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拉长历史就会发现，这是近62年来，全国人口首次进入负增长。
低情商表述就是：人口变少了，下降了。
另外，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一篇论文测算，2022年国内总和生育率为1.09（1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数量），在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属于最低生育水平。
低情商表述就是：人口很难再反弹上去了。
被人口衰减问题困扰的韩国，曾推出发抚养费、减免税收等政策，只是效果不佳，现在甚至动用了体制的魅力，从2024年1月起，多子女的基层公务员，优先晋升。
郭德纲常说这么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为了宏大叙事盲目劝人生孩子，容易遭天打雷劈。
所以，今天我们只聊两件事：
中国最愿意生孩子的地区是哪里？
大家最愿意在哪里生孩子？
01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一宏观数据，似乎跟我们每一个个体关联都不大。
可是当我们随手拿起2x倍放大镜就能看到这样的细节，全国31省中已经有20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并且，这20省中，有7省是在去年内实现由正转负的。
按照这个速度，很快就会有更多省份的人，从买房优惠政策、生育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感受到人口下降带来的“福利”。
而如果拿起5x倍放大镜就会发现，负增长趋势或许比想象中更迅猛。
最典型的表现是，就连河南山东这样的传统生育大省，也负增长了。
尤其是全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在2022年，其自然出生率62年来首次出现负数。注意，这不是自然增长率。
不得不说，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在生娃方面一直很努力，堪称人口最大的托底省份。长期以来，河南虽然户籍人口超过广东，但常住人口一直少于广东，主要是河南省内空间有限出省谋生的人太多，而现在是真的生不出来那么多了。
或许是由于外部“生源”少了，北京、上海、江苏这样教育资源更肥沃、吸娃效应更强烈的地区，在2022年也都罕见地进入了人口减少阶段。
目前人口仍有正增长的11省中，东南经济强省只有广东、浙江、福建3省入选，其他都是西部相对欠发达的省份。
而当我们拿起10x放大镜就会发现，广东、浙江、福建3省的人口正增长也有一定“猫腻”。
明面上看，广东连续5年蝉联生育第一大省，还是国内唯一一个连续3年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属于最能生的省份中更能生的那种，简直应该刻碑记功。
而按照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等人口专家发布的《中国人口流动预测报告2022》，各个城市新增人口中，约一半权重来自外部人口流入。
事实，也的确如此。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广东外来人口规模达到2962万，位居全国第一。相当于有1.5个台湾省，或者2个上海的人口流入了广东。
浙江的流入人口，在规模上虽然不如广东，但浙江每4个常住人口就有1个来自外省，该省外来人口占比高达25.1%，这一数字在全国遥遥领先。
同样作为人口流入大省，虽然福建在外来人口规模上不如广东，在外来人口占比上不如浙江，但福州外来人口占比1/3，厦门更是接近一半，两大引擎给福建人口增长带来巨大潜力。
关于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原因，当下媒体端流行的解释是高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养老成本、高彩礼等等，从主观情绪方面说，这些都很有道理，很容易被大家接受。
但是，如果上述条件成立，当下浩荡的人口大潮为什么持续不断地从婚育成本相对较低的穷乡弱省，“迁徙”到婚育成本更高的经济发达地区？
毕竟，即便是在北上广深的五环外上车买一套房，付出的成本也远远高过农村“天价彩礼”再加小县城一套房。
退一万步说，如果房价、育儿、养老等成本都下降，甚至降到零，大家就会哐哐生孩子吗？
那么，导致生育降低，以及人口大规模迁徙的客观因素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种因素是否会被打断或者逆转？
02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论彩礼、房、车的要求是高是低，最终生孩子的都不是这些物品，而是育龄女性。
只有聚焦育龄女性，才能更接近真相。
关于生育，我们可以列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出生人口=育龄女性数量（即15-49岁的女性人口）x育龄女性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子女数量）。
2010年，全国育龄女性约3.8亿，到了2020年仅3.2亿，10年间下降了15%。
然而，这10年间，全国出生人口从峰值1973万（2012年数据）下降到1202万，降幅达到39%。
按理说，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育龄女性的生育率变化曲线都是很平滑的，不会出现整个群体突然很热衷生娃，或者突然不想生。那么，为什么10年间，育龄女性规模下降15%，而人口降幅却高达39%？
如此剧烈的下降，只能说明这10年间育龄女性生育率也出现剧烈下滑。
尽管，祭出彩礼、房价、职场不公、性别歧视等等这些容易引发男女对立的原因，都很吸引流量，也容易产生现象级自媒体爆款。但这些都不是生育率下滑、人口下滑的核心原因。
最容易被忽略、也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女性受教育水平变了。
按照全球数据，育龄女性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与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呈反比。也就是说受教育的时间越高、年限越长，生的孩子数量就越少。
关于计划生育，我们无力论证其是非，更不想引战。但是这项政策带来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副作用”：史无前例地提升了广大女性受教育的机会。
郑也夫的专著《吾国教育病理》中有一观点很有道理，在过去普遍多子女时代，每一个家长要合理分配每个家庭的资源，会将教育资源优先于聪明勤奋那个孩子，因为只要培养出一个秀才，整个家庭就能获得更高社会地位、资源甚至阶层跃迁的机会。其他的孩子，只能根据天赋、体力，安排经商或者务农。女孩，从小就培养女红。从而实现整个家庭稳中求胜。
所以，在过去多子女时代，家庭教育投资不仅存在男女不平等，也存在子女间的不平等。
但是，1982年计划生育之后，尤其是东北为代表的工业城市，以及铁饭碗群体，率先严格奉行独生子女政策，有史以来女性第一次“被动”性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根据2015年普查数据，小学学历女性从16岁开始生育子女，本科以上学历女性从26岁开始生育子女。
原因也不难理解，一般来说，小学毕业年龄12岁左右，大学毕业年龄23岁左右。而只要还在接受教育，不论男女都会憧憬于个人价值的实现、都更有理想主义。只有教育终止之后，大家才会将生孩子提上日程。
因此，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1990年，国内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约为24岁，总和生育率为2.1。
2020年，国内女性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总和生育率为1.3。
并且，由于受教育的年限不同，职场能力不同，女性对生孩子的俗世意义以及精神价值考量不同，不仅决定了初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不同，生育的积极性也大不相同：
小学学历女性生育“热情”可维持到35岁，本科以上学历女性30岁后“热情”就开始消退。
两类人群数据差异如此之大，背后还是那个容易被忽视的“教育问题”。
1990年的生育主力，主要出生于计划生育以前，当时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3.5%，30岁、35岁职场焦虑症状也比较轻。大家生得早，生得更久，也就生得多。
而2020年的生育主力，主要出生于计划生育之后，此时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54.4%。大家生得晚，年龄焦虑更大，也就生得更少。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近些年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不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女性占比都已经超过男性。
让正在接受教育、憧憬于实现自我价值的学龄女性生孩子，显然是违背人性的。而让受过高等教育、正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学历女性多生孩子，显然也是违背人性的。
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赵忠祥老师在《人与自然》中念一句“春天来了”，那边小孩就生出来了。
不愿意生育，也是不少女性躲避婚姻的重要原因。并且，这一原因，任你拿出什么样的房子、车子、彩礼，也难以扭转。
当下，拥有最庞大低学历人群的地区，依然是全国最能生育的地区（为了避免地域冲突，隐去地名）。但在我们肉眼可见的有限未来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还会继续普及。那么，我们就不可扭转地从高速生育进入高质量生育阶段。
因此，接下来更有价值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城市、省份才能吸引年轻人过去并且留下来。只有年轻人去得了、留得下，才有更多机会生得出。
03
根据《中国人口流动预测报告2022》，全国人口整体呈现从乡镇向城市、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从松散低线城市向密集都市圈迁徙的趋势。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不需要调查，拍一下脑袋就能得出的结论。就这？谁不知道？
事实上，这份报告中还写下了一个很有深刻的洞见：公共服务对家庭居住地有正向影响，并且随着居民教育水平提升，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
翻译成白话就是，哪个地区更适合打工，大家就往哪里去。
适合打工，这四个字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首先，当地政府要舍得花钱，做好道路通、给水通、电通、排水通、热力通、电信通、燃气通及土地平整等的基础建设，也就是俗称的“七通一平”。
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还要有服务意识和经营能力，招商、引资之后，能让企业留下来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在企业发育、做大的过程中，在干净透明的营商环境中，以合理税收，收回过去的基建投资成本。
如此，企业就能乐业，打工人就能安居。
事实上，一本正经走完这两步是很难的。主要难在诱惑太大。
比如最近热议的号称世界500强的“世界铜王”正威集团，不仅“含铜量”极低，即便真的经营铜矿开采加工业务，毛利也只有可怜的2.4%。正威集团就一边在合作地封官许愿，一边圈地搞房地产。
按理说，搞房地产、建产业园也没错，GDP增长得很好看，“七通一平”做得是又通又平。但是，如果只是盲目建场子盖楼，只是在投资阶段刷新GDP数字，后期却无法生产运营产生收益覆盖建设成本，按照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的说法，迟早会陷入“庞氏骗局”。
这就是说，某一地区如果GDP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基础建设投资、大力度招商引资，短期内可以吸引人过去，但未必能把人留下来。
因此，《中国人口流动预测报告2022》虽然提出了深刻的洞见，不过，也的确存在一个明显的“瑕疵”——
不知道是出于不得罪人或是方便过审的原因，该报告得出一个带有“和稀泥”意味的结论：
“各地级市的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与 GDP 占比相关性高，相关系数为 0.92，即经济越发达地区公共服务质量也越高。”
的确，GDP越高的地区，越有能力修桥铺路。但是，并不意味着GDP高的地区，其营商环境就好，更不意味着该地区的经营能力就强能留得住人。
在此，再次“白嫖”一下赵燕菁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其“过去40年是土地金融，未来4年才是土地财政”主题演讲中，曾做了明确解释。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用2015年的税收和GDP两种标准来对比沈阳、东莞、泉州、福州、厦门这五个城市。按照传统GDP的标准，城市排序应当是东莞、泉州、福州。比如沈阳GDP为7280 亿元，比厦门（3565 亿元）高出一倍，等也远高于厦门。”
“但如果用2.0的标准，城市的排序一下子就反过来了，厦门税收是495亿，跃居五个城市的第一位，比沈阳的492亿还高一点，然后是沈阳、东莞、福州，最后是泉州。像东莞干了6000多亿的GDP才挣了400亿，干的多有什么用？如果选择城市，当然不能按照GDP选择沈阳，而是要按照税收，选择厦门。”
各个城市就像是一家家公司，选择城市，就像进入一家大公司。
一家公司能吸引人留下来的不是这家公司的设备投资了多少钱，而是这家公司业务增长能力以及盈利能力如何。体现在城市上，就是该城市既要GDP增长，税收收入也要高。
并且，这一法则未来将发挥越来越大的效力。因为，单论“七通一平”这一步，按照我们当下的城镇化进展，已经做得很到位了，甚至过剩了。
如赵燕菁教授所说：
“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建成区面积是7000平方公里，2015年是10万平方公里。假设2015年不再建设新城，也足以容纳77%的中国人口（接近美国城市化率）。如果跟踪建成区面积，就会发现投资需求其实已经完成了，城市的房子全建好了，等着人进去住，道路、地铁等基础设施都修好了，该花钱的投资已经没了。”
这也就是说，各个地方应该认识到，也迟早会认识到，靠基建投资带来的高速增长已经基本结束了，尤其是当下绝对人口减少的背景下，蒙眼狂奔的条件，更加不成立了。不论各地方愿意不愿意承认，只有通过产业运营实现高质量增长才能吸引人、留住人了。
有些话，我是没把握去说的，还得借赵燕菁教授的口来说：
“所以我估计，下一个40年会有大量的城市停止增长，甚至走向衰落，这和当年大量的手机厂、汽车厂被淘汰是一样的。最后只会剩下几家最有竞争力的超级城市。”
简而言之，通过刷数据封官许愿，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了。
尾声
不论对于怎样的家庭，生孩子都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
近些年，初次生育年龄不断延后、生育率下降，固然有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经济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响。除此外，个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也是重要原因。
不论是河南、四川，还是东北、西北，无数人顺着微弱信号，流向广东、浙江，逐水草而居。并非是这些地区的人，热爱以身为尺丈量未知土地。大家只想努力活得更好。
大家拼命追赶，只想趁着宏观之潮未退之时，谋求一片阳光下的土地。
因此，各地方与其费力不讨好地强行刺激生育，不如花费更多功夫在产业经营上，让那些热情依然高涨的年轻人，活得更有尊严。只要留得住人，即便不能成为超级城市，也不至于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