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杀年猪，烫猪血
2月3日天气冷，开了一两个小时的车，下乡杀年猪。几家人合起来在乡下买了一头猪，其他人先回老家处理事情了，没有时间，所以由我们下去。喂猪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她家里有一头母猪，母猪又下了十几头小猪仔。小猪仔喂大了之后，再托熟人及微信推销的方式卖猪。老人的儿子在省会城市做水电工，儿媳妇在家带三个小孩读书，空闲之余和老母亲一起种杂粮，煮猪食，喂猪。老人的女儿在附近街上卖水果，顺便帮忙介绍人来家里面买猪。
我们开车到老人家里之后，老人的儿子就和杀猪师傅还有我们一起，把猪赶到专门用的铁笼子里，计算好斤两，放血，去毛，分割，一头猪一两个小时就处理好了。毛猪10元一斤，杀猪费由买猪的人承担。我们今天杀的这头猪听说是用玉米等熟食喂养出来的，杀出来的肉偏深红色，颜色比超市里面的饲料猪深。
家里的人觉得病从口入，吃得好一点身体就会好一点，所以冒着大雨的天气，下乡杀猪。杀完猪主人家还请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杀猪饭，吃的都是农户自己种的萝卜白菜和喂养的家禽，味道特别好。吃完我们还一起聊了下家常，互相加了微信，确定了长久的买卖关系，氛围特别好。
图：卖猪的大姐在给我们做饭、烫猪血 作者供图
二、近乡情怯
临近年关，思乡情切，很想回家，想回家看看自己生长的地方，看看自己一直没怎么见但保持联系的朋友和老家的老人。毕业之后，我们原来的一些高中同学回到了老家县城工作，他们一般从二本学校毕业，是独生子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或者家庭负担比较重，必须要回到本地照顾家里，所以最终选择了回到本地工作。
这些年虽然没怎么见面，但平时偶尔还是会相互沟通一些信息，因为有一起读书的经历，所以尽管没有见面，但在心里一直都觉得还是很亲。再有，有对故乡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希望能够在慢节奏的生活里面放空几天，休息一下。这种强烈的冲动在2月4日，姐姐冒着风雪回家之后，变得更强烈。
心理上有想法，行动上却比较迟缓，一是身上承担着必须完成的工作的压力，二是忌惮故乡的人情负担。回到家中，总想安安静静地吃几顿饭，和讲感情的人一起聚一聚。实际状况是并没有纯粹的感情，只有被利益挤压的感情。
在家，父亲总是喜欢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意愿处理事情，和谁家关系远近，去谁家买什么东西，都要替我们决定，由我们买单，否则就要发脾气。除此之外，还要求我们和对我们不好、根本不在意我们那点春节礼物的亲戚主动保持亲密关系。必要的时候，还希望我们能给他的亲人送一大笔钱，否则我们回来就不会受到尊重，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回到家中，我们的自主性被大幅度压缩，被迫成为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颗螺丝钉，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意的是故乡具体的人和纯粹的情感，并不想嵌入传统村庄社会关系网络里的爱恨情仇之中，也不太认同那一套规则。
我的老家在湖北的江汉平原上，是一个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村民缺乏对村庄历史和伦理价值规范的记忆，个体化程度较高。原子化地区人的特点是容易极端化，一方面他们逃逸于具体的村庄社会结构，所以心思相对单纯，更容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认同崇高的理想和国家宣扬的一系列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他们做事情缺乏策略，缺乏人情社会关系资本的支持，和具象化的村庄社会结构传递的压力，所以个人常常陷入想象多于实践，好高骛远，目标与手段偏离的境地。
在这种地区长大的人，他的成长更多得益于个人的天分，可以发展得很好，也可以发展得非常差。天才和极端自律追求进步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于当地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往往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中，陷于精神内耗之中，经历了一两次冒险失败后，就选择安于现状，安稳度日。所以在我的老家，尽管当地的农业资源禀赋不错，但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富裕起来。
被动型光棍非常多，很多二十多岁年纪轻轻、身体健康、长相帅气的人在付不起彩礼钱，县城没房没车没存款的情况下，已经自我放弃了，他们的原话是“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养什么老婆孩子”。
我的老家是传统的农业型地区，人均两三亩，户均一二十亩土地。这除了与农业边际效益递减，农业收入相对下降有关以外，也与原子化地区的农民缺乏向外占有资源的外部动力，耽于现状，保守的文化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当一个地方的人不富裕，同时当地农民的消费又嵌入到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时，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相对拮据，对利益就会变得特别敏感。这种敏感性越是在不富裕的家庭，越是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原子化地区，“兄弟都不共养一头牛”，即兄弟之间也无法形成合力。在当地代际之间也没有形成合力。我所看到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处于内耗之中，无法整合关系、集中力量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往往看得到机会，却因为内耗性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抓不到机会。
在这种关系结构下，当地的农民普遍处于挣扎在生存边缘，每年收入和支出大抵相当，甚至入不敷出，只能勉强度日也成为常态。恰恰是因为不丰富，所以大家“杀富济贫”的“红眼病”就比较重，不管你在城市里过得怎么样，总归比农村好，回到农村大家就希望你能帮一把，否则的话少数人还会对你不太客气。
这种情况在原子化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他们不受制于村庄社会关系结构和伦理文化的约束，非常现实，如果他发现你对他没有利用价值，他的这种现实就会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心目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存在着巨大的落差。所以虽然我的思乡情意很重，但是行动相对迟缓，一直都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回家最好。
三、故乡的老人好多都有“三高”和肾脏疾病
半个月前，我的姑父去世了，年龄不到七十岁，据说有高血压，还有心血管疾病，脑梗中风之后就很快一病不起了。大半年前我的姨妈去世了，刚刚六十岁，但已经病了十多年，患有糖尿病、尿毒症和其他疾病。
我所在的村庄有24户人家，5户人家中有糖尿病人，并且开始出现并发症。2户家中有人尿毒症晚期。2户癌症，其中1户是直肠癌，1户是肺癌。1户脑梗，受了刺激，精神已经不太好了。1户家中有人有严重的心脏病，已经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带病还种了别人家的地，一共种了50多亩地。1户家中有人肾脏有问题。目前知道有“三高”和一些其他疾病的有2户。也就是说一个村庄里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身体出了问题。所以这两年，经常听到老家有人去世的消息。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身体出现问题？我觉得除了健康检查的缺乏以外，当地人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重要原因。大概在二十年前，当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农民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农业生产，我也经常参加“双抢”，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活一体。农业生产虽然辛苦，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也锻炼了人的身体，充实了人的精神世界。
最近十几年，大概是从2008年开始，我们当地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一个月农忙，十一个农闲的时间安排开始成为常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关系剥离开来，空下来的时间如何打发，大部分人的时间安排处于缺乏自律缺乏规律的状态，一部分人的时间被打牌赌博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占据，吃饭不规律、作息不规律成为了常态。
生产方式的变革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革，用当地一名喜欢打牌的农民的话来讲，“要是有工作做大家就没时间打牌了”，言外之意是因为闲暇时间太多，一部分人才会去打牌。农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但时间安排、作息规律和饮食习惯及结构还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
在我的老家，大家特别喜欢吃油盐糖腌制食品等口味重的食物，我的父亲母亲炒菜非常喜欢放猪油，我一边喊叫他们不要放猪油，他们一边答应着，一边一大勺猪油就放下去了，嘴里还振振有词地说着“菜不放猪油不好吃”。家里的猪油常年四季没有断过，一旦猪油吃完了，他们就会去街上买猪油回来熬制油渣。
父亲一边说自己尿酸偏高，血脂偏高，一边顿顿餐餐都爱吃油腻重口味的东西。农业生产方式变革，逐步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方式现代化被剥离成为一个单独的命题，呈现出来。家乡的父母及亲人亚健康状态的生活方式是农民生活方式面临现代化转型问题的一个缩影。
四、城乡之间的血缘关联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进了城，但亲戚朋友还在农村。我们目前的城市化还是一代人的城市化，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基础上的城市化，年老一代人的资源包括养老资源受到挤压。同时，他们很难与子女一同进城居住生活，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一个家庭内部因此出现了城乡分立的情况。
这一方面意味着城乡之间的分立是一种常态，另一方面意味着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城乡互动是一种常态。日常生活中代际之间向下的资源支持，向上的资源反馈，节假日等重要时节及人情上的往来，则是城乡之间密切互动的具体实践形式。虽然我也不愿意回乡，因为手上有事情，同时忌惮人情负担，但是我又不得不回去，因为我的亲属关系还在农村。
今天二姐告诉我，过完年她们准备给小孩做个十岁，邀请我们回去喝酒。二姐在武汉定居，他的公婆和他们一起在武汉居住，并在当地找了一份事情做，二姐怕麻烦，不想给小孩做十岁，但是公婆坚决要回到老家给小孩做十岁，他们两口子拗不过老人，最终也只能回老家过生日。在我们那里，结婚，小孩十岁，小孩考大学，老人过六十岁生日，老人去世，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必须办酒。
二姐请我们回去喝酒，虽然要开几百公里的车，我们还是同意了。虽然手上事情很多，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想到能回去，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之前担心的那些人情纠葛，在这一瞬间似乎也不那么担心了，也有勇气和策略去应对和处理了。对于家里的亲朋好友，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亲疏有度，对人情关系里的爱恨情仇既有立场又不过度嵌入，同时对亲近一点的亲朋好友尽量客气一点、尊重一点，希望等到我们的父母有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能以善意作为回报。
在我的老家湖北，年轻一代是面向城市生活的，乡土情结比较淡，父母是年轻人和乡村发生关系的重要联结纽带。等到我们的父母老了，最后一代农民退出乡村了，可能这一代年轻人和村庄就没有关系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年轻人与村庄疏离的情况是存在分化的，年轻人里面往往是工作比较稳定，在城市定居的人，才与村庄的关系相对疏离，那些工作不那么稳定的，实际上与村庄的关系比较紧密，村庄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
另外，富裕家庭的子女与村庄并没有处于疏离的状态，往往处于嵌入的状态。贫困家庭的子女与村庄也保持相对紧密的状态。子女与村庄处于疏离状态，往往是因为家庭中的人情关系过于复杂，人情成为负担，才与村庄处于疏离状态。即便如此，在他们的心里仍然有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与乡土相对亲近，保持着紧密联系。
简言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家两制、乡土情结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吸引年轻人回乡的动力，而村庄里面的人情纠纷和人情负担是阻碍年轻人回乡的力量。这里的年轻人指的主要是80后、90后。
同时，年轻人与村庄处于疏离的状况存在区域差异，在我的老家这样的原子化地区，因为村庄社会关系比较松散，年轻人与村庄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但是在南方宗族地区和北方小亲族地区，年轻人感受到的村庄压力相对较大。因此在我的老家这样的原子化地区，年轻人与村庄保持疏离状态的情况更加突出。
最后，年轻人与村庄处于疏离的状态可能存在年代差异，这里不过多阐述。总体上，需要注意的是，年轻人与村庄之间存在着制度性、结构性关联，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利用好这重关联。
受城乡之间的血缘关联和制度性关联的影响，我们需要持续性往返式返乡，我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普通的人，所以我也要返乡。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舒丽瑰（中南大学讲师），编辑：竹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