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坐标山西省南部村庄。


张婶大约53～58岁，正在经历着“走穴式婚姻”，从一家到一家再到另一家，逐渐被贴上“不祥”的标签。其原配丈夫，因病去世，两人育有一女，之后便带着女儿走入另一家，未领结婚证与余叔开始搭伙过日子。世事难料，余叔生病了。


据说，在余叔生病期间，张婶并未履行照顾义务，而是开始联系下一家许叔，策略便是两女同嫁，即张婶的女儿许配给正处于适婚年龄许叔的儿子，前提是带母出嫁，张婶与许叔结合。不久之后，余叔去世，家中大门被余叔的亲戚锁住，而张婶的衣服都未带出，算是彻底被驱赶了，入住了许叔家。许叔是因为家暴与前妻离婚，且本身较为懒惰、脾气大，主要是在村庄承包土地种植西瓜为生。张婶带着女儿顺利进入许家之后，并未将女儿嫁给许叔的儿子，而是选择了经济条件更好的另一户人家。


作为准父亲的许叔，并未被邀请参加婚礼，更未参与彩礼、婚俗钱、酒席礼金等的分配，且还支付了一笔不小的“随礼”。去年，许叔与朋友骑摩托车外出车祸，造成一死一伤的结果。许叔脊椎骨出现裂缝，无法久坐久站和干活，且人命官司缠身，因此西瓜地由许叔的儿子接任。


至此之后，主要围绕于一派是许叔母亲和许叔儿子与另一派许叔和张婶之间的家庭政治爆发，其中许叔儿子属于性情温和、能力不足之人，因此家庭矛盾的暴风点主要集中于许叔母亲和张婶之间。


“小家子气”“和其女儿独自偷偷把猪肉和排骨全部吃了”“没有给小康（许叔儿子）买过一件衣服”“翻箱倒柜把小康卖西瓜的钱偷拿走了”“一卖西瓜就来了，干活的时候都没人影”“一出车祸，不照顾，就要出去挣钱，没出车祸的时候整天就在家”“要200元，挣钱的人还要回来拿钱（许叔母亲说），但（张婶）还是把打掉的200元捡起拿走了”等等。


纵观张婶的经历，确实其本人存在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其中引人深思的是：张婶为何一直嫁？一则源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经济依附，其自身并未有物质资源积累能力，长久以来以“家庭主妇”不曾量化的劳力参与家庭再生产。当初始婚姻家庭瓦解后，加之培育后代的道德责任驱使，促使张婶迅速寻找“接盘侠”。


除此之外，本地有一个奇怪现象是，每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县城的酒店均爆满，其中90%的居住群体是外嫁女和离婚女。在本地的农村有一个不知从何时兴起的观念，即出嫁过的女性在年三十这一晚不能在娘家居住，否则会影响娘家“气运”，会受到兄弟媳妇的“冷眼”与“大吵大闹”。对于外嫁女个体而言，娘家从来不是避湾，但当外嫁女深嵌于婆家时，娘家是依仗，因此“快嫁”一定程度上成为多数离婚女的主要选择。


二、高价彩礼下，女性个体的物化本质


在本地，当前的彩礼已经达至18.8万。受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以及父代强代际责任的社会基础影响，彩礼处于不断飙升的状态。


非常有意思的是彩礼的去向问题，主要有两种，一为开支核算的提前预支。多数娘家会计算这样一笔账，彩礼回礼0.88～1万/次（定亲和结婚男方给彩礼时，不能让其空手回家）、结婚现金陪嫁3～5万、结婚买东西2万、生孩子3万、搬新家庆贺2万，开支剩余后至少还有4万。这些蕴含庆祝的仪式会全部提前计量化，娘家父母会预留富余来供关键节点的展演和竞争。


“女儿出嫁、新生儿降生、乔迁新居”在传统时期是蕴含着“生生不息、绵延传承”的喜悦和祝福，现如今在经济理性主导下似乎已经成为父辈的生活惯性和哲理标准，是将女儿今后所应享受的关怀全部提前规则解构和未来展演虚化。


“女儿彩礼”的另一种走向则是用于娘家发展，倾向于以器物和金钱的形式增添兄弟的议婚能力。不断陡增的高价彩礼实则提升的是娘家父母运用支配权和选择权之后所能获得的收益高限，即娘家父母可以选择是否给予现金陪嫁、每种仪式的金钱额度等，如此而来，至少会留下8万。


当然留下愈多愈有“卖女儿”的嫌疑，但总体而言村庄的评价系统在开放社会的影响下呈现标准高浮动性和行为弱约束性，反而是前期看不惯的行为会成为日后的效仿对象。“女儿”在整个流程中并无过多的参与权，反而在全国婚姻市场上被冠之“某某地方女性彩礼高”的标签。


三、个体化搅弄风云，是否提升发展能力？


日常期间，本地的生活习惯是早上每家每户每天都会做小米粥或者玉米粥，再加上各种豆子，以帮助下咽馒头，但有一个传统习俗要求是“年初一到初五不能喝粥”，其中“粥”的形象就是米泡在水中，借此寓意避免秋收晒麦子时被暴雨冲走。邻居婶婶年初三闲聊时说“我家初二就喝米粥了，因为我家媳妇要喝”，据了解这位婶婶非常“讲究”这些传统习俗，但也不得不“破戒”。


现如今，高价娶回来的“媳妇”需要像“祖宗”一样供着，不然错过时机即使有钱也难娶到妻。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碗，有的婆婆还会帮忙整理早起后的床铺、房间卫生等，并且会叮嘱家里的儿子、女儿等“自家人”时刻注意儿媳的情绪状态，稍不对劲就领着出去“玩”，“花钱”哄人，“只要人家能在咱家呆就行，最好能早点生一个孩子，让她（儿媳）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不然我儿子总在受苦（因为要忍着、哄着）”。


“快结婚”已经成为村庄社会的一种“新时尚”。相亲状态下的一桩婚姻从两人认识到结婚的所有流程大约半年就可完成，如此快节奏之下尽管表面上父代完成了人生任务、争得了村庄面子、得到了家族传承，但最大的隐患是夫妻双方未经磨合，面临情感基础和家庭责任双薄弱的困境。


看似女性个体能够依据自身性别优势在婆家搅动风云，提升了家庭地位，但如此“金丝雀”的场景，何尝不是更彻底的物化？何尝不是女性发展属性的彻底抽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李欣茹（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编辑：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