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持续的辛苦后才有的少量甜蜜。虽说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可每年在最为繁忙的岁末，尽量放空，减少消耗，享受美食带来的温暖与回忆，也是献给岁月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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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最好的美食文章，不是现写的，而是回忆的。回忆自带滤镜，使得食物的迷人因乡土情怀而无限放大。他46岁到台湾省，直至84岁去世，一别半生，再也无缘故土。于是当年的一杯一箸一蔬一食，都能勾起他思念的涟漪。
最爱看梁实秋写寻常食物，比如写鸡蛋饼：
北方人贫苦，如果有两张家常饼，配上一盘摊鸡蛋（鸡蛋要摊成直径和饼一样大的两片），把蛋放在饼上，卷起来，竖立之，双手扶着，张开大嘴，左一口、右一口，中间再一口，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一顿丰盛大餐。
比如写饺子:
抗战期间有一年除夕我在陕西宝鸡，餐馆过年全不营业，我踯躅（zhí zhú）街头，遥见铁路旁边有一草棚，灯火荧然，热气直冒，乃趋就之，竟是一间饺子馆。我叫了二十个韭菜馅饺子，店主还抓了一把带皮的蒜瓣给我，外加一碗热汤。我吃得一头大汗，十分满足。
比如写糖炒栗子：
不是干炒，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结成大大小小的粒，所以叫做糖炒栗子。烟煤的黑烟扩散，哗啦哗啦的翻炒声，间或有栗子的爆炸声，织成一片好热闹的晚秋初冬的景致。孩子们没有不爱吃栗子的，几个铜板买一包，草纸包起，用麻茎儿捆上，热乎乎的，有时简直是烫手热，拿回家去一时舍不得吃完，藏在被窝垛里保温。
能以文学的笔调写饮食、却依然是文学作品而非沦为美食记录，甚至成为自己加分标签的作家，梁实秋是一个，汪曾祺是另一个。
梁实秋出生在北京，最爱信远斋的蜜饯、糖葫芦和致美斋的爆羊肚。1926年他留美三年归国，刚下车，将行李寄存在车站，就直奔致美斋，一口气吃了三种爆肚。
他说，在海外想吃的家乡菜，以爆肚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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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说，“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自从离开了北平，他常想念豆汁不能自已。豆汁是北京的象征，满族正红旗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也爱喝豆汁。老舍先生称自己长着喝豆汁的脑袋。他说，大杂院最穷的家庭，都靠一口酸豆汁过日子。
老舍的口味全然是北京的，喝茉莉花茶，也是全北京吃大白菜的专家，尤其爱吃由大白菜、白糖、白醋、芥末合拌的芥末墩，此菜爽口解腻，风味独特，据汪曾祺说，老舍家的芥末墩，是他吃过最好的芥末墩。
老舍朋友多，个个都爱跟着他吃，聚餐时点菜的永远是他。每年大年初二，他必然请单身朋友来家过年。他爱点外卖“盒子菜”：酱肉、熏鸡、熏肚、火腿、腊鸭、口条等切成精致薄片装在直径三尺的扁圆形九宫格漆器食盒中。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
有人说，这样的人，如果哪天没了朋友，也不再吃东西，真是要出事情的。1966年盛夏某天，67岁的老舍没吃早餐就出了门。出门之前，走到三岁的孙女面前，俯下身子拉着她的小手说：“和爷爷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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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配美人，才子配佳人，否则似乎赧于见人。以此为标准，大学者胡适是太委屈了。虽说坊间关于他的情感传闻不少，且都与一些美才女有关，但终究胡适的婚姻还是双赢的婚姻。
晚年的他戏谑出一句名言：“越是怕老婆盛行的国家，越是民主化程度高的国家。”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与他清朗俊逸的形象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厚腻口味。他喜食肥肉，红烧青鱼头尾，红烧草鱼划水。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后，炒豆腐脑深得他青睐，因为他喜欢重油，此豆腐菜要用猪油鸡油几番翻炒，油润细嫩。
夫人江冬秀也有几把刷子，她做得一手好绩溪菜。梁实秋第一次去胡适家做客，江冬秀就亲自下厨烹制了绩溪名菜徽州一品锅。这是一道硬菜。口径两尺的铁锅里摆了数层食材，第一层是蒲菜叶子，第二层是煎过的鸭块，三层是卤鸡块，四层是蛋饺，五层是油豆腐，六层是五花肉，底层铺满徽州竹笋……从上到下，滋味层层递进，丰腴适口。梁实秋吃后赞不绝口，据说蔡元培也曾有幸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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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凤凰是座土家族、苗族、汉族杂居的神奇边城，放蛊、赶尸、落洞、剿匪，充满诡异传奇。那里也是沈从文的故乡。他笔下的美食，似乎每一口都有边城的味道。那些烟熏火燎的腊肉、腊肝、腊鸡鸭、干小鱼拌辣椒和重口味的牛肉粉、血粑鸭、烧酒，“差不多每样菜上来都是一把辣子，上到鱼翅也不例外，谁知还有一钱以上的胡椒末在汤中”，构成了沈从文的前半生。
巴金与沈从文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们初次见面是在1932年的一次上海饭局上。当年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择来上海组稿，中午约好在俄国西莱社吃午餐，除了巴金，还有一位就是沈从文。两个热血文学青年相见恨晚。沈从文送给张兆和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巴金帮挑选的一套国外文学名著，深得女神的喜爱。这套名著价格不菲，也是巴金帮助沈从文卖了一篇小说预支的稿费。
1934年，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在母亲病重时坐船回湘西老家。妻子张兆和给他带了当时很稀罕的12个苹果。沈从文只吃了两个，省下的带给家里人吃。数日后，启程回京时，他给张兆和买了不少腊肉、腊肠，还有十筒茶叶，一百个桔子……
这些细枝末节处能看出结婚初期两人相处的和谐美好，可惜蝴蝶飞不过沧海，爱情抵不过尘埃。沈从文苦追学生张兆和多年，写情书无数，几乎是一场单恋，写信时说“如父亲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但终究，婚姻这杯甜酒，也成了他与她一生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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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说：“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慎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
福建漳州人林语堂出身牧师家庭，少年时家境清贫，父亲留给他的半碗肉丝面都令他有温暖美妙的回忆。青年时经济也不宽裕，读书、留学、写作，很少有余力顾及饮食的精致。中年以后，生活渐渐富庶安定，林语堂对于美食也有了许多追求。
林语堂的太太廖翠凤对文学艺术兴趣寥寥，她是尘世的，精干的，但她擅庖厨，对饮食有着强劲的记忆力和卓越的悟性。
这位厦门鼓浪屿首富廖家的二小姐将所有的智慧与精力投入厨房。管它时局变迁世事变幻，廖翠凤只管做肉松，做厦门菜饭和卤面，做焖鸡、加腊鱼煮面，做最拿手的、需炖煮十小时的清蒸白菜肥鸭和工序复杂的厦门薄饼。
每每吃到这些家常美味，林语堂和孩子们的肚子简直快活得会唱歌了。廖翠凤的一顿家宴，能让全家人吃出千万里的乡愁。
林语堂曾说，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他们的女儿们也说，“天下没有像我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伴侣”。林语堂外表不拘小节，喜欢吃翅膀、脖子、肝肠之类的杂碎，廖翠凤有条有理，打扮得整整齐齐，喜欢吃方方正正的腿肉和胸肉。
年轻时廖翠凤可能不是林语堂的最爱，但到了50岁林语堂送给妻子一枚勋章，上面写着：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林语堂一生经历丰富，长期漂泊。1966年定居中国台湾后，因物产和故乡漳州大同小异，他十分欢欣，廖翠凤也像是回到了她的福建主场。林语堂在台北的家坐落于阳明山的山腰处，是俯瞰台北的最佳Ｃ位，我曾去过三次，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四合院。
新笋园中剥，早起食谙糜，葱葱郁郁的阳明山的绿竹笋甘脆鲜爽，竹笋鸡汤是他家春夏的家常美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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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思潮入川，15岁的巴金开始接触《新青年》等刊物。青少年时代的他就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1923年，19岁的巴金第一次出川，和三哥李尧林一道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再沿长江一直向东到达上海。
从此翻开巴金人生的新篇章。
巴金与萧珊的初次见面是在南京东路的新雅粤菜馆，这是当年上海的高级粤菜馆之一。在物质贫瘠的年代，巴金总会省下口粮留给萧珊和子女。好友冰心说，“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
解放后，巴金婉拒了国家发的工资，全凭稿酬养家。在60年代初的巴金日记里，可以看出巴金的衣食住行比较平静优越。曾留学法国的他保留了西餐的爱好。衡山饭店西餐部、“红房子”是他招待朋友常常光顾的西餐厅。
巴金还爱吃蟹，深秋时时常和朋友吃蟹，或在家里，或去文化俱乐部。正餐之外，巴金还爱喝上海咖啡馆的手磨咖啡，吃老大昌的法式面包、蛋糕。有时巴金也与友们人喝啤酒，赴宴则饮白酒和阿尔巴尼亚红酒。
成都的甜中有辣、麻辣甜香的甜水面，始终为巴金所喜爱，吃的是乡情。“先生喜欢吃北门上的甜水面和素面，是挑着担担卖的，做面就在担前两尺不到的木板上揉合面团，分张，做成工艺程度很细致的甜水面，调和用成都北门政府街一家酱园铺特作的红酱油、熟油辣子、麻酱、花椒油、蒜泥。”
中国现代文坛最爱吃甜水面的，一个是巴金，一个是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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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若生江南，大约没有一位是不爱吃的。吃编织起了世情的经纬，也见证了人情冷暖。
虾爆鳝是徐志摩的最爱，但凡他回到家乡海宁，必点这道菜。还有桂花煮的糖水栗子，徐志摩有次千里迢迢赶去结果没吃上，甚至还气鼓鼓地写了一首诗：《这年头活着不易》。
昨天我冒着大雨到烟霞岭下访桂；
南高峰在烟霞中不见，
在一家松茅铺的屋檐前，
我停步，问一个村姑今年，
翁家山的桂花有没有去年开得媚。
那村姑先对着我身上细细的端详：
活象只羽毛浸瘪了的鸟，
我心想，她定觉得蹊跷，
在这大雨天单身走远道，
倒来没来头的问桂花今年香不香。
“客人，你运气不好，来得太迟又太早；
这里就是有名的满家弄，
往年这时候到处香得凶，
这几天连绵的雨，外加风，
弄得这稀糟，今年的早桂就算完了。”
果然这桂子林也不能给我点子欢喜：
枝头只见焦萎的细蕊，
看着凄惨，唉，无妄的灾！
为什么这到处是憔悴？
这年头活着不易！这年头活着不易！
后来还有海宁名厨根据徐志摩笔下美食琢磨出一套“志摩宴”。徐志摩在饮食口味上不脱浙江人的清淡，爱吃鱼虾豆腐，爱喝龙井茶。
无锡人钱钟书，曾自嘲“不好茶酒而好鱼肉”，并坦承自己“居然食相偏宜肉”。钱钟书不擅长做美食，但无论去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夫人杨绛说：“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
钱钟书本质上是写人性的作家，他极擅长在饮食中窥见政治之道、哲学之道、为人之道，比如施一饭招恩，吝一饭招怨，比如对美食美器的看法。他曾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海上才子邵洵美风流倜傥，曾与徐志摩齐名。他是诗人、作家、出版家，最多时曾同时拥有7种出版物。他还是翻译界公认的一流翻译家。他长得很有型，身材颀（qí）长，气质潇洒，清朗英挺。他是清末高官后代，妻子盛佩玉也身出名门，家产丰厚。美国作家项美丽更是他的红颜知己。物质上、精神上、情感上，他都曾丰沛满足。
项美丽是在中国餐馆“一品香”的一宴会上认识邵洵美的。“皮肤白皙，像游魂一样，蓄着几绺（liǔ）中国胡子，身穿棕色长衫，眼睛长狭，眼神恍惚，他会让最麻木的观光客目瞪口呆、气喘吁吁”。
邵洵美写诗、画画，爱藏书，讲究雅赌，讲究仪表，穿长衫，跳西式舞。他热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为人宽厚慷慨，无论好友或陌生人，他都常常接济。留英结束时，他特意退掉自己的一等舱船票，换成3张三等舱船票，与同学一起回国。
夏衍在文坛刚出道时，囊中羞涩，邵洵美虽不认识他，却慷慨送上500元。他身边总是高朋满座，胡适、叶公超、闻一多等人，或左或右，都是他的朋友。
徐悲鸿因情变被夫人轰出门时，也将邵家当作避难所。邵洵美因此有“文坛孟尝君”的雅号。
邵洵美喜欢吃大闸蟹，常邀项美丽到家里享用阳澄湖大闸蟹。心理学家说，爱吃甜食的人具有亲和力与奉献精神。爱吃蛋糕的邵洵美每年生日都会让餐厅做一只真老虎大小的奶油蛋糕（他属虎），摆在橱窗展示，并与友人一起欢庆生日。
上世纪30年代英国文豪萧伯纳访沪，说明不吃荤菜，邵洵美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出面组织宴请，在上海高档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自费四十六块银圆，邀来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可是在新闻报道中却没有买单人邵洵美的名字。
有很多年，好名头都让别人占尽，邵洵美给人当过抨击嘲讽的靶子炮灰，剥开往事谜障，他还是罕见的有气格的中国文人。尽管他后来衰落了，只有靠变卖祖传的印章才能请得起老友吃一顿饭，但当在日伪政府任高官的弟弟送来钱物，他却分文不受。最潦倒时，还用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世事炎凉，邵洵美去世时，窘迫得连身新衣服都没有。施蛰存评论他，“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而他评价自己：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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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阳人郁达夫毫无疑问是民国文化圈里当之无愧的美食家。他自幼丧父，幼年贫穷匮乏，不过富春江的鱼虾给了他敏感的味觉基因。成年后郁达夫逐渐富裕，他的美食嗜好渐渐得以满足，也有了后来觥筹交错的酒席生涯。
他的名篇《故都的秋》将南国与故都北平的秋作对比，“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竟写到了六种食物。
郁达夫喜肥鲜膏腴，胃口极佳，一餐能吃一斤重的甲鱼或童子鸡一只。他早餐小菜比较讲究：荷包蛋、油氽花生米、松花皮蛋……他擅饮，是鲁迅最重要的酒友，五马路川味饭店、陶乐春等是他们常去之处。辣鱼粉皮、砂锅豆腐、炒腰花、绍兴酒都是常点的酒菜。就连郁达夫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时，也是在酒楼的饭桌上。
郁达夫最爱吃海蚌，称其是神品。红烧白煮，在海蚌上市的季节，能吃上几百个。同样，他也喜欢肥白健美的女人。有“荸荠白”雅号的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让他心心念念刻骨铭心。
初见时郁达夫就对她一见倾心，请她下馆子，短短六天吃了六次，他喝醉五次，推杯换盏，谈了许多氤氲衷曲。
自小娇生惯养的王映霞在婚后洗手做汤羹，郁达夫也带她频频去酒楼吃饭，讨论研究美食，很快她厨艺精进，对他的饮食也是用心至极。火腿蒸甲鱼是拿手菜，还学会了当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喝的味噌汤，是他宿醉后常饮的醒酒汤。当时他们每月开支200银元，几乎有一半花在吃上。
与郁达夫离婚后，王映霞就再也没有做过味噌汤。
画家蒋山青是王映霞的忘年交。王映霞当年在中国台湾报纸上的一整版照片，相当一部分是他在复兴公园为她拍的。我问蒋山青：她如何评价前夫郁达夫？他回：生气到老。
初见太美，以至于结局显得过于狗血，郁王婚姻断裂在痴狂与憎恶之间。这世间，情爱欢愉是容易的，心心相印是难的。当然，晚年的王映霞回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何菲（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国家二级音乐编辑，SMG知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