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也是个渣男。既然不爱朱安，就不要娶她；娶了又不敢离，和许广平婚内出轨生子，这不是渣男是什么？何况，平日里写那么多文章来为女性呐喊、争取权益，回到家里还不是得由许广平伺候着？”
像这样的观点，这两年来你可能也看到过。不止是鲁迅，朱自清、胡适，当然更别提多情的徐志摩，统统都被批判为“渣男”。过往的不少文艺作品，现在也得到了重新打量，以前是批判中国社会“性压抑”，讴歌“解放”，现在这类故事要开始被看作“不道德”了。电影《甜蜜蜜》上映已27年，也突然被骂“三观不正”，因为黎明饰演的男主角“很渣”，分明脚踩两条船，“一段美好的感情，怎么可能允许男女主角有这样的情感道德瑕疵呢？”
争取权利与社会保守化
无论是这些民国文人轶事，还是文艺作品，都久为人知，但像现在这样的评价相当新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变动：一方面，这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女性视角，本身也标志着女性意识的兴起；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权利意识却是以保守的道德观念为基底的。
在通俗文化中最能看出这种心态：网文圈近年来流行“双洁”，就是要求恋爱双方都得是初恋，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且从一而终，才能符合道德标准。
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进步，因为这好歹摒弃了先前男性以“风流”为荣的社会叙事，迫使男性不能轻易背叛，但代价则是引入了压抑的道德教条——不难想见，笼罩在这样不可逾越的严苛红线之下，人是很难感到自由的。
有朋友就发现，周围的熟人，原先说话很自由，肢体语言也很丰富，但一旦结婚之后，就变得“成熟稳重”，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框框在约束当事人的语言和行为，使之看上去束手束脚，与以前判若两人。
当然，公平地说，有时这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结果。固然，现在连糖水剧里都强调男女要对爱情和婚姻守贞，但在守贞的前提下，两性性关系的呈现倒是比原先放松了——只要两个人都认可对方是终身伴侣且相互忠诚，那就都没问题了，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都没有被赋予负面的意义。
然而，这只限于当事的两个人，不存在其他人的可能。通俗文艺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桥段：如果一个人（女主人公或即将配给女主人公的男性）有第二次情感选择，那设定就只能是自己看走眼，遇到了渣男渣女，对方先犯错，这样主人公就可以洒脱地再选择。
也就是说，如果分手，那必须证明对方道德败坏，而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自己主动“背叛”，不然就显得主人公“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就不允许重新选择，无论是否适合自己。
根据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分手这种可能——那似乎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毕竟两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也完全有可能婚姻出现问题。
道德 Vs 法律
如果道德标准只是用于私德和自律倒也罢了，问题是，为了迫使他人恪守，这往往会涉及惩罚机制。一次谈到复旦大学某男教师出轨的事件，有位女性朋友气愤不已：“为什么复旦还不表态？自己教职工出现私生活不检点，这不算影响学校形象吗？”
我能理解她的气愤，但这事该不该学校管，另当别论。我早些年在外企，也有一同事，平日里风度翩翩，精通业务，后来愕然得知原配大骂他是渣男，闹到离婚。
但对于这种私德，外企大抵也就是办公室里私下多点谈资，公司是不会管的——为什么要管？这是你私事，你只要不影响自己工作就行了。这也是边界，只要你不把私人事务带进公司，公司是不会越界去管你私德的，公司不期待员工道德高尚，而只需要你能合格地完成工作。
也就是说，这些原本可以分离开来看待，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公私域分明。但在当下国内社会的氛围里，人们希望的则是用道德的威慑力来约束和控制他人私域的行为：失德的人理应遭受唾弃和惩罚，乃至社会性死亡。
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仅靠道德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只要不违背法律这条底线，他人无权干涉。否则，多元的社会却受限于一元化的道德红线，越轨的行为不被允许，社会统一化，看上去整齐，却势必会造成压抑、扼杀多元、减少包容。
在谈到这一变动时，我一位朋友也深感困惑：
“确实，国内各方面都越来越压抑。我是一个支持女权运动、女性主义的女人，但有时会在豆瓣上‘维护’自己喜欢的男作家的作品（包括文学、动漫等）。因为感觉以女性用户为主的豆瓣会以非常严苛的道德观念要求这些作品，不管这些作品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的产物。她们会喷作品出现的任何一处‘不尊重女性’的点，而不管写作的年代和作者本身的表达。
比如青春期男主想要做爱、想要摸女人胸部等等情节。我的感受是，我们的社会培养出了许多拥有单一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不接受人性的复杂、不接受人会有欲望、弱点和阴暗面、不接受别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管男女都会觉得很压抑。”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明明看似先进的信念，会结出这样事与愿违的苦果？
道德的工具化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按说女权最终指向人的解放，它应当侵蚀家庭权威，削弱性压抑，容忍个体自由和自我表现。然而在我们当下，很多人权利意识的高涨看似激进，结果却是转身拥抱保守的价值观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他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观越来越保守。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年轻一代的女性赫然发现，在男女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面前，原先的那种“解放”反倒帮男性摆脱了应承担的责任，如养家和对妻子不离不弃。
因而她们现在主张：男性应当要恪守旧道德（忠于配偶，负责养家）、承担新责任（分担家务），这样的新旧结合才能有力地改善女性的处境。而不是按照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坦然拥抱一套配合解放了的两性关系的、全新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作为解放了的女性，既享受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
或许这确实能让某些具体女性的好处最大化，但与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背离了。它用一条新的红线束缚住了男性，也同样束缚了女性。
现在，身处亲密关系的女性也失去了再选择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女性则因为选择对象处于另一个亲密关系中，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如果她坚持，会被道德卫士（很可能是女性）轻蔑地以“小三”这个上世纪根本不存在的词污名化。当全社会都这样说了，最终的结果势必就是价值观愈发保守化。
这就是当下的复杂社会现实：当一个弱势群体想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时，本能地会捡起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至于“进步”还是“保守”则根本不是重点。
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否自洽，因为他们活在道德和人性现实的双重环境里，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道德批判就很好用；但另一面自己其实也寻求被人认同、欣赏，很自然地就有五花八门的各种追求，这些追求却被自己整天用来打击他人的道德束缚住了。结果，越是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就越是会造成人的两面性。
现实是，这种保守化已经造成了相当广泛的人格分裂，人们在不同场景下采用不同道德标准。一些人在网上乐于对他人道德审判，另一面也创作、分享、关注着各种在道德上并非无可指摘的内容，转头却又怒斥有四任女友的某位演员是个大渣男，甚至分手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新的恋情，也是“渣男”。
换句话说，“道德”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人认同恪守的社会规则，而是更好实现自身利益的博弈手段，已经被工具化了，完全可以选择性地遵守。
1986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春节贺词中为了鼓励国民生育，甚至说“找情妇也不失为一种方案”，这激起了新加坡女性的愤怒。本来，新加坡的低生育率是典型的“A女D男问题”，也就是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男性都无法找到合适的对象，但李光耀并没有致力于打破传统父权制下的婚配模式，而是让高学历单身女性成为“未婚妈妈”。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新加坡女权团体抗议的重点是：总理的发言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它贬低了女性的地位，因为一夫一妻制是女性斗争所获得的权利。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当时目睹这一幕后，内心五味杂陈，因为“这份声明若是放在别的政治关系中，简直就是一篇极为保守反动的文章”。在她看来，根本问题不在于此，而是男性没有努力消除性别分工，以及明显带有父权制色彩的“上嫁婚配”对女性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必须比配偶男性能力差。她因此感叹：“我们正在迎接一个‘纷乱迷茫的时代’，什么立场是解放的，什么立场又是反动的？”
这也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新的权利意识和旧的泛道德话语结合，造成了令人一言难尽的现状。虽然这无疑是集体主义瓦解之后，个人主义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这又回避了对背后那个权力结构的反思与批评，甚至当使用道德作为工具来攻击他人，实现自身利益时，对道德教条的不断重申，反倒巩固了那个结构。
当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可能原本也没有现成的道路，谁都在摸索之中。不过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道德保守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是声诉权利时一件好用的工具，却也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的容错率更低，导致普遍的压抑和伪善。重要的不是回归某种绝对无可挑剔的道德立场，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容许不同人都去寻求自身的解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