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李阿婆时她正在与邻居们闲聊，因为是农闲时节，几乎每日午饭前的时间都在自家门前与其他阿婆拉扯家长里短。李阿婆是豫北人，今年70岁，和老伴（以下统称老李）育有三个儿子，都已婚已育，李阿婆86岁的婆婆尚在世，需要供养。
老李是关中A市人，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老李是姊妹六个里最大的，陆续帮助弟弟妹妹们结婚、建房，在姊妹里很有权威。目前两人在A市村里以儿子的名义承包了100亩田种植小麦玉米，还种了4亩果园地。
一、儿子们要结婚
李阿婆的大儿子1976年生，1997年结婚，娶媳妇当时没要彩礼，但李阿婆说婚礼的仪式花费太高，“像个花果山似的，就差孙猴子了，天上都是鸽子，地上都是摄影师，车都把街道堵死了”。这些仪式都是儿子关系好的朋友搞的，但李阿婆不喜欢，所以二儿子和小儿子结婚时，她很反对大操大办。
大儿子是在关中某市开车的司机，大儿媳是一名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两个人是经人介绍后恋爱以及确定关系的，确定关系后，大儿媳就住在了李阿婆家，但当时大儿子想外出务工，大儿媳也想跟着去，李阿婆就把双方家长聚到一起，把两个人的婚事定了下来，并且承诺怀孕后还会补办订婚仪式，女方家长也表示同意。两个人就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一起外出务工，之后才回来领了结婚证，现育有一子，25岁，李阿婆没有带过孙子。
二儿子1978年出生，1999年结婚，儿媳家在关中B市，之前李阿婆不同意两人的婚事，因为儿媳不是本地人，住得近可以在很多事情上互帮互助，不然将来娘家在带孩子等事情上无法帮他们分担带孙子的任务，但两个人还是结婚了。当时没有给彩礼，但女方有陪嫁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女方家里有为新人被子里缝钱的习俗，大儿媳帮他们拆洗被子时才发现四个被角里全是一块钱，“倒出来了两大盆”（二儿媳家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且是家里五个姊妹里最小的），目前两个人在外地做生意。
但李阿婆也和对待大儿子一家一样，并没有替二儿子带孙子，因为李阿婆还要准备给小儿子结婚，需要外出务工赚钱，且亲家（儿媳的母亲）比她年轻十几岁，带孩子更方便，自己腿脚不好，带不了，“不如给点钱，给孙子买点好吃的，而且儿媳在婆婆面前很多话不好说，姑娘更好和妈妈沟通，儿子叫我看（孙子），我骂他没记性，才给他说过让他们自己带”。
小儿子于2012年结婚，结婚比较晚了，但当时只给了一万块钱彩礼，女方陪嫁了电动车、电脑、空调、饮水机等电器。但女方的陪嫁是小儿子和儿媳两个人商量的，且主要是小儿子提的要求，“他（小儿子）还说人家陪过来的饮水机质量不好，过几天就坏了，不要大电脑非要平板的，空调还不要挂在墙上的，非得要蹲在地上的，我就骂他说你丢不丢人，你是要人还是要东西？
最后还是女方父母协商好，说等他们新房子盖好之后再给他们买立式空调”。小儿子结婚后李阿婆虽然没有带孙子，但却将小儿子一家留在了身边，让小儿子一家将孙子带好，她和老李两个人操持农活帮衬小儿子。
二、儿子们要盖房
李阿婆和老李不仅操持着儿子们的婚礼，还在盖房这件事上有不少帮助。虽然在彩礼上三个儿子都没花什么钱，但李阿婆说“彩礼是年轻人之间可以商量的事，有的自由恋爱还不要彩礼呢，但咱在正事（盖房）上可不能马虎。”
大儿子的房子是2000年盖的，原本要花费三万元的房子在当时只花了一万块钱，因为除原料成本外的其他劳动力都是老李和他的弟弟们提供的，但装修是大儿子自己的事，“把房子替他盖了，媳妇娶了，他还干吗？”
二儿子一直没在家里盖房子，因为在外做生意已经买了两套房子了，但李阿婆担心他做生意亏钱，再加上她和老伴还在村里住着，二儿子以后也要回来，但回来后住在谁家里都不方便，都不是自己的家，所以还是催着二儿子把房子盖好了，李阿婆说二儿子家里的家具都是从南方运回来的红木家具。
小儿子在2016年盖好的房子，李阿婆说是她和老李在外地打工赚了四年钱，分阶段才盖完的，当时打工一共投资了12万元，后又把100亩耕地、4亩果园的收益，以及卖牲口的1.5万元全部给了小儿子来装修新房。
在关于如何在三个儿子之间分配家产上，李阿婆也颇有心得，最近一次给儿子钱，大儿子给了两万，小儿子给了三万，二儿子没给。虽然她自己也知道偏心小儿子，但主要是大儿子已经在外地大城市落脚，孙子也大了，找到了工作；二儿子做生意也不需要她来接济；小儿子最困难，也一直在自己的身边。在很多事情上，大儿媳虽然会有不满，但不会也不敢说出来，“该给的我心里有数，不该给的她也不敢要”。
三、养老，还得靠自己
在养老上，李阿婆也是秉持着只要自己还干得动，就不让儿子操心的原则。家里的100亩承包地，以及4亩果园，都是他们两个人在操持，到了打农药的时令，小麦可以用飞机喷洒，没有飞机之前，小儿子也可以用农机协助打药，但玉米除草还是人工效果更好一些。
有一次背的药桶太重了就摔坐在了地上，孙子过来时，她还和孙子说“奶奶在这里休息一会，你赶紧回去，不要来地里”。自己干不动了，小儿媳也会来帮忙，最忙的时候，老李利用早晚凉快的时候一天打了28桶药，一共打了三天，“肩膀上都是血印子，我可心疼了”。李阿婆说自己和老伴也干不动了，明年准备缩小承包地的面积到70亩（最多时承包了120多亩）。
李阿婆认为儿子们的人生大事（盖房子、娶媳妇）是自己和老李的任务，必须完成，之所以没有帮忙带孙子，一方面是三个儿子成家的成本让老两口压力很大，需要通过不断劳动来获得收入逐一帮衬；另一方面李阿婆觉得自己还能干，如果只是带孙子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因为她还要供养年迈的婆婆，在给婆婆养老这件事上她态度十分明确，是自己这一辈的事情，肯定要承担起来，不会扔给下一辈添麻烦。
同样是因为李阿婆尚有在世的婆婆，所以目前四亩果园地的收入归她所有，婆婆的供养以及日后丧葬费用也都是她来承担。李阿婆的婆婆住在小儿子家里（也即李阿婆的小叔子），当时说好由婆婆的四个儿子轮流供养，每个儿子送一次饭，医疗费用四个人平摊。但小儿子（以下称老四）只负责送饭，在其他花费上一概不管。因为老四成家最晚，所以婆婆一直住在他家里，在家务上帮着操持，还会做点零工来填补家用，李阿婆也不能有什么意见。
但现在老四在养老上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李阿婆和老李的其他两个兄弟虽然有意见，但也不能说什么，据李阿婆说老四是因为“交友不慎，跟着坏人一起玩”，那个人自己的婆婆去世了不仅不出钱，还去吃吃喝喝。但李阿婆认为，在丧葬这件事上，自己兄弟们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宽裕的多拿点，没钱的就意思一下，但坚决不允许在外面借钱。
谈及未来，李阿婆表示，能继续干下去就干下去，在农村最起码也是一份可观的收入，“自己花钱心理没负担啊，还没到跟儿子要钱的时候，不然外面的人该说你懒，现在的人也都压力大。”
五、一直被啃老，还是土地靠得住
在传统社会，老人有退出节点，如果儿子们娶妻分家之后，老人的人生任务就完成了，没有矛盾、也没有责任，子代需承担起照料老人的义务。但现在则是老人为子代“无限付出”的逻辑，父母需要对子代承担无限责任，老人没有了退出机制，由于子代的经济压力，倒逼父辈替子代承担部分城镇化压力。
在A市，老人们不觉得自己的养老是问题，而啃老现在才是一个真问题，“老人不老，孩子还小”，代际责任之间没有边界，老人被高度卷入子代家庭的发展中了。因此，当前农村的低龄老人普遍过着一种退而不休的生活，通过土地与打零工将自身闲置劳动力变现，来支撑子代完成城镇化，以此来实现个体意义与家庭价值。
A市当地农村老人以自养为主，他养为辅。农村的熟人社会与土地制度为低龄老人提供了一个高度自养的场域。以土地制度为依托，通过土地老满足老人的生产需求，提供了一种兜底性制度，老人在村中进行农业生产，保持一种高度自然的状态，解决了养老的经济保障，减轻子代负担。精神慰藉则主要通过与同龄群体之间的交往解决，因为在熟人社会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交流，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排解情绪，消磨闲暇。
通过这两种系统，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老年人的养老秩序。但在农村逐步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村庄舆论与村内交往都在不断弱化，村庄内公共场所的不足与老年人自组织的缺乏都为老人的“精神养老”带来了一系列障碍。以前老人可以在村庄中实现自我，但现在实现自我的场域扩展到了子代能否顺利进城，以及自己在此过程中帮衬了多少。因此，当前农村养老是嵌入在村庄的熟人社会与整个家庭生命周期、生计生产之中。
当前农村社会的养老在不断后移，且农村养老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失能”之后的照护才被定义为“养老”。如果以底线养老为核心，那么可以将老人的养老阶段分为自养阶段和失能阶段。
在自养阶段，老人和承担养老责任的子代被底线伦理所捆绑，父子家庭在伦理上是一体的，老人要确保儿子能够承担起底线养老责任，因此一方面老人通过自养不给子代添负担，避免老人的风险向子代家庭转移。另一方面也要克制代际之间的资源流动，当在子代面临很强的城市化压力和生活风险时，父代仍需要预留少部分资源实现自养，避免过多的向子代输入资源，也即父子一体也需要调控资源存量。
在最后的失能阶段，就是儿子需要履行的底线伦理责任，因为在自养阶段，老人既没有给儿子添负担，也存在资源的大量向下传递，子代家庭是没有理由不承担最后养老责任的，家庭的底线伦理得到坚守。
在未失能阶段，农村老人可以以土地制度为依托，并配合灵便的零工经济以及村庄内的人际互动实现高度自养；失能后形成以儿子养老为主、女儿参与养老的照料模式。
由于当前普遍存在的家庭发展逻辑，在未失能前，老人对子代与孙代持续输入资源，老人在劳动时间以及“不给儿子添麻烦”的话语中实现自我价值，但闲暇时间的无意义感以及无法实现劳动价值后的无价值感甚至愧疚感，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反思的是当前乡村社会老龄化的层次性问题，可以将老人划分为不同的养老需求层次，来反观当前农村老龄化是否必然会带来老年人危机，以及带来的是何种类型的危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崔昌杰，编辑：李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