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之后，日本番茄陡然身价倍增。超市货架上，保鲜膜和泡沫塑料包裹严实的两枚果实，比鸭蛋大不了多少，颜色半红半黄，竟然也要四五百日元。旁边纸箱子里的个大色浓，排列整齐，价签是“299日元一个”（约合人民币15元）。
长夏之中，这样整整一箱也不过一千日元。然而那时总觉万物丰饶，就是自家小阳台也不断有产出。没想到季节一转换，情形全然不同。
看经济新闻说，番茄的市场进货量比去年少了六成，店面价格上涨一倍有余，创十年来最高值。至于原因，则是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导致生长不良，农地产量大幅下降。许多文章提到的关键词是“トマトパニック”，番茄恐慌。
在日本生活一年多，终于不再看见物价就自动换算成人民币、在心中默默对比纠结一番。然而面对十几块人民币一个的番茄，想着物产丰盈的祖国菜市场，到底觉得不至于为了一个炒鸡蛋的菜挥金如土。
番茄炒鸡蛋在中国是国民菜，在日本通常则只有在中华料理店才能吃到。按日语的命名法，直译过来，大概是“西红柿和鸡蛋的中华风炒菜”。能将炒鸡蛋和西红柿这一舶来食物融合，创造出如此简洁便当的菜肴，应当是我国对饮食文明的一大贡献之一。
西红柿最初传入日本，一般认为在江户时代初年，也就是17世纪初。而西红柿最早传入中国，大致在万历年间，因此年代上相去应不太远。不过把这种植物带到日本的好事者，是西洋人，还是中国人、朝鲜人或日本人，已不可考。航船总归是经过了中国，因此日本人就权当做是中国传来，称之为“唐柿”或者“唐茄”。
植物交流史中，这样的误会比比皆是。
新鲜的东西，命名宜简单好记，刨根问底的事既麻烦又无实利，大可搁置。欧洲的嫩豌豆被荷兰人带到台湾，中国人便呼作荷兰豆。法国梧桐可能原生于西班牙，英语中叫伦敦飞机树（London Plane），因为是旧上海的法租界最先作为行道树引种，从此在我国得名法国梧桐。至于国光苹果，不少人以为是本土原产品种，实际上老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日本，到日俄战争时期传入中国，可谓坎坷艰辛。
狩野探幽绘《草花写生图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西红柿一开始被欧洲人作为观赏植物，并不想要吃它。当它初来日本之时，待遇也大致如此。德川四代将军家纲的画师狩野探幽有《草花写生图卷》，中有一幅“唐茄”，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画中的番茄与今天常见的品种大不相同，扁圆多棱，形似小南瓜，可能是沙瓤番茄。
而万历中王象晋著《二如亭群芳谱》，描述番茄是“茎似蒿，高四五尺，花似榴，一枝结四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堪作观，大伞火珠未足喻”。火珠之喻，想来是小巧圆润，与狩野探幽所见的当不是一种。
江户时代中期，美浓养老地区（今岐阜养老町）真泉寺住持毘留舍耶谷留下一部手绘图谱《东莠南亩识》，收入动植物467种。卷二有一幅“六月柿”，正是一幅淡彩西红柿写生，其旁注释：“珊瑚珠茄子，六月土用花笑。草高二三尺，阴草也，当植日阴。花形似茄子，色浅黄，实者至七月中旬色红也。其色赤如珊瑚珠，及八月熟。”倒和《二如亭群芳谱》记载的品种相似。
毘留舍耶谷纂辑《东莠南亩谶》，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到18世纪，人们终于认识到番茄可食。但直至明治时期，日本人对番茄入馔仍不热衷，因为味道太酸，不合日本人的口味。要到大正、昭和年代，日本家庭食物受西式烹饪的影响越来越多，番茄才逐渐流行。昭和三年（1928），京都曾举办博览会，日本本国生产的番茄酱被授予“优良国产赏”。当时的番茄烹饪法，也以西式为主。1932年的《妇女新闻》上介绍番茄做法，“热汤烫过，入冷水，剥皮，切片放入盘中，加奶油酱”。
而在中国，番茄大概也是在1930年代才被普遍接受。1935年，寓居青岛的老舍看饭馆里有一道番茄炒虾仁，便写了一篇《西红柿》。文中对番茄的流行很有一番揶揄：“想当年我还梳小辫，系红头绳的时候，西红柿还没有番茄这点威风。它的价值，在那不文明的时代，不过与‘赤包儿’相等，给小孩子们拿着玩玩而已。大家作‘娶姑娘扮姐姐’玩耍的时节，要在小板凳上摆起几个红胖发亮的西红柿，当作喜筵，实在漂亮。可是，它的价值只是这么点，而且连这一点还不十分稳定，至于在大小饭铺里，它是完全没有份儿的。”
至于原因，老舍这么说：“西红柿的味道并不象它的叶子那么臭恶，而且不比臭豆腐难吃，可是那股青气味儿到底要了它的命。除了这点味道，恐怕它的失败在于它那点四不象的劲儿：拿它当果子看待，它甜不如果，脆不如瓜；拿它当菜吃，煮熟之后屁味没有，稀松一堆，没点嚼头；它最宜生吃，可是那股味儿，不果不瓜不菜，亦可以休矣！”（老舍《西红柿》，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青岛《民报》）
不过当时中国种植的西红柿已然不少。据老舍本人说，北平的农事试验场“每当夏季，天天早晨大挑子的往东城挑，为是卖给东交民巷一带等处的洋人”“一毛钱可以买一堆”。（老舍《再谈西红柿》，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青岛《民报》）
老舍先生拥护油条小米粥，反对煎饼和cheese，因此对洋里洋气的番茄有点成见。中国人所谓的“洋派”，大多数时候也往往意味着轻浮、虚荣、不够庄重。日本人则少有这种心理负担，把西洋作风叫“文明开化”，因而追捧咖喱、猪排等各种新鲜吃食。创业于1897年的京都洋食店老字号东洋亭，至今仍有一道招牌菜，“一个番茄沙拉”，与锡纸烤整个土豆齐名。夏季选用北海道平取所产、冬季选用九州八代所产的美貌大番茄，在热水里烫过，剥去外皮，浇上新鲜沙拉酱即成。
然而一种作物既已“一毛钱买一堆”，就没有不本土化的道理。1939年汪曾祺去昆明，曾评论此地番茄炒鸡蛋比北方做得好：“番茄炒至断生，仍有清香，不疲软，鸡蛋成大块，不发死。番茄与鸡蛋相杂，颜色仍分明，不像北方的西红柿炒鸡蛋，炒得‘一塌胡涂’。”（汪曾祺《昆明菜·炒鸡蛋》）
洋式的番茄与鸡蛋同炒，便成了亲民的中国菜。之后又二十年，随着番茄在全国各地推广种植，番茄炒鸡蛋最终演变成了国民菜。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及的日本《妇女新闻》在30年代也曾介绍过一道“番茄鸡蛋”，做法是“番茄剥皮、切片，以黄油炒至柔软，倒上盐和砂糖调味的鸡蛋，烹至熟”。不知道是独立发明，还是当时中国菜馆的番茄炒蛋已经东传，或是从西餐中演变出来的做法。总之，神韵大体相通。
日本大众熟悉中华的番茄炒鸡蛋，是高速经济发展时期的事。那时中华料理流行至日本各地，中国厨师上电视手把手教做麻婆豆腐、回锅肉，把几样四川小炒改造、推广成日本家庭料理。但要说融入的程度，番茄炒鸡蛋还是比麻婆豆腐差得远。在超市可以随意买到麻婆豆腐、麻婆茄子和回锅肉的调味包，地位显赫仅次于咖喱，而番茄炒鸡蛋还只停留在中华料理餐馆的菜单上。这有点令人费解，不知是不是因为番茄炒蛋并没有复杂的调味，因此不适宜做成调味包推广。请日本朋友吃饭，我常会做番茄炒蛋，很受好评。
日本现在最常见的番茄品种是“桃太郎”，在昭和六十年（1985）育成推出，粉红色，肉质坚实，不易损坏，因此适合运输。日本市场上所见的番茄，大约有七成是桃太郎。在这之前，原本被大规模种植的品种叫“第一西红柿”，1938年在日本爱知县育成。它的口感更好，味道更浓郁，颜色也更红润。不过，因为果实形状不如桃太郎圆润整齐、大小不均，保质期短且容易在运输中损坏，一度被桃太郎完全替代。近些年，又因为“怀旧的老味道”被重新种植贩售。在“番茄恐慌”里，稍微便宜一些的，多是桃太郎；一个卖到十几二十元人民币的，大概主要是后一种。
在被番茄涨价困扰几天之后，本地朋友告诉我，可以多去蔬果店看看。那里通常会有特价番茄。有些果实不太好看、有虫疤裂痕，会被归为瑕疵品，以低价贩卖。实际味道丝毫不差，甚至比一般超市的更好吃。于是某天顺道去了一趟蔬果店，果然看到大堆的番茄，正是那种柔软的“第一西红柿”，两公斤一大盒，不到500日元。装在书包里，一路颠簸回来，竟也没有坏。这一袋吃完，也就要入冬。好在秋天正是种秋番茄的季节，七至九月下种，从冬到春都能收获，但愿番茄的艰难季节很快过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 （ID：sjcff2016），原题《秋天吃不起西红柿》，作者：吴从周（前记者、编辑，杂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