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月26日的凌晨,我在北国江城吉林市的一家酒店,4点钟醒来,想到刚刚离去的宗庆后,无法入眠。


于是起来写几句话,为他送行。



认识宗总20多年了,初识时,因我是《南风窗》总编,所以虽然和他相差23岁,差不多是两轮生肖,他称我为“秦总”。我惴惴不安,跟他说“直接叫名字”吧,之后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他发不出“shuò”这个音的,发的是“suò”,我一直叫他宗总,打电话发短信当面都是这样。


他走了,我有一种深深的遗憾。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对他并不陌生,邀请他参加过活动,专门去看过他,也做过数次文字、电视的采访。更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些活动上见面,我总是走到他身边,向他请教。


去年春,央视录制《对话》“老友记”,要我作为嘉宾在北京连录几期,结果因为在上海有事,前两期的向文波、董明珠我录了,他的这一期我没有参与,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5月我到杭州出差,突然很强烈地想见见他,就给他发短信。隔了一阵,收到一个电话,是他秘书回的,说宗总让她回电话,他最近身体有点问题,但已经基本好了,从医院回到家调养,要休息一阵,隔一段时间欢迎你再来。


我整日忙碌,加上粗心,竟没有多想一层,他其实生了场大病。倘若想到这一层,无论如何是可以去看他的。



此刻如果有人问我,你对宗庆后的印象是什么?我不会像当年说他“在打造市场方面代表了本土企业家的最高水平”,那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方面,现在我会说:他像铁一样坚强,像拉不回头的牛一样执拗,同时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有他的困惑。


说他像铁一样,最初是我在《南风窗》工作时,和娃哈哈在广东的对手乐百氏创始人们交流时得出的印象。乐百氏的创业团队有5个人,我和总经理何伯权以及管营销的杨杰强相熟,他们不止一次说到宗庆后的让人生畏。他好像永远不用休息,精神状态上没有一点破绽。而他们虽然是六零后,年轻很多,但在精神战斗力上不时还需要调节、补充。比如何总,很早就找了自己的企业教练。而宗庆后有一种压倒性的强人特质,完全自养自愈,在对手看来是很难熬得过他的。


2008年7月,我到杭州开会,给他打电话说去看他。记得是一个周六,天很热,在娃哈哈老办公楼的办公室里,他穿着拖鞋、大裤衩在工作。


那时正是娃哈哈和达能之争硝烟弥漫的时刻。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对这个题材紧追不舍,在两边交叉求证,故而报道了很多达能一方的声音。我和宗总有些私谊,这次也不是采访,但公务所在,我也直接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说:“你原来的形象一直不错。但‘达娃之争’后,有人说你霸道不守信用,说你逃税,说你煽动民族情绪,说娃哈哈的公司治理有问题,说你退休后娃哈哈怎么办?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宗总是个直率的人。他并不回避。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关于谁霸道不守信用,现在我都不想再说了。如果说我霸道,那也是他们先霸道,我毕竟还没有霸道到‘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逻辑。要是按照他们那一套,什么‘超过1万元的投资都要做可行性研究’,我什么都搞不成。”


“我创业是靠卖冰棍一点一点攒的钱,后来给‘中国花粉’当经销商,有些销售款我不急着给,周转一下,开发了儿童营养液,娃哈哈就是这么来的。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原罪’的企业家。我没有向政府要创业资金,政府也没有向娃哈哈投入分文资金,而这些年我们的纳税已经超过100亿元。至于我个人的税务问题,人家跟我说扣了点税,我就认为税已经交了,而且我平时的个人税务也是公司财务部门帮助扣交的。而付我钱的人当时不给扣交,到现在却来举报我,用意反而是明显的。幸亏,2006年前的税法规定,交税的责任人是扣缴义务人,也就是给钱的人。而且我在税务部门立案前,经过律师提醒,早已补交了。”


“煽动民族情绪?我觉得民族复兴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我佩服韩国人,当然他们有点过头了。年轻人要学点历史,要自强,要有自己的立场,别人的话不能全听的。”


“娃哈哈的公司治理已经是分级授权,很多知识型的人在下面负责,同时他们也竞争上岗,很有活力。大的决策我才拿主意。有人说我让女儿接班,其实她不想做这行。我现在是在抓企业内部,规范制度,制度规范了我就可以退到二线看他们做。”


我一向中庸,劝他还是和为贵,把公司的治理问题解决好。他回答:“我们没有放弃谈,他们想卖股份,但是他们先开了一个500亿元的价格,后来又按照上市公司的评估标准,把价格改成200亿元。我们认为达能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价格,所以价格还谈不拢。”


《第一财经日报》刊登的这篇《“强人”宗庆后》的结尾是这样的:


宗庆后,这个让达能头疼不已、同时也付出了许多个人声誉代价的“强人”,他执拗的自我与商业的天赋结合在一起,精明的计算与“让别人赚钱才能自己赚钱”的意识交织在一起,无论将来他以何种姿态结束商界生涯,他的故事和矛盾都将是很多人欲猜难解的谜语。


我没有问过宗总对我的报道的看法,估计他也没时间看。


2015年我找宗总,为第一财经电视做一期节目,他又讲到自己的创业史,他说自己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十一二点下班,一日三餐都在食堂用餐。因为都在企业里,所以“西湖改造后杭州很多餐馆都不认识”。


这一次他对达能更不客气。后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秦朔:回顾这一段,您是后悔很多事情没有把握得很好,还是说在合资过程中,您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宗庆后:应该说在合资当中,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什么世界500强?实际上在饮料行业中,我们中国的大企业,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管理都要好。


秦朔:按照您的说法,它们是纸老虎吗?


宗庆后:我认为中华民族确实很聪明、很勤奋,从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团结。


说实话,我个人并不赞同宗总的一些观点,但我尊重他直言无忌的风格。



如今他走了。我在想,这个坚强如铁,又非常自我执拗的人,他的性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还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非常经历,造就了他的非常性格。


他是1987年42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业的。此前,他曾在舟山农场挖盐、挑盐、晒盐,在绍兴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长达15年的农村劳作让这个“知青”养成了坚韧耐劳的性格。


1979年,因为可以顶母亲的退休岗位,他才回到杭州,当了8年业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与抗日战争一样长,一样艰难”。因为这些历练,他当然是特别强悍耐劳的人。


其次,可能和娃哈哈的治理方式也有关系。


娃哈哈长期不设立副总经理职位,只有一些部长,大到战略,小到产品设计,营销计划,他几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说,“刚开始办校办企业,领导也给我派了一个副厂长,我坚决不要,我说你要派个副厂长,干脆就让他当厂长,我不干了。构成派系,钩心斗角,这个厂搞不好。再小的事,我都是事必躬亲,要做厂长,你必须要懂业务,人家就忽悠不了你。”


娃哈哈在他领导下是如此成功,这也加强了他的自我、自信的一面。(注:我对娃哈哈近年的组织结构没有了解过,“不设副总经理”是基于对历史状况的描述。)


宗总也不是没有困惑。前些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时,我们有一次碰到,他对我说在广告投放上遇到了很大问题。过去投广告很简单:锁定CCTV,锁定一个区域里面最好的都市报,如果当地有电视频道或卫视在本地收视份额很大,再投电视。现在大家都说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广告,他也投了很多,却没什么效果,而且社交媒体的很多数据都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他说回到了地推的形式,即靠人去推。(注:我对娃哈哈后来的投放方式并不了解,这里的叙述不代表现在的情况。)


在这篇文章最后,我要说一个关于宗总的细节,很重要的细节。


有一次我们谈到民企的发展和命运,他说有高层领导对他说,政府和企业之间要有健康的政商关系,不要搞什么私相授受,但对于他,政府是信任的,有问题可以尽管反映。


一是他是做实体经济的,踏踏实实做了几十年,没有改变过;


二是他很早就参与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工程,在重庆涪陵成立了娃哈哈的首家外地公司,安置了不少移民,之后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领导说,我是承担社会责任的。”


这件事我没有见过报道,我也一直只是作为私人交流内容,从未写过。今天,宗总走了,如果我不写,社会上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我至今记得宗总说这番话的神情。那时,做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企业家,风光远远赶不上某些新兴行业,而且往往被当成传统老套的代表。宗总多少也有些无奈,但对于始终坚持实体经济和承担社会责任这两点,以及政府对他的肯定,他是欣慰的,他也有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定力和从容。


宗总安息!我们会永远记住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