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夏天，我在陕西北路市场卖太子裤。
116块一条，八只裥的，左边四只，右边四只。裤腿可以塞四只老母鸡。
12只裥的要188块。传说市场里有摊头卖过16只裥的，只是听说，因为不敢想。
一个落雨天，为了出生意，我68块卖出去一条八裥的，被嘎三湖回来的老板娘噶头一顿臭骂，讲本也回不了：“大学不晓得哪能考进去额？！”
老板娘精精瘦，江北言话瓜啦松脆。我妈拉我去她那里打工，照面那天，她嘴里嘬颗黄泥螺，从上到下扫了我一眼，一口半月形的螺壳吐在地上：“明朝早朗厢6点钟来开摊头。”
整个8月，我卖出去了400多条太子裤。
私下里和隔壁摊的小姑娘讨论：矮男人穿萝卜裤，脚更加短了，追啥时髦！
我有点难为情，如果去华亭路，我还觉得好点，再不济也得是襄阳路吧。结果从高中到大学的2个Gap Months，一个月我在陕北市场卖太子裤，一个月在文艺会堂做服务员，每天晚上有舞会，蹦擦擦。我只配擦台子。都是我妈复杂社会关系的成果。
我妈心真大，但她的确没空管我。我爸去世后她终于恢复过来了，开始忙于相亲。我家电话变得非常忙，有时候我拿起来，里面问：“陆耀玲女士在吗？”我刚回答：“我们家姓简，不姓陆。”我妈就从卫生间冲出来，蓝眼皮擦了一只，一边喊：“我的，我的。”后来才知道，我妈在相亲公司里的编号是610。
我妈年轻时候漂亮，小姊妹里第一名。以前不过改改裤腿，到了90年代，春风再度，自信、敢穿、敢涂，越发在同辈里出众，每次拿回来的照片：丝巾披在肩上，蓝眼皮闪亮。那时候雅诗兰黛，迪奥已经在伊丝丹开柜，颜色很丰富，但我妈还是钟爱改革开放后大陆开卖的第一种眼影颜色：孔雀蓝。强烈、洋气（好莱坞明星据说都涂这个）。
我有时候也偷偷去拿来抹一点，总抹不好，巨头巨脑。现在知道是不如我妈大胆，下重手厚涂。但是我的发型哈嗲：反翘。当时短发，但把刘海处留长，三七开，吹风机打到最高，卷发梳不停往后、往上拉扯。左右开弓，小脑不灵光的真吹不出来。型弄好以后，必须上摩丝，高级感一记头出来了。出门走路，前额头发还会一颤一颤的，自己觉得风姿动人。后来听说北京人把反翘说成：招手停。
伊拉就是巴！
一直给我写信的男生有时候会鼓起勇气来看我。如果是冬天，他就是许文强式的黑大衣和白围巾，烫着龙花卷头。到了夏天就是白色的西短，腿毛森然。他告诉我他报了西班牙语的班，我说我考上了中文系。
复旦食堂的大排从一年级的5毛一块涨到了毕业时的2元一块。十六步我练得很熟，澡堂后面那栋楼三楼是学生活动中心，舞会场场爆满，管场子的最担心附近的体育学院的学生混进来闹事。
圣诞节有饭店开出套餐，有阿姨介绍我去当圣诞晚会主持，酬劳有2000。韩国留学生也在本部宿舍贴出告示求汉语老师，中文系的优先。我的学生，an和ang永远都分不清楚，她吐吐舌头，拿出韩国明星杂志给我看。
我赚了钱就去买牛仔裤，带小喇叭的，而踏脚裤很快跌落神坛，五角场的摊子上一捆一捆的，一条50块。
90年代五角场的霸主是叶倩文和郑智化。两家音响店一家放《潇洒走一回》，一家放《水手》，这里刚“嘿！哈！”，那里就“苦涩的沙……”。空政学院旁边那家肯德基一直人山人海，而我举着一块炸鸡，在二楼转角对着《勇敢的心》海报上的梅尔·吉布森傻看。
姐姐开始穿皮卡·卡丹了，后来不锈钢饭碗上也有这个牌子的时候，她就不穿了。家里留着的服装袋，要不是鸿翔百货的，要不就是华亭伊势丹的。男朋友给她办生日都在黄河路，带她去上海咖啡厂开的咖啡馆。她床头的照片，是好像谁在透过磨砂玻璃偷窥她，左手托住下巴，好像那夸张的爆炸头让人难承其重。
我和她都不敢看那时候的照片，什么叫“巴”！眼皮如彩虹，嘴唇如饮血，垫肩高耸，金纽扣闪光。似乎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束舞台追光跟着你，你是super star！
不少同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几个远方表妹嫁去日本。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世纪文丛》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莫言、余华、苏童、方方，男同学们都夹着本米兰·昆德拉。
我不会宏大叙事，那时候也完全不懂通货膨胀这种词，也不知道，那就是所谓Booming age。我只有90年代的流水账，关于严重不适合中国人的蓝眼皮和太子裤的记忆。
我在90年代读大学、开始工作、结婚、生孩子，妈妈也在90年代离世。记忆中，后来的她也不再涂蓝眼皮了，招呼我一起吃饭的一两位叔叔后来都不见了。
看到王家卫版的《繁花》，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只是，不是他那种“红烧肉”颜色的。我们的90年代是生猛、粗糙的，是欲洋还土地“巴”着的，是奖励胆大而不是老谋深算的，是你以为以后永远会这样，而终于落幕了的。
那些两位数的GDP增长数字落下来，变成每一个普通中国人跌跌撞撞、快速反应的人生，带着一点晕眩。现在我们冷静下来了，锦江乐园的滑车一个回环到了。我们是曾经上车的幸运者。
怀念不只是为了怀念。当我们怀念90年代的时候，但愿我们都能知道，我们在怀念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简昉（资深媒体广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