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回北方夫家过年，已经很明显感觉到南北农村在年味上变化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南方农村年味和仪式被冲击、淡化的速度快，而北方还是保留了一些比较好的习俗。
回到广州，在跟家姐电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北方过年感觉怎么样。我说最大的感触就是，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他们女性无论是客还是主都会进厨房帮忙，显得我这个南方人就是一个纯粹来做客的。
席间还闹了一个笑话。开饭的时候，桌子上摆满了菜，我数了一下，有十八个碟子。吃着吃着，我也吃饱了，下桌之前礼貌地跟大家说了一句：“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哈。”先生的表姐看到我下桌，赶紧上前说：“热菜还没有上呢，这只是凉菜。”太尴尬了。我赶紧再次上桌。桌上吃饭的年轻女性亲戚立马又进入厨房，几分钟就上了好几盘热菜。我赶紧吃了几口以化解尴尬。
其实从第一次去北方，我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南北不同。北方那么冷，他们为什么喜欢吃凉菜？他们能搞出18个菜以上，真是厉害。有时候甚至二十几个菜，这哪里吃得完呀？哇，桌上全是大鱼大肉，整盘的上，里面配菜少。北方人真是实在。
我们村以前是10~12个菜，视出席人数而定，人多的时候也会超过16个菜。现在流行中间放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菜，周边围着各种炒菜。菜里面的肉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一个菜里是荤素搭配，配菜的量也不少。小时候，母亲用9个皮蛋炒一碗菜，现在可能4个皮蛋就够了。我舅舅前几年当着来家里吃饭的亲戚说：“我走亲戚的时候，如果桌上没有青菜，饭都吃不下。”
北方走亲戚还依旧保持了手里拎东西的传统。我们村早就已经丢掉了这个传统，现在只保持拎一点东西给老人。大家借着提东西太麻烦，一起提前谋定各自都不要拎东西，也不要拿钱，上门吃个饭就行。
我舅妈有一次说：“每次都拿钱，我收了钱还得想着这是谁家拿的，拿了多少，有时候揣在裤兜里还担心被丢。”她的这种压力，来自于这个礼数绝对不容出错，过几天走亲戚的时候是要如数奉还的，万一搞错，别人和自己心里都不得劲。现在串门只给老人带点东西和拿点钱，直系亲属给小孩发些压岁钱，这些已经成为了新传统。
小时候，在正月十五之前必须要走完亲戚的规定下，加上那个时候相互走动的亲戚范围广，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亲戚之间吃饭要提前做好时间谋划，请饭也要排队，有时候甚至要安排在早餐。虽然看似很麻烦，但是这些事情也促成了大家相互之间更加频繁互动。
一、农村礼物流动
小视频中有个年轻女性，在春节自己走亲戚送出去的伴手礼上做了一个标记，结果很多天之后，这个礼物又神奇地回到了自己家。
礼物可以寄予人的情感和关系的表达。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对不同的人甚至送礼之人不同，都有不同的含义。农村亲戚之间的礼物主要是表达性礼物，而不是工具性礼物，是为了展示情感和仪式。所以逢年过节提礼物走亲戚比较普遍。
农村的礼物又因为亲属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而又区分出不同档次的礼物，但是档次不会拉得特别高。同一个圈层的亲属，无论你是有钱的亲戚，还是较穷的亲戚，礼物虽样式多变，但是份额和价值都差不多，不会有人破坏这个规矩，较为均衡，没有被异化成相互攀比的工具。
这次在北方观察就很明显，大家相互之间提的伴手礼都相差不大，比较盛行的有酒、茶、奶和各地的特产小吃。这些伴手礼也能带回回礼。总体来讲，北方我到的那个小村，这些礼俗传统都保存完整。
我过年到的每个北方人家里，客厅都摆了好多别人送来的伴手礼。相反我所在的南方农村，过年走亲戚的时候伴手礼很少见了。好像大家都很理性，听到最多的说法是：“你提的东西，人家说不定也不喜欢，还不如直接给钱，这样她自己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根本就不会拿这些钱去专门买伴手礼给自己吃。
北方人可不这么想，无论这个伴手礼自己是否中意，人家提着东西来到家里，就是满满的心意、是瞧得起，给面子，自然心里乐开花。所以，礼物具体到底是啥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小时候，我们村以及周边也是走亲戚提礼物。我记得端午节的时候，粽子、肉、当季水果那是必备。我姑婆每年端午到我外公家走亲戚，都会送来他们自己包的粽子。每一年在外婆家走亲戚，小孩都是盯着这些伴手礼。有一年在外婆家吃到了姑婆送的素粽，至今都觉得是吃过最好吃的粽子。
有一年，母亲玩得好的朋友，有亲戚正在她家包粽子。我母亲也请她帮我家包了一些。这个人包的粽子尖尖的，很漂亮。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家终于包上了一回粽子，非常激动，以致我去母亲朋友家守着这个人一天，看着她包，自己因此也学会了包尖尖的粽子。
端午去外婆家的时候我父亲把粽子全带去了，只可惜没有经验的母亲既然没有将它们煮熟。父亲又把他们提回来一些。我吃了，确实夹生。当时居住在市里的堂姐正好在大伯家走亲戚，也品尝了这个不熟的粽子，估计她也忘不了。这些记忆都很深刻。记不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村以及周边人因为“怪麻烦”已经让伴手礼消失了。
不仅仅是伴手礼的消失，过年亲戚走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
二、走亲范围缩小
以前走亲戚的范围广，现在缩小了。以前外公和爷爷堂兄这一辈以及其下一辈的亲戚都要走，逢年过节组团式吃饭，但是现在基本上只走外公和爷爷亲兄弟这一辈以及下一辈。如果其中上一辈的老人不在了，下一辈亲戚走动的范围就会逐渐缩小。
最明显的就是，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经常跟着爸爸和叔叔伯伯他们一起去舅公家，自从奶奶去世，舅公们也陆续去世后，我奶奶娘家那边下一辈的亲戚就基本不走动了。也就是说，上一辈的老人如果都去世了，尤其体现在女方家的下一辈亲戚，基本上不太走动。
其实当时走动的时候也确实复杂。这些亲戚只要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因为面子呀、竞争呀、谁混得更好呀闹不愉快，甚至因为饮酒后大谈畅谈平时的一些日常交往行为而说话酸溜溜。作为小孩的我当时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有一年，大家都喝了酒，聊着聊着就红脸。父亲以及二个大伯和奶奶的几个侄子们打起来了。我二伯直接用手一拽，奶奶的一个侄子直接摔到了桌子底下。想不起来后来是怎么收场的。但我二伯回来之后还不断地吹自己很牛，一拽就把人甩到了桌子底下。走女方那边的亲戚，一不小心就会夹带着很多日常情绪，好像大家借过年之机算算总账。
父辈这边，过年走亲戚有时候很玄乎。由于大家日常相互之间就不断攀比，暗自较劲，有时甚至还会因为宅基地的侵占、养老等各种事情闹别扭，在爱恨情仇的夹带下，去谁家走亲戚，不去谁家，谁去谁家，谁又不去谁家就特别突出个体性。在村干部都不介入家族矛盾之下，除非那个家族里面有个比较会掌事之人，否则以上情况就很常见。同一辈中，以前掌事的人选还是按照年龄，谁是老大，谁有义务管一管。但是这个管一管就取决于这个老大愿不愿意管，以及能否公正地管。
现在不一样了，家族里面有钱的人就有话语权。但有钱的人如果总是害怕自己吃亏，害怕亲戚借钱，处事不公正，没有公心，家族里面也很容易怨声载道。所以农村有钱之人，也不一定能当好大家长。
有户人家，小叔有钱，所以家族里面有事小叔出头管一下。但是这个小叔总是害怕亲戚上门借钱，借了又怕亲戚还不起或者不还，也惹来了亲戚们的不满意。因为他宁愿借给外人10万元被骗，也不愿意借满5000元给侄子结婚。即使最后借了3000元，也惹得借钱人不满，扬言就算乞讨也要先还了他的钱。而其他亲戚也看不惯。
走亲戚都是走长辈，下一辈是否走动取决于上一辈的传承。如果上一辈不走了，下一辈同辈横向之间大概率是不走动，渐行渐远。
三、杀猪饭的消失
虽然我们村现在没有太多的年味，很多东西也被简化，也没有啥村级集体活动，但我们村过年也曾热闹过。小时候家家都有猪圈，都会养一头猪用于年底杀。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杀猪还要去统一指定的地方规定。
年底最忙的就是负责杀猪和负责剃头发的人，他们都是本村兼职之人，上门服务。方便快捷而成本低。杀猪人年底忙，而理发师是一个月上门服务一次。记忆中理发师一来，大家都会相互奔走告知。连照相师都是下乡上门服务，游走在各个村，为农民服务。
农户自家养猪等同于零存整取。家家种田有粮可喂，平日有空甚至小孩就可以扯猪草。年底收成好不好暂且不说，但是年底一定会杀猪。家里杀猪，真是热闹。杀猪当晚一定会请客吃一顿杀猪饭。请客范围一般包含自己的亲戚户代表以及平时村里有接触的重要人物。一桌子的新鲜猪肉、猪血等各种好吃的。我问了一下北方亲戚，他们好像过年没有户户杀猪，觉得那是很奢侈的事情。
村里不家家养猪了，杀猪饭的消失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从我们村的情况来看，有三个原因。
一是税费改革之后，村里种田户逐渐在减少。一开始还种一点田满足口粮，后来干脆就不种了。不种田自然就没有余粮可以用来喂猪。拿钱去买猪粮对于农户来说不太可能。不杀猪大不了年底少吃一点猪肉。
二是爆竹生产方式的变化。大约1998年之前，我们村的爆竹生产属于家庭作坊式。户户根据自家的情况进行生产，与家庭劳动力贴合比较紧密，除了个别程序是请人之外，大多数都是自家承担了，较为灵活。这个时期的销售主要是村里个别人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爆竹运送到外面去。而这个人也会在村里获得比较高的威望，也能赚很多钱。我们村当时有好几个人是从事爆竹的销售生意。而这个销售户的分布，跟村里姓氏和组的情况大致吻合。那个时候，连小孩都可以放学后做爆竹赚零食钱。
但是后来政府推动了爆竹生产改革。以安全生产为由，爆竹生产开始要求上山。有资源有能力的人就在山上建厂生产，于是出现了一批爆竹老板，绝大部分农户丧失了生产权。没有生产了，就去爆竹厂做事。小孩、年轻人、老人等等都进厂了，生产正规化后，很多人顾不上家庭，日日在爆竹厂上班，哪还有时间养猪？
三是货币化后的精打细算。我母亲虽然60岁了，还是选择在爆竹厂做事。其实按照她的手工速度，已经是被淘汰的对象。我经常电话跟她说，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可以在家种点菜，养个猪和鸡这些，这样可以解决家里吃菜和吃肉问题。我母亲说：“这些东西，市场上买都很便宜，我做爆竹价高的时候，一天可以赚几十甚至上百元。”
精打细算不是个案，很多人都是这样精打细算。但是，年老那一辈很快会被淘汰，这是因为爆竹厂承担了太多政府部门精细化管理生产的任务，例如政府按照生产线管理厂房，每条生产线都要承担一些税费，所以老板们都只要手脚比较快的人。我母亲是因为在我堂哥厂里做事，所以才被接纳。也正是因为占据了一个座位，不好意思自己做得太慢，母亲就经常早出晚归，以长时间找补。春节一过，各厂就开始给红包抢人。今年，我堂哥打电话预定我母亲。
四、产业才能留住人
这几年去北方，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夫家村庄里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年中家公家婆有回村过，听他们说可能整个村里他们这一辈在村的人，最年轻的就属他们俩了，多数都是70~90岁的老人了。确实如此。过年的时候，从12月29日开始，村里车开始慢慢地多起来，村道两旁逐渐停满了车。正月初五之后，车辆就逐渐减少，大家都开始回城。
夫家的农村属于纯农业型农村，整个镇被政府定为农业型镇。工业无望。年轻人就进城打工了，留村的人就想方设法从土里获得一点收入。田里多了很多树。去年退林还耕，据说要砍树。留在村里的60岁出头的这一代人，还会跟着形势种植蓝莓、桃子、草莓、烟草等，其他则是种一点小麦，养一点鸡、牛、羊等。再过十年，可能这个村会自然消失。因为年轻一代基本都进城买房定居了，不太可能会回来。先生也感慨：“现在路修得很漂亮，很宽，但是没有人。”
一眼望去，大片大片的土地很平整，路很宽阔，但是留不住人。田里倒是多了很多用于发电的大风车。
我们村除了读书以及读书后在城里找到工作出去的人多一些，日常村里算是人多的。这可能得益于爆竹产业传统。现在我们村也没有人种田，大家都是从事与爆竹有关的事情。男的也可以在生产环节中找到活干。那些年轻的妇女，全年下来一个人都可以赚几万，如果加上一台编织机器，一个人赚十几万没有任何问题。
这几年市场行情好，除了工厂生产烟花爆竹外，胆大的人也会东躲西藏的自产一些，把一些生产环节拆开放置到各个手工人家里。我们当地人把这种行为称之为：“偷偷摸摸做爆竹。”当然这种行为是不被政府允许的。那些不能进厂的人，就靠在家里帮这些人做爆竹而获得收入。
这几年市场行情好，一些人也通过租爆竹厂老板的厂房做爆竹。租一间两间的都有。这其中又有人一年仅做三个月，就能够赚几十到上百万。行情太好，赚钱够快够多。一个朋友的母亲在电话里跟她说：“你们还不如回来做爆竹。”在城工作回村过年的人，春节期间听到大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今年做爆竹赚了多少钱。
爆竹生意好，其他买卖就自然跟着一起旺。大家有钱了，就会买金、买手机、买家电、吃吃喝喝，甚至牌坊生意都好了。春节小卖铺到处都是打牌的人。虽然爆竹产业生产被垄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给大家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让他们可以选择不外出务工。然而，前几天听说，有的厂也开始买机器了，我堂哥就买了一台。如果爆竹生产实现机械化，我们村在村之人也堪忧。
产业能留住人，但并不意味着为了留人就要处处发展产业。不是所有的村庄都有传统产业，也不是所有的村都适合发展产业。借着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口号，处处乱提发展产业只会是浪费资源，折腾村庄。毕竟产业发展有自身规律，不是想发展就能发展，想持续就能持续的。违背了发展规律的事情，只会是泡沫。
四、乡村振兴该怎么搞？
乡村振兴应该对村有所分类，而不是一股脑全部村都搞振兴。虽然政府也有分类，但是基层很难按照分配去推进，谁都想出政绩，谁都不愿干雪中送炭之事。有的村庄衰败和消失不可避免，就不应该再投入太多在表面的工程上。资源与其撒胡椒面、工程化地投下去，还不如因村制宜。村里都没什么人了还修路、搞厕所革命意义不大，还不如把资金和资源整理起来，以留在村里的人为对象，将资源投向他们的养老和医疗。
这次回乡感触非常明显。夫家那个村，户户搞了厕所革命。其实在这个村搞厕所革命没有多大的必要。因为他们的厕所都在户外，传统就是旱厕。现在的厕所革命就是坑改成化粪池，蹲的地方由原来砖砌的改成陶瓷的蹲位，也没有水冲。大家都靠桶装水，舀水冲。大冬天，桶里的水都结冰。很多人都不在家了，即使是以前的旱厕，又能产生多大的污染呢。
相比这个村庄有更急迫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照顾这些在村越来越老的人。村里有个大爷，90岁了，已经痴呆在床需要人24小时照顾，他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南京工作。女儿听说都嫁在附近。平时由四个女儿轮流到村里来照顾他，儿子则是周末从南京坐高铁回来，在高铁站附近租车开回家照顾老人，周末把租来的车开到高铁站还了之后又坐高铁回去上班。大家都陷入了一种没有办法的折腾中。
村里其他人看到他们都为他们感觉到累，以致村里有一些老人就交代年轻人，等自己发病了，千万不要抢救，即使抢救过来，大家都遭罪。这个老人还算好，毕竟他有五个子女。但是这个村下一代的老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子女都在外地定居、工作，谁来照顾他们？
这些问题，都非常急迫，更需要提前谋划。在乡村极速变迁，快速转变的大形势下，乡村振兴真不能闹着玩，瞎折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杜园园（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研究员），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