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广大中国网民们还沉浸在对王自如式媚上职场文化的讨论时，大洋彼岸的OpenAI已经经历了一场超过72小时的“政变”，并且至今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
不过，政变的焦点问题已经明晰：力主商业化的CEO山姆·奥特曼和希望保持非盈利属性、聚焦在AI安全的董事会，二者发生了巨大的观念冲突。
于是，奥特曼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忽然被董事会踢出局。但从董事会随后的应对来看，他们显然也未能预料到事情竟会发展到目前这步田地。
不是大股东的董事会居然拥有着公司决策权，首席科学家居然可以无视金主爸爸、直接罢免CEO，这一切还都被放在了台面之上；而且，董事会罢免CEO的初心竟然不是利益分配不均，而是观念目标不一致——担心AI智能的发展会威胁人类安全，希望“确保AI造福全人类”。
科技公司的角色
人们普遍猜测，下一代的GPT是否已经进化出“惊天动地”的能力，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GPT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智能体。所以，激进派和谨慎派之间，自由派和责任派之间，产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决斗。
不过这一猜测有点过于惊悚，概率较小，因为它如果真的成为现实，那么直接意味着硅基生命正式诞生。
我更倾向于认为，董事会的科学家们为了AI更好更安全地发展而罢免了试图通过GPT挣钱的CEO，纯粹且天真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AI的商业化是一件极为复杂且烧钱的系统，他们此前低估了奥特曼的存在价值，于是才导致了如今拉扯窘境的发生。
但反过来，这也是很多人支持开除奥特曼的原因。因为恰恰正是这种纯粹的、理想化的追求才是引领OpenAI走到今天的真正原因。在大模型海量算力投入曾经一度是完全不被业界看好的技术路线时，也恰恰正是技术极客们因为这种特殊的治理架构拥有了话事权，伊利亚和他的团队才能够有机会推动OpenAI越过技术的奇点。
这并不是否认奥特曼的贡献。没有他的资本运作支持，OpenAI也没有能力走到今天。二者其实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OpenAI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奥特曼扮演的其实并非是乔布斯，而是库克。前者负责的是创新，后者负责的是商业化。
国内的大模型公司在整个2023年都以ChatGPT作为自己的追赶目标。自然从数据和技术能力上，我们的大模型和ChatGPT或许已经只有几个月的差距，肉眼可见地就能够很快弥合。但我们可能没想过的问题是，即便是追平GPT4.5，国内的科技公司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吗？
国内公司或许能够战胜库克，但很难战胜乔布斯。
决定我们是跟随者还是创新者的，根本就不是这些数据或者算力的差距，而是创新者在组织内部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甚至连奥特曼都没有，更别提伊利亚和他身后的技术派董事会了。
如果我们号称“掌握核心科技”的公司内部，多是王自如之流，我们怎么可能相信这种公司能够扮演引领人类未来的角色？
AI时代的公司民主
国内媒体将OpenAI的这次管理层变动比作宫斗显然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观点。
宫斗和政变完全是两个性质的称谓。前者充满了阴谋、利益和不可见人的勾当，而OpenAI和奥特曼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实质的利益冲突，他们的争议也完全被透明地摆在了X（推特）平台之上。
而且，员工们还通过发推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没有员工，OpenAI什么也不是（OpenAI is nothing without its people）。
这也是“嘲笑自如、理解自如、成为自如、进退自如”的我们另一重更难想象的地方。试问哪一个打工人敢堂而皇之说出没有员工，公司什么也不是？我们从未真正意义上树立人才价值的观念，我们的职场真理是，地球离了谁都会继续运转。
这恐怕才是我们不能主导创新的真正底层逻辑。我们的认知和生态环境决定了我们即便通过勤奋拥有了跟随的能力，但我们的思维框架和社会生态决定了我们几乎不可能打破创新的天花板。
事实上，从互联网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信息创造和传递的分布式、去中心化流向就从未停止。
后来的一系列技术沿革，比如区块链、比特币，他们的精神内核都是一致的，即哈耶克所谓的“去国家化”。到了生成式AI时代，涌现的能力再一次证明“伟大是不能被计划的”，中心化、单一化的决策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技术发展路线，也必将在未来进一步阻碍技术创新的步伐。
作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肯尼斯·斯坦利、乔尔·雷曼，中译出版社2023年4月版
在我看来，这也是OpenAI会发生如今这场政变的历史必然。
当技术的奇点到来，包括公司组织架构在内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挑战也已经到了临界点。即便是对于最先进的硅谷来说，现有的公司组织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技术的需要，因此改变决策思路和模式的迭代必然要发生。只不过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新结构，目前包括OpenAI在内，都还在探索之中。
从这一点来说，我格外羡慕他们。当我们还在工业时代的科层体系内挣扎甚至倒退时，硅谷的征途已经是下一个AI时代的星辰大海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赛格大道（ID：saigedashu），作者：沸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