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世界经济，早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精细分工带来的发展红利几乎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国家都已不再可能脱离国际经济体系而单独存在；同时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之论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具体政策层面，各国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竭力寻求新的机遇。
其实，“脱钩”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初次呈现，相似的情形就曾经出现在不足百年以前：从“一战”爆发到“二战”之后新秩序建立的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人类从新航路开辟以来延续三四百年的全球化进程发生急剧逆转，迅速走向经济上的以邻为壑和政治军事上的剧烈对抗。
然而，法郎区作为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全球化野蛮生长期的产物，不仅在法国与世界的“脱钩”和对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在战后新秩序中也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历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殖民体系瓦解、两次石油危机和欧盟的建立等若干重大事件，至今仍然构成法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重温法郎区从全球化到“脱钩”、到融入世界新秩序，再到今日作为区域化经济与货币合作组织的历史，还是有启示性意义的。
一、殖民经济与货币
法国在非洲的经营始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在西非和中非形成了两块法属殖民地。殖民地经济起初依赖奴隶贸易，一八一四年法国废奴以后，便以种植花生、阿拉伯橡胶、棕榈油等经济作物供给本土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洲本土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极低，在法国人到来以前，尚处于物物交换、地区性一般等价物（布、铁等）与黄金、贝壳等跨区域货币共存的原始状态。法国本土货币，便因殖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引入非洲。
从十九世纪中叶至“一战”爆发以前的五六十年时间里，殖民地银行开始形成。马提尼克银行、瓜德罗普银行、留尼汪银行、阿尔及利亚银行、圭亚那银行、塞内加尔银行、印度支那银行、摩洛哥银行等机构在此期间相继成立，形成一套覆盖从中美洲、亚洲到北非和中、西非广大殖民地的货币银行体系。
然而，在当时殖民经济蓬勃发展、自由贸易占据绝对主流的情况下，这些银行成立的初衷，仍然只是出于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的原始资本来自法国政府因废奴而支付给殖民地原奴隶主的赔偿金，殖民地银行因此为殖民者私人所有，其日常运行则由一个非政府的管理理事会代管。
国家通过最高管理层任命、行政督察，以及于一八五一年成立的一个殖民地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其关键决策施加有限影响。但此时的殖民地货币和银行，还远未构成法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法属殖民地货币银行体系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是随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巨变下促成发生的。其中，“一战”直接导致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即“金本位”的崩溃。
金本位起源于一八一六年的英国，于十九世纪末达到巅峰，为英、法、德、日、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采用。由于金本位制天然具有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的特点，所以尽管所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各自发行货币，却实则处于相同的货币体系当中。
“法郎区”与“英镑区”“马克区”并无实质的流通障碍，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郎区。不同国家间的汇率由各自货币的含金量客观决定，货币并不构成一种可被操纵的、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工具。然而，“一战”期间的巨额军火采购和政府财政赤字为这一局面画上了句号。
随着各国纷纷终止黄金与银行券的自由兑换并转而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黄金作为货币天然的价值尺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由各国央行主导的货币政策愈发成为影响货币价值的重要力量，货币主权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私有的殖民地银行已然不合时宜。
因此，当一九〇一年成立的西非银行的二十年特许经营权在一九二一年到期时，法国当局并未按照约定将其原协议顺延二十年，而是以每六个月一续的节奏为过渡，将合同延至一九二八年底，并于一九二九年一月通过法案，在重新赋予其二十年特许经营权的同时，以一九二五年成立的马达加斯加银行为样板改革所有制结构，以便更加有效地实现央行的公共政策职能和体现国家意志。
该法案规定：改私有制的西非银行为由各殖民当局参股的混合所有制，银行理事会主席和若干理事由法国政府直接指派；同时，面对金本位崩溃后各国纷纷超发不可兑换的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的情况，法国第一次有意识地通过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以保持币值稳定——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法令规定的最大限额。
最后，该法案规定了货币发行的“三分之一保障原则”，即西非银行须始终在法国财政部开设的特别账户里保持不低于货币发行总量三分之一的现金或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其实质是以制度的形式将“一战”期间实行的法郎与殖民地货币间的固定汇率保持下来。
在旧的货币制度行将就木之时，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最终促使法郎区成为一个保护主义的、以共同语言和共同货币为基础的、独立于国际环境之外的并基于一套服从本土利益规则运行的地理区域。
此时，强调总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和主张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自大航海时代的重商主义以来沉寂已久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强势回潮，法郎区也因此得以强化。
随着“二战”的临近，经济危机阴云未散的西欧各国愈发面临着与日俱增的政治与军事压力，法郎区也不得不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经济防御功能，成为一个战争导向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域。
一般认为，法郎区成立的标志性文件是法国政府在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分别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一日和九月九日颁布的禁止战争期间资本自由输出、货币自由兑换和黄金自由贸易的法令，对外资本管制和内部资本自由流动的边界一般被视为界定货币区域的标准。
二、美元体系下的法郎区
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是国际格局的全方位重塑，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由“欧洲列强”变为“美苏两极”。在货币版图上，无论是“一战”以前自由流通的金银本位，还是战争中兴起的英镑区和法郎区，都要让位或服从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因此，当一九四五年法国光复的时候，法国的领导者们清晰地意识到法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最大程度地保留旧体系中的既得利益，以及怎样改革旧的殖民帝国体制以更好地自我融入新体系的问题。
正如雅尔塔会议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作用，战后的法国与前殖民属国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六日间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上商讨确定的。出于对前帝国体制不可持续的集体认知，以戴高乐为首的当时法国领导层决定采取联邦的形式，旨在最大程度地保存前殖民帝国的遗产。这一战略在政治上体现为“法兰西联盟”的成立，在货币经济层面则是法郎区的巩固和加强。
尽管布拉柴维尔会议以后，自由法国临时政府和第四共和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以赋予法兰西联盟构想相应的法理基础，如《Lamine Guèye法案》赋予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居民以法国公民身份等，但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国家独立的潮流，以及在国民议会中极易造成政治集团和政府不稳定的比例代表制，法兰西联盟从其建立伊始便政治危机不断，与前殖民属国即联盟成员国的摩擦与冲突贯穿其始终。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法兰西联盟短短十二年的历史以时任总理的皮埃尔·弗林姆兰辞职、戴高乐将军回归并领导制定新宪法而结束。
图片来源：essra.org.cn，非洲法郎区，黄色为西非法郎区，绿色为中非法郎区
如果说危机不断的“法兰西联盟”，体现的是一个老牌帝国行将就木之际的分崩离析，那么同时期正式落成的“法郎区”，则可被视为法国在旧的殖民统治难以为继之时转而寻求新的货币影响力和经济辐射力的初步尝试。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国财政部公告的第二部分题为“法郎区的组成”，标志着事实存在近百年的法郎区得以正名，法郎区的角色由早期商品交易的客观需要到战争和危机期间国家间对抗的被动反应，转而成为国家战略的主动选择。
法国政府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巩固加强法郎区的政策，对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以殖民地法郎的发行和中央银行改革两个举措为最。
首先，殖民地法郎与法兰西联盟的设想同源于布拉柴维尔会议，是法国政府基于时局做出的影响至今的货币安排。
一方面，战后的法国虽然作为战胜国而得以保留其绝大多数战前殖民地，然而战争却极大地削弱了法国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在一些法属太平洋岛屿，美军的占领使美元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同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已经确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试图通过法郎区维持其影响力的法国，面临着重新整合法郎区以使其整体融入国际体系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法国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报本币及所辖殖民地货币兑换比价的同一天，法属非洲殖民地法郎和法属太平洋殖民地法郎诞生了。前者流通于撒哈拉以南的法属殖民地，后者流通于法属太平洋领地。
其次，战后的中央银行改革是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的法兰西银行国有化开始，也是法国首次在本土实现货币发行国家化。在海外，于一九五五年一月通过法案，在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分别成立国有的、专职于货币发行的机构：法属西非和多哥货币发行局，以及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货币发行局。
该法案规定这两个银行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都是由法国政府分别拨款五亿法郎作为注册资本的法国公共机构，总部都设在巴黎。银行的管理由一个管理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是非洲代表、三分之二为法方代表。
三、法郎区的去殖民化与现代化
一九六〇年是法郎区历史上重大转折的一年。撒哈拉以南的法属非洲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涌现出十四个独立国家。其中喀麦隆和多哥分别在一月和四月宣布独立。六月四日，意识到独立浪潮不可阻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签署了一九五八年宪法的修正案。
此修正案为法兰西共同体由一个法国领导下的联邦国家，转变为一个独立国家间的合作组织形式奠定了法理依据。如此这般，于六月二十日宣布独立的马里联邦，在独立后仅两天便与法国政府签订了《经济、货币和金融合作协议》，并留在了法共体；随后独立的其他国家也仿效此例，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类似的或单边或多边的合作协议；之前独立的喀麦隆和多哥，也补签了协议。
在货币层面，这些协议“极力保存或者至少暂时保存了此前法郎区的货币发行机制，包括CFA的货币单位和委托给共同的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规定业已独立的法共体成员国仍然属于法郎区和此前的货币区域，重申法郎区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模式，还包含若干有关法国援助和双方贸易互惠的条款。
然而，由于这些协议大多只是前法郎区规则以国家间协议形式的重新表达，而并不反映新的主权国家的货币主权诉求，因此只是过渡性的临时安排。
作为永久性的货币安排，所有的新兴独立国家都面临着是继续留在法郎区、组成或加入其他货币联盟，或者建立本国独立货币的选择。其中法郎区以外的货币方案为其中大多数国家所短暂考虑和尝试，但均未最终达成。
同时，与前宗主国法国的货币谈判也从一九六一年初开始在巴黎进行。起初，以塞内加尔为首的非洲国家，强烈主张将法国排除在新的货币决策核心之外；而法国则坚持其为新货币所提供的固定汇率下的无限自由兑换担保，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决策权的基础上。
最终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法国和科特迪瓦、达荷美（贝宁）、上沃尔特（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七个西非国家，在巴黎签订了《法兰西共和国西非货币联盟成员国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上述西非七国决定结成西非货币联盟；区域内的货币发行权仍属于一九五九年成立的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但明确其性质为“多国公共机构”，总部“暂时”设在巴黎。在央行董事会中，法国代表与其他成员国代表的比例由一九五九年的1∶1改为1∶2，但法国在特定议题上具有一票否决权。
前法郎区的四大基本原则——法国法郎与区域货币的无限自由兑换、固定汇率、统一的外汇储备管理和交易账户制度在协议中得以重申。中非各国则选择了继续执行独立时与法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协议，并以此为依据继续留在法郎区。
今日所见的法郎区，大体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在石油危机和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所引发的国际货币危机的冲击下，很多非洲国家陷入危机，但由法国财政担保的非洲法郎和法郎区经济却表现稳定，独立之初意图脱离法郎区、发行本国独立货币的浪潮得以逐渐平息；另一方面，独立十余年以后逐渐站稳脚跟的中、西非各国也开始进一步摆脱殖民地遗存，在法郎区的框架内寻求更大的货币自主权。
这样，中非法郎区和西非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与法国重新签订了货币合作协议。中非五国仍未明确结成货币联盟，而是以多国协议的形式维持了与西非货币联盟基本相同的运行机制，一九五九年成立的货币发行机构——赤道非洲国家和喀麦隆中央银行被中部非洲国家银行所取代。
在决策机制方面，中部非洲国家银行基本沿袭了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的设置，但在西非货币联盟一九七三年重新签订的协议中，脱胎于殖民体系的、由法国人控制的决策体系基本被一套现代国际组织所普遍采用的决策机制所取代：西非货币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一年一度召开的成员国元首会议和由各国财政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
四、法郎区的欧洲化
一九九一年，象征欧盟建立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以后，法郎区解体之论不绝于耳。先后脱胎于殖民体系和美元体系的法郎区，面临着跟随法国新的国家战略重新调整、融入欧盟与欧元体系的问题。
起初，法国曾试图基于条约的第一〇九条第五款“欧盟成员国可在不损害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既有协议和管辖权的情况下保留与别国签订国际条约的权利”，通过论证法国对法郎区成员国所提供的财政保障相对欧盟的外汇储备而言规模极小、影响极其微弱，来解决法郎区与欧盟之间的法理冲突，但这一理由并未在欧盟获得通过。
最终，经过漫长的法理论证和谈判，争议基于条约的第一〇九条第三款解决：“对于所有与货币和外汇制度相关的国际协议，相关的欧盟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必须首先与欧盟进行协商。条约内容必须在欧盟委员会推荐下、参考欧洲央行的意见并取得欧洲理事会多数才可最终决定。”一九九八年，欧盟就法郎区的所有现存条约启动了法律程序，同时进入程序的还有葡萄牙与佛得角之间的类似协议。
自此至今，非洲法郎区再未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签订的法国与中、西非的货币合作协议作为支撑区域的框架性文件仍然有效，但细节的修订却根据形势的发展从未间断。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七年，原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不属于法语区的赤道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分别加入法郎区，标志着法郎区已经成功地由一个殖民时代的产物转型为区域性南北货币合作组织，并获得第三方的认可。一九九四年，非洲法郎贬值风波以后，新的补充协议的签订在货币合作的基础上强调了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赋予了原为货币区域的法郎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职能。
与此同时，法国在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去殖民化的情况下，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将旧的殖民遗产融入新的国家战略，在法非经济货币合作的框架内维持了本国的非洲影响力。作为百年前危机和战争的产物，面对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其多次应对危机、自我调整、走出危机，最终在新的国际秩序中找到新的自我定位的态度和路径，无疑对如今卷土重来的“逆全球化”之风提供了一个沉默但完整的历史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赵永升、王昭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