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调研的东村，便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该村所在的镇距离广州市中心城区40公里，距离南沙市中心10公里左右，南邻港澳64公里，距南沙口岸仅18公里，距莲花山口岸28公里，而东村距离该镇中心只有3公里左右。村庄户籍人口2276人，800多户，辖区面积2.8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81亩，鱼塘面积376亩，1000多亩的工业用地，宅基地数量为1100多套。
该村在清朝雍正时期成立，只有200多年历史。1995年以前，东村还是一个农业型村庄，渔业和经济作物种植等，1995年有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2008年以前，该村企业和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最多的时候有160多个工厂，主要以纺织服装这类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为主。因此该村的流动人口较多，高峰期流动人口达2万多。在污染治理、经济下行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目前东村全村范围内企业数量50个不到，其中规上企业数量为15个，流动人口6000多人。通过20天驻村调研，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更为真切的感知。
一、在生产缝隙中的生活
经济上行期，产业工人充实而紧凑。对于大多数岗位来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单位劳动价值不高，增加工资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劳动时间。我们来看看一个产业工人一天的安排，从做长白班工人的工作情况来看，一般早上八点开始上班，到中午十二点开始吃饭，简单休息一下之后，又开始劳作，工作到下午六点左右，吃完饭，又开始工作。工作时间往往根据订单量来规定，有时候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回家休息到早上七点左右，继续上班。日复一日。在计件的情况下，订单越多，收入也就不断增加。订单较多的情况下，一个熟练工人，每个月能够挣到7000多元。
这类工作模式主要集中在中小型企业，尤其生产的后端。除了节假日以外，这类工厂几乎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但是产业工人可以选择做多做少，在劳累的时候只要提前请假就可以有的休息。订单不满的情况下，休息也会增多。但是这样的时刻，并不受到产业工人的欢迎。他们往往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时间，而不是休息的时间。
还有一种模式是两班倒的形式，在企业规模较大，大型机器设备不能停的纺织厂和印染厂，往往采取这种模式。订单较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一模式下，工作时长同样比较长，一般为12个小时，除去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零碎的时间可以到江边走一走，和朋友聚一聚等等。
总体来看，他们的时间被大量的生产活动占据，生活只是在生产的缝隙中展开，对他们的生活秩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在出租屋中有明显体现。在东村，企业的宿舍并不多，或者不能够满足大多数产业工人的需求，因此大部分产业工人的生活主要发生在工厂之外。
出租屋是产业工人的主要生活空间。常理来说，因为出租屋建设非常拥挤，在这一拥挤空间中，多个主体包括房东和多个租客，他们长期生活在出租屋。另外这一空间的质量不高，包括隔音效果不好，公共空间稀缺。因此这一集聚和拥挤空间很容易产生基于空间权利的博弈，引发各种矛盾，很容易引发空间政治的失序。但是实际上这一空间中彼此不同主体呈现出高度疏离的状态，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矛盾。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空间，但是生活主线却是平行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分离。产业工人是高度嵌入到生产的，尤其是住在城中村的产业工人，在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成为了增加收入的主要办法，这意味着产业工人的大量时间都是在工厂，而不是在出租屋。再加上还存在不同产业工人上的班次不同，休息的时候也会去公共空间，产业工人之间的共场空间并不多。
此外，在高强度劳动下，进入到城中村这个空间，大多数产业工人是会尽量避免矛盾的，也会因为感同身受而尽量避免去干扰其他人休息，确保自己在有限的下班时间里能够快速地得到休息和修复，支撑高强度的劳作，毕竟在生产的缝隙中争取到的休息时间十分宝贵。如果遇到矛盾，因为在城中村有不同价位和不同空间形态的出租房选择，产业工人很多时候会选择进入到另一个出租屋，直到找到比较合适的出租屋。
可见城郊村这个空间看上去是拥挤的，但是本质上生活于其中主体是十分疏离的，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主体都会尽量去减少矛盾，这构成城郊村秩序维系的基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展开，处于一种完全依附的位置，这是城郊村产业工人的生活空间拥挤，但是生活大多十分和谐、有序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也构成产业工人“轻生活”的重要面向。
二、轻社交：弱预期、弱互助和负担轻
产业工人同样有社交的需求。他们需要人一起打发闲暇时间，有时也需要依托社会资本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解决某些依靠家乡的社会关系无法解决的问题。产业工人大多是以老乡为主要的交往圈，他们有些会选择尽量租住在一个片区。一起聊天和散步，打牌，亦或是吃烧烤之类是产业工人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那些一起找工作、甚至在一个工厂工作的老乡，或者生活在同一个片区的老乡，他们之间构成一种互助关系，包括搬家的时候帮忙，偶尔借个小钱，帮着接送小孩之类的。
他们中也有分化，一些人认为“多个朋友多个鬼”。这一类人往往是常年上长白班的人，一个人在本地上班，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他们的社交仅限于偶尔休息的时候去老乡那里坐一坐，其他便没有太多社交。在有了手机之后，这类社交也变得不是那么必要。
因此，在外地人聚集的地方，往往会形成一个个小规模，主要由老乡构成的迷你“半熟人社会”，一般都在10户左右。他们之间有诸多来往，但是也仅限于一些非常简单的社交和互助。这种关系作为一种轻关系，不会轻易破裂，但是也不会非常强韧。大家交往过程中往往都处于一种弱预期的状态，大部分人都有基本的边界和默契，不会打破这一边界。这也意味着这类关系往往也不会给彼此造成负担。
在外地的熟人社会与本地熟人社会不同，因为这一半熟人社会的整体运行会被整个大环境笼罩和吸纳，作为一种补充性和缓冲性的关系存在，因此也就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气候，消费竞争和面子竞争这类熟人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交往面向就很难在这样的小气候中产生。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家庭保障和工作保障充实的基础上，这类关系作为一种生活场的样态，对于很多在外务工的人而言是一种保护，这不仅是个体在外应对突发情况的弱保护，也是对个体自由、轻松交往的一种保护。这对中国农村人而言，是宝贵的。中国农村人在村庄社会的交往中，要么受到伦理约束，要么受到强社会竞争的约束，这种强关系对于现代化的个体而言，是一种保障，但是同时也是一种约束。当前情况下，互助弱化，但是伦理约束和社会竞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其负面后果在放大，正面效应在弱化，负担的意味实际上在加强。
因此除了部分村庄社会还保留温情脉脉那一面的宗族地区以外，很多长期在外务工的人认为，在外生活反倒自在一些，没有什么心理和交往负担，也不需要攀比，回去了甚至还觉得不太习惯。至少在他们不需要考虑养老问题之前，这种生活是十分舒适的。
三、轻消费与“生活经济”
“轻消费”，是外来务工人生活的另一个典型特征。生产时间长，生活时间短，本身就构成一种经济。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采取各种策略来节约生活开销，首先从住来看，城郊村的多元选择给他们节约生活开支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工业发展的高峰期，一栋栋出租屋拔地而起，每间的价格只有从100~700元不等，规模也有单间和套间，以单间为主。
除了这类出租屋以外，还有一些偏远老旧的房子，有的甚至是独栋，也被很多有家庭或者喜欢清净、便宜房子的产业工人所青睐。我们了解到，最便宜的房子一间只要80元，一家三口在里面生活。很多房间主要是单间也只要100元，甚至十年不变房租。
住房这一块，上涨的电费构成负担，1.2元到1.5元每度电，尤其是炎热的夏天，吹空调会使得这方面的开销骤增，为了节省电费，他们会想各种办法，不安装要一直耗电的热水器，用热得快来洗澡，甚至用冷水来洗澡。一位老人告诉我们，夏天他们都是用冷水洗澡。空调也是能够不同就不用，去外面纳凉便是一种好的选择。在东村的夏夜，大部分不上班的产业工人或者家庭成员都喜欢去广场、河涌边或者江边纳凉，在江边聊到很晚，甚至就在江边玩手机。很多人也是出于节约的考虑，因为在相对封闭的出租屋内，夏夜如果不开空调，是难熬的。
饮食方面也是尽量节约，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诸如从老家带免费的肉品，购买城郊村老人提供的廉价蔬菜等等。交通方面，也是尽量地节约，小电驴和摩托车是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充满电一次也只需要几块钱，可以骑上好几天。
在娱乐方面，他们也遵循一种十分经济的方式。去广场、江边吹风，自不用说。在这些开阔的空间，他们还可以跳广场舞、甚至K歌（自己买的音箱设备），到河涌里钓鱼。偶尔和老乡们去廉价的大排档喝啤酒、吃烧烤。
整体来说，他们的生活是充实而忙碌的，这给了他们基本的秩序感，而轻生活给了他们充分休息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惬意。在重生产、轻生活的格局，这里的产业工人都获得了强积累能力。
据老乡们反映，在这里务工十多年，甚至二十年，大部分人手里多能够存上个五十万以上。外来务工人员的轻生活之所以可能，从动机上说，是因为他们来到城市，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消费的标的物主要是家庭再生产所需，比如在老家县城买房子等。他们并不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因此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城市加大自己的消费。
从空间层面来看，城郊村这类低成本空间给他们提供了保障。空间形态和价格多元的出租屋，随处可见的小菜园和果树，较为齐全和广阔的公共空间。城郊村相对稳定的租房为老乡们在一个区域集聚，从而建构出一个个迷你的“半熟人社会”所提供的支持，城郊村这类开放性和多元性空间本身释放出的对产业工人的包容性，也给了产业工人以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支持。
这其中蕴藏着中国产业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低的秘密，这也构成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优势。轻生活的背后，虽然反映出产业工人生活的朴素与局促，但是也不能忽视轻生活背后的自由和松动惬意，因为轻生活所带来的强积累和踏实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工人而言，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李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编辑：十一笔的GGB