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中小学调研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学校领导和教师说这样一句话“除了畜牧业，其他部门都要求进校园”，并深度抱怨对正常教学内容、时间和秩序所造成的挤压。针对这一现象，可以从事务类别和过程执行两个方面进行浅析。
进入校园的非教学性任务当前呈现出数量多、种类杂的特征，可以立足事务类型透析教育本质。就事务内容而言，可以将其分为类教育型事务和辅助类事务。
第一，类教育型事务是倡导进校园的主力，是将学校场域定位于“大教育场所”。在此事务中，一种是禁止类，诸如扫黄打非、禁毒教育、电信诈骗等。在基层学校中，具体执行禁止类教育型事务的教师对其内容褒贬不一，具体表现为对其“合理性”方面的犹疑。因为在欠发达县域的乡村中小学中确实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诸如初中女生攀比所交“社会性男朋友”的数量、假期被组织到村庄对鳏寡男性卖淫、辍学吸毒泡吧、网络赌博、偷盗抢劫等等，所以教育职能部门认为此类事务在进校园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基层教师认为在内容精准定位方面稍有欠缺。
类教育型事务中还有一种属于常识普及类，包括垃圾分类、交通安全（佩戴头盔）、食品安全、全国节能宣传周等事务，通常附带“小手拉大手”的要求，即“告家长同意书”，被一线教师广为诟病。
可以看到的是，类教育型事务实质上属于“大教育”范畴。“大教育”是与传统的知识性教育相对，与学校德育工作同出一脉，但内容更广、更复杂、更细碎，对象也不仅限于学生，更拓及其家庭。“大教育”的开展非常必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在后发外生与自主追赶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呈现出“压缩式现代化”进程（周新成，2023），并正经历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推进，受之影响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家庭结构等方面。深处其中的个体，包括心智未成熟的学生，同样也包括诸多家长，特别是深嵌乡土社会的村民，需要习得诸多行为规则、需要在多视角价值观混杂中明辨是非、需要抵挡住如蜜糖般的诱惑、需要掌握适应现代生活的新技能等等，不然会在应接不暇中茫然错乱。然则，大教育具有必要性，但学校这一场域是否适宜？
第二，辅助型事务，主要指的是教师作为劳动力，辅助相关部门开展某项工作，如文明城市创建、河道巡查、视力检测、疫情期间家庭成员外出统计等。此类事务是立足于学校的规模性、集聚性和组织化，动员具有高领悟力、高执行力以及高能动力的教师，以快效率地完成。如此往复，学校将以组织的身份成为政府部门的编外工作机构，损伤教学专业性。
然而，事务的政治性执行过程才是非教学性任务进校园产生消极后果的关键。其一，政治性执行过程的重要特点是留痕，包括照片、简报、文件留存等，这些都是过程管理的依据和凭仗，耗散了教育工作者大量时间和精力。据了解这些活动会占据班主任和中层领导除上课时间外的空闲时间的60%以上，会占到课任教师课余时间的40%，甚至有教师表示“一下课就是填各种表、做各种材料，根本没时间备课，搞得人心力交瘁”。
其二，学校是独立的责任主体，往往成为问责机制下最后的责任承担者，从而倒逼学校对于非教学性任务的顶格，甚至是“超格”推行。安全问题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特别是在夏汛时期。教育部门对学校要求是宣传防溺水的“六不准、四不要、八避免”，尤其注意是要在晚上放学和节假日放假的时候多向学生强调。
此工作落地到学校之后，几乎每一所学校都会在每一天放学的最后一节课，由科任教师叮嘱学生一分钟不要去河边、池塘边等，而有的学校则会在每天两次放学的最后一节课讲5分钟。周末前最后一节课，则由班主任叮嘱20分钟并让学生签《安全承诺书》，有的学校是规定不少于30分钟。在周五或周末，班主任还会在家长微信群中发一些有关防溺水的推文或视频。学校领导在每个星期的国旗下讲话会叮嘱40分钟，并会举办签名仪式。端午清明小长假放假之前最后一节课，科任教师做安全教育40分钟，包括观看视频、叮嘱注意的安全事项等。
除了在校内叮嘱学生之外，学校领导及负责相关工作的教师会定期到学校负责的水域范围内进行巡逻、拉横幅、检查警示牌、拍照等。有些学校会做得更加细致，会将在同一个村庄居住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其中一人担任组长，彼此间互相监督。经过粗略估算，每周每所学校至少要就安全教育叮嘱学生65分钟。并且，学校都会留有照片和简报，以便成为意外事件万一发生时避责的依据。
其三，进校园的非教学性任务往往非常零散、紧急，且要求高。许多任务是要求以主题班会、宣讲会等方式开展，并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样便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学生的课堂时间，且会忽视班集体发展规律以及消解“班会解决学生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的真正功能。
值得思考的是，学校的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那么具体应该教什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学校是进行“小教育”的地方，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是依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段安排等教学规律，探索多样教学模式，以最大限度动员学生学习兴趣，实现学生专业知识、身体素养、行为习惯、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完善和进步。
其次，学校是高度组织化的能动性育人机构，需要自我定位为积极有为的传道授业者，而非担惊受怕的万一事件预防者。
最后，教育职能部门不应该成为其他政府部门的“二传手”，应该积极对各种任务进行识别和筛选，并由思想政治教育股、基础教育股等股室整合成适合学校发展的方案，再由学校执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李欣茹（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编辑：Ally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