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一则新闻震惊日本，81岁的藤原宏因涉嫌谋杀妻子照子被判有期徒刑3年。
事情要从去年11月讲起，已过耄耋之年的藤原宏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不带一丝犹豫，将妻子连人带轮椅推下深海，直到平静的海面再无任何波澜。
在此之前，夫妇二人感情和睦，妻子照子因脑梗导致瘫痪后，藤原宏更是悉心照料她超过40年。那么为何会发生如此极端的惨剧呢？
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加剧，一种特殊类型的谋杀案正逐年激增。加害者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而是我们眼中最信任，也最爱护的家人。他们杀死的，也是共同生活数十年，自己曾尽心照顾数年的亲人。
这样的谋杀，被称为“看护杀人”。
2017年的数据统计，老龄化严重的日本，有超过550万人需要看护，其中看护者和被看护者都超过65岁的情况已过半数，70岁以上则占到三成。本应该颐养天年的晚年生活，却要在照顾亲人的压力中度过，让超过75%的老年人感到心力交瘁，于是恶意滋生，蔓延至病榻中已无力反抗的亲人身上。
面对家人的衰老和无法预知的疾病，看护者很难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中保全尊严和体面。
似乎只有当被看护者死去，看护者才能在精疲力尽的生活中喘一口气，重新获得与外界的链接，与自由。
“受不了看护之苦，我把家人杀了”
日本电视台NHK曾出过一部名为《看护杀人：当事者的告白》的纪录片，其中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28岁时，年轻的茂在一次相亲中对幸子一见钟情。幸子性格开朗，尤其爱笑，对生活饱含热情，在茂的追求下，两人结为夫妻，之后几年里共同孕育了两个孩子。
幸福的一家四口生活逐渐拉开帷幕。夫妇二人分工明确，由幸子独自揽下顾家重任，照料丈夫与孩子的日常生活，成为茂拼杀职场的坚强后盾。而茂也不负期望，三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为小家提供经济支持，日子平静且充实。
时光流转，终于，茂迎来了悠长的退休时光。自茂退休后，老两口每年都会兴奋地策划旅行，茂喜欢开车兜风，妻子幸子也有相同爱好，副驾驶上妻子爽朗的笑声，点亮着茂的生活。
两人尤其喜欢开车去往离家不远的阿苏市，观火山、泡温泉，经常流连忘返。
可天不遂人愿，其乐融融的晚年生活，在2015年迎来骤变。幸子因突发的腰部骨折，导致下肢瘫痪，虽然接受了手术，但预后不好，幸子患上骨质疏松症，余生都要与轮椅为伴。此时的茂对妻子经历的遭遇十分心痛，但他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相信天性开朗的幸子，会通过康复锻炼好起来。
出院后，茂开始了对幸子的看护，并承担起自己不擅长的家务，他明白，自己要一个人挑起家中所有的担子。
在茂含辛茹苦的照料下，幸子积极康复，逐渐恢复到可以短暂行走。但命运却在此时再次转折。
看护3个月后，幸子再次腰骨折，之后几乎是卧床不起，连排便都无法自理。此时的茂71岁，除了看护妻子外，生活里没有任何额外的活动，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做饭、给幸子喂饭、打扫房间，偶尔还要清洗幸子沾满粪便的衣裤，起早贪黑照顾妻子让他心力交瘁。
而幸子也备受折磨，不愿他人看到自己憔悴的模样，她拒绝任何亲属的探视，终日郁郁寡欢。看着老伴如此绝望，因照顾妻子而脾气暴躁的茂也逐渐心灰意冷。
看护到第10个月时，某天幸子突然对茂坦白：不想活了，请杀了我。妻子三番四次的请求，加上看护过程中的焦虑与疲惫，茂竟开始认可这一要求：只有当妻子死去，一切才会结束。
事发当天，茂将幸子放在副驾驶上，开车前往他们每年都会旅行的阿苏市，度过了最后一天。回程途中，茂将车辆停靠在桥附近的一处隧道旁，掐死了幸子。
幸子死后，茂也曾想追随妻子的脚步，割腕、割脖子，都没死成，随即自首。法院最终宣判茂有罪，但缓期执行，他依旧可以回到家中继续生活。
杀妻带来的痛苦与愧疚没有消失，自首后在看守所的那一周里，茂曾多次请求让警员杀了自己，可最后的结果是，茂余生都要用活着来赎罪。
最绝望的抉择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2007-2015年日本共发生过356起看护杀人事件，自杀者共2515人，频繁到平均每两周，就会发生一起杀人事件，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加剧，这个数字还在攀升。
日本媒体《每日新闻》的记者研究了其中44起看护杀人案例，发现有近半数的看护者因为昼夜无休的看护而严重睡眠不足，积劳成疾。看护者在精疲力竭走投无路之后，选择与被看护者一起解脱。
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例，甚至越来越普遍。
54岁的龙一，因为无法在照顾痴呆症母亲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被迫辞职。5万元的退休金，成了他和母亲两人唯一的稳定收入。疾病带来痛苦，但贫穷更让人绝望，龙一每2天才会吃一顿饭，而母亲每天也只是用面包和果汁填饱肚子。
没有退休金，联络援助专员也无法获得帮助，龙一生出了想带母亲离开世界的想法。
2006年2月1日，京都市伏见区桂川河滩树下，龙一在86岁母亲的授意下勒紧毛巾，看到母亲身体开始抽搐后，又一刀刺上母亲的脖子，之后龙一自杀未遂。
法庭上，龙一讲述了长期看护母亲的不易，筋疲力尽又一贫如洗的生活让在场的法官红了眼眶，狱警也为之流泪。
据日本电视台NHK统计，看护杀人案件中，有26%都发生在看护第一年。
看护最开始的日子最是难熬。多数普通人之前没有任何看护经验，而是在亲人突发恶疾下“被迫上岗”，摸着石头过河。
名义上来讲，由家人看护病患会给予更多爱与宽容，但现实是，不得不扛起看护重任的家人，很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的护理知识和相应资源而备受煎熬。
失能老人们在失去自理能力的同时，很可能也会失去沟通能力，退化成无法交流，只会宣泄的孩童。沟通无能的状态与之前的健康状态形成落差，同样会让看护者错愕不已，导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纪录片中的另一个故事，揭露了看护者心理防线轰塌的过程。
无业的60岁男子在兄长的请求下，回家看护患有认知障碍的母亲。但他之前已经离家25年之久，眼前的母亲，已不是记忆里十分爱笑的老人了。母亲变得无法沟通，嘴里大叫着他听不懂的语言，一天到晚躁动不安，导致他片刻也不能离开母亲身边。
“母亲成了披着妈妈皮肤的怪兽。”他这样想着。即使这样，必须照顾母亲似乎成为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久而久之，长期积累下来的疲劳和绝望，也集中在一点爆发。
某天夜里，母亲从厕所走出来，手里的睡衣和毛巾不知为何沾满了粪便。她一边哭，一边向儿子走去：“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那一瞬间，男子才明白，原来母亲才是最可怜，最无助的人。几天后，他亲手结束了母亲的生命。
无法接受母亲失去尊严的模样，又对当下身心俱疲的生活感到绝望，死亡顺理成章成了唯一的解脱。
独自承受看护之苦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在社会层面堕入孤独。看护是一项事无巨细的工作，若是照顾老年人，工作则更加繁重，看护者很少有精力出门交际，与外界的链接被切断，深陷被全世界抛弃的错觉。数据显示，近20%的看护者患有抑郁症。
感到孤独是看护者们最明显的情绪，一些更深层次的精神创伤，更难被发觉。
当看护过程中，病患或因为病痛，或因为认知障碍而对看护者进行言语羞辱、打骂，平日里温和的家人，突然性情大变成为损耗另一个人元气为代价的“魔障”，这些身与心的折磨，不是一句“他是家人”便可以消弭的。
未来的忧虑
51岁的长谷川隆志，看护患有认知障碍的母亲长达11年。妻子因不堪忍受看护之苦，与他离了婚，他也因为长期看护，辞了职，西服上布满霉点。
他形容自己生活在牢狱里，手脚都被套满枷锁。
5年前，母亲突发脑梗，失去知觉后倒地不起。他站在无法行动的母亲床前，对于是否要叫救护车一事犹豫不决。
之后，长谷川一直都为没有第一时间救治母亲而耿耿于怀。
看护之苦，是非经历之人不能体会的隐痛。而随着日本老龄化日益加重，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人们要随时准备好，扛起看护的时代。
面对日趋严重的看护困境，日本政府并非没有动作。相关的《老年福利法》《老年保健法》《介护保险法》等法案在过去的30年里屡次更新。日本长期介护保险系统，甚至将介护细化为上门访问、日间护理、短期住宿、特定设施住宿、福利保健机构服务等几大服务项目，相关从业人员自2005年起，以每年50%的增幅增长。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在2022年，包括保险福利和自付费用在内的护理总成本高达13.3万亿日元，比2000年的3.6万亿日元增加了4倍。到2050年，人均护理费用预计将比2019年增长75%，升至23.5万日元。
可是在巨大的老年人口基数面前，相关福利设置似乎杯水车薪。日本护理机构的入住人群在2013年就超过了52万人，均价每月10万日元的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额开销，且常常等不到床位。
无法兜住所有人的需求，日本政府则开始让人们“靠自己”。
2015年，安倍晋三参与第二次竞选时提出“安倍经济学”，其中第三支箭便是实现安心的社会保障。根据安倍提出的“护理人员零离职”方针，入职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员工，可申请“看护休假”或“看护停职”，使大家在工作与照看老人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与此同时，社会文化也在看护问题上对看护者施压。
在日本文化，甚至东亚文化中，照顾年长的家庭成员被视为责任与义务，于是虽然大多数看护者在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心力交瘁，但依旧会将照顾家人奉为自己无法回避的使命。
无处释放压力，绝望情绪下，看护者很可能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或许也会生出“自己也难逃这一宿命”的共感，于是悲剧随之发生。
日本看护杀人案件屡屡发生，让我想到一部日本电影《楢山节考》。
在日本古信州之某原始山村，由于食物匮乏，老人一到七十岁就要依传统习惯至楢山等死。当儿子背着70岁的阿玲往尸骸遍布的山上走去，阿玲并非不知道等待她的即将是死亡，她依然坦然面对。
纵使旧俗已经消失，但谁也不敢保证，楢山节考的悲剧是否会在未来上演。
参考资料：
NHK纪录片《看护杀人：当事者的告白》
南风窗《“杀老”频发，日本人的绝望太深了》
看客inSight《照顾妻子四十年，他亲手把爱人推下了海》
澎湃新闻 彭益鸿《日本“看护杀人”之鉴｜我们爱过，却又忘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十点人物志 （ID：sdrenwu），作者：杜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