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社会中，全球化被精英阶层所劫持。资本流向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新兴工业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产业和服务工作被大量外包。制造业外流自然淘汰了产业工人，而在新兴产业，知识落后和缺乏训练的中产阶级也被包括互联网、电子、物流在内的行业所抛弃。
整个2020年，美国和欧洲都陷落在巨大的恐慌之中。当疫情袭击的时候，欧美都突然发现他们连口罩都生产不出来。而且，当中国和印度的工厂防控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冰箱和电视的芯片全面告急。整个电子产业都陷入了濒临瘫痪的危机之中。
墨西哥在2023年取代了中国，成为对美最大的出口国，出口超过4000亿美元，并且出口结构非常复杂，从高端的汽车、电子到低端的服装，形成完整的产业覆盖。东南亚也是巨大的受益者，仅仅越南一国，2022年的对美出口就达到1200亿美元。印度不仅仅维持了原有的份额，并且其邻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都已经开始了对美贸易的增长趋势。
无论是中国的市场规模，文化成熟度与教育的普及性，加之后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当下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可以与中国竞争。供应链布局的外溢，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供应链格局的高效与结构的完整，中国事实上也在短时间内无从超越。
欧美国家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新兴市场对于国家型投资都有着尖锐的敏感性，因而，淡化、减少乃至消解国家性色彩，以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鼓励它们进行全球性投资，从而引入人才、模式与技术，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以下为正文：
“全球化已死”已经成为了一个口号。最近一次石破天惊直接喊出来的人，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在2023年3月份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全球化已死，自由贸易也已经奄奄一息。
4年前，美国还刚刚开始在疫情之中挣扎，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怎么破坏这个世界》的文章，指出以往的全球化本身带有致命的缺陷。其后在世界各国，关于全球化如何衰退与逆潮的论断层出不穷。
今天，当你站在中国来看，这种压迫似乎显得更加真实。中美贸易摩擦似乎没有停歇的迹象，出口贸易的形势严峻，供应链外流正在加剧……
两场争端正在如火如荼，俄乌冲突进入第二个年头，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烈度前所未有；在拉美，玻利维亚困境加剧，阿根廷进入了极端右翼改革，欧洲反移民倾向已经蔓延到了温和的北欧。没有一个迹象让人们相信全球化会回复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狂飙运动之中。
全球化真的死了吗？或者，最少是否在休克和倒退之中？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清楚的是“全球化”本身。在过去的许多论述之中，许多专家学者都试图论证全球化自古有之，譬如公元前罗马与汉朝的东西沟通，或者明代时候的全球白银经济，19世纪英国和欧洲的殖民潮，都被认为是全球化。
但这样的全球化，只存在于学术之中。从1990年开始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国之间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有制度的、有工具的全球性市场、商品、知识、人才与技术的全球交换和流动，任何以往的所谓全球化都根本缺乏如此全面与制度化的安排。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且仅有一次，那就是1990年之后的全球化。
我愿意称之为全球化1.0。而这个全球化，的确已经死了。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死，它已经开始了2.0时代。
一、全球化1.0：欧美社会忍无可忍
2002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他说，当前以私有化为前提的全球化将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导致中产阶级的大量破产，以及部分国家的迅速边缘化。
他成为了一个巫师。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这些预言变成了谶言，一一成真，并且把全球化本身推向了破灭的危机之中。
许多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会上台，以及为什么发生了一场准政变的冲击国会山事件。
他们把这仅仅当成一场政治事件。
但并不仅仅是政治。在过去几年里，反全球化的运动已经日益高涨。英国的脱欧，欧洲大陆的反对伊斯兰移民和极右翼政党的上台，拉美普遍出现的左翼政权以及美国国内的动荡，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全球化。
在美国的案例中，给特朗普投票的主要是中西部州的产业工人。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群体：堕落破产返贫的中产。19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占比61%，2000年为55%，而现在仅存50%。
在整个发达社会中，全球化都被精英阶层所劫持。资本流向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新兴工业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产业和服务工作被大量外包。制造业外流自然淘汰了产业工人，而在新兴产业，知识落后和缺乏训练的中产阶级，也被包括互联网、电子、物流在内的行业所抛弃。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雇佣和外包给训练更加精良，成本更加低廉的第三世界工人和白领。
全球化在发达国家中制造了大批量的新穷人。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了，但是它们全部被苹果、谷歌、推特这些公司的新贵们收割。
新穷人要求砸烂全球化，让工作回流。
2017年，随着《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出版并迅速横扫美国亚马逊、《纽约时报》等影响力畅销书榜，这本书被美国数百家媒体用来解读“特朗普为什么会赢”
不满当然不只发生在发达国家。因为全球资本都在寻求效率最高的地方，于是他们发现了中国和印度，并且把几乎所有的资源全都倾泻到了这里。所以，这造就了一个不均衡的全球化：贫困者依旧在贫困之中。
拉美的左倾看上去是对美国政治的反抗，但根本是它们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红利。阿根廷、巴西，甚至墨西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被美国和欧洲所忽略，尽管他们拥有更加靠近美国的文化和语言系统。
而哪怕是印度的周边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只是成为了美国反恐战争的前线，却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所分配的供应链、投资和产业升级。
诚然，这些国家多数在基础设施、制度、教育和产业基础方面上有着巨大的缺陷，但是哪个新兴市场没有缺陷呢？尤其对于拉美来说，玻利维亚的急剧左转带动了整个拉美的动荡。
还记得俄罗斯吗？急切的叶利钦为了转向市场经济，甚至全面采用了休克疗法，进行全面的私有化，但是换来的却是国家接近于崩溃，欧盟对于俄罗斯的痛楚根本不闻不问。只有当普京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并且大量地恢复了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之后，才重新站稳脚跟，甚至获得了再次挑战欧洲的能力。你能够责怪俄罗斯人生长出野心吗？
最致命的问题发生在新冠疫情期间。整个2020年，美国和欧洲都陷落在巨大的恐慌之中。当疫情袭击的时候，整个欧美都突然发现，他们连口罩都生产不出来。而且，当中国和印度的工厂防控的时候，他们的汽车、冰箱和电视的芯片全面告急。整个电子产业都陷入了濒临瘫痪的危机之中。
这涉及到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都不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当一个国家的供应链严重依赖单一外部生产能力的时候，万一再次出现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或者大规模的战争、大面积的灾害，他们自己的安全保障是什么？
全球化的危机是日积月累的。在长久的时间里，整个全球贸易的仲裁权一直都在WTO的手里。然而，在长期的谈判和冲突之中，发达国家发现在动员能力上，他们根本无法与新兴市场相抗衡。冗长的民主决策过程，资源的动员能力，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的市场冲击和占有，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需要让渡主权的WTO仲裁使他们在制定和处理WTO规则中落于下风，处处受挫。
这显然是全球化规则的不公正，或者不对等。在制度水平未能持平的前提下，欧美国家要重新夺得全球化的控制权，就必须打破固有的全球化。
这可能才是全球化争夺的核心焦点：全球化的方向到底由谁来掌舵？规则由谁来制定？权力由谁来分配？
到疫情暴发的时候，全球化已经变成了一艘在海上随意漂流的船，没有方向，没有规则，没有制约，资本纯粹出于本能，规则纯粹依靠力量，仲裁纯粹出于声量。它已经变成一场全球性的丛林游戏。
发达世界忍无可忍。
二、全球化2.0：试图寻求公平公正
全球化2.0基本上就是从2020年开始的。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其实并没有宣告全球化1.0的终结，而只是一场预演。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贸易摩擦出发点都不过是讨好受挫的产业工人和破产的中产阶级，他是一个商人，比任何人都明白，从做生意的角度上说，贸易摩擦不过是谈判的筹码。
但2020年之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因为全球化的弊端，如同弗里德曼所言，它的不公平、不均衡和不公正已经全面在疫情之中显露出来。
然而全球化必须继续下去，谁真正地终结全球化，就意味着谁会在选举中失败。
无论对于美国还是欧洲，制造业全面回流是不可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端服务业，重资源型工厂以及低利润制造是不可能在成本高昂、福利完整的发达国家中找到生存的空间。
尽管精英攫取了大部分的利润，但是社会商品的极度丰富和价格的全面下降必须依赖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才能实现，甚至包括生物医药、互联网技术和专利、制造业机械和交通也必须要由新兴市场买单。
终结全球化几乎就意味着自己同时也陷入危机和衰退之中，这是谁都明白的浅显道理。
所以，全球化2.0寻求更加平等的目标，以安抚国内受损的群体；供应链的全球性重新布局，以建设安全性；以及重新夺回全球化的话语权，控制全球化的走向和方式。
消除国内不满的最直接方法，自然是重新提供工作岗位与收入。尽管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美国就已经在布局“新劳工”，也就是通过培训和教育低阶层劳工以适应新产业的需求，然而这显然是一个事倍功半的事情。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制造业回流。
咨询公司科尔尼在一份报告中说，92%的美国在华企业同意制造业回流，而其中79%的人已经采取行动，另外15%的人正在计划之中。到2025年，有超过84%的美国跨国制造企业，将会将全部或者部分业务回流到美国。
美国的失业率在急剧下降，2023年全年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是30年以来失业率最低的时刻。虽然有包括自由职业等多种因素的构成，但制造业回流显然起到了显著的作用，2022年制造业创造了150万个工作岗位。
这当然得益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奖赏制造业回流，以及限制离岸业务的政策：《通胀削减法》鼓励美国企业主发展电动车，而《芯片法案》鼓励半导体的回归。
2023年人工智能的爆发使企业主更加看见通过低成本就能够发展制造业的前景。虽然无人工厂并不雇佣岗位，但是它同样能够带动大量低技能工人就业，以及服务业雇佣的爆发式增长。
欧洲的回流并没有那么顺利，普遍的高福利政策，人口的老龄化以及完善的保障机制使制造业回归到处都是铁板。但是对欧洲而言，制造业回归的压力本身就不大：高税收政策本来就使制造业的利润留在国内。
欧洲的根本压力是新移民的进入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他们是失业率的主要构成对象。限制移民是欧洲制造业危机（如果有的话）的终极方法。现在，连温和的丹麦都已经开始在排斥移民了。
当然，无论如何成功的制造业回流都不可能解决供应链均衡问题。所以，全球化2.0的核心在供应链重置。
当下的主流话语，称之为“供应链转移”，但这并不准确。供应链转移在于将原有集中化的中印两国，向其它地方转移。这种概念是自发（转移）。
但当详细考察最近两年的供应链局势的话，就会发现，供应链被在全球范围内有意识、有节奏地进行布局。这次的供应链重置，长久、耐心而深刻。
主要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供应链，被分散到许多地方，包括东南亚、印度及南亚和以墨西哥为龙头的拉美。也就是说，这一轮重置，可谓雨露均沾，除了依然贫穷落后动荡的非洲和中东之外，其它地方都被纳入供应链链条之中。
墨西哥在2023年取代了中国成为对美最大出口国，出口超过4000亿美元，并且出口结构非常复杂，从高端的汽车、电子到低端的服装，形成完整的产业覆盖。东南亚也是巨大的受益者，仅仅越南一国，2022年的对美出口就达到1200亿美元。印度不仅仅维持了原有的份额，并且其邻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都已经开始了对美贸易的增长趋势。
看起来，拜登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正在奏效：他倡导的是“友岸合作”（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将供应链分布到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同盟国家，或者是靠近美国地缘的国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贸易伙伴。
日本已经加入了这场供应链转移的风潮，尤其是在电子和服装方面。当然它的活动范围更加受限，主要是在东南亚寻找替代区域。
更加深刻的数据是FDI（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学人智库2023年9月预测，在2024年，东盟国家获得的FDI就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获得投资的最大区域。而到2027年，中国在新兴国家中FDI的占比将下降到30%以下，远低于以往日常的40%~50%。
2023年FDI所代表的供应链结构，与进出口贸易额几乎一一对应。墨西哥2023年上半年的FDI上涨40%，29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业；东南亚2022年获得FDI超过2200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40%。光是越南一国，截至2023年12月20日的FDI为366亿美元，年度增长32%；印度的FDI数据虽然像过山车一样，涨跌都很明显，但是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的数据依然达到了709亿美元，在亚洲国家中依然排名靠前。
这些新兴市场所得到的FDI，自然绝大部分依然是流向与供应链相关的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或许起落可以有显著的变化，比如越南2023年的出口比起2022年有所回落，但是FDI所代表的投资趋势，却是长期而深远的。
与供应链重置相伴随的，是WTO、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国际贸易机构声音的逐渐暗淡。在主要的国际贸易规则和争端之中，他们的仲裁权限正在不断被削弱。
欧美主要不再通过这些国际机构进行交涉：主权声音替代了非主权声音。美国当下主要以制定国内产业政策、友岸合作和近岸外包、贸易联盟的方式，架空国际贸易组织来直接控制全球化的走向。
坦白说来，欧洲并不愿意跟随美国的脚步，他们的地缘战略野心，市场布局与供应链敏感性并没有美国那么高，国内的选民压力也主要并不来自海外：通过国际贸易来维持福利国家的格局，才是欧洲的内心戏。
然而，美加日韩，加上澳大利亚几乎神同步的供应链重置，使欧洲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之中，随着供应链格局的变化，他们能撑多久？
全球化2.0的理想，是公平性、均衡性和公正性。但世界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其中同样蕴藏着和1.0一样的巨大风险。
全球化是一场智力竞赛。制造业回流依靠政策短期是奏效的，但取悦选民的政策能维持多久？人工智能化的工厂是一个必然趋势，它会加速淘汰产业工人，而不是大量回雇。资本趋利是本能，资源配置效率才是王道。
供应链重置看上去很美。但是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墨西哥，还是印度，其间的制度、人口、教育差异天壤之隔。当年供应链快速集中在中印两国的原因，就在于两国快速发挥出了供应链配置的优势，人为的配置只是想当然尔。越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9.8%，墨西哥进口价格上涨3.3%，选民们很现实，当商品价格全面上涨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现实过于骨感，配不上理想中的生活。
权力结构就更加难说了。因为任何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都会要求话语权的增长。欧美会发现对于他们的权威挑战来自于不止一个国家，而是处处冒烟，那时候如何平衡，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人类的内耗从来没有一个消停的时候，2.0就一定比1.0更加美好，也不过是一个想象而已。
三、中国不会离开全球化牌桌
迄今为止，在全球化2.0中受损最大的，看起来就是中国了。无论在制造业回流、供应链重置和贸易权力分配上，美国及其盟国所极力挤压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还远远看不见它重返全球化的日程表。
而中国依然在全球化的棋盘之中。现在，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欧洲的最大出口国，与非洲和拉美都有着巨大的贸易利益。但显然，对美进口从占比25%，跌落到不足17%；FDI也将从头把交椅跌落，风险是明确的。
中国依旧有机会成为全球化2.0的主要玩家吗？
在全球化变局中，许多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并不承认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受挫。他们认为，东南亚也好，墨西哥也好，根本不能取代中国的供应链位置，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完备，天下无敌；第二种恰好相反，以为供应链外溢是必然，因为中国人口老化，成本升高，对于中低端产业再无吸引力。
第一种观点几乎是自寻死路。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地位，并不是从第一天就开始的。基础设施可以建设，产业结构可以完善，地理区域可以跨越。供应链结构的合理化和安全化，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即便没有中美之间的观念差异，这条路，是迟早要走的。
而第二种观念，看似合理，实质全错。
中国在过去30年时间里，能够快速成为全球供应链之王的原因，并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是文化优势。
首先是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和工作伦理。在过去数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已经形成了极其顽固的集体主义家庭观念，即便是城市现代化，都只能是逐步瓦解。而这种家庭伦理，也就带来了与之相应的工作伦理：服从性、纪律性与勤勉。
描写曹德旺对美投资的《美国工厂》已经非常形象且准确地揭示了中美两国在工作伦理上的差异性。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样的工作伦理，能够发挥出惊人的效率。
其次是教育。与中国同时进入全球化的印度，为什么在发展速率上远低于中国？除了社会伦理差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差异。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快速地培养了大量符合全球化、供应链所需求的人才。尽管中国的教育体系本身存在着巨大的bug，但中国的实用型人才教育体系，却非常符合增长时期的用工需求。
而这种实用性的生活态度，同时造就了市场的快速繁荣。如果不做价值判断，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中高低端的商品，都能够快速在中国的市场寻找到大量的用户。在过去的各个王朝中，一旦政局稳定，社会就会快速繁荣，商品快速增长，其社会结构就是如此。
因而，简洁的判断是：全球化根本无法抗拒中国的诱惑。
无论是1.0，还是2.0，整个世界事实上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结构中。从1990年之后，全球一体性地进入了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对峙格局的长和平时代。除了少数国家和地区，俄罗斯、朝鲜、伊朗……之外，武力对抗的风险不复存在，全局性的战争元素基本消弭。
因此，与全球化2.0所伴生的新地缘战略竞争，其实根本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事实上，竞争中的各方寻求的市场的占有率，贸易的话语权，与发展方式的文化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将中国挤压出全球化，更不用说孤立中国。然而，在全球化2.0之中，如果未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应对，在制造业回流潮，供应链重置结构和全球权力结构中受损，并在其中跌落，成为一个二流的玩家，却依然有着巨大的风险。
若要在全球化2.0中保持位置，首要端在开放性。
美国的制度性原因决定，它无法对于本国民众与企业，采用粗暴的禁止性方法。因此，它当下所采用的政策，在国与国之间采取所谓“战略竞争”，以国家安全等理由，实行贸易限制；而在民众与企业层面，却只能采取鼓励性措施。
但对于国民与企业而言，利益始终是最大取向。在生产需求之下，特斯拉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到中国开设超级工厂。因此，对于美国企业采取国民待遇的开放性措施，以与美国政策平齐，甚至更加优越的条件，吸引美国企业的流入与投资，美国政府从根本上是无法阻止的。这种开放性，无论从生产、税收、领域、营销，都应当以与国内企业相等同的待遇给予。
恰如前文所言，无论是中国的市场规模，文化成熟度与教育的普及性，加之后天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当下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实体可以与中国竞争。供应链布局的外溢，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供应链格局的高效与结构的完整，中国事实上也在短时间内无从超越。在多个不同民族、信仰与制度之间的组合难度，可想而知，即便其在劳工薪资上有优势，但是实际的成本其实非常高昂。
让供应链回归中国的方法其实也并不复杂。欧美国家无非寻求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多元化。但如同特斯拉在美欧中墨都有超级工厂一样，不过是允许甚至协助他们获取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格局。而其中更加重要的就是公平性：放松审查与限制，允许跨国企业与国内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
欧洲企业本身对中国并无抵触，2023年中国最大宗的FDI就是来自欧洲。只要美国企业恢复对华的供应链投入，欧洲自然会扩张，而日韩原本就是小兄弟，没有自主的能力与权威，自然也就只能跟随。
所谓的技术卡脖子，是供应链重置的一个派生产品，本身并无太大生命力。供应链如果回潮，技术限制自然会突破政治囹圄。
另外一个要点是，美国可以在本国设置障碍，却无法在其它地区驱逐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菲律宾虽然看起来决心很大，但各自都有发展需求。美国当前的方法，无非就是利益捆绑。
市场化的全球性参与是中国绝佳的机会。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高端制造业、互联网服务、物联网进展还是新兴产业，新兴市场所最需要的，从来都是FDI。东南亚、印度、日本、韩国、拉美都需要大量的FDI，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所积累的资本与产业技术，都足以对这些新兴市场进行有效的投资。
但是投资的市场性，恐怕是全球化2.0的重中之重。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所以政治性的拉锯，只能停留在政治上，而产业性的投资，就只能停留在市场化之上。以公开公平的方式，参与进新一轮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无论在技术上保持与全世界同步，还是在产业格局上寻找突破的路径，全球性的市场化资本参与都应当是当前中国跟进全球化先进脚步的唯一方法。
而这自然也就要求在国内对民营企业进行公平有效的政策安排。欧美国家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新兴市场，对于国家型投资，都有着尖锐的敏感性，因而，淡化、减少乃至消解国家性色彩，以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鼓励他们进行全球性投资，从而引入人才、模式与技术，恐怕才是真正的明智之举。
三、对内激活创新，对外保持定力
这又是一次剧烈的转型。
全球化已死，但全球化万岁。多数的国家，都在积极快速地拥抱全球化2.0。尽管其中一样有湍流暗礁，危机重重，但是趋势依然明朗，而这次全球化的进程又将重塑未来50年的世界国家与民族格局。
至于全球化2.0的治理结构，如今虽然尚不明确，依然有迹可循。
在全球化1.0时代，中国凭借稳定的政局、务实的态度和惊人的耐心，成功挤入全球供应链，不仅实现了国家力量的复兴，也惠及了数以亿计的普罗大众，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化1.0时代的主要参与者和赢家。
在全球化2.0时代，对比1990年代中国，情况早已发生了巨变。体量的不同，对规则的理解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合力塑造着中西之间的信任关系。为此，地缘政治试图扮演主角，盖过技术和商业的影响力，这使得中国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崛起的民族产业、复杂的多边关系和时代的开放要求之间的巨大张力。
离开中国的全球化2.0将是不可想象的，凭借自身的巨大优势，中国足以诱惑全球范围的众多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已经被决定走向，相反，历史的走向从来飘忽不定，只有对内能够激活市场创新，对外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并在低谷期拥有足够的耐力，才能真正坐稳全球化2.0重磅玩家的宝座。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原标题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赛格大道（ID：saigedashu），作者：连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