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迎来罕见洗牌。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四川GDP总量为60132.9亿元,同比增长6%,首度跻身6万亿俱乐部。


随后,河南披露最新经济数据,2023年河南GDP总量为59132.39亿元,同比增长4.1%。


这意味着,四川经济总量超过河南,首次跃居中国经济第五大省,且跻身中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之位。



中西部经济第一大省,何以易主?


众所周知,早在2022年,河南经济总量就一度突破6万亿大关,继广东、江苏、河南、浙江之后,成为中国第五个6万亿大省。


然而,时隔一年,河南2023年经济仍旧保持增长,实际增速达到4.1%,但GDP总量却回落到5.91万亿,未能进入6万亿俱乐部。



为什么会这样?


这背后,主要是统计因素所致。


根据当地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河南下调了2022年GDP终核数据,从最初的61345.05亿元调整为58220.31亿元,由于基数降低,带动2023年经济数据随之调整。


若以调整之后的数据来看,2023年河南省GDP总量从5.82万亿增加到5.91万亿,并未出现负增长。


对此,河南省统计局做出回应:一般年度GDP要进行两次核算,第一次为初步核算,第二次为最终核实,两者之间会存在一定差异。


在当地看来,“个别经济指标的规模、速度出现短期波动是经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过程中的正常调整”。



这话没错。经济数据庞大而复杂,每年年初只有初步统计资料,必然存在一定误差,而到了年末或次年有了完整统计资料,自然要进行最终核实与调整。


不只是河南,国家层面也是如此。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经最终核实,2022年,全国GDP现价总量为1204724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5483亿元。


当然,由于不同省市基本面不同,统计误差不尽相同。有省份减少,也有省份增加,导致不同年份的GDP数据出现一定波动。


不仅如此,每隔5年,我国还会进行全国性的经济普查,与人口普查、农业普查,合称三大周期性调查,对既往GDP数据进行修订。


上一轮全国经济普查是在2018年,而新一轮经济普查已经开始,未来谁增谁减,值得关注。



抛开统计因素,四川到底是如何赶超的?


从历史来看,1978年至今,四川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GDP总量从未跌出全国前十。


1980~1990年代,四川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早在1990年代就率先突破1亿人大关,彼时山东、河南超过8000万人,广东只有6000多万人。


几十年过去,广东目前常住人口增加到1.26亿人,跃居人口第一大省,而四川最新常住人口为8000多万人,仅排在全国第五位。


这背后,固然有“孔雀东南飞”等人口流动因素带来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一大背景是——重庆直辖,剥离走大量人口。


根据凯风的《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重庆原本是四川省下辖的计划单列市,与如今的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属于同一性质。


当时,重庆与成都一度形成西部地区仅有的“双子星城”,成为西部省域经济最为瞩目的两大增长极。


1997年重庆直辖前四川政区图


彼时的四川省,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口规模,都一度超过河南省,而坐拥成渝两大中心城市,风头之盛,甚至可与东部沿海省份争锋。


然而,由于四川面积过大、人口过多,再加上三峡工程建设的因素,国家层面开始考虑分拆四川,与湖北各自析出一部分,筹建三峡省。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三峡省无疾而终,重庆直辖市取而代之。


1997年,重庆脱离四川,从计划单列市升格为直辖市,重庆由此迎来新一轮飞速发展期。


新的重庆市,在原有重庆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又将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收入囊中,切走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以及2000多万人口。


虽说没了重庆,四川GDP总量并未由此大幅下挫,仍旧稳居全国十强省份前列,并保持不断向上攀升之势。


2007年四川GDP总量首次迈过万亿大关,2011年突破2万亿,2015年突破3万亿,2018年突破4万亿,2021年突破5万亿,2023年突破6万亿。


几乎每隔2~3年迈过一个万亿大关,四川发展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如果加上重庆,老四川省的经济总量合计已经超过9万亿,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17亿人,与山东有了一争之力,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的压舱石。


当然,虽然GDP总量不弱,但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四川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居民收入水平,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四川,何以一路崛起?


如今的四川,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医药健康为代表的六大支柱产业,其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晋级万亿级产业。


在国家定位中,四川也从传统相对闭塞的内陆腹地,变成了新的开放高地,被赋予一系列国家重任,成为国内国际大循环都难以绕开的存在。


长期以来,西部原本深居内陆,长期作为大后方而存在,在“三线建设”时期固然一度风光过,但在全球化时代,没法像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一跃而起,发展瓶颈相当明显。


当时,东西差距一度成为最大困扰。


为此,2000年左右,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大量转移支付、基建项目和产业项目开始向西部倾斜,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等省份迎来飞速发展期。


仅是一个税收方面的政策红利,就让许多东部和中部省份羡慕不已。在西部,鼓励类产业可减按15%征收所得税,而正常情况是25%,这一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



随着西部大开发持续推进,加上新一轮全球性产业大调整,产业转移开启,一部分导向东南亚国家,一部分去往中西部地区,即俗称的“产业西移”。


坐拥劳动力规模和超大市场优势的中西部地区,成了电子信息等产业的主要承接者,四川能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与此不无关系。


同时,四川等省份还获得国家战略的直接倾斜。


除了西部大开发之外,四川身兼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内大循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等多重战略叠加的优势,发展自然如虎添翼。



在大基建时代,西部地区更是重要受益者。


随着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航空物流枢纽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区得以摆脱区位劣势,内陆地区得以蜕变成开放前沿。


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陆权复兴”的逻辑。


不仅如此,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仍旧是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财政部数据,2023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10.06万亿元,其中四川、河南、云南、黑龙江等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总额超过4000亿元,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前列。



东部经济大省虽然也获得了一定的转移支付,但由于上缴的金额更多,最终成了财政转移支付的净贡献方。


所以,在看到中西部省份经济总量崛起的同时,也要看到自身的短板所在。



四川崛起背后,还有着强省会的支撑。


成都、武汉、西安是全国三大公认的强省会,省会GDP总量占全国的1/3以上,人口规模占全省的1/5以上,堪称独一无二的中心城市。


实力越强,担子也越重。在各大省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强省会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虽说强省会模式存在争议,但一个共识是,弱省份需要强省会,强省份更适合多中心。


毕竟,一个省份,如果连一个显眼的大城市都没有,恐怕都参与区域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遑论在重大国家战略中获得一席之地?


强省会崛起,让中西部有了与东部经济强市一争高下的机会,也为产业、人口流入提供了支撑。


做大强省会,再以强省会带动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协同发展,或是中西部省份的可行发展路径。


如今,当省会壮大之后,中西部省份正在寻求打造多个省域副中心,以求实现均衡发展。


一方面,成都都市圈晋级为国家级都市圈,成都带动德阳、眉山、资阳进入同城化时代。


通过都市圈带动周边区域融合发展,并进一步带动全省乃至川渝地区的协调发展,是成都的使命所在。


另一方面,四川省先后实施“多点多极”、“一干多支”、“五区共兴”的区域发展战略,陆续将绵阳、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定位为省域经济副中心。


当强省会与副中心形成联动效应,四川经济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民经略 (ID:guominjinglve),作者: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