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马斯克在，商界就不会缺少新闻。
美国当地时间1月30日，特拉华州衡平法院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裁定，特斯拉董事会2018年初向马斯克提供的558亿美元薪酬计划无效，因为批准薪酬方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缺陷”，未能证明“薪酬计划是公平的”。
马斯克得知判决结果后，在X平台上愤愤不平地呼吁“永远不要在特拉华州注册公司”。他还宣布特斯拉将举行股东投票，将公司注册地从特拉华州迁至总部所在地得克萨斯州。
马斯克薪酬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
公司到底需要怎样的CEO激励？
到底是马斯克错了，董事会错了，还是法官错了？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企业家因其开创性和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担当，必然需要相应的激励，这就是股权、控制权，以及对利润的索取权。董事会的一大任务就是对企业家进行有效激励。
马斯克无疑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企业家，但特斯拉电动汽车到底能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最初并不明确。
为了激励马斯克殚精竭虑把创意变成现实，特斯拉董事会2012年为其做了10年期、总额为5%股权的捆绑激励计划，在股价和生产经营目标两个维度上分别设立了10个小目标。
在市值方面，当时特斯拉市值为32亿美元，每增长40亿美元设为一个目标，一直到第10级的432亿美元。在经营方面，目标从“研制出Model X Alpha模型”开始，一直到第10级的“总计产出30万辆车”。马斯克每一次需要同时完成市值增长和经营目标，然后可以获得0.5%的期权奖励。10个小目标都完成了，就能拿到5%的股票。完不成，则根据完成多少获得对应的额度奖励。
马斯克的确给力，特斯拉2017年市值就冲到了第10级，到2018年完成了9个经营目标。为此，董事会在2018年为其制定了第二个10年激励计划。此时特斯拉市值为600多亿美元。
2018年激励计划的核心还是市值增长加经营目标。市值目标从1000亿美元开始，每上升500亿美元为一级，到6500亿美元，共12级。经营目标包括特斯拉总收入和EBIDA（息税前利润），总收入从200亿美元到1750亿美元，EBIDA从15亿美元到140亿美元，都是8个台阶。马斯克可以在这16个经营目标中选择12项作为对自己的考核。他每跨越一个市值台阶并完成相应的经营目标，就能获得1%的股权激励。（注：市值达到5500亿美元后只考核市值目标）
2018年3月21日，这一计划被73%的特斯拉股东通过。每一级目标实现后，马斯克可以选择以每股350.02美元的价格购买169万股特斯拉股票。假如所有目标都实现，他将获得价值约为558亿美元的股票奖励。为体现公正，作为股东的马斯克和他的弟弟没有参与股东投票。当时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主席说，如果马斯克真能实现目标，股东将是大赢家，即使做不到，股东也不用付什么代价，即“正面你赢，反面你不会输”。
｜正在牵引猛禽真空发动机的特斯拉Cybertruck赛博皮卡
558亿美元的薪酬激励是有史以来对CEO的最高激励。特斯拉股东之所以通过，一是高激励和高目标相匹配。相比股东价值的巨大增长，马斯克所获还是小头，且站在当时的起点看，要完成全部目标非常困难。二是除股权激励外，马斯克不再有其他收入，从2019年起他每年只领取象征性的1美元。之前他每年的薪酬也不过两三万美元，和加州最低工资差不多。
对于2018年激励计划，特斯拉董事会当时表示：“如果所有这些里程碑都能实现，特斯拉也将实现帮助世界转向使用可持续能源的使命，并将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最成功的公司之一。这是我们的雄心。”从2019年到2023年，马斯克再一次神奇般地完成了激励目标。
在马斯克薪酬计划被法官裁定无效后，有电动汽车分析师发帖，这个方案不可能被埃隆·马斯克玩弄，“他必须达到极其困难的市值和收入里程碑。即使他真的达到了这些苛刻的目标，他在行使期权后的五年内不能出售这些股票。股东做得好，埃隆才能做得好。激励措施是一致的。自2018年薪酬方案公布以来，特斯拉股价上涨了10倍，营收增长了9倍。”
马斯克在X平台上回应：“是的。”
重仓特斯拉的ARK基金创始人“木头姐”（Cathie Wood）为马斯克鸣不平时表示，“特拉华州法院的判决，是对我们国家理想的侮辱和践踏”。
还有支持马斯克的声音说，“亿万富翁也可以参与争取的公平薪酬斗争”。马斯克和普通工薪阶层一样，也有权利拿到应得的工资，他每周都必须弄清楚下一枚火箭的支付费用，为下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提供资金，亦或为下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的发明创造（如脑机接口芯片）进行市场营销。
马斯克在法庭作证的陈词中说，他需要这么多的工资是因为他有很多艰巨但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做，例如他担心人工智能“统治世界”，让人类“可能沦为‘类似于家猫’或被它们（人工智能）完全消灭”。他还提到了拯救人类的“殖民火星”计划。
在法官判决前几天，马斯克还告诉分析师，他希望扩大在特斯拉的股份，以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避免被赶下台，从而可以进一步扩展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由于减持股票特别是为收购Twitter做了较多减持的原因，目前马斯克在特斯拉的股权为13%左右。
在以股权为主导的激励模式下，可以把高管薪酬看成市场愿意的出价。既然特斯拉董事会和股东通过了对马斯克的激励计划，他也为特斯拉创造了高价值，那么这一计划为何会被法官否决呢？
首先要看看当初就反对计划的那部分股东的意见。加利福尼亚州教师退休系统 （CalSTRS）是持股非常少的股东，投了反对票，原因是“鉴于该奖金的规模，我们认为，对股东利益的潜在稀释作用太大了。此外，我们还担心公司缺乏对盈利能力的关注，而采用的盈利指标不包括基于股票的薪酬成本。”还有股东担心，马斯克被太多的项目分散了对特斯拉的注意力，包括SpaceX火箭发射。
也是2018年，一个当时仅有9股特斯拉股票的前摇滚乐手理查德·托内塔（Richard Tornetta）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马斯克550多亿美元的薪酬过高。他还认为，马斯克通过与董事会成员（包括他的兄弟）密切的个人关系，影响了董事会制定其薪酬计划的决定。这一诉讼持续了五年多，直到法官最近裁定薪酬计划无效。
一个小小散户要掀翻对大名鼎鼎、功勋卓著的马斯克的股权激励，法官还支持他，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法官是怎么想的呢？
法官承认，马斯克并不像传统的亿万富豪那样挥霍无度，或享有顶级奢华的服务和便利。他只有一套豪宅，且根据律师证词，他还曾想将这套豪宅挂上爱彼迎（Airbnb）出租，只是因短租会被严厉打击，才未遂愿。
但法官指出，马斯克558亿美元的工资“史无前例”“高到离谱”，是美国CEO同行中位数的250倍，是第二名的33倍多。更主要的，法官在法律推理书中写道，“他们（马斯克董事会的朋友们）没有站在马斯克的‘对立面’，因此这是合作，而非身处不同立场的谈判。”也就是说，董事会在制定马斯克薪酬计划的过程中，更像是一种“合谋”。
2018年时特斯拉董事会有九名成员，大多与马斯克有密切关系，其中有他的弟弟，有他的密友，也有多年相识、重仓特斯拉的投资人，“多位董事与他有着深厚的个人和财务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利不菲”。
《华尔街日报》前几天发表的一篇调查报道揭秘了马斯克与一些董事的“金钱和毒品联系”。例如，风险投资家Steve Jurvetson曾在特斯拉长期担任独立董事，在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他曾与科技行业的多名女性上床并使用非法药物后，他离开了特斯拉。他与马斯克有很深的经济关系，还一起参加派对，使用摇头丸和迷幻药。他的问题暴露后，马斯克在私下敦促董事们允许他向董事会请一段不寻常的假，然后自行辞职。
目前特斯拉的董事会有八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成员多年来通过这一任职积攒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股票，大大超过其他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收入。马斯克和董事会一些成员的个人与财务关系，“严重模糊了友谊与财富的界限，引发了一些股东对负责监督马斯克的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的质疑”。
《华尔街日报》称，“在马斯克营造的文化中，包括董事在内的一些朋友觉得应该与他一起吸毒，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可能会让这位为他们赚了很多钱的亿万富翁不高兴。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冒险失去与马斯克关系亲近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对一些人来说，这就好比与国王搞好关系一样。”
马斯克及其律师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但今年1月《华尔街日报》发表马斯克使用非法药物的文章后，他曾回应，在2018年一次吸食大麻的事件后，他接受了三年的随机药物检测，没有发现过哪怕任何微量的药物或酒精。他讽刺《华尔街日报》连当“鸟笼下的接屎垫”都不配，并写道：“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真能提高我的生产力，我肯定会服用它们！”他的律师也表示，马斯克在SpaceX会接受定期和随机的药物检测，并且从未有过检测不合格的情况。
这篇报道中披露的细节还包括：特斯拉董事会有时开成了非正式的家庭式会议，“董事们有时会向马斯克提出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比如未来特斯拉产品的颜色”；马斯克有时会迟到两个小时，或者提前几个小时到会，然后责怪员工没有在适当的时间把他送到会场。
并不是所有董事都和马斯克之间不存界限，或听命于他。“至少有两名前董事会成员对该公司缺乏公司治理和对马斯克马首是瞻的做法感到不满。”例如，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前首席投资官水野弘道在特斯拉董事会任职三年后于2023年离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善特斯拉的治理相关实践。他发现，“特斯拉董事会的运作更像是一家拥有领地的家族企业，而不是一个有严格规章制度的上市公司，尽管该公司通常运行良好”。为保持客观，水野弘道养成了在工作中尽量避免与他人关系密切的习惯，他有时会受邀与马斯克喝一杯，但从未参加过马斯克的私人派对或活动。
CEO的薪酬激励对公司发展极为重要，同时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异持续上升。2022年美国的CEO Pay Ratio（公司CEO薪酬与公司员工薪酬中位值的比例），亚马逊为6474倍，麦当劳与百胜餐饮约为2000倍，微软为289倍。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和工会对这一差异表示不满，要求进行“Say on Pay”投票，提高高管薪酬计划制定的合理性和透明度。2021年，标普500企业中有16家公司的CEO和高管薪资被股东否决，2020年时这一数据分别为10家和7家。
所谓“Say on Pay”，是美国在2011年推出的一项规定，它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将公司高管薪酬提交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政府希望借助机构投资人行使投票权来监督和约束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从而推动形成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互动机制。一些专业的投票咨询机构每年都会对各大公司的薪酬类议案发表意见，如Glass Lewis在2022年4月建议投资者应投票否决巴克莱银行和渣打银行的高管薪酬和退休金方案，ISS在2022年苹果股东大会投票前夕建议投资者投票反对库克的薪酬方案。
一些公司已经被迫采取举措，如谷歌母公司Alphabet前年宣布，将放弃使用股权激励进一步支付高管的薪酬，代之以现金支付。在2023财年（截至9月30日），苹果CEO库克的薪酬（约6320万美元）比2022年的9940万美元薪酬、2021年的9870万美元薪酬有相当幅度下降。主要是因为股权激励部分的下降（从前一年约7500万美元降低为约4000万美元）。此外，2023年苹果授予库克的股票中，与业绩相关的部分的权重从50%提高到75%。
根据苹果公告，库克薪酬降低的原因主要考虑了全球疫情导致发展的不确定性、美国加息及公司股价增长遇阻。苹果董事会称，“考虑到苹果的相对规模、业务范围和业绩表现，薪酬委员会计划将库克未来几年的目标年薪定在我们主要同业CEO的80%至90%之间”。
一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世时曾多次警告，高管与公司员工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将对企业和社会造成一系列问题。他甚至认为CEO薪酬的上限不应超过员工的20倍。但有意思的是，德鲁克研究所前两年对482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Pay Ratio最高的公司，在公司财务情况、创新能力、客户满意度、社会责任和员工敬业度这五个维度上的表现最好。德鲁克研究所解释说，这是因为大部分CEO的薪酬是以股权激励的形式支付的，而在数据收集时，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很高，因此CEO薪酬也增加了。
咨询公司韦莱韬悦指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薪酬多高才是合理的，应该从绝对水平/竞争力、相对水平（CEO Pay Ratio）、为业绩付薪（Pay for Performance）、和股东利益的一致性，以及薪酬制定过程等因素综合来看。“公司的高管薪酬是由谁制定的，决策机构是否被控制，制定过程是否合理透明，这些方面也非常重要。除了‘结果公平’，还要‘过程公平’。”
韦莱韬悦2023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管薪酬有六大趋势，即ESG指标纳入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付薪公平性、Say-on-Pay的内涵逐渐拓展（越来越多利益相关方对高管薪酬发表意见）、加强对风险的关注、为业绩付薪、实时考虑股权激励的规划和调整。
马斯克薪酬案的下一步会如何展开？外媒预测马斯克会提出上诉，马斯克的法律团队也在法庭文件中表示，特斯拉可以采取新的计划，为马斯克过去五年的工作支付报酬，但新计划必须合理。
近期，马斯克一直在寻求对特斯拉的进一步掌控。他1月中旬在X上发贴，说如果不能拥有对特斯拉约25%的投票控制权，他没有把握让这家电动汽车巨头坐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头把交椅。
马斯克薪酬案风波对中国上市公司有何启示？
首先，董事会要高度重视CEO激励，充分的CEO激励对公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CEO为公司创造了财富和价值，理应获得可观的激励。实证研究显示，CEO薪酬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能说是负面关系。
其次，董事会必须独立专业，在CEO薪酬的制定过程中做到程序完备，不以私利迎合CEO的个人要求，从而留下隐患。
第三，包括股东、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工会、监管者、媒体、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利益相关方，对于CEO薪酬的合理性的追问正在不断增强，对薪酬计划制定的公允、透明有着更高要求，薪酬也必须和业绩有更多关联性。
没有马斯克，就没有特斯拉，但没有利益相关者，特斯拉也不成立。组成企业的要素并不只是企业家才能，还包括投资者的财务资本、员工的人力资本等等。企业也并非生活在真空里，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和情绪的影响。这是一种复杂、微妙、动态的平衡。
激励的充分，程序的完备，利益相关方的认可，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三重目标，还是一个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