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被送往大连及周边的日本女人已有3万人之多。中国人一见日本女人就喊，“你卖多少钱”。听说日本人娶娼妓为妻，连苦力都看不起日本人，说“日本完蛋了”。
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狂飙迈向近代国家的日本，国力不断增长，但土地依旧贫瘠。无以为生的少女们，不得不去异国他乡讨生活，她们或是自愿，但多是被骗，藏身船舱，本想到海外寻条出路，却被迫接客成了妓女。
她们就是唐行小姐，是人贩子眼中均价500日元的商品，是世人眼中的偷渡女、海外丑业妇、日本之耻，是被“祖国”献祭给受压迫民族的供品。但她们同样也是被卖时只有十二三岁的少女，也曾被故土温柔以待过。
故乡的女儿啊，即使寒风灌满胸脯，也乐于用肌肤余温去温暖他人。即使被亲人抛弃，但一想到故乡，还是会露出或欣慰、或洒脱、或羞涩、或坦然的笑意。
作家森崎和江在日据时期的朝鲜出生长大，所以她始终对朝鲜和殖民地有一种原罪意识，一生保持着对日本和日本社会的批判。《唐行小姐：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向我们展示了这群日本近代“弃民”不为人知的苦难历史。
本文摘取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的大连，被拐的少女们挣扎、自救、逃离，和中国马贼一起反日反俄，但更多的玉碎香消，而母国日本背叛了这群女孩。
大连悲歌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二月，日俄战争正酣时，日本准许国内平民前往占领地大连。当时，约七八百名工商业者渡往了大连，但该市旅馆并不多，仅大连旅馆和辽东旅馆两家营业。很多日本人不得不借住民居。
大连旅馆和辽东旅馆听上去气派，实则内里简陋，不仅客房狭窄，还都是些多人间。这两家旅馆的收费还奇高，一晚房费要35日元，放在当时也是令人咋舌的价格。但因为这里有五六个小姐，工程承包商和前线回来的军人还是愿意花高价住进来。除了这几个小姐，大连的
海军俱乐部还有五六个。当时的大连，只有不到20个日本小姐。
而到了那年夏天，大连就已有70多家料理店和800名娼妓。这些料理店基本是暗娼窟。奔赴前线的军人以及战场归来的士兵，经常前来光顾，纵情冶游。
无论是叱咤三军的军人，还是自诩世界商人的豪杰，一旦听到日本女人来了，就如嗅到砂糖味道的蚂蚁般蜂拥而至。无论平日里多么气焰嚣张的男子，到了这里都变得一文不值。（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六日，《福冈日日新闻》）
大连旧称达尔尼。明治三十八年，日军占领该地后，辽东守备军下令改称大连。在此之前，大连是俄国的租借地。为了挽留中国苦力，俄国人在此设立了戏院和妓院。当时就有唐行小姐被送到了这里。开战前夕，大连大约有40名日本娼妓、200多名中国娼妓、十几名俄国娼妓和7名朝鲜娼妓。然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妓院关门了，娼妓们也消失了。
不久后，日军占领了大连，这里开起了日式妓馆。第一家开在东乡路上，老板是福冈县小仓的河村启介。妓馆里除了天草女人，还有福冈县远贺郡的煤矿女、小仓的街头暗娼等。当河村带着这些女人从门司起航时，送行的人们纷纷祝福他：“早点赚大钱回来哟！”
大连娼妓赚到的钱要与老板四六分成，小姐拿六份，老板拿四份。女人们每天都从野战邮局往老家寄钱。刚开始，一人一天寄出的钱基本都在100日元以上，有的甚至能寄出四五百日元。但随着大连娼妓的不断增多，她们很快陷入了同国内娼妓一样的困境。低级私娼也愈发多起来，她们主要做那些没钱进妓馆消费的低级士兵和体力劳动者的生意。
或是因为前往大连需要陆军省的批准，偷渡随之变多了。这段时间在门司被发现的偷渡女，从多到少排序，其出生地依次为：爱媛、高知、广岛、山口、福冈、佐贺、长崎、大分、熊本，而拐匪基本都是广岛、爱媛、福冈和长崎人。
明治三十八年八月，日俄开始和谈，和约尚未签订之际，“现如今大连市内到处是偷渡来的日本女人，约有千人之多”。“好色之徒见召妓越发便宜，很是开心；与之相反，妓女们不再像从前那般抢手，处境变得艰难。”嫖资也越来越少了。
大连在辽东守备军治下，于该年年末开设了游廓（妓院），也就是逢坂町。不久后，“关东州民政署”接管了大连的行政事务，颁布了《贷座敷规则》。这标志着大连公娼制度的开始。《福冈日日新闻》报道称：“由是观之，这证实了日本政府对满洲的经营始于开设淫窟。”
此时，被送往大连及周边的日本女人已有3万人之多。中国人一见日本女人就喊，“你卖多少钱”。听说日本人娶娼妓为妻，连苦力都看不起日本人，说“日本完蛋了”。还有日本人开的料理店，料理只是添头，卖淫才是主业。
娼妓的私生子和死胎越来越多，私生子都被卖给了中国人。女孩们陷入无计可施的惨境。生了病的娼妓在市内垃圾场里徘徊、拾荒。有的甚至只有十四五岁。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后，大连沦为日本租借地。而上述娼妓的惨状，也随之逐渐蔓延到中国东北全域。
“满洲到处可见日本人经营的魔窟。据本年（明治四十年）五月的调查显示，大连有艺伎167人、陪酒女282人、娼妓113人、中国妓女76人，共计700余名娼妓。除此之外，无登记许可的暗娼更是不知几何。”在奉天，“1500个男人养着500个娼妓，差不多三个男人对应一个娼妓的比例。”“俄国人和中国人普遍看不起日本人。俄国虽然也有很多妓女，但难望日本之项背。俄国妓女大多事出有因，有的是丈夫服刑去了，有的是自己服过刑。不像日本人，那么多处女直接卖了贞操当妓女，实在叫人慨叹不已。”（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冈日日新闻》）
就这样，唐行小姐被完全纳入了国家的公娼制度之中。不只是租借地，凡是日本统治所及之处，情况都是如此。中国东北自不必说，在中国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唐行小姐均以公娼、私娼进行区分，并受日本警察权管辖。
日本还试图将唐行小姐的这一管理模式推广至中国香港、新加坡为首的南方地区，并顺势将国家势力拓展至该地。但南方早已被西欧诸国殖民瓜分，日本以这种方式确立其统治权的企图，显然不为西方列强所容忍。日本只能在此开拓商品市场。
日俄战争和日韩合并后，菲律宾当地盛传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菲律宾。亚洲人本以为日本增强国力是为了将西欧人赶出亚洲，但日本的所作所为完全击碎了这一幻想，他们对日本也愈发戒备。南方华侨对日货的抵制运动愈演愈烈，日本妓馆也被波及。而唐行小姐们，本与流亡西欧殖民地的形形色色的亚洲人一样，同在这片土地上沉浮挣扎，却因为国家的侵略行径，开始被人们区别对待。原本并无国籍、只不过是“女人”的唐行小姐，被贴上了“日本女人”的标签。
对于唐行小姐的历史而言，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力增强的日本解放了唐行小姐。从那些流向亚洲北部并在此契机下被纳入国家管理的日本女人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唐行小姐并非得到了解放，也并非得到了保护，而是从国家的不完全支配沦为了彻底的支配之中。阿美和大连娼妓就是例证。
作为殖民地的大连，城市建设正在推进。
码头上堆满了从各地运来的大豆。日本人治下的满洲铁路，运来了人力和货物。谁也无暇顾及在这片“新领土”上徘徊的娼妓。只有大连青年会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收留了患病的娼妓，并成立了妇女之家，提供相应的保护。
该妇女之家主要由大连青年会干事益富政助等人负责管理。日俄战争时期，他们同情那些十三四岁妓女的悲惨遭遇，为她们赎了身，将她们送往东京救世军开设的妇女之家。除此之外，国内再无保护女孩的机构了。战争后，青年会也在为女孩提供保护。但因为需要的费用和人手都不足，而需要保护的少女又委实太多，这项工作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四月移交给了救世军，大连妇女之家也改称为大连妇女救济所。
此后的一年半时间，此处共收容了236名女孩，其中还有十二三岁的少女。据益富政助记载，某个祭日的晚上，大连街头悬挂的灯笼上，绘着如下的讽刺画：
一个人的后面趴着一个全裸的女孩，盛着山珍海味的春庆涂漆器（岐阜县高山市的一类漆器）就置于女孩的臀上，旁边有个魔鬼一样的大男人，盘腿坐着，大口喝酒吃肉。画上题了一行字：在可怜的父女屁股上吃饭。（《公娼制度废止论》）
益富政助接着在书中写道，“在可怜的女孩屁股上建城”，“在可怜的女孩屁股上建国”。
在大连获得救济的少女们，后续情况如下：
回日本国内，103人；在大连附近做女佣，41人；成为护士或保姆，6人；就读国内女子学校，3人；从事商业，2人；被亲戚熟人领回，25人；结婚，11人；住院，2人；死亡，3人；救济失败，15人；仍在救济所内，19人。
上述内容摘自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二月二十日《福冈日日新闻》刊登的一篇来自大连的通信报道，文章标题为“大连的妇女救济所”。“救济失败”指的是受到保护的女孩难以忍受救济所的诸多约束，或出逃，或又做回了娼妓。
大连近郊的唐行小姐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救济所，不少女孩都跑这里来寻求帮助。如福冈县八女郡光友村的芝梅（21岁）和佐贺县的美枝（21岁），两名陪酒女从大连附近的旅顺逃到了这里。料理店的老板为了找到她们，还报了警。芝梅和美枝两人分别向老板借了333日元和393日元，但挣到的钱大概只还了一半欠款。两人反复表示，就算被打死也不回去，“或许是真的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老板最终松了口，也没有要回欠款，灰头土脸地回了旅顺。大连妇女救济所声名鹊起”（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冈日日新闻》）。
没有还清预借款就从良的行为，被称为“自行停业”。得益于救世军、报纸宣传等不顾危险地开展运动，日本很早就出现了“自行停业”的娼妓。自行停业是娼妓们的梦想。随着推动自行停业的仁人志士走出国门，海外也出现了“自行停业”的唐行小姐。但因为生计艰难，日本政府又承认公娼制度，娼妓们想“自行停业”并不那么容易。
在旅顺，还有女孩逃到了警察那里。山口县岩国出身的浦藏（28岁）在柳町开了一家妓馆，叫第二金波楼。广岛县的阿淀（20岁）、志奈（15岁）和不少十五六岁的少女都在这里卖身接客。少女们签了娼妓奉公合同（娼妓和妓馆事先约定好期限，领取一定的预借款，然后到妓馆还债的雇佣合同），25日元的预借款交给了家乡父母，她们则在知晓工作内容的前提下踏出了国门。
然而每年100日元的工资只是空头支票，50日元的船费和住宿费也成了少女身负的欠款，接客赚到的嫖资也全被老板拿走了。客人若从傍晚留宿到第二天早上，就需支付6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妓女和老板原则上四六分成，但老板总会以餐费、妆费等各种名目克扣收入。欠款不仅没有还清，反而因为置装费，越欠越多。老板会擅自给她们购置衣服，然后把钱算在她们头上，让她们没日没夜地接客。
少女们不堪忍受。于是阿淀作为她们的代表，偷偷跑了出去向警察控诉，却反被训斥了一通，“警方对她们的遭遇置若罔闻，还直言道，既已入了老板户籍，就不该有任何怨言”。确实，这些女孩签下的是任凭处置、不得抱怨的卖身契约，按照这个逻辑，警察也总是将这些女孩拒之门外。更何况妓馆老板还时不时给他们点甜头，把妓女免费送给他们享用。
后来，阿淀在一次接客时偶然跟客人讲起了自己的遭遇，客人便帮她还清了75日元欠款，把她带回了广岛（明治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福冈日日新闻》）。虽然客人向阿淀父母索要这笔钱，但不管怎么说，她至少逃出了旅顺。而留下来的志奈（15岁）等五名少女后来的遭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金波楼所在的旅顺与大连不同。大连是一个带着俄国风情的新城，而旅顺在战争中经历过诸多破坏，这里的花街也很萧条，与其说是寻欢作乐之地，还不如说就是个性交易场所。旅顺的日本人街区，每隔两三家便有一家这样的店，“虽说日本人的料理店几乎都是公开的卖淫屋，但旅顺情况尤甚。这里的陪酒女涂脂抹粉招揽生意，进出的客人不为了吃饭，只为了买春。某医院院长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旅顺开业的医生不需要带什么仪器和药物，只要会治花柳病就行了”（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福冈日日新闻》）。
大连妇女救济所还收容了一名博多御供所町的19岁少女七海。
七海在大连羽前町的料理店花月亭当陪酒女，自从染上梅毒后，嘴边经常哼着一首不知是谁创作的歌谣。
老板，老板，我现在就去，拿着执照到警察局。长官，长官，请允许我自行停业。是跳出构栏，在闪耀的大连，自行停业而生；还是就这样死去。为了四百多个姐妹，单枪匹马也要一试。（明治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福冈日日新闻》）救济所的护士问七海，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七海笑着说：“是我肚里的虫子。”
日本的公娼制度从我们的远祖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明治维新也没有丝毫改变。日俄战争后，这一制度也随之拓展到了海外。即使是日本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娼制也依然被保留了下来。笼罩在七海身上的，既是这个时代的浪潮，也是女性自古以来的孤独。七海在病床上哼吟：
我就是那笼中鸟儿，若能在天空中飞翔，定筑巢在博多附近。好想让我妈妈听到，我无忧无虑的啼鸣。
荒野的风
大连满是洋槐花的芬芳。关于洋槐花，我也有一些回忆。它有白色的花冠和温柔的香气。提到殖民地，想必很多人都会回想起那个花香四溢的季节，白色的洋槐花散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婴儿般香甜的气息。
一对年轻夫妇渡海来到大连，身边既没有唠叨的婆婆，也没有年迈的邻里，不必在意亲戚朋友间的迎来送往，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这是一个在日本国内见不到的异国都市……电气、电话、煤气、水管一应俱全。这里的女人也不用像国内妇女那般，为打水、生火、做饭这些琐事而烦恼。每天都会有各种小贩上门推销日常杂货，果蔬铺、鱼铺、肉铺自不必说，点心店和书店也会来问要点些什么。一篇题为“快乐大连”的报道这样写道：“大连的确是妇女的天堂。这里生活自由，无忧无虑，远非日本国内所能及。”（明治四十三年三月一日，《福冈日日新闻》）
大连的工薪阶层越来越多。《快乐大连》的作者写道，上过大学的人“不知不觉间形成了官尊民卑的谬见……”
“唐天竺”已然成了日本政府统治的殖民地。这里坐落着供高级官民纵情声色的华丽游廓。而背街小巷里，则隐匿着从公娼制度滑落而下的暗娼。病娼被送回故乡，有时就被丢弃在国内港口或车站。大连妇女救济所里，女孩们裹着政府处理掉的军用毛毯，横卧在床上。而此时的阿美，被带往了朝鲜最北部、国境线附近的一条娼街。
阿美有时还会亲自去招募娼妓。为她赎身并让她经营妓馆的男人，参与了日本海沿岸的铁路工程，为此需要更多的日本妓女。又因为铁路劳工大多是朝鲜人，他们不大愿意买朝鲜女人或中国女人。所以妓馆只能多招日本女人。这些朝鲜劳工长期受到日本监工的驱使和虐待，再加上施工极其困难，每个人都憋着一口恶气。一到晚上，他们就到妓馆买日本女人来泄恨。
阿美拿着男人给她的钱，出去招募新的姑娘。她一路南下，到了朝鲜南部一个叫秋风岭的静谧山村，收留了一个流亡至此的日本姑娘。在车上，阿美偶然听到邻座男子的讲话，吃了一惊。原来，她在秋风岭收留的姑娘，是经这位中国东北来的旅行者之手，被卖给了当地乡下有钱人家做小妾。
唐行小姐往往身不由己。有的被当作朝鲜人卖掉，有的被打扮成台湾女孩，还有的像阿美们那样，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被当成了献祭给受压迫的亚洲人民的供品。有的唐行小姐在出海前从未出过村子，却被疑为间谍而遭到关押。西伯利亚的阿雪便被俄军投入了新义州的监狱。
香港的阿雪被美军驱逐出了马尼拉。美西战争后，菲律宾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有几个日本人参与了菲律宾的独立运动。但独立军在美军的攻势下落败了，幸存的一个日本人乔装逃出了非律赏。他搭乘的船上混杂了很多乘客，其中就有香港的阿雪。船只抵达公海时。他和阿雪打招呼。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阿雪愤然道：“我怎么会忘了你？就是因为你，我才被赶出了马尼拉！”
原来，这几个日本人藏身于马尼拉的某妓馆时，阿雪正好从香港转移到了这家妓馆，阴差阳错间被当成了共犯。
据《福冈日日新闻》的一篇游记记载，菲律宾的独立运动被粉碎后，一些菲律宾人看到日本人就说：“给我们武器。”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致力于朝鲜独立运动的安重根，在大连附近的港口城市旅顺接受审判。公审现场涌入了很多大连的日本人，他们都想一睹刺杀了初代韩国统监伊藤博文的志士风采。
安重根出生于朝鲜北部，正是阿美被李庆春带去的地方。因为失去了土地，他只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在旅顺的法庭上，他陈述了对故国惨遭掠夺的看法，论证了统监政治的侵略性。安重根是个基督徒，家人都受过洗礼。那年安重根32岁，学过汉语和法语。据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二月十五日的《福冈日日新闻》记载，安重根应答清晰，“他的口才很好，即使不懂韩语的人，也能感受到他的激情”。
我们的同胞看到日本天皇在日俄开战的诏敕上写着“东洋和平”“朝鲜独立”等字眼，故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拼尽全力，日本也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同胞本以为朝鲜独立指日可待为此举杯庆祝。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五条约》（第二次日韩协约），接着又是《七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的签订。至此，我等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群情激愤不已。然从宣战诏敕来看，日本天皇并无吞并朝鲜之意。但自伊藤博文出任统监以来，朝鲜独立之可能被彻底剥夺。这也完全忤逆了朝鲜王国之意，该协约上既无国王玉玺，亦无大臣附署。因此，我等决心与日本开战……我等坚信，刺杀伊藤博文，便是将此事公之于世的最佳办法。
和他一同接受审判的志士禹连俊也陈述道，“即便安重根未曾告诉过我刺杀伊藤公的计划，我作为一个不幸的韩国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手刃伊藤博文”。
唐行小姐们肯定接触过无数的安重根。和安重根一起投身朝鲜独立运动的金某，在伊藤博文被杀后作为嫌疑人之一遭到逮捕，而他的妻子阿米，便是长崎县岛原人。无论是阿美的养父李庆春，还是买阿美们的朝鲜劳工，他们的情感都似地下根茎般与安重根紧紧连接在了一起吧。而阿美们，这些朝鲜故土上的日本妓女们，则在无数失去了国家独立的安重根和李庆春的恸哭中，被彻底压垮了。
散落海外的唐行小姐中，也许还有这样的女人，或用自己的身体去倾听这些男人的恸哭，或与这些背井离乡的男人同病相怜。日俄战争时，七名中国人因切断了日军电线而被处以极刑，他们的头领叫陈宝昌，其妻阿雪便是大分县北海部郡佐志村人。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比大连更早沦为殖民地的中国台湾，有一个名叫蔡清林的男人。袭击并杀害了日本人。他的爱妾阿敏是佐贺县杵岛郡六角村人。而在海兰泡，则有一位被称为“满洲阿菊”的马贼头目，她是天草人。阿菊幼时就被卖给了京城的一家料理店，几经辗转流离，最终成了几伙马贼的头目。
日本人把中国人的各种抵抗组织统称为马贼，他们的反日反俄运动异常顽固。关于“满洲阿菊”，渡边龙策在《马贼》一书中写道：“流淌在她体内的野性，让她天生就适合在大陆旷野上驰骋。”我想，唐行小姐本能地捕捉到了马贼的本质。
在石光真清的《旷野之花》中，便有这样一位女性，名叫阿君。“她似乎当过妓女，不像个寻常女子”，“言行举止间自有一股抵抗的志气”。阿君是义军头目增世策的妻子。日俄战争前夕，增世策被捕处死。阿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后，在山中建起了同志营，与残存的义军继续抵抗。
阿君本能地觉察到增世策是个马贼，所以和他走到了一起。增世策曾经为了阿君，长期流连于她所在的妓馆。他买下阿君，却不碰她，让阿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至少买下你的这段时间，我放你自由。”增世策和阿君一同散步时，常常驻足旷野，感慨之情溢于言表。“你知道吗？这里曾经都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却成了中俄边界。”他喃喃道。
阿君触碰到增世策正直无私的内心，心想，他莫非是马贼吧。观察了一段时间后，一天，阿君对增世策说：“请让我加入你们吧。”
增世策立马警觉起来，严厉问道：“是谁告诉你的？”阿君回答：“没有人告诉过我。”阿君看出了他的紧张，把身体靠了上去。增世策虽然相信了阿君，却没有放松警惕。在阿君的请求下，增世策为她赎了身，让她住在某村的商店里。这里经常有中国商人进出，那是增世策的同志和部下。增世策让他的部下负责监视阿君。阿君无所谓被监视，她下定决心，与其做妓女，不如和这些人一起赴死。
终于有一天，增世策让阿君坐在他身旁，郑重其事道：“你没有看错，我们确实背负着使命。和我们这种人待在一起，你也会被当成同类，你想清楚了吗？”阿君答道：“最初求你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如今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日本人的秉性。”就这样，阿君和“马贼”一同消失在了旷野。
阿君那句“让你知道什么是日本人的秉性”在我心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记。这也是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人，特别是唐行小姐而言，意味尤其深长的一句话。
安重根也曾说过，因为日本曾许诺朝鲜以独立，所以朝鲜同胞们才会在日俄战争中为日本拼尽全力。唐行小姐也是如此，虽然孤独地漂泊在海外，但她们依然觉得，故乡很快就会以日本之名来到她们的跟前。日俄战争时，海外娼妓纷纷响应号召，为国捐款，她们期望至少以这种方式，与日本，以及日本的那个故乡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得不接待俄国士兵，她们还是想用这种方式，与日本建立某种联系。国内的艺伎、娼妓也都争先恐后地捐款。
这些为国捐款的妓女们，其行为的背后，是类似于武士“自报家门”时内心涌动的归属与忠诚，是类似于抛出“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会让你知道什么是日本人的秉性”一番话时的心气与信念，她们坚信，与那些有着相同境遇的异国人相比，日本至少不会背叛自己。
（译者注：自报家门，旧指武士在战场上向敌人大声通报自己的姓名、身份和家系。一般也指向世人公开自己的名字、出身等。）
然而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唐行小姐还是安重根，都意识到那不过是自己的幻想。唐行小姐的故乡与日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两回事。阿君也对自己日本人的身份而感到羞愧。她拒绝与日本人来往，住进了山里。在增世策被逮捕并枭首示众后，阿君成了马贼头目，也许那个时候，她就已经失去了同伙的信任。（本文选自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唐行小姐：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