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大批南方官员，正在密集调任东北。
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以来，已有至少已有10名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的干部，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工作。
这些调任东北的官员，多数负责发改、工信、贸易、科教、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颇具针对性。事实上，这不是沿海官员第一次密集下东北，从2017年开始，苏浙粤与东北三省的干部交流干部就已逐步常态化。
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近年来，大量东北干部纷纷奔赴南方沿海地区挂职交流，南下的人数甚至要多于后者北上的人数。
辽宁每年都会选派若干名干部到江苏省挂职工作1年，而浙江与吉林也在持续开展分层次挂职交流，广东与黑龙江之间也是如此。
东北三省与东南沿海三省的干部交流，是在新一轮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早在7年前，国家层面要求东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形成常态化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机制，在东北地区加快复制推广一批东部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
去年底，高层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东北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任职挂职和双向交流，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专业化素质。
借助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产业资源、治理模式，带动东北地区“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内生活力和动力”，历来都是重点所在。
可见，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才交流，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口合作，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
02南方官员下东北，为何集中在苏浙粤三省？
说是南方官员下东北，其实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三省，且与东北三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这背后，则是2017年起开始建立起的对口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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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国办印发文件，组织东北三省与东部三省、东北四市与东部四市形成对口合作机制。
在省域合作方面，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一一对应;
在市级合作层面，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长春与天津，哈尔滨与深圳一一对应。
东北三省与东南三省，何以形成优势互补？广东、江苏、浙江，既是勇挑大梁的经济大省，也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强省和科技强省，同时还是财政转移支付、养老金转移支付的主要来源。
不仅如此，三大省份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国际化营商环境最为完善，在市场大潮中披荆斩棘。
可以说，苏浙粤，既是新科技、新产业的勃兴之地，也是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田。
与之对比，东北虽然不复历史高光时刻，且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衰退、人口流失、中小城市鹤岗化、营商环境重塑等困局，但在新的地缘大变局中，其重要性有增无减。如今的东北，仍旧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地之一，也是大国重器最为集中之地，且处于东北亚的腹心地带。
用官方的话说，东北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五大安全”方面有着突出战略地位。
东北的粮食、能源、教育等资源能惠及沿海地区，而沿海的高新产业、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同样能惠及东北。
更关键的是，随着全球地缘关系重塑，沉寂20多年之久的东北，正在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
吉林连续两年一季度GDP增速全国第一，辽宁连续5个季度GDP增速高于全国，三省出口增速跑赢东部沿海，辽宁、吉林甚至开始告别连续10多年人口净流失的局面。
这种背景下，南北互动，借助东南沿海的强力外援，东北有望迎来真正的复苏。
03
南方官员下东北，能带来什么？
在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看来，与财政、养老金转移支付类似，对口支援、干部派遣、异地交流制度，可视为以人为主的特色转移支付。
如果说财政转移支付，更多是财物的转移，致力于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
那么干部交流，则是人力资本的转移，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的观念差距。
吕冰洋认为，干部交流充实了欠发达地区干部队伍，直接增加了生产要素，提升欠发达地区生产要素质量、管理水平，而官员借助在发达地区的工作网络，还能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当资源禀赋、区位格局、产业基础一时难以扭转，那么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
历史上，东北曾经就是财政和人的转移支付的双重贡献主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三线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大量来自东北的工厂、机器、高校、管理干部和产业工人迁往西部，为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部钢城攀枝花，中部汽车城十堰，西南“煤都”六盘水，西北有色金属重镇金昌，均是脱胎于此；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也不乏东北地区的助力，
时过境迁。随着工业化战略转移，加上市场经济确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巨变，东北不复当日荣光。
如今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崛起，以先富带动后富，以发达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必然。
东北在为全国撑起安全屏障，自然也需要来自全国的支援，振兴东北不只是东北一地的事。
大国一盘棋，正是中国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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