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震惊社会的吴谢宇弑母案以被告人被执行死刑而终告结束。在该案的所有报道中，《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吴谢宇：人性的深渊》，无疑是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它从家庭史的思路出发，围绕吴谢宇、谢天琴（吴母）、吴志坚（吴父）及其核心家庭最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叙述，给予读者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一个颇具症候性质的“事件文本”。就如陈映真《人间》杂志当年关注少年汤英伸杀人案，素来关心思想与社会变化的《读书》也对这一文本所带来的思想文化讨论予以重视。我们特约关心教育、社会、历史问题的学者座谈，并对发言要点做出编辑整理。
一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青年成长的苦闷是个经典问题。如冯至所言，人们爱把青年比作春天，与其说是因为青年人的晴朗，倒不如从另外一面看，青年人的愁苦和生长，更像那在阴云暗淡的风里、雨里、寒里演变着的春。这显得更漫长、沉重而有意义。
吴谢宇这一生，好似一只雨后墙角边的蜗牛，小心地探出头角，碰到外界的惊吓，又缩了回去。他一直不能像一株植物，真实地立在自然的天光下。家庭和学校用棱柱状的玻璃缸把他罩住，隔着自然的风雨与冷热，他看到的也不仅是一个表面光鲜的世界，透过不同切面不同色彩的“滤镜”，他的心理空间是窒息、颠倒、紊乱的。
母亲是他触摸现实的触角，是他的保姆，也是他的主宰；他是宠儿，他被母亲所左右，也左右着母亲。他的脐带一直没有被剪开。不能断乳的亲子关系让他沉溺又窒息，构成一种亲密的专制。学校将棱状的某些侧面的光线过滤得更强，更刺眼，让他为之目眩。
在“乖孩子”的面具下，他的头脑、情感乃至情志在快速地发展，但却是分裂的：一方面，理智过度过快发展，他成为一台高效的考试机器，他相信一切都有标准答案，他要一种理论的纯度；另一方面，情感发育不足，甚至是扭曲，他要的是戏剧化的浓度与烈度。他活在一种“似真的”——去掉杂质、没有瑕疵的虚构的世界。他相信推理与证明，他的观察与感受能力枯萎了。
进入大学，本应有机会走出封闭的玻璃缸。他要学会去掉头上的光环，从虚妄的想象移步到平实的地上，从高关注、强评价的正反馈中走出来——遗憾的是，他已经对此成瘾。走向他人更难了，他和他的同学们构成了竞争关系，竞争使他们视彼此为对手而非友伴。他们高度相似，却彼此疏远：他们热闹地聊天，却很少安静地交心。在外，他们长于表达与表演，回到宿舍，既懒得演戏，也难得说话。他们互为镜像，在对边界的捍卫中，彼此既关注又无感，既熟悉又陌生。
只有打通理智与情感，融通经验与经典，人的气血才能相通，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昂扬的情志。这需要谦虚与忍耐，需要等待与安静。这是当下青年成长最困难之处。
二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不能理解吴谢宇。这不是说他的成长、家族、诸多自辩之词让我无法理解，而是说所有的这些背景，以及我所读到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无法导向他最后的行动。对于他的罪行，我没有任何想法，我无法思考。汉娜·阿伦特曾说奥斯维辛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恶。这种恶意味着一种断裂，无法用欧洲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来加以解读。虽然二者非常不同，但是我依然愿意借用这一说法：吴谢宇最后的罪行无法被我理解。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极端意义上的恶，没有任何借口。
我在北大教书，见过了大量本科生，与其中各种性格、精神状态的同学都有过深入的交谈。但是在所有这些同学的身上，我都看不到吴谢宇走到最后的样子。他在大学里展示出来的是一个阳光的、易于沟通和勤奋自律的形象。他对于未来有着清晰的、完全可执行的人生计划。即便他是一个极其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我也无法在这个方向上理解他最后的举动。
从家庭史的角度说，报道中谢天琴的生平情境（这部分是我读来最沉重，也是最感动的），尤其是她父亲的生命史，应该是造成她的性格乃至对儿子管教风格的重要原因。可是在过去整整的一个世纪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了每一个家庭和家族。我见过有着更为糟糕的原生家庭和家庭史的学生，而吴谢宇的案例只发生了一次。
从纯粹猜测的角度，我会把他行凶后对他母亲的遗体所做的事情看作一场仪式，是某种带有宗教意义上的埋葬。在这个方向上试图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对其加以分析，我倾向于认为，他在行为上的异常，在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我很好奇，在案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在被捕后对此都一直讳莫如深。他在性方面的行为，在案件发生前后发生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一变化的原因，应该和他的弑母行为来自某种共同的原因。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猜测，我没有资料可供证实和展开分析。
总之，我的思考资源让我无法展开对于吴谢宇的理解。从精神分析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也许还有大量更为重要的资料是我所不知道的，这让我的思考在吴谢宇案面前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困境。
三
王利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读吴谢宇案的报道令人沉重，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情感上比较排斥去理解这个事件。这是一幕年轻人成长的悲剧。它让我们看到今天家庭和学校在青年人成长中的变形和失衡。
吴谢宇成长在一个有沉重历史印记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负载的苦难就和他刺瞎了双眼的外祖父的形象一样，深入骨髓但又不可言说。不能释怀的创痛记忆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缓和，它在家庭成员之间无形地传递，或许也因此造就了他母亲冷淡的性格和执拗的情感。而在小家庭中，也和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一样，父母在期待孩子学业有成之余，不知道如何让孩子参与到家庭这条小舟必然会遭遇的人生的颠簸之中。
家庭是中国人的避风港，安全感的底线，但它很少会航行在一平如镜的水面上。疾病、背叛、感情的破裂和难以尽述的责任都会让家庭的操持变成世上最难的一项工作。父母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让孩子以“主人”而不是“客人”的身份参与到家庭事务中来，可能是对父母提出的最大的难题。父亲病重时，不知所措的吴谢宇拿了一本书去看他，局促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长期以来母亲回避和他谈父亲的病情。这个孩子除了读书，不知道面对重病的父亲应该如何表达和承担父子之情。这一幕令人难过，也发人深省。
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很少有人提“原生家庭”这样的说法，因为尽管我们来自各色各样的家庭，但学校是个大熔炉，它锻造了新的我们。吴谢宇扭曲的心理，恐怕不仅仅来自一个不完美的家庭——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家庭，更因为他没有在学校中被再社会化，找到新的归属。大学不只是让我们证明自己更优秀的地方，而是让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我们与更广阔的生活相遇的地方。而吴谢宇只是看到了更多亮眼的目标，却与生活又一次失之交臂。
四
王楠（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
今天的中国人，终究还是要直面自己。吴谢宇的悲剧，或许就在于他在外迎合学校和社会，在家依附母亲，但表面风光的“好学生”和“好儿子”，其实只是空洞软弱的人设。他想要摘下假面，逃离过去的自己，却连真实的母亲和自己也一起毁掉了。
“我活着就是为了妈妈而活。”这是吴谢宇在给亲戚的信中的一句话。吴谢宇后来的所作所为，似乎背离了这句话。但仔细想来，和母亲“相依为命”、情感和生活都高度依赖母亲的吴谢宇，以为自己是在“为母亲而活”，只是在活自己头脑中的一个学霸人设。遗憾的是，身处高度内卷、只看绩效的学校和社会，只要吴谢宇把这个人设“演好”，就能得到鲜花和掌声。谢天琴的教师身份，以及太过接近学校的居住环境，都令吴谢宇更难走下舞台。本就易于沉溺在幻想世界中，不擅长感受体会他人心情和状态的谢天琴，为“好儿子”而骄傲和欣慰，却并未意识到那只是一个人设。
另一方面，母子二人的小家庭生活太过封闭单调。吴谢宇带同学回家，她居然表现得歇斯底里。吴谢宇也太过依赖“和妈妈在一起”时的安逸快乐，觉得自己与母亲高度“同步”，仿佛把母亲的意识和感觉也当成了自己的，这就更让他执着于扮演好“最能让妈妈高兴”的“宇神”。
可是，在面具之外，吴谢宇自己对性的困惑、对未能送别临终父亲的愧疚之情，很可能还有撞破父亲出轨的情感冲击，统统无从倾诉与发泄。总是习惯于演“好儿子”“好学生”的他，总是不断搁置和假装遗忘那些困扰自己的情感和问题。即使面对男性亲属，也惧怕暴露真实的自己，几度欲言又止。
这种紧张并未因他进入北大而化解。在无数学霸面前，吴谢宇这个只会考高分的“好学生”，显得那么单薄幼稚。同学之间彼此审慎的距离感，以及缺乏松弛简单的友爱和团体生活，更令本就不善与人交往的他孤独无助，难以真正打开自己。
最终，学霸人设崩塌，无法“为母亲而活”，又不愿意去死，内心深处，又难以摆脱与母亲意识、情感自以为是的合一。他选择用暴烈的手段强行断绝这一连接，并以“和母亲一起死”来欺瞒自己。可面对母亲的鲜血和尸体，这个虚假的谎言也破灭了。他用“母亲为自己死”换取了“为自己活”，但作为弑母逃亡者的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啊！
如果家庭中的亲人们，彼此可以更真诚、坦然地相互交流和面对，而不陷入表面“为家人而活”而实则“家人为自己活”，落入自我封闭或流于社会意见的陷阱，如果我们能在承认自己和亲人都“有己”的基础上来真正“为他”，既给亲人和自己留出成长的空间，也让彼此的感情和真心真正交汇融合，家庭或许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根基。
五
侯俊丹（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
坚信“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的吴谢宇，一边在“完美极致的爱”的想象中渴望着爱，一边却将平淡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温暖视为“无情无义”。这种割裂，几乎完整复制了他的母亲：爱有多强烈，爱得就有多失望。谢天琴与吴志坚的结合，是这场爱的奏鸣曲，她带着对小家庭浪漫的幸福憧憬，踏入这场婚姻，与原生家庭分离，更像是告别苦难的童年。谢天琴爱吴志坚，热烈而坚贞，操持养育和家务的万般辛苦，只要能得到丈夫及时抚慰，哪怕只是鸿雁传书，便欣慰一切付出值得。
为爱多劳碌，渴望爱的回馈就多炽烈，一旦反馈跟不上自己期待的节拍，抱怨牵生自怨，连珠炮般，接踵而来。大女主式的自律意志、干练作为，与小女人般的梨花带雨、歇斯底里，杂糅于谢天琴性格的表里两端。
父亲的故世，令平衡母亲情绪与意志的担子落在了吴谢宇肩上。这个青春期的少年，开始面对他人生中的现实，亦是他最大的困局：如何做一个男人？懵懂的男孩，在与母亲日常相处中，试探着将因父亲的死带来的晦暗引向光明的可能。
他替代了母亲书信里倾诉的父亲，观察着母亲情绪纤毫的变化：对零食口味的偏好，花展上如数家珍的碎碎念叨，一起看电影时的一颦一笑，以及失去爱人的悲痛绝望。男孩与他的母亲，隐秘地建立起闺蜜般的情感，沉溺于纤弱、敏感且变化无常的女性意识中；但除了让自己做个好孩子外，他找不到能像真正的父亲一样，以成熟、稳健的男性心智，将母亲和自己带回生活的平衡。
无力感是吴谢宇对自己的定义。浸淫于与母亲关系中柔弱的女性意识，让他联想到自己从小是个病秧子，也将他一次次带向弃绝自己的濒死深渊；而困惑于如何做一个男人的本能，又将之拉向有力量的男性意识的自觉。
自我意识徘徊于两端的撕扯，最终导向了他在理解与母亲情感关系时的倒错：把自己想象成有力量的父母，照看好母亲这个无助的“小女孩”，自己死了，将无人照看好这个孩子，因为爱她，只有带上她一同赴死。从某种意义上讲，吴谢宇弑母的念头起于他女性意识的自我毁灭；而他用哑铃砸向母亲的方式，似乎又表达了男性意识的内在反抗，在杀死母亲的那一刻，释放了男性意识之生的可能。
吴谢宇案的悖论也许在于：男孩作为母亲的影子，毁灭了母亲；而另一方面，也是那个坚贞母亲——女强人隐藏的压抑的歇斯底里气质，毁灭了自己，而这一切的原发，都是以爱的名义。浪漫爱的想象，构成了中国从集体化时代回归家庭生活的前提，在核心家庭化的“心灵”维度上，“女性-母亲”是为主导力量。如果说吴谢宇案昭示了“孟母”神话的破裂，那么，什么才是能够保障现代幸福的女性自觉？也许，在“为母则刚”“为女则刚”之外，女人更需要正视且安顿内心中那个充满幻想、敏感脆弱的“小女孩”吧。
六
纪莺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这个极端的案例，或许已经残酷地问出了当下中国妈妈们心头的普遍问题：我们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生命，殚精竭虑想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但是为什么下一代反而可能会弱化其构造生活的力量？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说，中国父母把子女看成自我重生的机会，在中国社会里这尤其受到了“亲子一体”的血统观念的强化，也就是说父母在根本上把子女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世道剧变，费老所说的“父母把子女看成自己重生”的生命感觉，仍然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深层意识，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深沉感觉结构。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点，在谢天琴对待吴谢宇的方式上可以说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谢天琴对待吴谢宇的爱与期待，具有中国妈妈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并且，外部激烈竞争、社会变迁和教育体制又都在不断强化着母子之间的这种强烈的同一性关系。
但是又必须看到，吴谢宇和妈妈之间这种强烈的“亲子一体”的关系恰恰是高度孤立和排他性的，只构建了“亲子一体”这一个环节的强烈纽带，不但难以生发出一种真正朝向独立个体的生命意识，而且没有把这个环节放在更大的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之中。这既体现为吴谢宇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看成竞争关系，也体现为吴谢宇把家族关系完全看成对其核心家庭的剥削与负累，更体现为吴谢宇在面对病重父亲时的茫然无措。
甚至可以说，随着吴志坚的早逝，这个小家庭就彻底进入了一个不断剥离其原初家族网络和伦理基础的过程。这对母子都本能地更加抓紧了“母子关系”这一个仅剩的环节，而从未真正完成家庭生命向更大社会领域的扩展与丰富。真挚而强烈的情感是人性的本能需求和自然起点，但是从这一需求出发如何完成家庭与社会秩序的完善?这一点或许还是今天要面对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透过吴谢宇案也会看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极度想要给儿子以一个好生活与好未来的谢天琴，却成了这种单一而封闭的感情结构的牺牲品。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社会和家庭内部的压力都聚焦于家庭内部女性的身上，终于会造成多么惨烈的结果。在家内，一个人如何做父母，与其如何做子女、做夫妻、做女婿、做儿媳都是高度相关联的。反过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做个好妈妈，恰恰不能简化成为只指向家庭内女性或“母亲”这一单一身份的要求，而恰恰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成全。
七
凌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当在网上看到吴谢宇写给亲戚朋友的信件时，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他的这些信件与中国明清时期的“诉讼状”，有着非常类似的结构；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一些情感与逻辑，却又有着明显差异，两方面构成一种奇特的扭曲感。
明清时期传统的“诉讼状”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当事人会通过诉讼状，讲述一个社会礼俗都支持的“情理”逻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情理”逻辑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并且在“情感”和“道理”两个层面相互配合，以此说服读者（地方官）。其二，为了强调所提出的“情理”逻辑，他又会通过隐瞒乃至歪曲某些事实，隐藏起对自己不利的另一些也被常人认可的“情理”。因此，在研究传统诉讼时，一方面是要重视当事人提出的“情理”是什么，另一方面还要分析被掩盖的另一些事实和情理是什么，以及当事人想达成的目的是什么。
在吴谢宇的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叙述结构。在各封信中，吴谢宇首先便提出自己所主张的“情理”，其中的“情”是“对于母亲深深的爱”，与此对应的，则是自己基于深情而能够为母亲做一切事情，甚至能够“因太爱母亲而杀死母亲”的极端之“理”。另一方面，在信中隐瞒的，则是他如何周密筹划、如何处置尸体等极度理性化的罪行。
那么，吴谢宇在信中所主张的“情理”是否就是完全的谎言呢？也许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一奇异“情-理”的背后，是他与母亲之间近乎融为一体的情感连接。这一点是吴谢宇自身无法否认的，因为否认此点也便否认自身的存在根基。他深信着这一点，这是他在审讯中坚持维护母亲形象的原因，他也希望以这一点来打动亲友。他深信着“对母亲的爱”，却同时掩藏了“爱”背后的“恨意”（无法脱离的恨意）。只是这样一种恨意，不仅是他不能说出口，甚至是在理智上也无法自我承认，无法自我表达的。这种“恨意”，潜在地外化为残忍筹划和理性计算，这也是他在信中隐藏和回避相关内容的重要原因。根本上，他让自己相信自己仅仅是因为深爱母亲，是“为了母亲而杀害母亲”。
正因此，他的信件中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欺骗自己，同时希望以此说服他人的“情理”的扭曲和变形。他想用“情理”形式所表达的，却是最违背“情理”的反情理。这正是信件如此别扭的原因，也恰是当代社会的某种折射。
八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这个极端案件触碰了当代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遭遇的普遍困境。案情是非典型的，但他们一家人的性格和困境是普遍的。这种普遍性，不只是源于具体的原生家庭，更可能源于时代变迁对于家庭的深刻再造。
中国传统大家庭可以视为“苦难的共同体”。如何既降低“苦难”，又维续“共同体”，前人的智慧是“分家”和“反馈模式”的相互支持。在农业社会中，经济资源有限、人口流动性较低，故而“分而不离”是“分家”的普遍特征。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社会继替”目标的实现，在西方主要依靠“接力模式”，每一代长大之后自然地离家出走、成家立业，故而每个家庭都只是接力棒中的一个临时性节点；但在中国，除了“接力模式”还有更为重要的“反馈模式”，即以家为中心，子女的价值在于“尊祖敬宗和家族绵延”，在亲代跟前履行好“子女”的职责，其继替线索虽然总体上是向前绵延的，但在每个节点上都要往返。换言之，在中国，子女不仅要学会长大后“做父母”，同时要学会“做子女”，承担“为人子女”和“为人父母”的双重任务。这一习得端赖于现实家庭生活中周而复始的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是不言而喻的。
改革开放为城市化和流动化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社会迅速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家庭，在这个过程中无可奈何地承接所有这些变迁带来的动力和压力。
首先，核心家庭的自我定位模糊化。家族绵延和光宗耀祖已经过时，“为人父母”本身会受到各种新观念的挑战。
其次，家庭在面对专业知识涌入时的困难。那些诚心实意、亦步亦趋地追随专业知识的年轻家长，仍然在实际问题面前倍感踌躇，理论运用远没有设想的那样恰如其分。
复次，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和伪社会化的矛盾。传统家庭的总体性特征，被各种社会专业机构一步步削弱，但是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仍难以摆脱其初级群体的位置，被专业机构所添加和承接的功能仍需要家庭的接应。学校往往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传授最可操作、最易传授的知识，进而固化为应试教育和专业教育，或者更为直接地说是“卷”的教育。不只如此，学校还将“卷”的紧张感植入家庭。
最后，在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特别是独子家庭中，无论哪一代人扮演的角色都是单面的，父母只是“父母”，无以同时为“子女”；反之亦然，子女很难有在“身教”中获得“反馈模式”里如何做好“子女”，以及扮演家庭其他角色的道德和情感自觉的机会。
如何面对这种普遍困境？当然不是简单地在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重回传统。传统永远回不去，也不值得全盘回归，在个体意识已经勃兴的背景下，很少有人会为了习得“反馈模式”中的不同家庭角色，而甘愿承受自我牺牲和复杂家庭关系潜藏的“苦难”。我们能做的，是直面家庭在不同时代的困境，积极探索走出“纠结”（ambivalence）的合适道路，期待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的子孙能够生活在玫瑰色的而非苦难的共同体中。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2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刘云杉、孙飞宇、王利平、王楠、侯俊丹、纪莺莺、凌鹏、肖瑛，原刊标题：《人性·家庭·社会：一个青年悲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