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游民”近年来成为一个热词。它通常指无需办公室等固定工作场所，而是利用网络数字手段“远程”完成工作的人。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通过网络完成，也有更多互联网自身生产出来的、可以/需要在线完成的工作。
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工作不仅免去了大城市高峰期的通勤之苦，甚至允许你逃离大城市，旅居在风景优美、生活节奏和缓的桃源之地——只要那里有网络。一些社交媒体上晒出的闲适生活，蓝天、绿树、阳光、大海，让很多困于格子间的人心生向往。
根据智联研究院《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截至目前，有将近30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以吸引那些远程办公的人到该国居住和生活。
“数字游民”这个词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契机其实是疫情。无数人被迫在线办工，传统“去办公室”的概念被打破，于是很多人发现：不去办公室也可以打工啊！
三年前，数字游民被打工人称为最理想的职业选择。
那段时间，年轻人大胆裸辞，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留在国内，去大理、西双版纳建立亚文化社区，或者去万宁冲浪晒太阳。还有一部分人，去了国外，定居在巴厘岛或者格鲁吉亚这些小众又对数字游民签证友好的地方。
你会发现，数字游民的本质是地理套利，赚着一线城市的薪资，负担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而数字游民的尽头是博主，他们之中很多人为了推广这种生活方式或是获得打赏，而开通了社交媒体账号。
但是，数字游民这种看似间歇性的稳定工作，实则是长期零工状态，没有与人协作和社交的氛围，没有太多个人成长的空间，一样是对人的精神消耗。美国职业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发布的报告曾提及，大多数人的数字游民生活不会超过3年。
最近一年，很多尝试过数字游民的年轻人开始反思，抛开那些浪漫化叙事不谈，旅居的快乐到底要花多大代价来承担，需要多少钱才能长久维持，而钱到底来自哪里？
“自由的背后是孤独”
出于对自由的向往，数字游民逃离了工位。脱离主流叙事的想法令人兴奋、掷地有声。但是自由的代价，有时候其实很具体。
我的朋友Roy，从小按部就班地活着。高考报志愿想学电影，但父母和老师劝他稳妥，他选择了听从教导，进了北京一所名校。大学毕业，同学们大多都从事政策研究或咨询相关职业。他不太喜欢，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海外游戏业务。
收入可观，也有成就感。但是经常跨国出差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产生了职业倦怠。
工作四年之后，他决定停下来休息一阵，也想按照自己的心愿，做点以前不会做的事情——主流叙事的期待他已经完成得够好了，他想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
去年，他去了新西兰打工旅行。在咖啡馆打过工，在超市码过货，中间还去日本玩了一趟。同时，通过朋友介绍，他获得了一份远程兼职工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做韩国市场运营。
通常，他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在超市做店员兼职，下午开始远程脑力劳动，时间不等，有时只做四小时，有时要到深夜。
不同于其他数字游民，Roy的收入来源其实很稳定。不用打卡坐班之后，时间也灵活多了。但谈起这样的生活，Roy却觉得不能长久。“虽然听起来很爽，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份工作的同事，我们一直通过发邮件、线上会议的形式联络。你不知道和你开会的同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Roy坦言，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团队协作的氛围，会让他感到孤独。
而在新西兰的打工旅行，常常换城市也让他有漂泊感。每到一座城市，就要重新建立社会关系。但频繁的相遇和离开，使得孤独成了常态。“你不知道你属于哪里。这里认识的朋友都是萍水相逢。并且在这里你是客人，是来体验的人，想留下，拿身份，那就得在这重新读书。想回中国，又担心那里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
游民一时爽，将来怎么办？
在大理、巴厘岛做大厂的远程工作，拿着大厂的薪水却不必坐班，过着面朝大海、不用花精力维系职场关系的生活。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因为不敢放松对原行业的动态追踪，很多人在精神上丝毫不敢懈怠，在逃离内卷的路上重新开始内卷。那些想要在大理和西双版纳“上岸”的都市精英们，却把原本平静的小城生活变成了另一个北上广深。
今年7月，有人在小红书发帖问：“这么热的天，上午+下午，人手一台电脑，挤在一间房里学AI。大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卷了？说好的躺平呢？”
而巴厘岛的数字游民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一位吐槽：“此刻人到canggu，连海滩都还没来得及去，在一个特别适合办公的咖啡店疯狂补作业，周围的人也没有一个要下班的意思，作为一个只能从干活中获得快乐的人来说，这个氛围我真的狠狠融入了。”
而在数字游民社群里，要么是分享工作机会，要么是分享成功案例，甚至还有打卡群互相监督自律。“复盘”“拉齐”“搞钱”……这些词仍旧是大理和巴厘岛数字游民圈的高频词。
而不敢放松的原因也很简单，担心以后的自己要重回职场，却没了竞争力。有人在“即刻”上反思自己数字游民的经验，提出了这些问题：“你打算这几年的游荡怎么包装成对公司岗位有价值的经验？如果没有，你自己的业务能不能持续很多年给你带来收入，而不是有上顿没下顿？”
有人坦言，数字游民根本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舒适，只是千万种不同的办公方式中再普通不过的一种罢了，仅仅只是换了个地点工作。曾在工作中遇到的内卷、重压、焦虑等问题并不会凭空消失。只要人还在牌桌，很难真的对抗和逃离那种卷的氛围。
自由职业自负盈亏之后，小部分人通过社交媒体营销自己（有可能只是表面上）既放松又充实的光鲜生活，但更多人其实是处于高度不确定且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性格使然，更是无法完全放松。而一些数字游民的vlog里，看上去有令人羡慕的工作模式，却很难说清自己的收入结构。
零工经济潮下的脑力劳动选择，能走多远？
从公司、资方的角度来看，把项目外包给数字游民是非常划算的，因为不用承担额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责任，可以节省成本。但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易，其实是把人整个的价值完全等同于经济价值，而不考虑个人的发展与可持续性。褪去“数字游民”的标签，这不如说是就业市场目前的现状，零工经济的一种形式——这也意味着从业者抗风险能力差和不稳定性高——一天没活，一天没饭吃。
因此，有人体验过之后，又回到职场。
从一家每天要写“日报”给领导汇报工作的公司辞职之后，内容从业者Gary决定给自己一个长假。他一路沿着东南沿海去了海南万宁，同时接外包工作赚旅费。
但是一个月之后，当他花了2600元给自己交完一次社保，决定马上回到原来所在的城市，着手找工作。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房租和社保至少要花去8000块，这还不算每个月吃饭的花销。但外包兼职带来的收入并不稳定，那个月他写了三篇公众号，只赚了三千块。
“我肯定得有一份稳定工作，不然没法生活。”
无独有偶。曾经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视频制作负责人的小徐，离职之后靠着曾经的客户，开过一个小型视频制作工作室。只要有电脑和网络，在哪都能工作。
但今年，他还是决定去找工作了。因为今年，他失去了稳定的客户——曾经的甲方因为预算收紧，不再给他们活了，而小徐一个月还有8000元的房贷要还。
数据显示，数字游民目前的存款大多在5万~10万之间。这笔积蓄是他们选择成为数字游民的底气，也是决定游民状态能持续多久的经济基础。辞去稳定的工作，开始做数字游民，大部分人以做外包兼职为生，而这意味着必须低物欲地生活。
另外，远程兼职模式也意味着几乎看不到晋升空间。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创造型岗位不足、零工化成为常态的问题。就业市场主动回避触及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低员工保障、巨量人口与有限的市场岗位供应不匹配的问题。
对一些人来说，数字游民确实是对长期紧绷的都市工作状态暂时的逃离和喘息，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忍受长期移动、动辄变更居住地的生活状态。而对于很多人来说，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也更利于他们的精神健康。
而同时，在社会保障不配套和零工经济潮的影响下，很多数字游民抗风险能力较弱。当遇到变故或有了新的生活目标，他们会结束旅居状态，重归相对稳定的城市生活。
当格子间的打工人在围城中焦虑时，他们看到和向往数字游民光鲜的一面，而只有真正“逃离”之后，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也许这才是人生的常态，一切选择都是利弊权衡，无所谓对错，只是，个人在享受抉择的利益时，也要承担代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刘大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