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长期贴身照护老人的经历，永远无法理解照顾老人的艰难。这不仅仅是打几个电话，关切地问候几句，或买一件衣服、带几包芝麻糊、送两箱水果上门看看那么简单。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何曾，头图来自：《都挺好》
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80岁及以上人口达3580万。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50年，80岁以上人口将翻两番。
中、低龄老人照护高龄老人，是很多家庭正在面对的“老老照料”困境。
摩擦不断的母女
“血压也不正常了，忽高忽低，我想吃药都不知怎么下手。”
家里的一地鸡毛，最近把林真诚搞得焦头烂额。
一边是他的妻子——退休后就到了上海，帮助独生女儿照看外孙女，和女儿的关系却搞得愈发剑拔弩张；一边是他的亲姐姐——隔三差五，就和住在一起的9旬老母亲吵嘴、怄气，这些天催促着他尽快把母亲接走。
清官难断家务事。林真诚做过近30年法官，审理过多个大案；退休后又受聘为仲裁员，调解过各类棘手纠纷。如今，面对自家亲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纠缠，他却感到有力使不上。
上有老，下有小，两头承压，哪一头都不得不操心。女儿的事，尚有时间慢慢解决。涉及高龄母亲的事，却一刻也耽搁不得、马虎不得。
为了平息母亲和姐姐之间的不愉快，让姐姐一家子也喘口气，林真诚开始物色钟点工，准备再次把母亲接回自己的家。
如果姐姐被彻底惹毛了，今后对照护老人产生抵触情绪，他的时间就被老人“绑住”了，想为社会发挥“余热”也没条件了。
在家里，林真诚排行最末，对母亲也最为上心。
去年母亲做了一个手术，无论是陪诊、签字，还是病床陪护、康复训练，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忙前跑后。但从医院出来后，母亲就更离不开人了。虽然能吃、能喝、能走，看似照护很省心，毕竟已90多岁高龄，腿脚也不利落了。
林真诚的妻女不在身边，他又在当地和附近一座城市受聘担任仲裁员，经常两头跑。照顾母亲一事，只能求助哥哥和姐姐。
然而，年近7旬的大哥、大嫂一直躲闪不接招。
林真诚只能和姐姐、姐夫商量——他们两口子，都从上世纪50年代的老企业退休，养老金不高，姐夫65岁，还在外面做事，想帮儿子换房——最终，姐夫先被说动了，在家协助姐姐照顾老人，不用出门辛苦挣钱了，老人的近4000元退休金，全部归姐姐一家。
但住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
老人上了年纪，越老越敏感，越老越固执，和儿女们磕磕碰碰难免，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乱发脾气。林真诚的姐姐，也是被逼到墙角了，任凭林真诚怎样从中调和，都坚持把老母亲“暂时”送还给他照料。
再训练有素的护工，都会有疲劳、没耐心的时候，何况很多的亲妈和女儿之间，说话毫无遮拦，彼此都不客气，针锋相对，是家常便饭。
“我一直在关注护理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想了解一下，还需多少年能普及到家庭？等我活到七老八十时，大概能买得起、用得上吧？”林真诚苦笑。
搭不上手的兄弟姐妹
在家照顾高龄老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所需付出的耐心和细心，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
时间被基本“绑住”了，家里24小时几乎离不开人，出门买菜也一溜儿小跑，长途旅行根本不敢想。
起居上，老人习惯早睡早起，夜里只要听到一点响动，就会被惊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可能很快你会变身为晚上8点钟准时熄灯的养生达人。
至于一日三餐，无论自己多么热爱美食，只要和老人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你的菜谱里，此后也可能只剩下“蒸！炖！煮！”三个关键字，且轻油少盐，嘴里淡出个鸟来。
这样的日子，淑英已经整整过了12年（后来又到养老院陪护老人两年多，一共近15年）。从50岁出头照顾父母，如今，她已经68岁了。
淑英与父母住在同一座城市，但这些年来，她基本都在父母家的阳台栖身，在那个只有3平米的逼仄空间里，搭了一张行军铺。床下有几个简陋的纸盒子，里面放着她的换洗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
每周能回自己的小家转一圈，已经相当满足了，好在丈夫比较豁达包容。
淑英有4个哥哥姐姐，1个弟弟。
6个兄弟姐妹，曾乐呵呵地签了一纸家庭内部合约，从老大家排起，每家每年轮流陪护父母两个月。但这些年来，除了大嫂会准时准刻赶来与她一起照顾老人，其余几位，越来越没动静了。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姐摔断了腿，跛了。自尊心一向很强的她，越来越不愿意露面，除了逢年过节给老人寄些钱，已经五六年见不到人影。
二哥从年轻时就习惯了被服务，牙膏都由手下提前挤在牙刷上，照顾老人不在行。加之前几年做过手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哥视力不佳，夜间出行尚需妻女搀扶；排行最末、最受父母宠爱的小弟，目前的头等大事是：照顾第三代，全力以赴培养外孙成材。
如此以来，照顾父母的责任，几乎全落在淑英一个人的身上。
“各自做好份内的事就行，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太计较，否则就生分了，这也是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照护老人这些年下来，淑英已经看淡了。
2015年，9旬的父亲因病去世，淑英的母亲郁郁寡欢，从此生活失去了重心，2019年不慎跌倒，瘫在了床上。
瞬间，淑英再也招架不住了。除了以往日常的买菜、做饭、陪护，又陡增了很多工作量，给老人梳洗、喂饭、翻身、服伺排泄、擦洗身体等等，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又没经验，全靠一边干，一边摸索。
为了找个人搭把手，附近的几个家政公司，淑英几乎踏破了门槛。对方要么不情愿服伺高龄又失能的老人，要么要价太离谱。最终，淑英比较满意地挑选到一位从乡下进城没多久、要价也相对合理的40多岁男护工。她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帮忙分担一些重体力活就行。
此前一直排斥护工的母亲，这一次默默地顺从了安排。
请男护工住家，是没办法的事儿。淑英患风湿多年，手指关节早已变形，再搬动一位体重120多斤、瘫在床上的老人，非常吃力。每隔两个小时给老人翻身的活，就把她难倒了。如果照护不到位染上褥疮，是非常消耗营养和体能的事儿，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全身性感染。
但不到三个月，淑英还是婉转地请这位护工离开了。一位陌生的男性，出现在只有两位女性的家中，和早已惯性的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难以言说的不便和尴尬。
难进家门的保姆、护工
“除非老到病到不能动弹了，一点办法没有了！”林真诚对此深有体会：“很多老人，内心都很排斥保姆、护工住家。”
近几年，他为母亲物色了好几位住家保姆，都被母亲一口回绝了，说是家里有外人，自己睡不着觉。
如果再把母亲接回家照护，也只能考虑一下钟点工，让老人慢慢适应，不致于情绪过于激动。
当然，老人们还有其他心结。
很多高龄老人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也过惯了剩菜热了又热、攒下洗菜、淘米水用来拖地板的节俭日子，让他们每月拿出几千块，甚至远高于自己退休金的工钱，来雇一个陌生人做些“家长里短”的工作，仅这一点，老人们就很难接受。
在他们看来，拿这些钱白白送给外人，还不如贴补自己的子女。辛辛苦苦养育了这么多子女，临了却要请一个外人照护自己，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也失儿女的面子。
2017年，淑英所在的城市，作为国家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启动了“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由医护人员、护理员和康复人员，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和康复等服务，同时为家庭照料者缓解一下压力。
按照国际通行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等6项评判指标，淑英的母亲，当属于重度失能者（其中1—2项做不了，定义为轻度失能；3—4项做不了，定义为中度失能；5—6项做不了，定义为重度失能）。
但淑英连申请的念头都没有。每周10—12个小时的“长护险”上门服务，在她看来，只能稍稍缓解一下近渴，如果家里有一位重度失能的高龄老人，身边至少需要两个人连轴转照料，而且，必须有一些力气，身体太单薄的干不了这活儿。
2021年底，淑英送走了96岁高龄的母亲。
母亲的最后两年，是在养老院度过的。
把母亲送到养老院的同时，淑英也给自己办了入院手续，方便住在隔壁陪伴老人。
虽说在养老院，每一位护工要照顾好几位老人，但护理比较专业，也能保证老人每周洗一次热水澡，让人心里踏实不少。
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相关跟踪调查数据（80岁及以上老人，占抽调对象的71.2%），八成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仍由家庭成员提供，社会服务和养老机构提供的照料服务仅占5.32%，保姆提供的照料，约为5.44%。
“老人不习惯请保姆，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也更不想离开家。”淑英的父母，无论是生病、看病，还是最后进养老院的花销，没花过子女的一分钱。他们1949年之前就参加工作，养老金相对充裕，但最终，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主。
倘若换作乡下老人呢？
以那些老人一二百元、三四百元的养老金，如果看病还需要儿女们贴补，要看儿女们的脸色，又该如何安享晚年？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下，高龄老人（60—69岁之间为低龄老年群体，70—79岁之间为中龄老年群体，80及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群体）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扛大梁”的儿女
当然，现今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多数育有多位子女，遇到大事、急事时，至少还有人可以商量。
但很多老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能够长年陪伴他们、或在病床前始终伺候的儿女，往往不是得到最多偏爱的那一位，而是最有责任担当的那一位。
2023年春节刚过，杨小文的80岁母亲，因脑梗复发第三次住进医院。她和姐姐，一个白天值守，一个晚上陪床，两个哥哥，每天会抽闲来病房坐上半个多小时。
杨小文的母亲，育有四位子女，都在60年代出生（1962—1973年，为1949年后国内第二个生育高峰期），除了还在检察院一线任上的儿子，其余三位都已退休。老人家50多岁就患上高血压，70岁又突发脑梗，近10年间，一直住在杨小文的家里。
“每天要吃七八种药，每一次吃药，都必须在一旁盯着。”今年54岁的杨小文，脸色满是疲惫。“太累了！实在吃不消了！再扛下去，我就趴下了！”
亲情陪护，是照耀老人晚年生活的一道光，但需要儿女们之间，互相理解，并共同承担。
在照顾母亲的10多年时间里，资深媒体人陆晓娅和妹妹、弟弟、弟媳，曾一同照护、也一同看着“聪明要强的妈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存在”。
在《给妈妈当妈妈》一书中，她这样写道：“我怕的其实不是陪着妈妈，而是怕‘耗着’，什么也不做地耗着，让时间，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
没有长期贴身照护老人的经历，永远无法理解照顾老人的艰难。这不仅仅是打几个电话，关切地问候几句，或买一件衣服、带几包芝麻糊、送两箱水果上门看看那么简单。这些“扛大梁”长期照护老人的儿女，不断挤压着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透支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会因为陪护老人而减少工作时间、远离社交活动；他们会因为老人睡觉不安稳，而常常陷入失眠；他们会因为老人在耳边不断地“念经”而烦躁不安；他们也会因为老人的固执和不可理喻，而无所适从，一次又一次内心崩溃。
最令人难过的是，当老人生病卧床时，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转一圈、就以各种借口甩给他们了，连一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独自守在病床前，他们一边忍受劳累，一边担惊受怕。
照料父母，是每个子女不能推卸的责任，但不得不承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少50后、60后，身体素质已远不如当年的父母，早就亚健康了。
“我很羡慕上一代的老人，他们虽然吃过很多苦，又拉扯多个孩子，却是干劲十足、永不停歇的样子。”淑英说。
她回忆起自己的母亲：这一辈子，很少吃药；80多岁时，每天在社区跳广场舞，并且是站在最前面的领舞者；未瘫卧在床上之前，90多岁还戴着老花镜缝缝补补，一直坚持自己动手洗内衣。
只要能走动，老人就不愿意麻烦子女。但一辈子都那么要强的老太太，因为跌倒，最终，还是活成了儿女们的拖累。
至今，淑英仍记得送母亲去养老院之前，老人欲言又止后的沉默。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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