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提议:应该把生育和社保挂钩,惩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这样可以刺激生育。


随后在舆论引发强烈的批判。赵燕菁对此作出回应,现代的养老金制度归根结底必须有人来干,与家庭制度没有本质差别,就是我们养老一代,下一代养我们。


惩罚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其实,早已经是一个事实呢,那就是单身税。


单身税并不是说你不结婚、不生育就找你收税。操作上,这会激起巨大的反对。


单身税指的其实是生育福利。比如,二孩家庭可领取育儿补贴的金额,攀枝花市、石河子市、伊春市、荆门市、济南市、哈尔滨市、丽水市、宜昌市、宁陕县、深圳市都超过了15000元。


其中,宁陕县以24600元的金额成为生育二孩补贴金额最高的城市。宜昌和济南生育二孩补贴最高金额都超过2万元,分别为23000元和21600元。


各地三孩家庭最高可领育儿补贴中,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补贴金额最高,能达到6万元。


2023年8月,舟山市嵊泗县发展和改革局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嵊泗县将出台如下育儿补贴政策:生育二孩的发放5万元,生育三孩的发放7万元,这是目前各地育儿补贴金额最高的,但这项政策尚未正式落地。


单身税还有一些形式。每个人都交个税,但生育了孩子会退、免,这就相当于只有单身的人在交税,多交税。再比如,做试管婴儿进医保,不生育的人用不到这一笔钱,相当于社保多交了。这也是单身税。


我们知道,政府并不创造价值,并不会挣钱,争取发福利的钱,都是税收收来的。所以,如果要发生育福利,就必然对应单身税。


现在很多人赞同鼓励生育的补贴,但反对收单身税,是因为觉得这是惩罚。但其实,生育补贴和单身税,就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政策的不同叫法。


单身税是公平的。


首先,绝大多数人都是会生育的。一般以50岁作为不具有生育能力的门槛。虽然50岁,甚至60岁生育的新闻也有,但毕竟是少之又少的特例。根据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说,虽然现在大龄未婚的很多,但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婚育的。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因为单身税受到损害。


其次,养孩子,资源会向下一代倾斜。一个生育了的家庭,肯定比不生育的家庭,会多付出。抚育下一代,必然是消耗资源的,不会是“划算的”。国家通过税收,也不可能把它调节为划算。反过来,一代人生孩子越多,财富越多,生孩子等于创造财富,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当然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债务,通过债务来完成代际间的财富转移,这一代人借债,下一代人还,如果确定未来会出现人口红利,的确可以这么操作。但这在伦理上是在剥削下一代,而且具体的操作,要实现这个目的,也很难,会有很多风险。所以,生育,必然是一代人的付出。


那么,没有生育的人就没有付出。


或许有人会说,没有生育的人,并不是依靠别人孩子养老,而是自己存的养老金、自己交的社保。


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在将来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时,把劳动变为钱、资产存下来,然后在年老时,把现金取出来,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然后,用现金去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比如衣食住行、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都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生产的。


所以,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会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比,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也就是说,会影响资产的转换率。


以房租与护工的工资为例,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会下降,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老人年轻时准备的,现在看起来很值钱,租金很高的资产,比如房租收入或房产等等,在飞速上涨的劳动力成本面前,换不了多少年轻人的劳动,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


反过来说,现在生育更多的人,30年后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现在资产转换为那时的劳动的比例就会更高。


从这个角度,没有生育的人,是获得了生育的人的好处的。那么,作为一种公平性的补偿,单身税也是合理的。


单身税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未必是补贴的那点钱,而是塑造观念。


30年的计划生育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观念,用钱去买观念的改变是很难的。具体地说,过去三十年繁荣时代,以及计划生育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精养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小皇帝的说法。现在没有了,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带孩子更艰苦了,而是大家习惯了这种做法。以前上学放学,都是孩子自己走,现在都是家长接送,是因为现在更不安全了吗?并不是。只是现在大家把孩子看得更精贵了,养育的投入更高了。


在精养的养育观念下,不可能通过补贴,让人觉得养孩子负担很轻。乐器、补课、寒暑假游学,这些养育模式,是任何补贴都负担不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每当有一地发放生育补贴的新闻,下面总会跟评论,觉得这点钱对于养育一个孩子实在太少了。


单身税,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改变精养观念。是用补贴去改变观念,而不是直接用补贴去赎买观念。


补贴如何改变观念?那就是要听更多的鹅叫。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个话的意思是,在收税的同时,税负的痛感要尽量的少。


因为这些税和福利,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改变观念。单身税应该有痛感,生育补贴,就是单身税,没必要遮掩这个事实,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形成“我不生孩子不划算”的观念。


所以,补贴,可以改变观念,是改变观念的手段之一。补贴并不用很高,只要达到了满足觉得占到了便宜的程度就可以。当然,这个程度也不会太低。


我国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到了1962年,情况开始好转,能吃饱了。人们几乎立即开始猛生孩子,进入了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期。


这8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


这说明两个事实。


第一,人类从来不是因为过得好才生孩子。1961年,中国人刚刚才吃饱,从饥饿中缓过来,生育率就大涨。美国人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中迎来了婴儿潮。广西贫困的农民生9个,都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只有中产相信,未来养老金不会崩溃,社会会更文明,养老院会更好,中国4%的失独概率不会轮到自己,才觉得生一个就是正常的天道。这是信心,不是对未来没信心。所谓生了两个,负担不起补课费、负担不起游学、买房子,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凡尔赛式的感叹。


第二,占集体便宜,会成为生育的动机,这说明“单身税收——多育福利”政策的有效性。


在集体化时期,粮食以及其他物质财富是按人头分配的,家里人越多得到的越多,人越少越吃亏,所以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1958年,“公共食堂”在我国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全国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了340多万个,全国超90%的农民都是在公共食堂吃饭。


但是,随后,公共食堂无法提供基本的保障,一直到1961年,它们才被逐渐解散。而到了1961年,粮食供给已经缓过来了。在这个时期,粮食相当于是免费的,生得多,吃得多,都是集体的。这个公共食堂相对充裕的间隙,可以被看作一个促进当时生育率的重要原因。


怎么让单身税听到更多的鹅叫?


更大力度地发补贴是一个办法。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福利源于税收的概念,并不知道他人的福利多了,就等于自己多交税,所以,点明其中的关系,可以更大程度地让人明白,生育是在“占其他人便宜”。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生育和养老金的多少联系起来。生一个孩子,正常领取,多生一个养老金就乘以一个更高的系数,比如1.1、1.2。这是现代福利制度下的养儿防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