也同样如此，而且自己的女儿在班里不算拔尖，这让她压力很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本以为家长们的教育焦虑会给孩子们带来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对学习失去兴趣，甚至产生亲子问题。
但实际上，亲戚A和亲戚C的亲子关系都比较和睦，两个孩子谈不上对学习多么感兴趣，但也明白学习对于他们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哪怕有些辛苦，也卯足了劲儿。显然家长们并非单方面施压，同时也重视亲子交流。并且新一代的孩子们从网络接受了大量的信息，虽然尚显稚嫩，但相比起过去，他们在思维上更成熟，甚至明白如何权衡利弊，面对越来越内卷的学习环境，很多孩子并未“当局者迷”。
有一个对衡水模式的经典评论，即电影院中，有人因坐着时前座的人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所以选择直接站起来，然而后面的人也被挡住了，所以也站了起来，最后整个电影院的人都站了起来。这一评论正适用于当下的教育场域，城市的孩子是最先站起来的一批人，县乡镇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意识到上升空间缩小后同样也选择站了起来。此种教育焦虑如果不加以干涉，显然将传遍整个教育圈层。
不可否认，家长重视孩子的成长，尽力倾注更多的教育资源，试图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用心值得钦佩，并且也有助于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和水平。但同时必须意识到，当前的教育焦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且高昂的教育成本也将大大影响生育率，当下的年轻人本就因为育儿成本过高而不愿生育。
教育焦虑来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和家长们对学历回报的高期待，“普职分流”、打击教培行业等，国家试图采取强硬手段规范当前的教育风气，然而各种暗地补课、职高开设高考班表明，这些改革手段无法触及根本，教育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赵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编辑：丝瓜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