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预期中的经济大衰退迟迟未到。尽管俄乌危机尚未结束，高债务、高利率和高通胀并行，疫情的疤痕效应犹在，但在美国和日本经济表现超预期的支撑下，世界经济整体好于预期。
可是，世界经济依然面临很多挑战：
全球贸易持续放缓，产业链重构仍在进行。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大幅收窄，但是否能如期软着陆仍存不确定性，美联储和欧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方面，持续两年的俄乌冲突尚未止战，而巴以冲突又起，地缘政治风险明显有上行趋势。
长期来看，人口问题和气候问题也越来越紧迫。
2024年，世界经济会怎么样？中国经济又会怎么样？
一、经济格局稳中有变
从14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开始，直到2018年以前，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始终是世界发展的主线。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显著加速。而2018年贸易冲突伊始，有人认为，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进入逆全球化，但随着中美竞合、新冠冲击、俄乌冲突的不断演进，更多的人则认为，世界经济的走向并非真正意义上“脱钩断链”的逆全球化，而是在新的全球政治格局下求解安全和发展的新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和新的区块化格局重构。
一方面，全球化与产业链重构交织，“硬脱钩”暂时没有发生。
贸易冲突叠加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国际经济关系受到显著影响，出现特殊关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经济制裁、金融决策政治化、政府干预频繁等等。不过，全球化与产业链重构交织，彻底的“硬脱钩”暂未发生。比如，2022年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虽然“硬脱钩”没有发生，但欧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均有所下降。比如，2022年的中美贸易额正增长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很大，而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
预期2023年的中美、中欧贸易依存度会进一步下降。而作为产业链转移承接地的东南亚地区来说，虽然其对美出口增加，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中国进口的规模也同时增加。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区块化越来越明显，但总体格局未变。
与产业链重构相对应，世界经济大致形成了几个区块，中美欧除了直接贸易之外，还通过这几个区块保持着紧密的间接贸易，区块内国家间，以及区块内国家与中美欧间，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在这种复杂的贸易态势中，中国作为全球超级贸易节点的地位没有变，中美欧作为全球最大的三个贸易节点的地位也没有变，因此，全球的贸易总体格局没有变，但格局内的贸易力量对比发生了边际变化。
具体来说，这几个区块分别是，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为代表的美洲区块，以英国、欧盟核心国家（德国、法国）、中东欧国家（捷克、波兰）为代表的欧洲区块，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块。
亚洲区块的情况有点复杂。除以中国大陆经济为核心的大区块外，还有以印度、东盟十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为核心的东南亚区块，以及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为核心的东亚区块。
之所以把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划分为一个区块，主要是考虑到这三者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从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来看，除了粮食、石油、天然气等传统的大宗商品外，芯片等半导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
二、各区域的问题存在异同
1. 美洲区块
最明显的，中美欧经济面临的情况截然不同。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把经济恢复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归纳为“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经济复苏进程面临的依然是这三重压力。
最突出的表现是需求不足，其中又特别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所以一直有观点讨论，中国是否面临通缩的问题。而美国和欧盟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高通胀。
通胀的本质原因是实体经济缺口突然扩大和货币条件大幅宽松。具体来说，美国这一轮通胀的成因，可能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扰动，但这是欧盟通胀的主要原因、美国通胀的次要原因；
二是供应链带来的通胀，包括贸易争端、疫情冲击、俄乌冲突对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影响；
三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拉动。
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又分为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为应对疫情冲击，财政和货币配合，采取了大规模刺激措施，短期内带来了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这也间接支撑了2022年中美贸易额创新高，因为美国家庭的消费需要来自中国出口的支撑；
二是美国房贷利率为固定利率，美联储持续加息给居民带来的净利息收入上升；
三是由于就业市场持续强劲、物价通胀下降幅度超过名义工资增幅导致实际工资大幅上升。
市场关心的是，在过去近两年的急速加息之后，此轮加息周期是否已经结束，降息的拐点何时出现。
美国的此轮通胀表面看起来是需求过热，但实际上底层原因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和供给不足，只需要商品、劳动力两个市场恢复就可以降低通胀。而就业市场持续的高景气使得美联储并没有明显的意愿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幅度改变它的利率政策。
但有两种情况或将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
第一种情况是财政的扩张幅度和可持续性。
疫情期间，美国出台了三轮总规模高达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使得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快速膨胀。在加息的大背景下，到期后的联邦政府债务需要以更高的利率来接续，截至2023年11月17日，联邦政府借债规模已经达到33.74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每年将增加超过3300亿美元的利息成本，约占GDP的1.3%。
但是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看如今的态势，美国总统选举似乎又将是特朗普和拜登对决，而经济成果直接影响选票。所以你看，尽管2023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上限，但拜登政府根本就没有意愿调整它的赤字财政。2023财年，联邦政府的赤字支出达到2万亿美元，赤字率达到7.5%，接近2022年的2倍。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财政政策不改变，那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则必然重新走向宽松。
2024年其实比较特殊，除了美国大选，印度、英国等等都迎来大选。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利益诉求，都会边际影响全球格局。
第二种情况是金融市场或者金融机构开始出问题。
2023年年初，由于美联储的超长加息和银行自身的问题，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接连出现风险。彼时，市场就在讨论，美联储是否会停止加息。但由于当时通胀仍处于高位，且美联储判断，上述两家银行的风险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所以美联储没有停止加息。
但现在美国5.6万亿的商业房地产面临新的问题。由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习惯，导致旧金山、芝加哥、达拉斯等城市的商业写字楼空置率超过20%。商业地产的租金下降但运营成本未降，这将导致部分地产所有者没法偿还银行贷款。
据测算，美国（资产总额25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商业银行中约6%的资产是地产贷款，占其监管资本的60%；地区性银行有13%的资产是地产贷款，占其监管资本的160%。而目前通胀已经从峰值的9.5%回落到3%～4%之间的水平，初步具备了降息的空间。
地产贷款的违约率上升不一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可能给美联储降息施加压力。
2. 欧洲区块
目光转向欧洲。
美国的通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欧洲的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2022年俄乌冲突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显著影响了通胀和经济活动。此外，为应对疫情冲击和能源冲击的财政补贴，对通胀也有贡献。
欧委会预计欧盟2023年全年的经济增速为0.6%，2024年的经济增速将上升至1.2%。欧盟的经济以德国为核心，但德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只有0.5%左右，2024年预期可能回升到1.5%左右，继续发挥欧洲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带动周边的经济体，但欧洲经济至少面临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欧元区通胀对欧央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可能比美国通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更高。
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决定了美国经济走势和宏观政策对全球其他地区会产生外溢，也会对欧洲产生影响。比如，过去两年，欧央行不断加息，既是为遏制通胀，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抵消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欧美的高通胀已经显著影响到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成本，尤其是，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经济体经历了更大幅度的能源价格上涨和更急剧的经济增长放缓。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2024年美联储降息，欧央行是否跟随？
欧元区通货膨胀率从2022年超过10%的峰值降至10月份的2.9%，尽管欧元区20个成员国的通胀趋势不尽相同，受基数效应影响未来几个月通胀也可能暂时回升，但主导的方向大概率是向下的。
那么，如果美联储降息，由于欧央行不断加息对本国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欧央行也很可能降息。问题在于，欧盟的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虽然德国等俄罗斯能源依赖性较强的国家采用多元化进口的方式，以超预期的速度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但是来自美国、加拿大、挪威等国的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价格高于俄罗斯，抬高了进口能源的价格中枢，使得欧洲的通胀水平可能对欧央行的降息更为敏感，这将掣肘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给欧洲的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
第二，欧元区内部的通胀、就业和债务都存在分化，就业和工资放缓对消费构成下行风险。
一是就业情况存在分化。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修复较美国更快，但各国间存在显著差异，比如2023年上半年，德国和法国的就业景气度较高。但2023年下半年，除法国的失业率开始上升之外，意大利、荷兰、卢森堡、塞浦路斯、拉脱维亚、芬兰、奥地利、爱沙尼亚等10多个国家的失业率都开始上升，这似乎意味着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动能在减弱甚至消退，预期2024年将会延续这一趋势。
二是通胀情况也在分化。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核心国家的通胀水平逐渐回落至2%～4%，2023年9月份荷兰的核心通胀甚至同比为-0.3%，但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国家的通胀率还在6%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欧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难度。
欧元区与美国一样，就业市场韧性和通胀回落带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是支撑欧元区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但如果就业和工资增速放缓，或者政府退出对居民的能源补贴，居民的消费能力均会放缓，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增速。
当然，除了就业和通胀分化，以往存在分化的各国的债务负担也依然存在，且有加大的趋势。
欧元区还有一个可能被忽视的特征是，除了对外的能源依赖外，在贸易方面，欧元区实际上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2022年出口占GDP之比为42%，剔除区内贸易后，出口占比为21.4%，高于美国（8.1%）和中国（19.6%）。这意味着2024年的全球市场需求，对欧元区也有较大影响。
第三，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给欧元区经济的持续复苏蒙上阴影。
俄乌冲突会持续多久，对中东欧、欧元区和整个欧洲的影响都存在不确定性。欧美制裁俄罗斯导致欧洲不得不寻求新的天然气与石油来源，中东油气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而新一轮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敌对行动主要局限于加沙和以色列，虽然尚未造成石油供应中断，但如果冲突蔓延到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其他地区，将对包括石油在内的全球贸易网络和大宗商品市场造成负面冲击，因此仍需警惕巴以冲突扩大的不确定性影响。
不过，鉴于近几十年来能源生产强度不断下降、在中东以外地区愈发多样化的石油供应，以及能源的战略性储备，现今石油供应产生重大中断后与1973至1974年的欧佩克石油禁运、1978至1979年的伊朗革命、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以及1990至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相比，造成的影响应该要小得多。
如果从长期来看，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值得注意，即极右翼政党正在不断掌握权力，比如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甚至荷兰、德国、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或许将影响欧元区经济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3. 亚洲区块
亚洲区块以中国经济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
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使得产业链转移的讨论越来越热，但我在别的文章中也讲过，产业链转移并非肇始于中美贸易冲突，中美贸易冲突也不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唯一原因，贸易冲突叠加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只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根本原因是成本驱动、相对优势的边际变化叠加地缘政治扰动。
2001年、2008年、2012年的三次产业链转移，主要是成本驱动。
200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全球制造业提供了优质的廉价劳动力和广袤市场，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2008年是金融危机冲击，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进一步向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同时伴随着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向中国转移。
2012年是中国达到刘易斯拐点，部分有前瞻性的国际企业和中国企业开始前瞻性布局东南亚。
第一次产业转移，中国是受益者；第二次产业转移时全球处于金融危机，中国经济由于四万亿刺激而一枝独秀；第三次产业转移规模较小。所以前述三次产业转移中国的感受都不是很深切。
直到2019年及以后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才是源于中美贸易冲突、新冠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扰动。而且中国是此次产业链转移的直接主角，且叠加中国经济增速的增速换挡，所以大家的感受才这么深刻。
所以，这引出两个问题：
第一，这一轮产业链转移的承接者的优势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间接回答未来中国是否面临外商投资的净流出压力。
第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间接回答，中国的优势是什么、这一轮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目前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但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可能在某些产业领域对中国产生部分轮动替代。当前新兴市场中吸引投资、资金的热度最高的是墨西哥，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为了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不断兜售所谓的印太战略。2022年，拜登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重组全球供应链体系以遏制中国崛起。
2023年5月27日，IPEF包括印度在内的14个成员国就供应链协调达成一致——迈出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实质一步。2023年6月22日，莫迪访美后美印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在科技、防务、战略融合、清洁能源转型、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合作。
由于劳动力素质、基建设施、文化因素等等原因，印度的全球制造业地位难以成为现在的中国，但需要警惕的是，印度的发展态势不断逼近2000年前后的中国。
受产业结构的影响，新兴市场中，2022年颇被看好的越南2023年的表现反而不佳，一大原因是越南出口中，消费电子等科技产品占比较大，而全球科技周期处于底部。由于经济增长低于预期，越南央行不得不在2023年上半年降息，导致越南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差距拉大，资金流出。不过，随着全球科技周期正逐步从下行周期走入上行周期，越南等消费电子产品出口占比较高的经济体情况或许会好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不断推出新的产业政策，在基础设施、芯片和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增加投入，撬动了不少私人部门投资，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显著提升，2023年美国经济之所以超预期强劲，与制造业回流美国也有很大的关系。
回流美国的制造业，不仅包括一部分亚洲产能，也包括一部分欧洲产能。俄乌冲突之后，欧洲承受了较高的能源价格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通胀。欧洲企业为了应对这种高通胀，不得不将一部分产能外移，其中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美国。
日本经济对亚洲区块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日本央行何时开始转变它的货币政策。
在主要发达国家已将政策利率提升至40年新高后，日本依然保持着负利率，而它的通胀也正在快速上升中，并且从能源输入型通胀转向劳动力紧缺导致的工资推动型通胀。已经一代人没有见过通胀的日本，2024年会不会开始加息，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由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影响力，韩朝关系、日韩关系、南海局势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也可能周期性增强。实际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也会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入的精力，进而影响美国产业链在东南亚布局的节奏。
当然，最关键的，其实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
三、中国经济是否否极泰来
无论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还是房地产、地方债等具体问题，千头万绪，说起来好像哪个都重要。
1. 房地产
现在看来，2023年达到5%的经济增速问题不大。有观点认为，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能否达到4.8%或者5%以上，最关键的在于房地产能否企稳。
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GDP近1/4，房地产市场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
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比如人口结构变化、城镇化进程放缓，房地产的基本逻辑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再加上很多地方存在过度建设等问题，现在的投资者和消费者都非常敏感。如果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包括房价大幅度下降或者开发商违约进一步扩大，银行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将会恶化，可能进一步抑制制造业投资和地方政府支出，打击消费者信心，从而拖累2024年的经济增速。
202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房地产开发投资预计分别同比下降8%、10%。好在最近一系列政策出台，包括需求侧的“认房不认贷”、下调房贷利率。最近监管部门正在起草房企“白名单”，强调名单上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应当得到满足，央行等三部门17号联合召开了金融机构座谈会，表示要继续做好房企合理融资支持和融资监管，再次从融资侧发力。这意味着政府开始直面房地产市场上民营开发者的流动性问题。
预估2024年商品房销售和投资同比将继续下降，跌幅应该会收窄。
2. 地方债
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不断上升。
2015～2018年、2020～2022年，中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地方债的化债工作。2015年的第一轮是把存量债纳入预算管理，通过置换债把隐性债显性化等，2020年的第二轮化债主要是发行特殊再融资券，把短债变长债，降低成本。2023年应该算是第三轮化债。
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0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都强调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7月政治局会议要求“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工作思路主要还是延续了2020年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的方式，通过置换存量非标、高息债务或偿还拖欠企业账款，来降低地方政府付息压力，缓释流动性风险。
而10月份的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实际上更侧重于“管债”。2023年的两次会议，实际上是明确“化债+管债”框架基础。
无论怎么说，由于中国的体制优势，地方债一直是看得见但被关起来的“灰犀牛”，如果没有特殊冲击，不太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但是地方债务问题，严重掣肘了地方政府的支出空间。
3. 财政政策
中国的地方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但总体来说，债务结构呈“三多三少”特点：即中央债务少、地方债务多，一般债务少、专项债务多，显性债务少、隐性债务多。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国务院增发1万亿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紧接着10月30日的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要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这似乎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思路有些转变。
计入1万亿国债后，2023年全国的财政赤字将由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预计2024年的财政赤字率也将突破既往3%的警戒线约束，定在3.5%～3.8%之间，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大概率超过4万亿。
但我在别的文章里也讲过，中国实际的赤字率并不是一般公共预算账户收支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是综合考虑了使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等因素。
实际的财政赤字计算公式为：
* 财政预算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其他预算资金+动用结转结余资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转下年支出的资金）。
以2022年为例，官方赤字率按2.8%安排，但实际赤字率为4.7%。如果2024年的预算赤字率定在3.5%，考虑资金调用之后，实际赤字率可能超过5%。
债务风险取决于分子和分母的增速。
如果加大财政力度，可以使得分母的增速大于分子，那债务风险依旧是降低的，那增加财政赤字安排反而会降低风险。另外，通过增加中央财政支出力度的方式，缓解和降低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也有助于拆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为地方释放更多财力和稳增长的政策空间，那也是值得的。
4. 货币政策
2024年与2019年以前不一样。
2019年以前，利率双轨制、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在2020年及以后预期转弱的经济下行周期，利率过高和融资难依然存在，也依然对经济增长有掣肘，但似乎已经不再是制约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过去几年，央行一直在强调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但美联储的政策选择依然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选择带来一定的外溢影响。
美联储不断加息，而且预期2024年上半年美联储降息的概率也不大。而美元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使得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这限制了央行的降息空间。
所以，预期2024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依旧维持在边际宽松（10~30基点）的水平，并且利用比如MLF等各种流动性工具，来保障金融市场流动性，而不会大幅度降息。
5. 刺激力度
积极财政仍将持续，但如果没有其它外生冲击，预计2024年不会有新的大刺激措施出台。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经济规模太大，政策空间有限，边际作用有限。
2008年中国的GDP规模是30.06万亿，所以4万亿刺激措施可以立竿见影地提振经济增速，但紧接着2011年到2015年都是超常规刺激政策的消纳期。当然，4万亿政策有利有弊，到现在也争论不止。
但我想说的是，2022年中国的GDP规模已经121万亿，刺激措施对应的需要16万亿，对应的，200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只有5.5万亿，2023年10月，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0.1万亿。而2022年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为28.16万亿，从经济体量而言，中国已经没有了实施大刺激的条件。
房地产持续下行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和财政整体状况，尽管中央政府支持加码，但政策空间依然有限。
第二，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和产能过剩的矛盾。
我不知道我们计算出来的潜在经济增速到底有多靠谱，但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但潜在增速的前提是产能利用率接近100%和充分就业，市场会对产能利用率进行自动调节。但在中国，产能利用率低到底是经济增速降低的原因，还是经济增速降低的结果？
我们不断地把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是假设经济增速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产能利用率情况、就业情况和收入情况。但实际上，如果不理顺产能利用率不足的结构性原因而以经济增速为目标进行财政扩张，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
一是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
二是挤出私人投资，恶化投资效率和就业水平。
其实地方政府专项债就面临这个问题。
一方面，按照财政纪律的要求，专项债发行原则上要求项目自身的收益要可以还本付息。但实际上，由于大多数项目支持的仍是收益率很低甚至没有收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建设，当前的专项债的付息还是靠项目所在地的财政资金或平台公司的信贷资金；
另一方面，如果专项债投向了靠自身的收益可以还本付息的项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私人投资的挤出，而专项债建设大多靠国有企业，其对就业和居民收入提升的带动效率或许不如民营企业。因此，需要平衡专项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和挤出效用。
从政府财力、政策空间、产能利用率的角度看，2024年似乎既不具备大规模刺激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不需要大刺激。
四、经济新动能在哪？
剔除2024年世界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风险，世界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增长的新动能在哪？
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过去近两个世纪里，追求物质财富仍然是人类的首要目标。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轮动，尽管面临收入分配问题，但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居民收入都在增长。所以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了一个“收入-消费”的雁阵模型。
但是，在美国，过去的三十年里，80%的人的购买力没有增长。在法国，人均年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3%稳步下降到2%，在接下去的十几年下降到1%，在过去五年中下降到几乎为零。
现在发达国家面临高债务、高利率和低增长，发展中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危机。这回到了关键问题：惠及更多人的经济增长会恢复吗？如果不会，那未来会如何？
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最重要的4种生产要素。21世纪以来，互联网的发展所预示的技术前景从未如此光明，但基于硅基创新的新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似乎不如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会带来新的增长吗？
最后，回到中国。如果基建和房地产减速了，新动能在哪？
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产业链齐全、潜在的市场空间大，只要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保持在4%以上，中国就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大概率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或许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包括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换代，也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推出的绿色转型，比如新能源，还包括新基建、新经济、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等等。有专家估算未来二十年新能源要完成200万亿的投资，每年平均10万亿的投资规模。这些都可以提高生产力和改善产业、经济结构。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新旧动能的衔接，发展新动能不是完全抛弃传统产业。
第二，调整政府支出的方向。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扭曲了资源配置，也间接导致了地方财政和房地产绑定。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和人口结构的转变，未来政府支出应该考虑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可以提高居民长期信心，降低居民部门储蓄率，也有助于提振消费。
第三，在稳定短期经济增速的基础上，积极应对结构性调整，大力推进制度性改革和对外开放。
在对外开放方面，最近在制度上、标准上有各种提法，虽然外商投资2023年出现明显下滑，其中有一些结构性因素，包括产业链转移，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有周期性因素，如美元利率上升，但总体来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有其它单一市场可以取代。
只要我们的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不出大问题，那么一定会对外资保持吸引力。开放是基调，本质是中国与世界互相需要。因此，中国需要考虑，中国需要世界什么？世界需要中国什么？中国能给世界提供什么？
而长期来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筑起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制度性保障。有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生态，不要把本来应该由改革承担的任务强加到政策身上。
2024年可能还会出现无法预测的风险，但是相信世界一定会变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