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曾提议：应该把生育和社保挂钩，惩罚那些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这样可以刺激生育。
随后在舆论引发强烈的批判。赵燕菁对此作出回应，现代的养老金制度归根结底必须有人来干，与家庭制度没有本质差别，就是我们养老一代，下一代养我们。
惩罚不生孩子的人，奖励生孩子的人，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其实，早已经是一个事实呢，那就是单身税。
单身税并不是说你不结婚、不生育就找你收税。操作上，这会激起巨大的反对。
单身税指的其实是生育福利。比如，二孩家庭可领取育儿补贴的金额，攀枝花市、石河子市、伊春市、荆门市、济南市、哈尔滨市、丽水市、宜昌市、宁陕县、深圳市都超过了15000元。
其中，宁陕县以24600元的金额成为生育二孩补贴金额最高的城市。宜昌和济南生育二孩补贴最高金额都超过2万元，分别为23000元和21600元。
各地三孩家庭最高可领育儿补贴中，武汉市东湖高新区补贴金额最高，能达到6万元。
2023年8月，舟山市嵊泗县发展和改革局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嵊泗县将出台如下育儿补贴政策：生育二孩的发放5万元，生育三孩的发放7万元，这是目前各地育儿补贴金额最高的，但这项政策尚未正式落地。
单身税还有一些形式。每个人都交个税，但生育了孩子会退、免，这就相当于只有单身的人在交税，多交税。再比如，做试管婴儿进医保，不生育的人用不到这一笔钱，相当于社保多交了。这也是单身税。
我们知道，政府并不创造价值，并不会挣钱，争取发福利的钱，都是税收收来的。所以，如果要发生育福利，就必然对应单身税。
现在很多人赞同鼓励生育的补贴，但反对收单身税，是因为觉得这是惩罚。但其实，生育补贴和单身税，就是一回事，是同一种政策的不同叫法。
单身税是公平的。
首先，绝大多数人都是会生育的。一般以50岁作为不具有生育能力的门槛。虽然50岁，甚至60岁生育的新闻也有，但毕竟是少之又少的特例。根据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说，虽然现在大龄未婚的很多，但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婚育的。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因为单身税受到损害。
其次，养孩子，资源会向下一代倾斜。一个生育了的家庭，肯定比不生育的家庭，会多付出。抚育下一代，必然是消耗资源的，不会是“划算的”。国家通过税收，也不可能把它调节为划算。反过来，一代人生孩子越多，财富越多，生孩子等于创造财富，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当然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债务，通过债务来完成代际间的财富转移，这一代人借债，下一代人还，如果确定未来会出现人口红利，的确可以这么操作。但这在伦理上是在剥削下一代，而且具体的操作，要实现这个目的，也很难，会有很多风险。所以，生育，必然是一代人的付出。
那么，没有生育的人就没有付出。
或许有人会说，没有生育的人，并不是依靠别人孩子养老，而是自己存的养老金、自己交的社保。
本质上，养老是一个“劳动储蓄、在将来再次转换为劳动”的过程：人年轻时，把劳动变为钱、资产存下来，然后在年老时，把现金取出来，把资产出租、变卖换成现金。然后，用现金去购买当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比如衣食住行、老人所需要的医疗、护理种种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都是当时的年轻人所生产的。
所以，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会影响资产、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比，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也就是说，会影响资产的转换率。
以房租与护工的工资为例，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房租会下降，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年轻人、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老人年轻时准备的，现在看起来很值钱，租金很高的资产，比如房租收入或房产等等，在飞速上涨的劳动力成本面前，换不了多少年轻人的劳动，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
反过来说，现在生育更多的人，30年后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现在资产转换为那时的劳动的比例就会更高。
从这个角度，没有生育的人，是获得了生育的人的好处的。那么，作为一种公平性的补偿，单身税也是合理的。
单身税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未必是补贴的那点钱，而是塑造观念。
30年的计划生育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观念，用钱去买观念的改变是很难的。具体地说，过去三十年繁荣时代，以及计划生育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精养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小皇帝的说法。现在没有了，不是因为现在的人带孩子更艰苦了，而是大家习惯了这种做法。以前上学放学，都是孩子自己走，现在都是家长接送，是因为现在更不安全了吗？并不是。只是现在大家把孩子看得更精贵了，养育的投入更高了。
在精养的养育观念下，不可能通过补贴，让人觉得养孩子负担很轻。乐器、补课、寒暑假游学，这些养育模式，是任何补贴都负担不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每当有一地发放生育补贴的新闻，下面总会跟评论，觉得这点钱对于养育一个孩子实在太少了。
单身税，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改变精养观念。是用补贴去改变观念，而不是直接用补贴去赎买观念。
补贴如何改变观念？那就是要听更多的鹅叫。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个话的意思是，在收税的同时，税负的痛感要尽量的少。
因为这些税和福利，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改变观念。单身税应该有痛感，生育补贴，就是单身税，没必要遮掩这个事实，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形成“我不生孩子不划算”的观念。
所以，补贴，可以改变观念，是改变观念的手段之一。补贴并不用很高，只要达到了满足觉得占到了便宜的程度就可以。当然，这个程度也不会太低。
我国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到了1962年，情况开始好转，能吃饱了。人们几乎立即开始猛生孩子，进入了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期。
这8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时间净增人口1.57亿。
这说明两个事实。
第一，人类从来不是因为过得好才生孩子。1961年，中国人刚刚才吃饱，从饥饿中缓过来，生育率就大涨。美国人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中迎来了婴儿潮。广西贫困的农民生9个，都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只有中产相信，未来养老金不会崩溃，社会会更文明，养老院会更好，中国4%的失独概率不会轮到自己，才觉得生一个就是正常的天道。这是信心，不是对未来没信心。所谓生了两个，负担不起补课费、负担不起游学、买房子，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凡尔赛式的感叹。
第二，占集体便宜，会成为生育的动机，这说明“单身税收——多育福利”政策的有效性。
在集体化时期，粮食以及其他物质财富是按人头分配的，家里人越多得到的越多，人越少越吃亏，所以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1958年，“公共食堂”在我国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全国的公共食堂已经办了340多万个，全国超90%的农民都是在公共食堂吃饭。
但是，随后，公共食堂无法提供基本的保障，一直到1961年，它们才被逐渐解散。而到了1961年，粮食供给已经缓过来了。在这个时期，粮食相当于是免费的，生得多，吃得多，都是集体的。这个公共食堂相对充裕的间隙，可以被看作一个促进当时生育率的重要原因。
怎么让单身税听到更多的鹅叫？
更大力度地发补贴是一个办法。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福利源于税收的概念，并不知道他人的福利多了，就等于自己多交税，所以，点明其中的关系，可以更大程度地让人明白，生育是在“占其他人便宜”。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生育和养老金的多少联系起来。生一个孩子，正常领取，多生一个养老金就乘以一个更高的系数，比如1.1、1.2。这是现代福利制度下的养儿防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刘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