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中特别强调，“引导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入乡建制和离岗创业，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创业人员在原籍或就业创业地落户”，特别强调了要促进人才回流。返乡青年对县域、乡村而言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流入，将影响乡村的人口结构及未来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安吉青年的返乡时间点、从事工作、创业特点等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刻画，对县域返乡创业青年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
一 、青年返乡的时间点？
根据个人生命周期发展，青年返乡大概有四个时间节点，分别是20出头毕业立刻回家工作，或是在外工作几年，有了漂泊感，回安吉成家。也有不少人，由于父母只要自己一个孩子，父母50多岁在外务工比较难，或身体有了疾病，提前回家养老照顾。还有不少中青年，在广州、上海、杭州立业早，学了一技之长、有一定资金技术积累，发现安吉新业态多、游客多、生活环境好，而回乡投资创业。
（一）毕业即回家
有突发性的因素，也有计划性的回家。小科回家一边做茶叶销售直播，一边备战法考。她2021年应届毕业生，但是疫情在家隔离，闲来无事，开了直播分享家里的茶山美景，学着主播卖家里的茶叶，也算给自己在家找点事情做。疫情期间，好工作难找，家里茶叶效益却不错，小科外出找工作失败后，选择回家为家里茶叶走电商的新路子。
与小科不一样，小青是有计划的回家。小青27岁，在广州读完硕士就回家考公了，家里只有她一个女生，她家就住在隔壁县，研二就早早准备浙江省选调、浙江省考，那个时候公务员还没有降薪，公务员待遇好、离家近、工作稳定、自己也有一定学历和能力，求一份安定与发展。虽然才工作2年，小青也已是一个科室负责人。在安吉，像小青这样毕业回家从事体制工作的并不在少数，体制吸纳大量应届优秀毕业生回来。
（二）结婚再回家
出于结婚因素回乡是人数占比最多的，因为婚姻与房子、双方家庭、工作高度绑定，意味着从个体流动的状态向稳定的家庭转变。
如：又木，女，31岁，自己原来在上海房地产公司工作，2017年回家结婚，工作也换到安吉的房地产项目，老公在政府单位上班，难以流动。两个人在上海买房压力很大，而回到安吉。在本地没有住房压力，本地年轻人很多，都比较习惯这个节奏。
方也，男，32岁，大学在杭州学空调专业，出来从事2年相关工作，2016年结婚回到安吉。妻子是本地人，在镇幼儿园工作。在县城，就业不要求专业匹配，工作岗位少，大部分只招一线工人，只有专业技能（缝纫），白茶（炒茶）的工人工资高一点，年轻人没有技能积累也不愿意做一线工人去吃苦，大部分选择普通公司的行政岗位，竹凉席、椅业、房地产公司做销售策划等。
通过和几位青年的闲聊，知道像他们这样的青年不在少数，虽然嘴上说安吉大环境比不上大城市，工资低、消费水平高，但安吉环境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吃喝玩乐社交圈稳定，没有住房压力，又形成了县城“小康”生活的安逸氛围。
（三）回家养老
因为养老因素回乡的人很少，只遇到一个滴滴师傅，他大概35岁，父母在杭州萧山，自己在上海开了两家餐厅，孩子在上海上学，妻子也是上海人，但给岳父岳母在安吉买房，自己则在杭州-上海-安吉三地间随意切换。养老回乡的人少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本地青年还年轻，还未考虑到自身养老；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父母还有劳动和行动能力，80%以上都是本地就业，以自养为主，不需要孩子操心。而在个人驱动因素之外，还有因为家乡发展机会而回乡创业的特殊群体。
（四）家乡发展契机回乡创业
这一部分群体可以说是返乡精英群体，对乡村发展有极大的带动作用。对这一部分群体的吸纳主要通过两方面：一是组织动员，即发动村书记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形成村干部+项目+运营=一村一品的示范发展；二是产业集群吸纳，回乡创业是在外就业和创业的延伸。
2020年以来，安吉县已动员57名具有企业经营管理经历、“双带”能力较强的青年回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选好一个人，带活一个村。如夏阳村的鲍书记，回来前在上海一家外企负责海外业务，2020年村社换届、春节假期时村书记、联村领导、街镇党委书记等通过感情、政策、项目等劝说鲍书记回村。鲍书记以“和自然做邻居”的理念将村庄空地打造成露营目的地，成为新晋网红。2022年，夏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两年前的不足15万元，增加到175万元，吸引越来越多人回小杭坑创业。除鲍书记外，还有鲁家村朱书记、横山坞溪村的戴主任等。浙江村干部的精英化、兼业化、经营化导向明显，在经营事业的同时也在经营村庄。
除村干部等特殊群体创业，还有不少青年，因为安吉电商、民宿、咖啡等新业态崛起回乡。溪龙乡黄肚村和溪龙村作为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地，近两年有许多“新农人”回村，将家里茶叶变成茶业，将自家和亲戚的青叶收集进行包装加工，引进新的生产设备、做直播电商，延伸产业链，扩大经营规模等。
安吉一个县城有300多家咖啡店。作者有幸在溪龙乡的白茶原走进一家咖啡店，店主姐姐30岁，家在隔壁乡镇，之前在上海做咖啡，2022年回家和白茶原项目对接，租金低廉，咖啡价格32-100元/每杯不等，周围环境优美，有不少游客专门从上海等地过来，就为了这一杯咖啡，附近的数字游民、小镇青年也会固定来此消磨半天。还有云沁瑶民宿，老板30岁，之前在深圳从事酒店经营，2021年回家将自己家改造成高端民宿，和茶山景观结合，是安吉县内唯一一家五星级民宿，暑假周末客源爆满。
二、青年返乡后从事什么？
安吉作为长三角县城，在杭州、上海的2小时城市圈内，与一般中西部县城不一样，它有内生性的产业也有新兴的第三产业。青年返乡后从事的职业，除了少量从事农业种养殖和销售的，其他和父辈职业没有太多相关性，创业群体和之前从事的职业高度相关，可以说是在外创业和就业的延伸。
大部分青年返乡就业与之前的工作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安吉虽然有产业，但产业集中于竹产品制造加工和椅业外贸订单，工种少，主要是外来人口进厂。本地青年宁愿经营家庭小作坊也不愿意进厂务工，尤其是近年政府大力推动非正规企业正规化，应进必进园区，家庭小作坊要么转型要么消失。
整个第二产业还面临行业订单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困境。由此，本地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大量涌入第三赛道。从事旅游、民宿、咖啡等相关行业，既体面又新鲜，工作时间相对自由，可以为后续职业发展积累经验又可兼顾家庭。结合调查和安吉新闻报道，安吉青年返乡创业主要从事新农业、电商、文创、民宿几类。
三、青年返乡创业的动机
（一）推拉理论视角下的主动选择
安吉青年返乡创业者不是迫不得已的“返乡”，也不是从小县城到乡村的后撤。他们返乡是基于地方发展契机，从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回到县域乡村的主动选择。当小县城有了向上发展空间，创业从零星个人变成块状集群，城乡二元对立的张力也得以弥合。
（二）城乡循环流动的兼顾效应
从大的空间流动范围看，本地青年返乡是基于超大城市与小县城的流动，这种流动并不是在大城市压力下的被动选择，要么城市化要么回乡等下一代的城镇接力，事实上，他们很多人随时有回到大城市的能力与事业。从县域内的空间流动看，本地青年返乡创业多选择乡村，即生产创业在乡村，娱乐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消费在县城；外来游客去乡村，本地人就业或服务在县城，形成城乡循环互动的模式。青年返乡创业既可以兼顾到大城市的消费群体，又可享受到返乡创业的便利性，还可以兼顾完整的家庭生活。
（三）浙江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
浙江地区小商品经济发达，即使家门口就有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自己经商创业，偏爱冒险做生意，而不是安稳打一份工。家庭作坊式的工业化路径、浙江大部分家庭都具有的经营属性和底色，让浙江人作为经营者面向市场时，几乎每代人都具有从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
安吉也不例外，在80年代初，限制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松动，乡村地区成本低、劳动力多、体制灵活等比较优势显现，成为小商品经济的舞台。村民在宅基地和农地兴建家庭作坊，利用集体企业的剩余生产资料，通过凉席、转椅等融入市场。家庭不仅完成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也有相关经营理念的影响。青年在外工作，若效益不好，还不如回家“追求”一份自己的事业。
四、创业的特点
一方面，安吉青年返乡创业具有普遍性特征。第一，政府的前期改造和规划为青年回乡铺垫了关键基础。安吉县政府率先完成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全面的改造提升，并且创造了“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品牌形象，美丽乡村扭转了整个安吉的经济以及县域发展的转型。第二，村民带头人的作用突出。安吉创业个体小微企业，在在小村小点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创业对学历、技术、资金、雇工门槛要求低。
另一方面，安吉返乡创业具有特殊性。第一，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经营发展方向为主，在此基础上做一产和三产的融合，“新农人”、“企业家”少，产业融合有限。第二，安吉本地青年创业者家庭经济积累高，社会资源多，或之前从事相关行业，具有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等优势。第三，民间资本参与度高，乡村吸引了民间资本的回流和资金转化。第四，安吉作为长三角城市圈的后花园，接近消费市场和消费群体，创业以消费空间生产为主。
五、青年返乡创业的影响
青年返乡创业的影响是多元的，对于青年家庭来说，不必长期分离，有助于形成情感型家庭的维系，在养老、养育方面形成稳定的代际接力与家庭合力。对村庄来说，在青年干部带头人主导的村两委领导下，村庄定位是发展导向的，像管理企业一样运营项目和村庄产业，实现村层面的招商引资。基于村庄发展需求，提高村庄公共服务水平。
对乡村而言，有利于促使乡村经济转型升级，调整产业结构，由农业生产空间转变为消费生产空间，进入后生产主义发展阶段。以文旅发展为主导的乡村创业，重塑了乡村景观，更注重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等。对县域而言，青年返乡创业，不仅提高了人口集聚程度和城镇化水平，更保持了县域发展的活力。此外，青年返乡创业还有利于县域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维持均衡状态，大量青年群体可以承上启下应对养老压力、产业发展压力、教育压力等。
但同时，县域青年返乡创业仍面临市场风险和对孩子教育问题的担忧。尤其是本地居民在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诉求仅在乡村或县城内无法满足，仍面临教育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城镇化的压力。年轻居民普遍从乡村向城市、从县内向县外流动。由于安吉县的区位特征，其阶梯化流动在“县-都市”一级实现了跨越式的转移，而最终其生活图谱存在相对普遍的“回流”现象。
参考资料：
1. 在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上持续用力——“组织振兴引领保障乡村振兴”调研报道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明（中山大学博士生），编辑：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