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粤西S镇调研，和一位有近30年从教经验的校长交流时，他反映现在乡村教育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学校的基本硬件设施相比以前越来越好了，但是学生却越来越难教了。”之前在湖北、河南、湖南等地的调研乡村教育时，多位校长和老师也都反映过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是当前乡村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是学生越来越难管，“学生被家庭保护得太好了，都是家长的宝，说不得，也不能给他压力，甚至还要哄着。所以现在变成老师着急、家长着急，而学生一点也不着急”；另一方面则是学校整体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越来越缺乏有力的管教方式。在相关政策和社会舆论约束下，“学生一旦有任何问题，家长会找学校麻烦，社会舆论也会指向学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成为了弱势群体，学校及教师的管教空间极大被压缩。
“学生难教”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综合多次的调研经验来看，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由政策、家庭与社会多方因素交织综合，共同压缩了乡镇基础教育过程中学校的自主行动空间，同时也暴露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教育过程中难点。
一、学校：依法执教话语下学校惩戒权的逐步丧失，使得老师“不敢管 ”
在几次调研的访谈中，都会发现当前学校和老师对学生的惩戒权逐步丧失，使得老师和学校的权威也在减弱，难以对部分学生的行为形成有力约束。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教育领域，老师的权威和惩戒权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发生变化。
第一阶段，上世纪90年代期间，在传统农村社会教育中，家长总体上非常配合认可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权，并且认为“对孩子越严就是对自己的孩子越好。”这一阶段，社会赋予了教师管教权的合法性。老师因为有惩戒权，因而对学生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也因为家长配合，老师同时能够得到正向反馈。
第二阶段，2000年社会转型期，打工经济的兴起，传统农村向流动社会转型，大批农民进入到城市后观念受到城市化影响。原有乡村学校中那套传统的管教方式与现代化的教育观念发生冲突，也是在一阶段教师惩罚学生引发学校和家长之间诸多矛盾。
第三阶段，教师惩戒权规范化管理期。由于在教师惩戒权方面家校之间存在分歧：老师认为学生犯错教师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约束，进而需要采取必要的惩戒手段。而对于家长来说，不愿意让孩子在学校受到惩罚，觉得惩罚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为进一步规范教师惩戒范围，缓解家校矛盾，学校进入依法执教阶段。教师在传统上拥有的教育惩戒权进入规范化时期，在实践中出现如下问题。
一是导致老师面对犯错学生不知道如何去管教，管教方法单一，“现在只能讲道理。哪怕明知道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学生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二是教师管教权被家长教育理念所裹挟。针对教师对学生的管教权，一种是家长支持管；一种是反对管。对于部分过于偏袒自己小孩、没有正确教育理念的家长来说，老师对学生的惩戒容易招致家长的不满。因而老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辨别哪些家长的小孩是可以管，哪些家长的小孩不能管，因为有些家长明明知道是自己小孩做错了，但仍不进行正面的批评教育。这就使得教师惩戒权的实施过程被家长教育理念所决定与裹挟。
如学校时常会发生的“校闹”事件，不明事理的家长因为老师惩戒了自己的小孩，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闹学校，为孩子出头，甚至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这样的现象越多只会让老师更寒心，更加不愿意管教学生。而部分老师考虑到惩戒学生可能给自己带来风险，为了保护自己，选择对学生错误不闻不问，最后可能会发展到不愿意再管学生的消极后果。教师如果一旦退出管教，将使得更多的学生失去规范和约束，也将进一步导致农村学生失范行为的发生。
二、家长：去压力化和去责任化的教养方式，导致对学生的规训不足
结合几次调研来看，随着农民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家长不断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希望通过孩子的教育来实现家庭的发展和阶层跃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成为一个被家庭保护的主体，家庭成员以学生为中心配置资源、展开活动。
家长在家庭生活中为学生营造一个无压力的生活氛围，如为了让孩子能够尽量好好学习，在家里不会让孩子干家务、干农活等等；另一方面会尽量在物质上满足孩子的需求。有的家长因为长期在外打工，所以对孩子总有一种亏欠心理，因而会尽可能的通过金钱和物质等方式进行弥补。这个过程中，孩子逐步养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心理，觉得父母为他做的都是应该的，甚至有的孩子还会觉得父母给的不够多。
而在以前传统农村社会中，孩子普遍是需要参与农活和家务劳动的，在参与劳动过程中逐步体会到父母的辛劳，体会到赚钱的不易，在劳动过程中逐步激发起改变命运的意识，并由此从激活了其努力奋斗的进取心。印象中，我们认为农村的孩子早当家，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较懂事、努力、有上进心的群体。
而现在，由于家庭给他们营造一个相对无压力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没有接受来自劳动教育带来的启蒙，同时越发向以自我为中心发展，部分学生对家庭的付出没有感恩，也难以接受来自外部社会的压力。这也是粤西S镇校长所说：“在家里，家长和爷爷奶奶都把他们当成宝，打不得说不得，甚至还要哄着他。”学生内在进取动力没有被激发，学校教育也难以对其行为进行规训和有效引导，因而部分学生呈现的状态便是：“家长着急、老师着急，而学生自己不急。”
三、社会：村庄社会结构的瓦解与互联网的迅速入侵，增加了对儿童的行为约束难度
孩子的社会化训练场所，不仅仅在学校和家庭，同时也在村社之中。在乡土社会中，他们能够从村庄内部原有的规则中习得相应的社会规范，如尊老爱幼、如努力勤劳、如礼貌谦逊等等品质，孩子们在原有乡土社会中通过耳濡目染逐渐习得。
而随着打工经济兴起之后，村庄社会结构的逐步瓦解，村庄社会评价体系也发生变化，村民价值观念也越发多元。尤其是利益主义的兴起对于农民价值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典型的如村庄中的评价标准开始变成谁能赚钱就厉害。当然功利主义的渗入，不仅对基层治理秩序带来的影响，冲击了村庄原有的集体行动能力，另外也带来了价值体系的混乱，使得村庄中公共规则和伦理体系也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入侵，使得学生很快陷入到网络游戏中而难以自拔。手机游戏的刺激性和强互动性对于乡村儿童来说极具吸引力，因而很容易成瘾。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投入到手机中，既丧失了对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同时也有部分还会失去对生活的掌控力，从而陷入到虚拟世界之中，最终难以自拔。尤其是许多学生是留守儿童，多数由爷爷奶奶照看，隔代照料中爷爷奶奶除了给予基本的生活照料外，而难以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孩子只要一哭，爷爷奶奶就会把手机给他们了”。
实际上，哪怕是年轻父母在身边，也难以对学生玩手机进行有效管控。互联网对于孩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了。由此可见，在农村传统规范和文化发生解体的大转型时期，现代规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村儿童如何进行管教是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学生的培养不是单单凭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共同努力。学生越来越难管，背后既有学校教育空间被压缩的因素，同时也有家庭教育方式和外部社会变迁的综合影响。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当前教育竞争越发激烈的当下，农民家庭本来要想实现突围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小了，而如果现有的学校教育空间仍被压缩和家长教育意识不转变的话，那么寒门学子要突围的机会就会更小了。
因而，在乡村教育转型的当下，我们要增强乡村学校的教育功能，给予其一定自主权，让他们在引导学生和约束学生方面发挥更强更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家庭教育中要注意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责任意识，增强其学习的内生动力；再次，从源头上加强对游戏公司的管控，同时在乡村学校与村社组织多开展集体活动与娱乐教育，将他们的闲暇时间组织起来，进而引导学生们朝正向积极方向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刘丽娟（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编辑：紫甘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