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月26日的凌晨，我在北国江城吉林市的一家酒店，4点钟醒来，想到刚刚离去的宗庆后，无法入眠。
于是起来写几句话，为他送行。
一
认识宗总20多年了，初识时，因我是《南风窗》总编，所以虽然和他相差23岁，差不多是两轮生肖，他称我为“秦总”。我惴惴不安，跟他说“直接叫名字”吧，之后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他发不出“shuò”这个音的，发的是“suò”，我一直叫他宗总，打电话发短信当面都是这样。
他走了，我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对他并不陌生，邀请他参加过活动，专门去看过他，也做过数次文字、电视的采访。更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些活动上见面，我总是走到他身边，向他请教。
去年春，央视录制《对话》“老友记”，要我作为嘉宾在北京连录几期，结果因为在上海有事，前两期的向文波、董明珠我录了，他的这一期我没有参与，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5月我到杭州出差，突然很强烈地想见见他，就给他发短信。隔了一阵，收到一个电话，是他秘书回的，说宗总让她回电话，他最近身体有点问题，但已经基本好了，从医院回到家调养，要休息一阵，隔一段时间欢迎你再来。
我整日忙碌，加上粗心，竟没有多想一层，他其实生了场大病。倘若想到这一层，无论如何是可以去看他的。
二
此刻如果有人问我，你对宗庆后的印象是什么？我不会像当年说他“在打造市场方面代表了本土企业家的最高水平”，那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方面，现在我会说：他像铁一样坚强，像拉不回头的牛一样执拗，同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有他的困惑。
说他像铁一样，最初是我在《南风窗》工作时，和娃哈哈在广东的对手乐百氏创始人们交流时得出的印象。乐百氏的创业团队有5个人，我和总经理何伯权以及管营销的杨杰强相熟，他们不止一次说到宗庆后的让人生畏。他好像永远不用休息，精神状态上没有一点破绽。而他们虽然是六零后，年轻很多，但在精神战斗力上不时还需要调节、补充。比如何总，很早就找了自己的企业教练。而宗庆后有一种压倒性的强人特质，完全自养自愈，在对手看来是很难熬得过他的。
2008年7月，我到杭州开会，给他打电话说去看他。记得是一个周六，天很热，在娃哈哈老办公楼的办公室里，他穿着拖鞋、大裤衩在工作。
那时正是娃哈哈和达能之争硝烟弥漫的时刻。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对这个题材紧追不舍，在两边交叉求证，故而报道了很多达能一方的声音。我和宗总有些私谊，这次也不是采访，但公务所在，我也直接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说：“你原来的形象一直不错。但‘达娃之争’后，有人说你霸道不守信用，说你逃税，说你煽动民族情绪，说娃哈哈的公司治理有问题，说你退休后娃哈哈怎么办？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宗总是个直率的人。他并不回避。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关于谁霸道不守信用，现在我都不想再说了。如果说我霸道，那也是他们先霸道，我毕竟还没有霸道到‘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逻辑。要是按照他们那一套，什么‘超过1万元的投资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我什么都搞不成。”
“我创业是靠卖冰棍一点一点攒的钱，后来给‘中国花粉’当经销商，有些销售款我不急着给，周转一下，开发了儿童营养液，娃哈哈就是这么来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原罪’的企业家。我没有向政府要创业资金，政府也没有向娃哈哈投入分文资金，而这些年我们的纳税已经超过100亿元。至于我个人的税务问题，人家跟我说扣了点税，我就认为税已经交了，而且我平时的个人税务也是公司财务部门帮助扣交的。而付我钱的人当时不给扣交，到现在却来举报我，用意反而是明显的。幸亏，2006年前的税法规定，交税的责任人是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给钱的人。而且我在税务部门立案前，经过律师提醒，早已补交了。”
“煽动民族情绪？我觉得民族复兴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我佩服韩国人，当然他们有点过头了。年轻人要学点历史，要自强，要有自己的立场，别人的话不能全听的。”
“娃哈哈的公司治理已经是分级授权，很多知识型的人在下面负责，同时他们也竞争上岗，很有活力。大的决策我才拿主意。有人说我让女儿接班，其实她不想做这行。我现在是在抓企业内部，规范制度，制度规范了我就可以退到二线看他们做。”
我一向中庸，劝他还是和为贵，把公司的治理问题解决好。他回答：“我们没有放弃谈，他们想卖股份，但是他们先开了一个500亿元的价格，后来又按照上市公司的评估标准，把价格改成200亿元。我们认为达能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价格，所以价格还谈不拢。”
《第一财经日报》刊登的这篇《“强人”宗庆后》的结尾是这样的：
宗庆后，这个让达能头疼不已、同时也付出了许多个人声誉代价的“强人”，他执拗的自我与商业的天赋结合在一起，精明的计算与“让别人赚钱才能自己赚钱”的意识交织在一起，无论将来他以何种姿态结束商界生涯，他的故事和矛盾都将是很多人欲猜难解的谜语。
我没有问过宗总对我的报道的看法，估计他也没时间看。
2015年我找宗总，为第一财经电视做一期节目，他又讲到自己的创业史，他说自己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十一二点下班，一日三餐都在食堂用餐。因为都在企业里，所以“西湖改造后杭州很多餐馆都不认识”。
这一次他对达能更不客气。后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朔：回顾这一段，您是后悔很多事情没有把握得很好，还是说在合资过程中，您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宗庆后：应该说在合资当中，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世界500强？实际上在饮料行业中，我们中国的大企业，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管理都要好。
秦朔：按照您的说法，它们是纸老虎吗？
宗庆后：我认为中华民族确实很聪明、很勤奋，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团结。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赞同宗总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直言无忌的风格。
三
如今他走了。我在想，这个坚强如铁，又非常自我执拗的人，他的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还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非常经历，造就了他的非常性格。
他是1987年42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业的。此前，他曾在舟山农场挖盐、挑盐、晒盐，在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长达15年的农村劳作让这个“知青”养成了坚韧耐劳的性格。
1979年，因为可以顶母亲的退休岗位，他才回到杭州，当了8年业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抗日战争一样长，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历练，他当然是特别强悍耐劳的人。
其次，可能和娃哈哈的治理方式也有关系。
娃哈哈长期不设立副总经理职位，只有一些部长，大到战略，小到产品设计，营销计划，他几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说，“刚开始办校办企业，领导也给我派了一个副厂长，我坚决不要，我说你要派个副厂长，干脆就让他当厂长，我不干了。构成派系，钩心斗角，这个厂搞不好。再小的事，我都是事必躬亲，要做厂长，你必须要懂业务，人家就忽悠不了你。”
娃哈哈在他领导下是如此成功，这也加强了他的自我、自信的一面。（注：我对娃哈哈近年的组织结构没有了解过，“不设副总经理”是基于对历史状况的描述。）
宗总也不是没有困惑。前些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时，我们有一次碰到，他对我说在广告投放上遇到了很大问题。过去投广告很简单：锁定CCTV，锁定一个区域里面最好的都市报，如果当地有电视频道或卫视在本地收视份额很大，再投电视。现在大家都说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广告，他也投了很多，却没什么效果，而且社交媒体的很多数据都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他说回到了地推的形式，即靠人去推。（注：我对娃哈哈后来的投放方式并不了解，这里的叙述不代表现在的情况。）
在这篇文章最后，我要说一个关于宗总的细节，很重要的细节。
有一次我们谈到民企的发展和命运，他说有高层领导对他说，政府和企业之间要有健康的政商关系，不要搞什么私相授受，但对于他，政府是信任的，有问题可以尽管反映。
一是他是做实体经济的，踏踏实实做了几十年，没有改变过；
二是他很早就参与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工程，在重庆涪陵成立了娃哈哈的首家外地公司，安置了不少移民，之后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领导说，我是承担社会责任的。”
这件事我没有见过报道，我也一直只是作为私人交流内容，从未写过。今天，宗总走了，如果我不写，社会上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我至今记得宗总说这番话的神情。那时，做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家，风光远远赶不上某些新兴行业，而且往往被当成传统老套的代表。宗总多少也有些无奈，但对于始终坚持实体经济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两点，以及政府对他的肯定，他是欣慰的，他也有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定力和从容。
宗总安息！我们会永远记住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