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研究专家贺雪峰教授曾出版过两本书：《什么农村 什么问题》《谁是农民》，在这两本书中，贺雪峰教授强调，在对三农问题进行经验与理论研究以及进行政策对话时，一个最基本但极其重要的起点是，要准确把握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基础及其变迁、农民群体的分化趋势及其类型。谁是农民以及我们的政策如何有针对性地回应他们的需求，对于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三农政策的有效性、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各地开展县乡教育专题调查研究，检视当前教育学界等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发现许多研究同样存在贺雪峰教授多年前指出的三农领域研究者与政策制订者存在的问题——对城乡中国与数字社会交叠影响下的县乡儿童的类型缺乏基于大规模、深入的经验研究，因而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对话时因缺乏对于经验事实的深刻感知，难以对当前县乡教育的问题症结及发展方向形成总体性的判断。
受贺雪峰教授的启发，本文旨在基于笔者近两年多来在全国多地的县乡教育专题调研经验，将县乡儿童置放于县乡家庭与社会变迁之中，对县乡儿童进行分类，进而讨论他们的学习生活境况以及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发力方向。
一、县乡家庭中的儿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县域社会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乃至社会分层。绝大多数县乡家庭可粗浅分为三类：一类是县乡中产家庭，若对县乡中产家庭进一步细分，也可大抵分为三类。
一类是体制内家庭，一类是生意人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一类是职工家庭——在缺乏工业化发展条件的普通县城这类家庭并不多。实际上，如果从家庭教养模式的“中产化”面向来看，县乡中产家庭大部分还是体制内家庭。县乡中产家庭大部分都能实现父母双方的亲代教养。
第二类是县乡普通务工家庭，也可大抵分为几类，一类是父母皆在外地务工，孩子一般由祖辈隔代抚养。一类是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在县城或镇村陪读。随着数字社会的到来，儿童社会化路径被重构，社会化成长的风险越来越大，并且，随着父母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当前母亲返乡陪读现象越来越多。一类是父母在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阶段将子女带到务工地所在城市随迁就读。
第三类是县乡中下层家庭，这些家庭或因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生病致贫，或因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不务正业”而陷入贫困，或因家庭代际支持较弱而年轻夫妻经济收入水平又较低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中下层，或因家庭突发变故、遭遇困境而陷入贫困。
在绝大多数普通县域，第二类家庭占比最大，其次是第一类，最后是第三类。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类基于“完整家庭”的前提。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不断攀高，在县乡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离婚率不断上升越来越成为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近两年多以来，笔者在全国东、中、西部县乡调研，几乎所有的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及老师在访谈中都会提到，班级里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比例越来越高。
离婚并不必然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但在普通县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出现越轨乃至失范行为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确实更大。这是因为，首先，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家庭是重要的经济合作单位，离婚使得普通家庭的发展能力大大削弱，经济收入水平降低，很容易堕入县乡中下层。
其次，普通家庭婚姻破碎大抵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压力，二是感情不和。这使得夫妻双方离婚后往往容易“反目成仇”，在子女教养责任分担上存在着教养意愿与教养能力不强的困难。
此外，受性别比失衡等因素的影响，离婚后的县乡年轻女性往往更容易再婚，受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再婚后一般会再育，再次组建一个“夫妻-子女”三角结构的完整小家庭。
而离婚后的县乡男性要么本身就缺乏养育子女的责任感，要么因外出务工、想要再婚或已再婚再育，往往疏于对子女的管教与情感陪伴。还有一些离异的父母因怨恨感或愧疚感，不能够以正确的态度与行为教养子女，要么对子女过于溺爱放纵，要么就过于粗暴或过于疏忽。
家庭的阶层差异、工作类型及收入水平差异、家庭的完整性等因素会对县乡家庭教养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带来，县乡儿童的社会化成长不仅受现实世界的影响，还受到虚拟现实世界的影响，其对娱乐、社交以及情感需求满足的追寻在两个世界中进行，自我角色的定位及认同受到更不可控的复杂因素影响。
一旦缺乏家庭有效的管控与情感支持，青少年较为容易遁入到虚拟世界当中，社会化路径将会被重构，风险也就随之增大。
在此过程中，家庭的有效介入与管控就十分有必要。对于县域中产家庭而言，他们中绝大部分家庭有能力也有精力进行干预与管控，但对于县域普通务工家庭以及中下层家庭来说，特别是离异家庭而言，他们或在能力上有所欠缺，或缺乏精力，甚至是缺乏意愿。
这使得县乡儿童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家庭所发挥的功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家校社共育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家庭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也相应存在较大的差异。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成长的第一场所，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尤其是在乡土熟人社会渐趋瓦解、数字社会快速到来的当代中国，家庭对儿童社会化成长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儿童进行分类分析也就是要对儿童所处的县乡家庭进行分类。
在此基础上，思考学校、社会如何有针对性的回应县乡普通务工家庭及中下层家庭在子女教养方面的现实困难，在养成教育、情感教育、道德教育、社会规训教育等方面发力，十分有必要。
二、学校、家庭与儿童
县乡儿童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当中，学校是家庭之外、对县乡儿童社会化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场所。县乡的学校大抵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县城学校、一类是乡镇中心学校、一类是村庄学校。受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县城内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一般比镇村学校条件更好、质量更高一点。
此外，县城内还有教学质量相对较好的私立学校以及满足进城就读农村儿童寄宿需求的民办寄宿制学校。
乡镇中心学校的条件以及教育质量往往差异较大，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生源质量与师资条件、地方政府的生源与师资流动政策及执行情况、地方财政情况及政府对乡镇中心学校的支持力度、乡镇中心学校校领导班子的治校方向及能力等等。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县乡父母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的时代背景之下，乡镇中心学校很容易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当中：生源特别是优质生源流失——教育质量下滑——生源特别是优质生源进一步流失——教育质量进一步下滑……
在大部分县域，当前只有少部分村庄还有完全小学，另外还有一些村庄还有小规模教学点。随着出生率的逐步降低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并且，随着新生代农村父母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绝大多数农村父母不会愿意将子女留在小规模学校就读。
这使得在小规模学校就读的学生或自身存在身体或智力残障情况，或家庭十分贫困，或因父母离异等情况双方不愿或无力承担养育责任。这些小规模学校逐渐消亡将成为城镇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宿命。
当前，县乡中产家庭大多将子女送到县城公立学校或优质私立学校读书。如果县城公立学校整体条件及教育质量相对较高，县乡大部分中产家庭更愿意将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就读，因为县乡中产阶层的家长越来越理性，意识到私立学校往往依靠精细化乃至高压式的管理来提高学生成绩，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还可能导致学生厌学乃至出现心理问题。
然而，在一些区县，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县域私立学校的教学成绩大幅领先于公立学校，导致县乡中产家庭为了追逐更优质的教育质量不得不花高价钱甚至还要托关系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读书。
在一些区县，受超级中学以及优质市直中学的挤压，出现了县中塌陷问题，一些县乡中产家庭特别是子女成绩较为优异的家庭，为了子女能有更大机会进入优质高中，还不得在子女中小学阶段将其转入超级中学以及优质市直中学所在地区的中小学就读。
县乡普通务工家庭子女在城乡学校以及公私立学校之间的选择受城乡、公私教育资源结构及教育质量的影响同样十分大。
如果乡镇中心学校教学质量较差且寄宿条件也相对较差，许多农民家庭便会想法设法将子女送到县城公立学校就读——这往往需要农民家庭进城买房以及返乡陪读；或将子女送到民办寄宿制学校就读——这些学校虽然费用较高，但是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与照护的全方位需求。对于普通务工农民家庭而言，无论哪种选择都会极大推高农民家庭的教育成本。
在城乡教育条件及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那些较为重视子女教育或子女成绩相对优异的父母为了追求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会忍受较高的教育成本，努力将子女送进县城学校就读。
家庭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导致“城挤乡空”，城市学校存在大班额等问题，这些进城就读的乡村学校在班级内部有可能处于结构性的边缘位置；另一方面进一步导致乡镇学校的颓败，县乡学校教育的层级分化不可避免地被制造并不断加剧。而留在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则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教育流动困境。
三、县乡学校中的儿童
虽然国家反复强调针对中小学生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但在县乡范围内特别是在家长心目中，学校的教学成绩、子女的学业成绩仍然是重中之重，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标准。家长会根据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公私立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进行选择。这使得不同类型学校的儿童之间存在差异。此外，学校内部儿童按不同标准也可进行分类分析。
受城镇化快速推进等因素的影响，县城城区学校学生或者说学生家庭出身的异质性往往较强。县乡中产家庭子女往往在县城优质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综合素养整体来说在县乡儿童当中较高，但也有一些儿童受家庭关系紧张、父母施加教育竞争压力过大等因素的影响，学业成绩不佳、学习自主性较差乃至存在失范越轨行为、心理健康问题。
县乡中产阶层家庭尤其是体制内家庭孩子如果出现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来源于家庭教养模式存在问题，即所谓的过度“鸡娃”衍生出来的问题。当这些学生在学校学业竞争压力增大或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问题时，家庭的问题往往在学校中爆发。
此外，县乡中产家庭往往更有意愿、更有能力将子女特别是成绩优异的子女送到地市乃至省会城市就读，在地市乃至省会城市就读一方面加大了这些县乡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相应的也就拔高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
并且，当他们的子女进入到更高一级城市学校就读时，流动带来的适应问题、父母的监管与陪伴缺失问题、教育竞争压力增大问题对他们的社会化成长会产生十分复杂的影响。无论是在学业成绩还是在社会化成长上，外出求学并不见的比在县城学校中就读更好。
对于进入县城学校中就读的普通务工农民家庭子女而言，同样存在着乡城迁移中关系的断裂与重建问题、县城学习生活的适应问题、父母的监管与陪伴缺失问题、教育竞争压力增大问题以及学习生活去公共化问题。
同样地，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将子女送进县城学校读书，使得家庭教育成本增加，教育期待也就相应拔高，返乡陪读还使得家庭收入大幅降低、开支大幅增加，但又很可能出现“有陪无读”的困境，还容易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与世代隔膜加深。
对于农民家庭及乡村儿童而言，在县城学校就读不一定比在乡镇寄宿制学校要更好，不过，农民家庭往往也是出于无奈——由于乡镇中心学校学习生活条件与教学质量太差，农民家庭不得不投入更高成本将子女送进县城学校就读。
当有能力、有意愿的家庭将子女特别是成绩优异的子女纷纷送进县城学校读书时，乡镇中心学校的学生的同质性就变得更强。在江西某乡镇中学调研时，该校校长对我们说：现在只有两种人在乡镇中学就读，一类是成绩好的，但是家里在城里买不起房的，另一类是成绩差的，家里在城里买不起房的。这句戏谑的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乡镇中心学校与留在乡校读书的学生的无奈。
在乡镇学校中，存在一些因各种家庭情况而缺乏父母管教与情感陪伴的儿童，这类儿童在数字社会时代、在以成绩为核心的学校评价体系当中，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偏差问题，频频出现越轨与失范行为，还有一部分儿童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出现抑郁情绪并进一步转变为病理性的抑郁症状，成为乡镇学校中的“不可教者”“不敢教者”。
在控辍保学、安全考核等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两类学生往往占据了学校管理者、班主任与老师极大的精力，给乡校老师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乡校承担了极大的压力，但又没有适当的教育自主性与教育主导权，举步维艰。
对这些学生的无能为力、过度的精力投入，某种程度来说对其他在乡校就读的学生是不公平的，对乡校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缺失家庭管教与情感陪伴的儿童，在学校中甚至明目张胆的违法校规校纪乃至法律法规，但学校却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一些学生一旦出现一些安全问题，学校还可能受到学生父母的攻讦、上级部门的问责。当乡校教师的“师道尊严”被破坏后，最终被影响的，还是乡村学生正常的社会化成长以及他们经由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
县乡儿童所身处的家庭的阶层差异、家庭结构差异对儿童社会化成长、家校社共育产生极大的影响。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城乡教育格局及教育质量差异对县乡家庭与儿童的教育选择、教育流动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县乡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儿童面临着不同的处境，不同类型的儿童在成人与成才方面面临着不同的境遇，不同类型的学校也相应地面临着不尽相同的育人压力与困境。在对县乡儿童进行分类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进一步针对性的检视当前许多教育政策、县乡教育体系存在的不足之处。
例如，县中振兴的意义、方向与路径；城乡义务教育如何均衡发展；如何赋予乡校教育主体性与主导权；乡校如何因地、因生制宜的进行“五育并举”；校园心理健康体系如何建设；乡村地区家校社共育体系如何建设，尤其是在面对乡村学校的“不可教者”时，学校如何联合家庭以及警务、司法等社会结构，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社会规训教育等等，都应建立在对家庭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县乡儿童类型及其特征的精准分析之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编辑：紫甘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