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社工”，困难群体是我们团队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我除了做健康促进、倡导“医养融合”等方面的工作，还为辖区内的失独家庭和残独家庭（独生子女伤残）提供服务，如社会资源连接、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心理慰藉、陪同休闲娱乐、危机干预等。
每年，市政府都会为失独、残独家庭提供免费的体检，社工也需要参与其中——因为有些失独的父母年龄偏大，存在行动或沟通障碍，需要社工带领。还有些独生子女有智力或精神残疾，父母去做检查了，社工就要在一旁照顾。
2022年6月的一天，我领着一个智力三级残疾的少年去耳鼻喉科做检查，路上遇到了同事纯如。当时纯如正用轮椅推着一个头发灰白的阿叔往前走，一个阿姨跟在一边，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阿姨和我对视，微笑着朝我点头。
当天体检的人比较多，临近上午10点半，我们一行人还在等候B超室叫号。我主动问纯如：“检查项目还剩得多吗？”
纯如摇摇头，说只剩一个B超就结束了。看着她被汗水打湿的发鬓，我拍拍她的肩膀说“辛苦啦”，她还没来得开口回应，一旁的阿姨有些愧疚地说：“今天真的辛苦你了纯如，推着峰叔走来走去，他腿脚无力，做什么都比别人慢，还得顾着我做检查，多亏有你在。”
纯如对我讲，这位是峰叔的妻子花姨，已经73岁了。花姨个子不高，头发短而花白。峰叔比她还大5岁，有些耳背，需要别人提高音量才能够交谈。2019年，峰叔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双腿无力，无法长时间稳定行走。他们唯一的儿子已经去世，只剩老两口相依为命。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想起自己驻点的医院最近推出了一项居家上门服务，可以安排医生、护士、护工、社工等专业人员上门提供部分医疗和养老服务。这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人来说十分便利，于是我就向花姨做了简单的介绍。
花姨听后很高兴：“那太好了，我们住在楼梯房，年纪大，膝盖磨损得厉害，别说他，我走起来都吃力。以后年纪再大一点，都好难出门了。我想有个人能陪他下楼在公园里散散步，他在家太懒了，不愿意走，别人说的话他很愿意听，我叫他就不动，所以就算花点钱也无所谓。”
花姨问我有没有相关的宣传单，想拿回去仔细看看。可惜我当时没带，便表示可以和纯如一起上门探访，向她介绍服务内容以及做需求评估。
一个月后，我和纯如去到了花姨家。那是一个老旧小区，楼栋门口有一扇大大的镂空式铁门，一楼的楼道左侧放了几辆自行车，车座和车头上都落满了灰。右侧的墙上挂了一排锈迹斑斑的信箱，由于大部分螺丝松动了，信箱都歪歪扭扭地倒着。
花姨家住四楼，上楼时，我发现水泥色的楼梯很窄，只能勉强让两个人并排通过。台阶的高度也不一致，有时步子要迈大一点，有时要迈小一点，一不留神很容易踩空。
到了地方，纯如一边拍门一边喊“花姨”。一时没有人开门，倒是小狗先“汪汪汪”地叫起来。听见我们来了，花姨在屋里急忙回应，我们听见她将小狗往旁边赶，之后门摩擦到了地板，发出了艰涩的“吱吱”声。
花姨的家是一套两居室，客厅宽敞明亮，但装修简单，一眼望去，家具很少，有些空荡荡的。峰叔正躺在客厅的木沙发上午休，看到我们，笑了笑，招呼我们坐。花姨却提高嗓门让他起来，“要有礼貌”。峰叔乖乖照办，他用双手撑着沙发，慢慢坐了起来。
上次体检完之后，花姨住院了，纯如向她了解情况，她眉眼间的笑意瞬间消失，眉头皱了起来：“住院的前几天，我的头都一直晕晕的，但是我也没在意，那天下午我在搞卫生，又突然头晕得厉害，心也跳得很快，我很怕自己突然晕倒，就赶紧坐下了。后来我打电话咨询社康的家庭医生，医生叫我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说我血管堵塞……”
我和纯如都是一脸的揪心，老人家最怕摔，很容易中风，幸运的是当时花姨没有晕倒，还及时坐下了。后来，医生建议花姨赶紧住院，她却不放心留峰叔一个人在家——他腿脚不便，站不久，没办法自己煮东西吃，独自洗澡就更危险了。
无奈之下，花姨联系了社区工作站反映了需求，工作人员帮她招募了一个志愿者，“这个志愿者很善良的，我住院的时候，他每日负责峰叔的一日三餐，夜晚峰叔在浴室冲凉，他就在客厅等，等他洗完了澡才回去”。
医生建议花姨住院半个月，可还没到时间，她就要求出院。纯如不理解，劝她应该遵医嘱，花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人帮肯定好啦，已经麻烦人家好几天了，何况十几天，我不好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身体已经没什么不舒服了。”
我问花姨想得到怎样的上门服务。她回头无奈地看了峰叔一眼，说老伴以前很喜欢踩单车，喜欢在公园里坐坐，虽然现在腿脚没那么方便了，还是喜欢出去。可她自己的膝盖有问题，一用力就会痛，推不了轮椅，就想找人推峰叔去公园活动一下，不要整天在家坐着。
“我和他整天待在一起，也没什么话题，希望有人能陪他聊聊天，避免老年痴呆。我看他啊，现在都有点老年痴呆了。”可能是想起了什么趣事，花姨又哈哈笑起来。
其实上次在体检中心交流后，我已经将花姨家的特殊情况反馈给了医院护理部的主任。主任认为我们在尽量满足花姨需求的同时，还要给到她最优惠的价格，相较之下，提供社工服务是最合适的——一来，社工更有爱心，陪伴老人更具人文关怀；二来，目前有且只有社工提供的服务在平台上不需要缴纳服务费，虽然要收取一定的上门费，但这部分费用的80%有民政部门补贴支持。
于是，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二
我第一次去花姨家的时候，小白还装作强势朝我汪汪叫，但第二次上门，它已经乖乖地躺在我脚边，随便我摸它的头了。花姨说小白原是邻居家的狗，邻居要搬家，没办法继续养，就把小白送给了她。那时她的儿子已经离世，她想着养只小狗也许可以转移部分注意力，让家里热闹一点，就收留了小白。这一养，就是16年。
简单聊了聊，我就要带峰叔去散步了。第一次陪老人下楼，我心里很害怕。平日里，峰叔在平地上走都颤颤巍巍的，十分缓慢，更别说下四层楼了。花姨也不放心，牵着小白走在峰叔的前面，让我提着热水壶和轮椅坐垫跟在峰叔后面。
我似乎低估了峰叔，因为楼梯不宽，他可以一手扶墙，一手撑着楼梯扶手，慢慢地往下挪。不一会儿，他走累了，就站在原地休息，等缓够了，再继续往下走。我时刻关注着他，生怕发生什么闪失，好不容易到了一楼，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花姨让我们稍等，她要去楼梯间把轮椅搬出来。老楼的楼梯间地势低洼，要下两层台阶才能到，尿骚味从那儿飘散出来，墙角还结了不少蜘蛛网。花姨个子矮小，搬东西吃力，我提出帮忙，她却说不用，只让我牵着小白，盯紧峰叔：“买了轮椅以后，一直是我一个人搬，我有技巧。”
下到楼梯间，花姨先将轮椅上的锁打开，又仔细折叠、收好了那张白色的防尘塑胶布。之后她倒退着出来，想一口气把轮椅拉上两层台阶。可能是因为台阶太高了，可能是因为力气不足，轮椅突然滑下去，车轮在地上砸出了“砰”的一声。我紧张得鼻尖冒汗，连忙提醒花姨慢慢来，要小心。第二次，她弯下腰，降低重心，终于将轮椅顺利地挪了出来。
看花姨这么费劲，我不忍心，就问她要了一把钥匙。之后每次我上楼前都会先把轮椅挪出来，免得她抢着干这份活。
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个小公园，我推着峰叔往前走，发现轮椅一侧的脚踏板很难收起，刹车也不太容易按下，便问：“这个轮椅买了很久吗？”
花姨说这轮椅才买了几个月而已。我怕她被骗，问她在哪儿买的，花了多少钱。
花姨说这个轮椅才400多块钱，是在拼多多上买的：“我推他太费力了，我们平时很少用的，所以随便买了一个。以后就要多多麻烦你了。”
“不麻烦啊。”我感叹道，“你好厉害，会用拼多多买东西，我外婆年纪和你差不多，她只会用手机接打电话。”
花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用手扫了扫裤腿上的灰，无奈地说：“慢慢研究，慢慢学咯。小兰啊，其实不是我想学，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买方便，如果我学不会，买东西很麻烦的，家里没有一个年轻人，峰叔又基本不管家里的事，也管不了，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我以为的“厉害”，是不得不的坚强，在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人可以依赖。
闲聊了一会儿，花姨牵着小白去散步了，峰叔就静静地坐在石椅上，看着路上往来的人群，偶尔也抬头看看天空。峰叔跟我说他喜欢来这里，“在树荫底下吹吹风，很舒服”。
为了拉近距离，我主动问起峰叔的经历。可能是太久没有和别人聊起这个话题，他来了兴致，面带笑意地说：“我1982年就来了深圳，没多久，你花姨也过来了。”说着，他抬起双手做出驾车的动作：“以前的那些大巴车啊，我维修的，我是专门修车的，你花姨是长途汽车售票员。”
细数着，他们来深圳已经40年了，我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峰叔问我是哪里人，现在住在哪儿——其实这些花姨都问过了，他也在旁边，只是他听力不好，又经常打瞌睡，没有听到，我就又大声回复了他。
小公园里除了我和峰叔，还有一个大叔，来得很规律，每天下午1点多来，5点按时回家。峰叔跟我介绍，他叫老钟，家住在附近，因为喝了假酒，导致右半身无法自由活动。
第一次见面，钟叔主动跟我打招呼，之后问我是谁，来干什么，我都一一回答。
他又问峰叔：“你老婆去哪儿了？”
峰叔没听清，我便替他回答，说花姨遛狗去了。
谁知钟叔突然变了脸色，斥责道：“人都不管，整天顾着条狗。”
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花姨有意见，只好假装没听见。
夏季天黑得晚，傍晚6点，花姨带着小白回来了，她站在花坛旁的小道上扯着嗓子对峰叔喊：“到时间了，要回去咯。”
峰叔有些意犹未尽：“天都没有黑，这么快走干嘛。”
花姨笑着指了指我，说，小兰要下班了。陪同服务的下班时间是5点，但想到峰叔下楼一趟不容易，我说没关系，可以再坐坐。或许是意识到我回家要坐很久的地铁，峰叔又转头说要回去了。
我看出他的不舍，再次确认：“真的回去吗？我下次过来就是后天了。”
他点点头，用双手撑着石板椅，慢慢站起来。轮椅放在人行道的边上，走过去还有一小段距离。他用棍子撑地，一点一点地向前挪步，我在旁边搀扶着。
三
去花姨家上门服务了几次，我又认识了他们三楼的邻居。那个阿姨姓冯，82岁，丧偶独居。她有2个女儿，一年大概只回来2次。冯姨年纪大了，最不喜欢买菜做饭，每次她都多做一点，吃上好几顿。但每天下午3点，她都会出门遛弯。
一次我们遇见，我说：“冯姨，你每天出门都好准时呀。”
冯姨叹了一口气，摆摆手说：“一天的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了，不出去走走好难熬。人老了真的变得好糟糕。落地哭三声，好孬命生成。”
花姨告诉我，有一次冯姨在家摔倒了，站不起来，身边没人，她只能慢慢地爬向大门口呼救，后来是上楼的人送她去医院的。
我问：“她有没有打女儿的电话？”
花姨说：“打了，没人接。”
后来我发现花姨家的厕所没有安装扶手，峰叔如厕后需要扶着光滑的墙面才能勉强站起。他本就腿脚不好，这样很危险，于是我为他们申请到了免费的扶手和防滑垫，安装在厕所里。我还带花姨去残联申请了辅具用具的购置补贴。我向评估人员做了情况说明，出示了峰叔的残疾证和日常生活行动不便的视频，最终峰叔通过了评估，获得了一辆崭新的轮椅。
花姨非常感激，觉得和我很投缘：一方面，我俩的老家相隔不远，会说同样的方言；另一方面，她认为我对峰叔特别有耐心。其实我也喜欢和他们相处，在办公室待久了，我愿意陪他们出去晒晒太阳，聊聊天。而且他们的年纪与我外公外婆相仿，总让我有种亲切感。
一次，我到了，峰叔还在呼呼大睡。他的性格有些拖拉，有时到了该下楼的时间，他要么说自己刚吃饱，需要坐着歇歇，要么说休息得不够，需要再打会儿瞌睡才能恢复体力。
我去叫峰叔起床，他翻了个身，睁眼看了我一下，说：“你来啦。”然后把右手搭在脸上，闭上双眼，说还要闭目养神一下。
我被逗笑了，花姨哭笑不得，露出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把双手搭在花姨的肩膀上，把她推向客厅：“没关系，等他觉得休息好了再下去也可以。”
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花姨突然问我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答“3个”，她说：“那挺好的，你妈妈就享福了，有儿有女，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我说：“长大是长大了，但说到让她享福，我们还得努力呢。”
花姨说知道要努力就好，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有那份心已经很好了。”
那天天气阴沉，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但并不闷热。客厅的窗开着，窗外的叶子摇曳，偶尔有风吹进来，凉凉的，很惬意。突然，花姨戴起了老花镜，她打开手机相册，一直往上拉，好像是在找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点开了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这是我的小孩柏瑞，1岁多的时候拍的。”
照片里，一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正乖乖地坐在凳子上，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熊。他的小脸贴着小熊，眼睛像弯月，笑得十分甜蜜。我说他“好得意”，花姨将照片放大了，说：“是啊，小时候好得意的，又听话。”
说着，她又点开了一张四人合照，是在海边拍的。2个小孩站中间，花姨和她姐姐站在两边。当时，花姨揽着满了8岁的儿子，头发湿嗒嗒的，柏瑞左手摆出“剪刀手”，右手托着游泳圈，笑得格外灿烂。
虽然戴着老花镜，我还是看到花姨红了眼圈。她哽咽了：“小兰啊，他走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看他的照片。我没有办法看他的照片。是这几年，我才会偶尔看看他的照片。”
我轻轻抚摸花姨的后背：“现在敢看了，说明你在慢慢放下了。”
花姨把眼镜摘下，按住眼睛，把眼泪抹去：“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件事。还是要靠时间，用时间慢慢淡忘自己的痛苦。”
四
孩子在花样年华时凋落，对父母来说，是巨大且沉痛的打击。纯如曾跟我提起，柏瑞是因为意外离世的，但具体原因她也不清楚。我想，既然花姨主动提起了柏瑞，有些话说出来或许会更舒坦，于是我问她：“可以跟我讲讲柏瑞是怎么走的吗？”
花姨的背慢慢靠在沙发上，说起了那天的事。
1995年的一天，花姨在自家的房间里，突然听到楼下的邻居拼命地喊她的名字，叫她快点下楼：“出事了出事了！”她立即下楼，却看到儿子躺在血泊中，双腿一下子就软了，跪了下来。
当时柏瑞刚过20岁生日，却已经确诊抑郁症2年多了，他整天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的。那时大家对抑郁症还不了解，有人说他身上有“脏东西”，于是峰叔就外出求神婆帮忙。就是峰叔离家的那天，柏瑞去了七楼楼顶。后来警察勘查了现场，判断柏瑞曾坐在没有安装护栏的楼顶边上，可能是想站起来，但没有站稳，就失足掉了下去。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疯婆子，坐立难安，就像丢了魂一样，起不来床，整天整天地躺着，很痛苦。”花姨的语气很平静。
“那峰叔呢？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怎么样？”
花姨转头看了一眼峰叔的卧室房门，说：“他的状态比我好。当时我根本不能提这件事，一想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掉，他还能和同事聊一下。”
失去独子后，花姨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们夫妇也曾尝试用备孕来冲淡痛苦，但她怀了2次，都是在3个月左右就没了胎心。
“人心很复杂，不知道单位里哪个人跟他说，可以借别的女人的肚子去生仔，他回来跟我说，我没同意。他向我保证，说孩子生下之后，他不会和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我还是不同意。等孩子真的生下来，会有很多麻烦的，很多事情是讲不清楚的。”
我有些震惊：“那后来呢，峰叔还坚持吗？”
“我不服气，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没问题，就和他写了协议书，一起去医院做检查，看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如果是我的问题，我同意他去找别的女人生孩子，但是如果是他的问题，就从此不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做完检查，发现确实是他的精子质量不好，存活率太低了。之后他遵守协议，再也没有和我提这件事了。”
对花姨来说，当时最大困扰还有别人的指指点点。有时，一些人会直接问她：“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老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话真的刺痛了她，她不想回应，一般都是不出声或者直接走开。有时一群相熟的女人明明聊得很热闹，花姨一走过去，她们就突然不出声了，“我猜她们是在讲我们家的事情”。
我听得既难过又生气，花姨看了我一眼，又如往常一样哈哈地笑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了，现在没什么了，大家慢慢淡忘了这件事，我就轻松很多了。”
时间会冲淡很多事情，但完全遗忘自己养育了20年的孩子太难了。人多的时候，花姨同旁人一样该吃吃，该笑笑，但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流泪。
花姨说，好在政府将他们这些失独、残独的同命人组织起来，又购买了社工服务，安排社工定期随访。到了节日，经常组织策划社区活动邀请他们参加，大家一起出游、做手工、聚餐，这种“抱团取暖”，给了她一些走出来的勇气。
我有些心疼花姨。之前我看她总是很容易被别人的三言两语逗笑，还以为她就是一个乐观、坚强的人，没想到她内心的苦痛那么多，藏得那么深。
五
一晃就到了冬天，12月26日早上7点，我打开微信，看到花姨在凌晨12点多给我发了信息。她说峰叔入院了，她想让我陪她拿些生活用品去医院。我马上打电话过去，才知道昨天下午峰叔上厕所时不小心摔跤了，但由于疫情刚放开，本区的医院没有床位空缺，只好安排他去另一个区住院。
8点，我到了花姨家，她已经将东西都收拾好了，还真不少：衣物，水桶，水盆，晾衣架，饭碗，筷子，油盐，还有1箱米粉，1袋橙子。花姨说她请了个男护工，因为临近过年，护工难请，价格也贵，一天要350块，还得包三餐，所以她带米粉去自己做，可以省些伙食费。
我打算下单网约车，这样下楼就可以上车了，但花姨却觉得拦出租车更方便：“我以前也试过用网约车，但约了几次，车到了之后，司机看到有轮椅，就叫我取消用车。”她猜测网约车司机可能是嫌弃峰叔行动缓慢耽搁时间，或许是觉得要帮忙搬轮椅太麻烦了。她笑了笑，说她可以理解。
我也可以理解那些赶时间养家糊口的人。这个世界很现实，人现实一点也没错，但总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跨越那些现实，去成为一个有爱、温暖的人。在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的时候，尤其可以这样，毕竟谁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峰叔已经躺在病床上睡着了，花姨把东西放下后，靠在他的耳边说：“小兰过来看望你了。”峰叔睁开双眼，偏了头，发出“嗯？”的一声，接着，又缓缓闭上了眼睛，扯了扯被子，将头遮了起来。
我陪花姨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回来的时候，护工已经帮峰叔坐在了椅子上了。我这才发现，峰叔下半身插了导尿管，他的身体时而偏向左侧，时而偏向右侧，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再仔细看，他鬓角的头发有些长了，白胡子也长了好多，他双眼空洞无神，跟我上一次见他的时候相比，憔悴了许多。
回到花姨家楼下已经是下午1点了，我们在附近随便吃了一顿自选餐。吃饭时，花姨说来回打车有些贵，她打算以后坐地铁去医院，但不知道具体的路线。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告诉她需要转2条线，到站后还要走10分钟，全程一共要花差不多45分钟。
花姨自嘲道：“哈哈，我走肯定不止45分钟，我膝盖疼，走得慢，可能要花1个钟。”
我怕花姨忘了，又将路线用文字写清楚发给她。我提醒她也要注意休息，峰叔那边有护工，不需要过于担心。花姨表示知晓。
因为不想让花姨特意迁就我下班的时间，后面我独自去看了峰叔2次。第一次，护工说峰叔刚吃完药睡下，看他睡得那么沉，我没有打扰，只跟护工了解了下峰叔近期的情况便离开了；第二次，护工正在给峰叔喂粥，粥是花姨送来的，她刚刚离开。峰叔的头发又长了，双眼很浑浊，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仿佛我是个陌生人。
六
2023年1月初，我打电话给花姨，询问峰叔是否出院。花姨的语气轻松了不少，说纯如已经帮她联系了转院，峰叔回了本区医院，医生说年前就可以出院了。
年后，我去花姨家探访，开门的是个高壮的、方脸的中年男人，进屋才知，是峰叔的侄女婿。刚出院的峰叔精神状态一般，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入门，他主动挥手说“你好”。
他家的客厅里多了一张靠背小藤椅，花姨说这是给峰叔用的，他现在不方便下楼，腿脚更加无力，有时天气好，他们就带他上楼顶晒晒太阳，有个藤椅靠背会舒服点。我点点头，峰叔不擅长表达，但花姨总是那么贴心。
峰叔下身的导尿管已经拆了，但还是无法控制大小便，每天都要穿纸尿裤才行。花姨说，一开始他不愿意穿，觉得那是小孩用的。“于是呢，我就拉着他的手，面对面，温柔耐心地跟他说明原因，他就肯乖乖地穿了。”讲到这儿，花姨突然变得害羞。
峰叔130多斤，花姨想翻动他是有心无力了，恰逢侄女婿在老家闲着没事做，便请他来深圳做住家保姆，只照顾峰叔，不用负责家务。后来，花姨私下告诉我，她一个月给侄女婿6000元，相当于把峰叔一个人的退休金都给了他，这还没算上伙食费和水电煤气费。她是一个特别怕麻烦和委屈别人的人，以前两个人生活可以随意应付三餐，但现在有亲戚在，难免要变着花样招呼，于是又多了一种心累。
聊了一会儿，我准备告辞回办公室了，花姨坚持要送我去公交站。一路上，她跟我说了许多难处，比如要是一直请人，他们的经济压力有些大。我只能安慰她，说现在峰叔恢复得不算好，她更不能因为心疼钱把自己给累倒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花姨联系我，说峰叔的腿脚虽不如从前，但可以控制大小便、能自己去上卫生间了，于是她给侄女婿结了工资，又买了一些礼物，让他回老家了。
我替峰叔感到开心，又担心花姨独自照顾他太吃力。花姨说：“小兰，我目前身体还可以，能够照顾他的。现在还不是最难的时候，如果养一个保姆，后面我们都住养老院又生病的时候就很难了。”
想想也是，在深圳，失能老人想进好一点的养老院，每月要支付护理费、住宿费、伙食费，大概在1万元左右。如果生了病，费用只会更高。
5月初，一天凌晨1点多，峰叔突然起床去厨房烧水，不小心烫伤了自己的手。水壶掉落在地，花姨惊醒，她问峰叔烧水要干什么？峰叔又想不起来了。有时两人刚吃饱饭，花姨洗完碗从厨房出来，峰叔就问她：“怎么还不做饭？”
峰叔的认知障碍似乎变严重了，偶尔还会混淆时间。我提醒花姨，要尽早带他去医院治疗，但花姨觉得这个病无法逆转，总是上下楼跑医院也不方便，就没有采纳我的建议。我只好在陪伴的过程中设计一些认知训练游戏，但是峰叔的配合度很低。
5月底，市计划生育协会为峰叔提供了1台电动爬楼机，并招募了1名志愿者，我的陪同服务就暂停了。那名志愿者可以使用电动爬楼机载峰叔上下楼，他又可以去小公园散心了。
10月初，我和纯如再次去花姨家探访，花姨神神秘秘地说：“我本身是不信神鬼这些东西的，但上个星期真的好奇怪。我睡觉好少做梦的，那晚梦到有人一直在追我，那人长什么样我看不清楚，后来我被他追到角落，就吓醒了。”
凌晨2点多醒来，花姨有点口渴，就出了卧室。她发现自家的大门大开，峰叔也不在隔壁房间里，于是她赶紧下楼。快到一楼的时候，她看到峰叔正坐在楼梯上，说想去小公园坐坐。不依靠轮椅，路上也没有扶的东西，峰叔是无法走到小公园的。花姨只好慢慢劝他先上楼，等天亮了再说。于是，两个老人爬几层台阶就歇一会儿，回到房间，已经快3点半了。
从此，花姨就养成了随手反锁家门的习惯。
花姨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她却像讲笑话一般把那些难事讲给我听。我心情沉重，问她是否考虑送峰叔去养老院，但她仍觉得自己目前能应对，还说送他去养老院只会缩短他的寿命。峰叔不爱吃饭堂的大锅饭，花姨又担心养老院的护理员会因为他腿脚不便、头脑不灵活而敷衍。
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独家庭的父母在就医、养老、生活等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思来想去，花姨还是决定把钱省下来，用来应对未来“最糟糕的时刻”。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老二，编辑：罗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