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移民,在海外留学或工作,曾代表着一种光鲜的人生选择。30年前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男主角背着小提琴,仰望曼哈顿天际线的画面,让无数国人心驰神往。进入世界名校,努力扎根海外,逐渐成为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奋斗目标。

据联合国移民署公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海外移民的总人数超过1073万,位列世界第三。社交媒体上如展览西洋镜般晒出国外生活“蓝天白云空气好,收入高、压力小”,移民中介海报上的海湾大桥,寄托了年轻人对乌托邦的美好想象。

转折发生在近两年。社交平台上的出国热渐渐褪去,“回流反润”的潮流悄然兴起,手握绿卡的天之骄子们,好不容易在海外扎根,却开始后悔当初出国的决定。

有人辞去国内高薪工作,去澳洲干体力活,发现长期做白领工作的自己,并不适应在工地抬钢筋水泥;有人全家移民后,因为文化隔阂,找不到能够谈心的朋友,最后选择独自回国;还有人羡慕欧洲人的松弛与快乐,在荷兰上班后发觉,国外同样不乏“狗屁工作”。

国外商超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和蔬果,价格动辄是国内的5、6倍;社区医院下午3点关门,如果生病,小病靠扛,大病看命;走在大街上甚至时不时被当地人喊话“Go back to your country”(滚回你的国家)。

朋友圈分享的九宫格仅仅是真实生活的冰山一角,走出国门的年轻人,开始怀念在国内和朋友热热闹闹吃火锅的记忆,以及电话那头,来自亲人的遥远又熟悉的声音。

于是,萍飘四方的移民们回头望,重新走向身后的故土。

“金融理财师,澳洲工地扛水泥”

刚到墨尔本时,李凯在工地上干小工,将重达100斤的钢筋水泥扛在身上来回搬运,或者背几十斤重的工具箱,里面装满钢钉和钉枪。

负重工作一整天,李凯累懵了,在家躺了三天才缓过劲。

出国前,他很向往国外的蓝领工作,工资高、地位与白领平等、上手快、不受语言和文化限制。因此,尽管在国内他是金融理财师,落地澳洲后,却向不少蓝领岗位投去简历,从中选了这份搬运工作。

李凯1.8米,150斤重,经常泡健身房撸铁,认为扛东西不是难事,但正如他所言,“‘能扛动’和‘从早扛到晚’是两码事”。

澳洲搬运工分小工、中工、大工,新手都从做小工开始,每天工作8小时,每两个小时之间休息10到15分钟,永远包揽最脏最累的活。没有健身房的动感音乐和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的畅快感,真实的工地,只有避无可避的烈日和混着沙土的咸涩海风。



李凯工作过的工地

有一次,李凯需要顺着铁架爬上三楼,擦掉外墙多余的油漆。当天风很大,轻薄的铁架无时无刻不在摇晃。当他往上爬时,手脚跟着剧烈颤动,透过铁杆往下看,如果自己摔下去,肯定会头破血流,想到那次的惊险经历,至今依然令他有些后怕。

在工地上班不久,李凯换到一家台湾老板开的炸鸡店工作,时薪只有22刀。李凯发现,即使在国外,缺乏技术含量的蓝领工作也并不高薪。“蓝领工资高”的前提条件是“懂技术、有门槛”,他认识一位西澳的电焊工,时薪高达70刀。他算了笔账,老家西安的平均月工资3500,人家一天就赚到了。

因此他下定决心掌握一门技术——学习开叉车。他报名了关于驾驶叉车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一周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在一家快递工厂做货品分拣。

开叉车减少了体力的耗损,却大大增加了李凯的心理压力。工厂里来来往往都是人,他一天需要卸数百件货品,总担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会砸伤别人。



李凯工作过程中受伤,腰部留下3厘米伤口

来澳洲做蓝领工作,不完全是李凯的心血来潮,他有过海外生活经验。他曾在美国读本科,学习工商管理。回国后,他换过几份工作,创业两次,以失败告终。家里人劝他回西安老家考公务员。但李凯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去年跟着女友来到澳洲。

诚然,澳洲有广阔的沙滩海域,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的歌剧院......但此时的李凯,更想念火锅、串串还有老家西安的面食。在老家西安,一碗油泼面只要12块钱,而在澳洲,吃碗面都要花好几倍的钱。

墨尔本的旷野上没有格子间,却有大量的露天工地和快递工厂。出国近一年,李凯终于明白,国外的蓝领工作没那么快乐,他在社交媒体上劝大家打消来澳洲打工的念头,“每天习惯坐办公室的人,过来做苦力活,真的吃不消”。

“高考后全家移民,我却后悔了”

绝大多数到海外生活的人,无论体验是好是坏,都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君君的故事则有些不同,她远赴加拿大的开端,是父母准备多年的一场特殊“惊喜”。

高考结束后,当君君正在犹豫该填报什么院校,母亲递上了一沓资料,称已经为她申请加拿大的高校,可以直接入读。

更让她惊讶的是,父母办理的是投资移民项目,全家已经预备拿到“枫叶卡”(即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此前父母一直将她蒙在鼓里,是怕她放松警惕,对高考掉以轻心。

君君的父母白手起家,全年无休,一直都在为生意奔波。她和弟弟从小被送到外地的寄宿学校,小时候,母亲曾给他们念报纸上优秀学子的励志故事,问君君未来想上什么大学。

90年代正值“留学潮”兴起,君君随口说出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她从未想过,自己随口说出的回答,竟让母亲误以为自己梦想出国,并努力为她实现了这个“梦想”。

对于君君来说,转变来得太突然了。高考之前,她构思过理想的大学生活,学画画、参加街舞和音乐社团,跟寝室舍友一起上课、知无不谈。

但在海外上学,和她想象中截然不同。海外大学讲究“宽进严出”,为了修够学分顺利毕业,很多学生会在图书馆复习一整夜,同一个宿舍的舍友都很少碰面。

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无法被忽略,她听不懂外国同学聊的篮球明星、美剧、当地人才懂的俚语,对方也对自己喜欢的街舞和漫画一无所知。君君homestay(家庭寄宿)时期住在本地人家里,只会在吃饭的时候和他们坐在一起,平时几乎零交流。

人们总以为只有华人爱抱团,其实白人同样喜欢抱团,君君交到的朋友大多都是华人,“外国人可以聊天,但难以交心,毕竟文化和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

大三那年,发生了一件让君君后悔到国外的事。她选修了一门课“数学经济学”,期末考试开始不到10分钟,却被任课的白人老师冤枉作弊,赶出考场。

老师判定她作弊的理由是,君君考试前上交的笔袋里,有一张记着数学公式的小纸条。那是君君在复习其他科目时随手写下的,公式内容并非这门课所学。最重要的是,考试期间,这张纸条并不在君君身边,它被连同笔袋一并上交给助教检查。

君君向老师据理力争自己没作弊,甚至表示可以到对方的办公室重新考试。她想向系主任反映情况,电话却被老师提前截胡。她只能看着对方给自己盖上“带小抄”的帽子,始终没有机会为自己反驳。

被判作弊,意味着她会失去课程的分数,面临延毕,甚至在档案上留下污点。那段时间君君身处风暴中心,她不禁在想,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白人学生身上,校方也会这样简单粗暴地处理吗?

她开始怀念在国内时的生活,大学毕业后,恰好深圳有个实习机会,她到某影视节组委会实习,国内的沟通方式、文化氛围、职场环境让她感到久违的熟悉,对比之下,君君坚定国内的生活更适合自己。

她向父母提出回国永居的想法,却遭到了反对。彻底回国居住,意味着要放弃在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但为了这张枫叶卡,父母不仅花费了大笔资金,还牺牲了国内的生意。君君考虑再三,搁置了这个想法。

直到去年,君君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国际会展策划的工作,她终于能有理由长期待在国内。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忙到不能准点吃饭,没有时间健身。但她欣喜于自己的工作能力正在飞速成长,和同事沟通协作时,彼此之间都有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上海没有加拿大足以穿透云层的巍峨冰山,但君君身边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看胃病拖两周,医生的面都见不着”

不同于君君拥有全家移民的机会,苏州女孩小娅同样在加拿大求学,却是高考失利后的无奈选择。

2013年的夏天,在拿到高考成绩单后,小娅决定出国留学,为自己的学历镀一层金。

她至今还记得浦东机场T2出关口的磨砂玻璃门,走过那扇门,从未住过校的小娅就要去往另一个国家生活。往后多年,每当她看到背着书包的少年跟家长,在关口前垂泪相对,担忧、不舍、摇摆不定的情绪就能被随时唤醒。

到了加拿大,小娅心中飘忽不定的情绪没有得到安抚,异国生活的麻烦和不便先一步出现。

那段时间,小娅的胃部总是传来阵阵痛感,伴随着胃酸上涌,烧灼感袭来。在繁重的课业之间,胃痛持续消耗着她的精力。

小娅预约了住所附近的社区医院,医生让她去查幽门螺杆菌、验血、验粪便、吹气。

这都是治疗胃病的常见流程,但在国内时,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在同一栋楼里,所有的检查流程只需要花半天时间。在海外独自看病后,小娅才知道,在加拿大,看病是个漫长的过程。诊断归家庭医生负责,化验归实验室负责,开药又要去往其它地点。国内医院的科室之间,上下楼不过几步距离,在加拿大却需要开车来回辗转。

胃痛是小娅的老毛病,当小娅在加拿大社区医院检查完,询问领取化验报告时间时,却被告知实验室下午3点已经关门了。

她只好忍着疼痛隔天再打电话询问,得知领取化验报告的时间,被安排在一周以后。

没有化验单,医生没法开药,小娅傻眼了。一周之后,当她好不容易拿到化验单,又要跟诊断医生重新预约时间。距离挂号两周后,小娅终于拿到了治疗胃病的药物,但此时,她的胃早就不疼了。

小病靠熬,大病看命。小娅曾陪伴朋友去过当地医院的急诊,加拿大没有“线上挂号”系统,临时看病只能在现场排队,排队10到12小时是常态。

在外生病本就是人间疾苦,撑着病体通宵排长龙更是难熬。工作后,有一次,小娅需要做手术,她果断选择请假“打飞的”回国内医院,很快完成了手术。

2020年之前,温哥华每天有4班回国的航班,那时小娅总会攒着假期回来陪伴家人,和朋友相聚,但每当回到温哥华,小娅内心却变得空落落,“我认识这么多在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想家”。

她曾犹豫要不要回国,但习惯了海外生活的她,又下不了离开的决心,名校毕业、海外工作、移民身份,每个标签都光鲜亮眼,让同龄人羡慕不已。

近些年,父母年龄渐长,每次在电话里小心翼翼试探着小娅的回国意向。2022年,她想了很久,下定决心辞职,结束了和当地男友的恋情,打包在温哥华近10年的家当,坐上回国的航班。

这一次,她从另一边推开了那扇让她又爱又怕的磨砂门,发现那扇门并没有想象中可怕。

两年间,小娅陪伴家中老人看过病、送饭、轮流看护。工作之余,她喜欢陪着家人在家乡街道溜达几圈,看着父母渐渐老去,她庆幸自己及时回来,守住了和亲人相聚的珍贵时光。

“职场天花板低,遍地都是狗屁工作”

出国前后的想法差异,像是典型的“围城”困境,走出国门前,人们渴望海外生活的松弛与新鲜,走出国门后,却又留恋国内城市的熟悉和热闹。

2016年,吴恙第一次到荷兰旅游,正值当地“国王节”,大街上都是涂满五颜六色油彩、兴高采烈的荷兰人。

吴恙和她的华人朋友走在街上,隔着十几米,有几个荷兰人热情地向她们招手,甚至走到她们面前,递过来两瓶酒,碰杯、祝福,然后散开。



吴恙拍摄的荷兰国王节盛况

吴恙被这种欢乐的氛围打动,动了留在荷兰生活的念头,朋友问她要不要申请一年工签,运气好就能留下来。

吴恙闻言申请了工签,却遭到父亲的反对。从小到大,吴恙跟父亲摩擦不断,控制欲较强的他不希望女儿留在国外。吴恙没有顾及父亲的反对,揣着仅存的1300多欧,留在了荷兰。



吴恙搬到荷兰那天发的朋友圈

热心的朋友帮她在荷兰租了一间小卧室,每月房租400多欧,但要“押一付一”。交完房租,吴恙只剩下300多欧,她用在英国买的小电饭锅,每天给自己炖便宜的西红柿鸡蛋饭,或者拿郫县豆瓣酱拌饭,就这样简单地应付了三个月。

吴恙在当地找到了一份传媒类实习工作,月薪只有300欧。为了增加收入,下班后她还要到一家日料店做兼职,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站到双腿僵直,久久不能缓过来。

幸运的是,吴恙实习转正,如愿留在荷兰。她和身边的华人朋友基本上都在华资企业工作,一方面是由于文化接近,本地公司倾向欧盟身份的员工;另一方面企业提供工签的资质需要申请,因此,华人员工多的企业,更倾向聘用华人。

吴恙所在的传媒公司负责视频制作业务,在荷兰分部只有3名员工。她的职位是“制片人”,由于工作人员太少,联系对象、采访、写脚本甚至后期剪辑、给外包人员结款等杂务,都要她来承担。

每到结款时间,外包的摄像和剪辑就会联系制片人吴恙,“你们什么时候打款?”“我都等了多少天了”,有段时间,吴恙一睁开眼就能看到几十条新的消息通知,却只能旁敲侧击提醒老板,“这笔款应该打了,您看能不能明天支付”。

在以松弛著称的荷兰,吴恙依然需要周末加班,每天重复着“改字幕、抠logo”的琐碎工作,工作能力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

在荷兰工作的五年,吴恙感受到一种无穷无尽的消耗感。表面上她工作体面、工资不低,每天从现场跑到机房,能接触新鲜的人和事物。可吴恙自己知道,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处理细碎的外包工作,“小作坊”模式让每一项工作,都只能蜻蜓点水、略沾皮毛,再深入的学问,自己一窍不通。



吴恙在荷兰工作后期精神状态展示

“加班文化”被老板从国内带到国外,身边“996”的朋友比比皆是,到手的年假跟欧洲本地的同事差了十多天,吴恙觉得自己的工作热情都被耗光了。

她在辞职后才对老板讲出心里话,“做这份工作期间,我的能量一直在向下走”。

情绪脆弱时,吴恙喜欢外放一位网红的直播视频,她羡慕对方的情绪总能那么饱满,朋友劝她可以试试向这位主播的公司投递简历。

她在国内求职网站上传自己的简历,除去心仪主播所在的公司外,陆陆续续面试了好几家互联网大厂。

国内平台提供的就业机会比荷兰多,在跟国内HR交流的过程中,吴恙发现自己对工作的好奇和热情重新回归,状态慢慢变好了。

“相比荷兰的工作,国内的赛道过于细分,我要想想哪一条更适合自己”。对于吴恙来说,国内岗位庞杂、工作细分,也像是一望无际的旷野,未来的挑战不比当初出国工作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