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互动,越来越频繁了。

01大批南方官员,正在密集调任东北。

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以来,已有至少已有10名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的干部,分赴辽宁、吉林、黑龙江工作。

这些调任东北的官员,多数负责发改、工信、贸易、科教、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颇具针对性。

事实上,这不是沿海官员第一次密集下东北,从2017年开始,苏浙粤与东北三省的干部交流干部就已逐步常态化。

这种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近年来,大量东北干部纷纷奔赴南方沿海地区挂职交流,南下的人数甚至要多于后者北上的人数。

辽宁每年都会选派若干名干部到江苏省挂职工作1年,而浙江与吉林也在持续开展分层次挂职交流,广东与黑龙江之间也是如此。

东北三省与东南沿海三省的干部交流,是在新一轮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早在7年前,国家层面要求东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形成常态化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机制,在东北地区加快复制推广一批东部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

去年底,高层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东北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东南沿海地区干部任职挂职和双向交流,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专业化素质。

借助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产业资源、治理模式,带动东北地区“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内生活力和动力”,历来都是重点所在。

可见,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才交流,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口合作,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

02南方官员下东北,为何集中在苏浙粤三省?

说是南方官员下东北,其实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三省,且与东北三省形成一一对应关系。

这背后,则是2017年起开始建立起的对口合作机制。

当年,国办印发文件,组织东北三省与东部三省、东北四市与东部四市形成对口合作机制。

在省域合作方面,辽宁省与江苏省、吉林省与浙江省、黑龙江省与广东省一一对应;

在市级合作层面,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长春与天津,哈尔滨与深圳一一对应。

东北三省与东南三省,何以形成优势互补?

广东、江苏、浙江,既是勇挑大梁的经济大省,也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强省和科技强省,同时还是财政转移支付、养老金转移支付的主要来源。

不仅如此,三大省份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国际化营商环境最为完善,在市场大潮中披荆斩棘。

可以说,苏浙粤,既是新科技、新产业的勃兴之地,也是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田。

与之对比,东北虽然不复历史高光时刻,且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衰退、人口流失、中小城市鹤岗化、营商环境重塑等困局,但在新的地缘大变局中,其重要性有增无减。

如今的东北,仍旧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地之一,也是大国重器最为集中之地,且处于东北亚的腹心地带。

用官方的话说,东北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五大安全”方面有着突出战略地位。

东北的粮食、能源、教育等资源能惠及沿海地区,而沿海的高新产业、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同样能惠及东北。

更关键的是,随着全球地缘关系重塑,沉寂20多年之久的东北,正在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期。

吉林连续两年一季度GDP增速全国第一,辽宁连续5个季度GDP增速高于全国,三省出口增速跑赢东部沿海,辽宁、吉林甚至开始告别连续10多年人口净流失的局面。

这种背景下,南北互动,借助东南沿海的强力外援,东北有望迎来真正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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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官员下东北,能带来什么?

在中国人民大学吕冰洋教授看来,与财政、养老金转移支付类似,对口支援、干部派遣、异地交流制度,可视为以人为主的特色转移支付。

如果说财政转移支付,更多是财物的转移,致力于缩小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

那么干部交流,则是人力资本的转移,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的观念差距。

吕冰洋认为,干部交流充实了欠发达地区干部队伍,直接增加了生产要素,提升欠发达地区生产要素质量、管理水平,而官员借助在发达地区的工作网络,还能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当资源禀赋、区位格局、产业基础一时难以扭转,那么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

历史上,东北曾经就是财政和人的转移支付的双重贡献主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三线建设”的时代浪潮中,大量来自东北的工厂、机器、高校、管理干部和产业工人迁往西部,为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部钢城攀枝花,中部汽车城十堰,西南“煤都”六盘水,西北有色金属重镇金昌,均是脱胎于此;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也不乏东北地区的助力,

时过境迁。随着工业化战略转移,加上市场经济确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产业革命巨变,东北不复当日荣光。

如今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崛起,以先富带动后富,以发达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就成为必然。

东北在为全国撑起安全屏障,自然也需要来自全国的支援,振兴东北不只是东北一地的事。

大国一盘棋,正是中国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