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佛山一公司有员工因讲粤语被罚款”的消息，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好在事后证实，这是一则人为编造的虚假消息，造谣传谣者也已被刑拘处理。
但假新闻背后却隐藏着真问题。
这事之所以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方言传承断代、多元地方文化消失的焦虑与不满。
在“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传承方言？面对强势普通话的冲击影响，我们又该如何保护方言？
一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即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和赣方言。
而在国际上，由于汉语整体被视作是一个语族，地位与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主要语言）、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族（包括俄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相当，因此包括闽语、晋语、官话、徽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吴语、粤语在内的多种汉语方言，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那里拥有独立的国际语言代码。
例如，吴语是ISO 639-3 WUU，客家话是ISO 639-3 HAK，粤语是ISO 639-3 YUE，等等。
在很多国家，吴语、粤语、客家话、闽南话都被当做一种独立的语言。比如日本求职网站的语言能力里，就有“吴语”这一选项。而韩国人做的世界语言使用人数排名里，韩语排在第13位。排在韩语之前第10位的，就是吴语（오어）。
当然，考虑到国人的称呼习惯，在这里我还是将吴语、粤语、闽南话等称之为方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方言是相对于汉语而言的，即吴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但不是普通话的一种方言。
三者的关系如下（注：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国际语言代码，吴语 ISO 639-3:WUU ；粤语：ISO 639-3:YUE；普通话 ISO 639-3:CMN，三者是并列关系。虽然普通话是不是方言存在一定争议，但本文依此证据写作）
普通话是语言，吴语是方言（×）；
普通话是方言，吴语也是方言（✓）；
普通话是语言，吴语也是语言（✓）；
普通话和吴语都是汉语的方言（✓）；
普通话和吴语都是汉语族的语言（✓）；
吴语是普通话的方言（×）；
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等是普通话的方言（×）；
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等是吴语的方言（✓）；
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等是汉语的方言（✓）。
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烦地解释、梳理普通话、方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部分人（主要是官话区人）的观念里，汉语就等于普通话，说汉语就必须说普通话，而方言是低一等的语言。
但事实上，北京官话（更准确地说是滦平话）成为国语普通话，只是民国以后的事情。此前历朝历代只有官话，即官场人员交流时讲的话，民间则一直是各说各话。而且即便是官话，不同时代也不太一样。
汉代的官话为“洛语”，它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晋代永嘉南渡后，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成为新的官话。而随着隋朝统一南北，又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遂以南京音为官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直到近代，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人口的迁徙距离、迁移频率急剧扩大，这才使得国语的推广成为必要。
关于“国语”的确定，网上流传着多种说法，诸如民国时期粤语差一票成国语，四川话差一点成国语，武昌话差一点成为国语，洛阳话差一点成为国语，关中话差一点成国语。
因为这些说法流传甚广，导致部分粤语区、吴语区的人颇不服气，觉得如果当年国会议员投票选择吴语或粤语，那现在全国就得学吴语或粤语了。
这样讲当然带有某种情绪，更何况上述传言都属无中生有，没有的事。事实上，民国时期曾于1913年和1915年讨论商定过老、新两版国音。其中“老国音”的读音以北京音为主，同时保留浊音和入声，兼顾南北官音。而“新国音”取消了一些声母及入声等，直接以北京音为标准。
之所以选择北京音，主要还是因为官话方言区范围最广、使用人数最多，最适合作为普通话。但因此就反过来蔑视甚至敌视吴语、粤语等非官话方言，又何尝不带有情绪？
那种以众欺寡、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口吻，仿佛说方言成了一种罪过，难怪会激起方言区民众的反弹。
二
许多厌恶以致主张消灭方言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语言是用来交流的，方言的存在阻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进而影响多民族国家的整合，甚至阻碍统一。这个观点看上去有些道理，但细究起来其实是似而非。
举个例子，民国时代的上海，十里洋场五方杂处，开放程度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当时的人们彼此之间照样交流无碍。比如沪上滑稽戏名家王汝刚曾经回忆，自己婴儿时期有过7个乳母，他们来自天南地北，说的话也是南腔北调。这也成为他语言天分的来源。长大以后，王汝刚模仿各地方言都特别在行，为此他还半开玩笑地跟父亲抱怨，“为什么当年不给我请一个美国奶妈？否则我现在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王汝刚那样的语言天赋，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在自身母语的基础上，学习、吸纳别的方言词汇，渐渐形成新的语言。比如上海话，就是苏州话和宁波话融合产生的；而被称为“吴语孤岛”的杭州话，则是本地吴语与河南话杂糅的结果；甚至所谓普通话，也并不等于“北京话”，而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形成的。
事实上，语言本身就处于一种不断流变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发音。今天中国各地说的汉语，与其上古、中古时代的发音都已有了很大不同。以至于今天我们用普通话读唐诗，往往会出现很多不押韵的情况。
比如前一阵引发巨大争议的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我们小时候都念“xiá”，现在改为“xié”，在此我们不讨论改得对不对，该不该改，但至少改了后诗变得不押韵了。为啥，因为古代斜就读作“zia/dzia”，而现在普通话的发音则为“xié”。
再举个近点的例子。192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赴江浙等地做过一次吴语方言调查工作。根据其所著《现代吴语的研究》记载，王字在江浙很多地方都读作“yang”。比如嘉兴有两个地名，王江泾、王店，过去就读作“Yang Gangjing”“Yang Dian”，但现在受普通话影响，发音已经变为“Wang Gangjing”“Wang Dian”，只有部分偏远农村还保持了旧的读音。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这种流变，过度尊崇古音既没必要也没可能，但是语言流变和保护方言并不矛盾。须知，每一种语言、方言的背后都蕴含了一个民族、一方地域独特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下里巴人的相声、二人转与天津话、东北话密不可分，阳春白雪的昆曲、越剧，也与吴侬软语紧密相连。丰富多样的方言体系对于中国不仅不是负面资产，相反是一笔最可宝贵的正面财富。
文化层面，吴语、粤语等方言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发音。比如上面提到的斜，今天在吴语中仍读作“zia”，如果用吴语来朗读《山行》，就会很押韵。保护这些方言，对于研究上古、中古汉语，很有价值。
另外，诸如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形成背后，蕴含着相关族群先民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一部分，消灭相关方言，就等于消灭了部分中国历史。
经济层面，如今全国财政基本就靠东南沿海的几个省份。有人说这些省份之所以发达，只是因为区位好，其实不然。
同样是沿海省份，为啥北方的那几个发展不如南方？为啥潮汕人、温州人、莆田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背后与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有着莫大关系。
特别是随着中企纷纷出海，海外华人华侨圈成为重要市场和倚仗力量，而这个圈子主要是闽南话、粤语的天下。那些安土重迁的北方官话，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要在海外做生意，会说方言是融入当地的一个重要敲门砖。
另外，对港澳和台湾而言，粤语、闽南话、客家话发挥着巨大作用。特别是随着对岸修改教科书，人为刻意切断两岸历史联系，语言的纽带作用愈发凸显。如果这边没人讲闽南话、客家话了，那么只会使两岸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甚至在国防层面，方言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方面最知名的例子莫过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为了避免情报泄密，我军将报务员全部换成温州籍战士。他们以难懂的温州话进行通讯，即使被截听到也无法破译，成为我军在战场上的“隐形盾牌”。
三
正因为语言/方言拥有如此多层面的意义和作用，所以全世界都非常重视保护语言/方言的多样性。不仅欧盟这样的国家联合体将各成员国使用的24种语言平等地列为官方语言，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内部，将多种语言同时确定为官方语言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比如印度，竟然拥有22种官方语言。哪怕是新加坡这样的弹丸小国，官方语言也多达4种，分别为英语、中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啥这些国家不担心官方语言太多，阻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影响国家统一和内部整合？
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从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的“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语言资源保护、应用和推广”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岳麓宣言》中找到答案。
这份由世界各国政府，国家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学术界，公共部门或私人机构，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土著语言、非官方语言以及方言使用者共同参与起草、通过的宣言指出，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有助于促进人类发展。
因为保护语言多样性的本质是保障各语言使用者在教育及其他基本的公共服务、就业、健康、社会融入、参与社会决策等方面机会均等。
也就是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文化、经济乃至统战、国防层面的“利好”，保护方言更涉及到一个弱者平权的问题。而那种高高在上，扬言应该以普通话统一方言的观点，背后是一种可怕的一元化思维。
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是不是应该禁止华人说汉语，禁止西班牙裔讲西班牙语？恰恰相反，人家将西班牙语、汉语、法语、韩语等各种族的语言文化都吸纳进主流社会。
根据统计，全美共有300多种语言被同时使用，其中176种为当地土产的语言。如此纷繁的语言种类，不仅没有造成美国分裂，反而促进了美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发生过。改革开放之初，在内地文化市场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正是来自香港的粤语流行文化填补了我们空虚的精神世界，并肩负起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成就斐然，功德无量。
事实上，普通话与方言完全可以做到和谐共处。就像一部《繁花》，可以有上海话和普通话两个版本，江浙沪人看原汁原味的沪语版，但并不影响外地人通过普通话版欣赏《繁花》。而且方言区的人们，也几乎没有因为说方言，而对自己的国族身份产生过动摇。
就像我，既是一个讲吴语的浙江人，这是我的乡土认同，同时也是一个讲普通话的中国人，这是我的国族认同，两者并不矛盾，为啥非要拉一踩一，拔高普通话而贬低方言呢？
别忘了，所谓普通话，也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
四
作为一个研究区域城市的人，我之所以在这里长篇大论探讨方言这样的文化话题，一方面因为方言是区域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经过几十年的普通话推广运动，今天中国的语言环境，已经不是什么方言阻碍交流，毕竟现在谁都会讲普通话，而是方言几乎快绝迹了。
尤其是吴语。
都说入乡随俗，过去人们移居一座新的城市，往往会通过学习当地方言来融入本地社会。但如今，随着大量外地人口涌入长三角，反而冲淡了本地的语言环境，甚至于出现了“上海内环内说英语，中环内说普通话，外环外才说上海话”的奇怪现象。
记得前几年，网络上曾流传过一张《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图，其中吴语的使用比例全国垫底，像杭州话、温州话、宁波话，本地青年人能熟练使用的比例均已低于10%，苏州话更是只有2.2%，濒临消亡。这自然激发出吴语区人民的母语危机感。
今年初《繁花》电视剧为什么会大火，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和讨论？未必是这部剧本身有多好，在我看来，相比当年的《股疯》《孽债》，香港人王家卫拍的是他心目中想象的上海，这个“上海”里人物穿着打扮、品味审美的精致程度，更接近民国，而非90年代的上海。
但因为全片使用上海方言对话，而这在如今的影视剧中非常难得一见，成功唤起了观众对于吴语的关注。
事实上据我观察，不仅是本地人，现在很多热爱传统国风的年轻新居民，也对作为江南文化载体的吴侬软语颇感兴趣，但苦于缺少学习场所。
过去，大众传媒尤其广播电视是传播方言的重要载体。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广播剧《滑稽王小毛》、90年代的家庭情景剧《老娘舅》系列，影响了整整两代人，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新上海人学习上海话，了解苏州话、苏北话、绍兴话等其他吴语方言的“空中课堂”。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类似有影响力的吴语方言作品越来越少，哪怕是久负盛名的上海滑稽剧团，近年来也鲜见优秀新人冒出。
不过好在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目前已涌现了一批推广吴语的公众号、视频号。但这种碎片式的推广毕竟不系统，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借鉴香港等地推广粤语的做法，由政府文化部门出资，并联合民间力量，成立一批面向青少年和新居民的吴语体验、教育机构。
不过，最好的教育机构还是学校。如果说早年吴语的式微，起点就是普通话进课堂，那么现在要想复兴吴语，也离不开学校的力量。
当然，我所说的吴语进校园，并不是要回到民国时代那样用方言教学，这也与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政策不符。但推普之余，是不是可以在乡土教材及相关课程中加入方言的教学内容呢？
另外，家庭教育对于母语传承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总之，方言是一个区域的灵魂，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是无根的。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土著，我不希望我们80后成为最后一代能流利使用吴语的人，更不愿看到这一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非官方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走向消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土哥涅夫（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为父亲写史”计划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