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天桥，卖烧烤
平哥的老家在河南，那是一个人口奇多的地方。人们在土地上很难刨出个好的生活，早早地就外出务工了。平哥就是这外出就业大军中的一员，除了他，还有老婆，老婆的哥哥一家及其父母。
对于30多岁的平哥来说，外出务工却从来没有进过工厂，这似乎是一件颇令人自豪的事情。前几年，他在城中村租了个小摊位卖烧烤，去年底放弃了摊位，直接在天桥上摆起了流动摊，继续卖烧烤。
搞这一行就一个好，自由，不用看老板脸色！平哥抽起了烟，仿佛这样可以更好地证明他的自由状态。
为什么要放弃固定摊位，来天桥卖烧烤呢？难道城管不会过来光顾吗？
怎么不管呢？平哥没好气地说。你别看上面热热闹闹说要搞地摊经济，一到地方，该怎么管还是怎么管！去年我这车子就被城管扣押了半个月。最近城管倒是不扣押车子了，来了说一声，把我们赶走就是了。刚刚这天桥上不是摆了四个摊位吗，有两个之前是在天桥下面的路口摆着，就是因为刚才城管过来巡查，他们就挪到这里避避风头。后来城管一走，他们又回到原位了，毕竟原来的位置是丁字形的路口，人流量大。
之所以放弃城中村相对合法的固定摊位，原因很简单：生意越来越差了！前年不如大前年，去年不如前年，本想着疫情放开后会大好，没想到今年还不如去年。
受访者提供
二、生意，每况愈下
平哥之前租的摊位是在上社，一个夜市摊位可能还没有两平米，一个月要4500元租金。租给他的人也不是房东，实际上也是租客，租了房东一个小店面做早点，一年租金要15万。这租客如果不把店面前边的两个小摊位再租出去做夜市，估计也是扛不住这15万的租金吧。他把这两个小摊位一出租，每月就能拿到9000元，店面的租金压力一下子就小了好多。
可是对于平哥来说，一个月4500元的摊位费着实是不便宜。有时候生意不好，一个月赚的钱只够交这个摊位费。此外，平哥在城中村租了个一楼的房间，一室一厅，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水电费也不便宜，夏天经常开空调的话，一个月房租加水电就要去掉1500元。也就是说，平哥一家一个月至少要赚到6000元才能维持基本的支出，这还不包括吃饭和其他日常的生活开销。
退掉固定摊位，来到天桥摆摊，平哥的压力一下子就缓解了很多。但是生意却每况愈下。现在天气转凉，生意本来应该是最好的，但是也没见着要好起来的迹象。算下来，一天好的时候能够卖个五六百元，赚个两百多，一个月下来能赚个6000多。平哥的印象中，去年一天怎么也可以赚个三百多，也是在这个天桥上。
怎么生意就变差了呢？估计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平哥吐了一口烟，眯着眼睛，似乎在思考。主要还是外来人口少了，这经济形势，很多工厂都垮了，打工的机会也少了，有不少人干脆回了老家。一来二去，光顾我们生意的人不就少了。毕竟来地摊消费的，主要还是外来工，他们下班晚，劳累了一天，撸个烤串，喝瓶啤酒，还是很爽歪歪的！最主要的是价格还不贵，消费得起。
三、进厂，是不可能的
摆烧烤摊，看起来似乎不忙，实际上也没什么空档时间，更不可能搞第二份职业。平哥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下午花两个多小时备料，等到五六点用三轮车载过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五六点才过来呢？毕竟备料用不了整个下午。原因很简单，城管差不多也是五六点下班，等他们下班了，平哥才开始出动。当然，有时候城管晚上要值班，或者上面要下来检查，即使是夜里八九点，也可能会过来巡逻赶人。
然后开始经营烧烤，一直到夜里12点多。回到家，各种清洗，已经凌晨两点了；再吃个饭，就到了三点；终于可以上床，再刷个手机，差不多要四点才能睡着。所以，上午的时间是用来睡觉的。
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平哥已经适应了。但是他的身体并没有真正适应。上半年回老家做一个小手术，检查血压的时候，竟然是高血压。医生问他平时是不是在吃药控制，平哥很意外，说之前也不知道。医生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了解到平哥是做夜市的，医生就说，这可能就是原因。现在，平哥当然知道了黑白颠倒的作息习惯是不好，但是为了生计，他也改变不了什么。进厂是不可能的，开滴滴也是劳碌命，还是做点小生意好。
这个工作是自由，但是也没有节假日，只要不下大雨，天天都要出摊。辛苦是辛苦，但是平哥也觉得挺踏实。出来就是为了赚钱，又不是来享受的，没钱享受个啥。
四、在广州买房，就像个笑话
平哥的老婆也在广州，同样是做点小生意，卖个臭豆腐之类的小吃。收入跟平哥也差不多，算下来，两口子一个月赚个一万出头是没问题的，扣除房租和日常开销，一个月剩个一万，一年攒个十万，也是不错的。
但是过两天老婆就要回老家了，因为大的孩子刚上初中，整天玩手机，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只好让老婆回去管理。这赚了的钱，还不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将来，钱赚了，孩子废了，那赚的钱有个屁用！跟上一辈出来打工的人不同，平哥这一辈人的观念变了，赚钱不再是最重要的目标，孩子教育是根本。因此即使要牺牲一个劳动力，少赚点钱，也是值当的。
为什么不把孩子带到身边，在广州接受教育呢？平哥苦笑，这都过来的话，养不起啊！一个是孩子平时也要人看管，要么老婆不工作管小孩，要么把老人请过来管小孩，总之都是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平哥在广州落不了户，小孩没有学籍，只能读私立学校。听说私立学校都很贵，平哥想都不敢想这茬事。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在广州买下自己的房子呢？说没想过是骗人的，平哥笑着摇头。但也就是想一下，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奇怪的念头。毕竟连首付都付不起，就算借钱也付不起。而且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就算买个偏远的位置，贷款30年，每个月少说也要几千块钱的房贷。不就是为了免去固定摊位那4500元的租金才到天桥摆摊么，平哥当然不会再给自己加个几千块钱的房贷负担，以及偿还首付借款的钱和房屋装修借款的钱，后两笔钱肯定都是要借的。
你想，摊上这么大的负担，房子又远又小，平时摆摊还得在繁华地区，那不得还要再租个房子，再增加一笔负担！房子是有了，那什么时候去住呢？下大雨没办法出去摆摊的时候可以去住住，就像人家周末去度个假，我们这是下个暴雨再回自己家里度个假；暴雨还不能下太多，否则没法出摊，赚不到钱，贷款都还不起。到时肯定也不是度假，你那么久才回一趟家，不得花个一天的时间搞搞家务。好了，负担满满、借钱在广州买个房子，一个月看能不能下场暴雨回去住一天搞卫生。另外，房子住得少，物业费那可不能少。
这样看来，在广州买房这件事情就像是个笑话。
五、买房的人，找摆摊的人借钱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外来人口都不适合在广州买房。比如平哥的老婆的哥哥嫂子，他们就在广州买了房子。但是人家不一样，人家是有本科学历的，有单位可以领工资，不需要在天桥上摆摊。不过，平哥也知道，他们两的工资其实也不高，搞不好还不一定赶得上平哥两口子的收入。
说到这里，平哥无奈地叹了口气。你看我们为了减少压力，辛辛苦苦摆摊，没个什么节假日，平时各种节省，省下来的钱也不是用来在广州买房子，而是留着给小孩上学以及将来结婚用。但是我老婆的哥嫂，工资不算高，却在广州买了房子，一家老小都在广州生活，结果他们的压力就传到我们身上了。
你看，他们买房首付款要借钱，找我们借，能不借吗？新房装修要借钱，找我们借，能不借吗？有时候平时没钱还房贷，也要找我们借钱，能不借吗？就感觉我们赚了些钱，然后就借给他们在广州安居乐业。也不是说他们不会还钱，但是毕竟我们口袋里可用的钱就少了。主要还是觉得有点怪，买得起房子的人还需要找买不起房子的人借钱。
说实话，他们家的压力也真是大，否则他们的父母也就没必要来广州这里生活，两个老人还要租个摊位卖早点，多少帮衬一下家庭的开销。有时候，老人也需要帮忙照看一下小孩。即使搭上两个老人，买房之后的日子还是很紧巴，不然怎么需要找我们摆摊的人借钱呢！
平哥的父母在老家，种种田，照看一下孩子，平时还可以跟老亲戚老邻居说说话。虽然赚不到什么钱，但是也不用向儿子伸手要钱，除了孙子女不服管，其他生活什么的还过得去。至少他们不需要承受在城市买房带来的种种压力。
六、经济社会变革，一个隐秘逻辑
在天桥摆摊的平哥，一个看起来很渺小的人物，他的背后牵动的却是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隐秘逻辑。
如果经济形势好一点，有更多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或者其他企业，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来广州工作生活，他们夜里下班，成群结队路过天桥，在平哥和他的摆摊同行那里吃点烧烤、臭豆腐、章鱼丸子、炒粉炒面等。
平哥和他的同行们在天桥上摆摊，不需要支付摊位费，城管也只是维持一下秩序，平哥们每天就可以多赚一两百元，一方面支持在老家的孩子读书考学，另一方面支持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并买了房子的亲戚们，让他们有可能在城市扎下根。
平哥们，等年纪大了最终是要回到乡村的，但是他们回农村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作，还可以维持劳动者最后的尊严。而那些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在城市扎下根的亲戚，很可能在未来也会支持平哥们的小孩在城市扎下根。
要真正理解平哥的故事，我们就需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支撑性；第二，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性；第三，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保障性。这些都是中国完成稳健城市化必不可少的底层制度构架，不要轻易抛弃或拆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林辉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